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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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绝望和苍凉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绝望与苍凉充斥其中,很少有大团圆的结局。
这是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书写者,她以老辣犀利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以独有的绝望和苍凉的人生意识揭示了她们的生存困境,表现了她们面对这种困境时的异化以及抗争。
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探索,张爱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挖掘女性不能脱离困境的原因,揭示女性在经济、精神上的难以自立,展现女性个性解放的艰难。
女儿,阴影下的生存与毁灭张爱玲自小生活在一个充满遗少气氛和现代文明相交杂的环境中。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加大家族浪荡子式的人物,而母亲和姑姑则是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新代人物。
面对这样一种新旧文明“犯冲”的状况,她深深体味到自我在家庭中,她所属的那个没落阶层在社会中,人类在荒凉的时空背景中等诸种失落:这种失落感构成作者的情绪基调,笼罩在作品中,使人物的内心体验都呈现出宿命的虚无感,形成了她作品主题的总特色:悲观、虚无。
我们知道,作家童年的性经验缺失对于作家以后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爱玲自小在豪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
旧式豪门巨族的腐朽生活在她面前上演了一幅幅鸦片烟、姨太太、争遗产、狎妓的丑剧,同时她又经历了父母离异的痛苦,16岁时在“继母”的统治下讨生活。
其间曾被父亲幽禁,“他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
”逃离之后,进入母亲的家。
虽然精神上比以前