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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叙事与伦理关系—《床上的爱丽斯》的隐喻言说孔瑞摘要：美国作家兼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戏剧《床上的爱丽斯》通过隐喻性疾病叙事，关注 生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生命个体和自身的伦理关系探讨爱丽斯疾病的 表征;分析詹姆斯家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解读其疾病的归因；分析爱丽斯社会伦理身份困境探讨其疾 病的不当治疗，从而深入理解疾病现象以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疾病隐喻。
关键词:《床上的爱丽斯》；疾病叙事;伦理关系；隐喻美国作家兼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 usan Sontag, 1933 - 2004)曾以反对阐释的美学主张来对抗阐释的流弊，强调感性和审美。
然而，深人理解桑塔格的美学主张应该 看到，她反对的是理性超越感性、内容驾驭形式。
作为一名 作家，桑塔格一直致力于寻求审美感性与道德力量之间的 平衡，她坚信“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 道德的人”①。
《床上的爱丽斯》Alice in Bed,1993)是桑塔 格的戏剧作品，在该剧的八幕剧场景中，桑塔格以永不退场 的爱丽斯为场景中心，运用现实场景和幻境重现交替呈现 的戏剧艺术手法，展示被困于病房床上的爱丽斯与哥哥、护 士和小偷的对话;幼年爱丽斯和父亲的冲突;爱丽斯神游罗 马的意识流中的内心外化;聚集艾米莉•迪金森和玛格丽 特•福勒的鬼魂、戏剧《吉赛尔》中迷尔达和《帕西法尔》中昆德丽开茶会的人鬼同台的戏剧情境，并运用冲突未曾解 决的悬念结局等彰显戏剧的艺术魅力，表现了女性囿于自 我心牢的困惑，想象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在男权社会的困 境。
桑塔格在该剧中融合了艺术唯美与道德伦理的和谐追 求，关注生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问题，表达了桑塔 格对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
戏剧《床上的爱丽斯》的主人公原型是19世纪美国的 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的女儿，哲学家及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小说家小亨利•詹姆斯的妹妹爱丽斯•詹姆斯，她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文雅纤弱，短暂生命中孑然一身，无 婚姻无子嗣，一直遭受着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症、心脏并发 症、痛风、神经过敏和精神危机等种种疾病的折磨，于43岁 时死于乳腺癌。
《长江丛刊》2019.0467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宝贝》的创伤叙事■李 晶/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宝贝》是20世纪美国实验派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短篇小说，收纳在其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中。
小说以充满同情和理解的笔触真实再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创伤。
本文尝试从难以言说却不得不说的家庭创伤、关键人物的创伤展演、疾病的创伤隐喻等方面探讨作者高明的叙事技巧，进而体察其令人动容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桑塔格 《宝贝》 创伤叙事 疾病隐喻苏珊·桑塔格是美国20世纪风向标式的女作家，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创伤的世纪，而桑塔格本人不仅是创伤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因此，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化批评，她的思想与文字总紧密地与时代结合，积极介入文化生活，承担着社会良心和社会批评的责任。
桑塔格作品转型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I,etcetera ），宛如多棱镜般展现了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代美国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知识女性的精神肖像，以及当地美国都市人的多种创伤。
短篇小说《宝贝》(“Baby ”)正是选自选自这部短篇小说集。
《宝贝》的中文译者申慧辉指出，桑塔格对现实的关注和人性的关怀使她能够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把握时代的脉搏，诊断出社会的问题，揭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征候。
”［1］本文将努力从以下几个侧面入手，探讨文本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创伤书写。
一、难以言说却不得不说的家庭创伤《宝贝》是一篇心理问题小说，讲述了一对夫妻轮流去看心理医生的故事，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价值观的混乱，以及对教育下一代造成的直接后果。
小说中有两条叙事线索。
一条是夫妻：他们的婚姻生活矛盾丛生，对子女教育问题手足无措，定期参加社区疗救性的小组活动，并经小组医生格灵威推荐在专业心理医生处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心理咨询。
他们是小说中的心理病患者；另一条线索是小说的关键人物——“宝贝”：夫妻二人轮流找心理医生倾诉的核心话题是“宝贝”。
疾病性格叙事——对巴金小说《寒夜》的一种解读余悦【摘要】在巴金的小说《寒夜》里,肺病是贯穿全篇的重要象征,它兼具了隐喻与叙事的功能,使文本充满了巨大的张力,足以超越社会写实的题材局限,以呈现人物内在的心灵世界.巴金通过疾病,暗示着汪文宣身上知识分子人格的压抑和适应社会转型的无力感,他的精神疼痛恰恰显示出文人在乱世对旧时理想的最后切望.【期刊名称】《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6(000)002【总页数】5页(P51-55)【关键词】疾病;隐喻;叙事;自我压抑;知识分子;生命力【作者】余悦【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5长久以来，人们对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作出了众说纷纭的阐释：它有时被归纳为高雅、纤细、感情丰富的象征，抑或苍白、消瘦、柔弱的病态美[1]，有时又被视为一种个人不得志的消极，是“忧愤”时代情绪的反映[2]。
低烧带来的面泛潮红、病灶部位的隐形、生命力的枯耗、被病态催长的虚幻的热情，正是这些现实症状的神秘性，往往使肺病体现出广阔的包容力，成为内涵丰富的隐喻。
然而，疾病却也必然是对真实世界的某种再现，作为题材，肺病依然需要参与情节，并符合某些必要的现实规约，换句话说，它是写实的。
隐喻和写实，分别代表了疾病的修辞和叙事功能，从这种复杂性出发，肺病在巴金的小说《寒夜》里对人物、心理、叙述等方面进行了连环的干预，在一些“虽显犹隐”的特点上，小说超越了作家原本的期待，具备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寒夜》描写的是校对员汪文宣在社会压力、经济贫困与家庭矛盾中备受逼迫、挣扎，从而害上肺病痛苦死去的故事。
巴金虽然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3]P703，但实则是在深刻批判造成战争苦难的侵略者与加重苦难的国民政府，这位小人物的悲剧只是人们普遍命运的缩影。
肺疾在这样的创作意识下成为主人公汪文宣悲惨、凄凉命运的直接写照，区别于上世纪20年代丁玲、郁达夫笔下疾病的浪漫气息，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神秘特质，肺疾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审美想象。
走进中文世界的苏珊·桑塔格走进中文世界的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1933—20XX)在当下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提起桑塔格，我们立即就会联想起近年来贴在她身上的各种标签。
她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本”、“当今最智慧的女人”、“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当代美国极为活跃的才女学者、评论家和作家”。
我们知道，桑塔格生前在许多访谈中都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什么标签，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喜欢以多种形式写作的作家。
当然，尽管在文学或文化批评中，给研究对象贴标签是懒人的做法，特别当我们面对的是桑塔格这样一位反对简单化的人物时尤其如此，然而，标签无疑也代表了一种印象，如果这一印象是在阅读了相关作品之后获得的，便仍有其可取之处。
事实上，桑塔格值得我们时时回望。
她是一位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化背景的文化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观察敏锐，富有正义感；她的写作领域广泛，涉及当代西方文化的几乎所有层面，在小说、文论、电影、摄影、戏剧诸多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成就卓越。
作为一个作家、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桑塔格为西方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而这笔遗产的物质形式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广泛流传。
不妨说，苏珊·桑塔格已走进中文世界。
一、小说的译介现在提起桑塔格，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论著，而非其文学创作，如小说作品，这是十分自然的。
桑塔格所撰写的论著更加著名，笔锋所指，涉及对文学经典的分析，或对大众文化的讨论，并立即产生轰动效应。
她的批评文字如《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沉默之美学》、《色情之想象》等一系列篇什，一经发表，即刻成为美国文坛的大事；这些论著以及日后的《论摄影》、《作为疾病的隐喻》等等是她留给美国文化的主要遗产。
然而，桑塔格有着多栖的文化身份，她左手批评，右手小说，时而还腾出手来拍电影、写剧本。
桑塔格后来告诉纳丁·戈迪默，她从小做作家梦，七、八岁提笔创作；当时，她认真考虑过发表作品的事情，她认为当作家就是要发表作品，而她后来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小说——一部她本人很喜欢的小说，即《恩主》(The Benefactor，1963)。
白鸟库吉的中国观研究在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其中，白鸟库吉的“南北二元对抗”理论对中国的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这个理论进行详细的探讨，以期深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白鸟库吉的“南北二元对抗”理论白鸟库吉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即“南北二元对抗”。
这个理论主要观点是，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和以汉族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斗争构成的。
南北二元的划分白鸟库吉以长城为界，将中国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长城以南，主要是汉族居住地，这一地区的人们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长城以北，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这些民族的生存方式以游牧为主，与南方的农耕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
南北二元的特点白鸟库吉认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是居无定所，以肉和酒为食，善于骑马和争斗。
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身体强健，擅长战争，并且不怕牺牲。
而南方的农耕民族则以汉族为主，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注重定居和稳定。
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中的矛盾和冲突。
南北二元对抗的影响白鸟库吉的“南北二元对抗”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个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并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文化的历史，而是由多个民族和文化组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体。
然而，这个理论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一些学者认为，白鸟库吉的“南北二元对抗”理论过于简化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例如，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唯一的矛盾。
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其他的冲突和融合，如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等等。
此外，白鸟库吉的理论也受到了来自其他学派的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将中国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南北二元是对中国历史复杂性的简化。
他们认为，中国历史更像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大熔炉，各种力量在其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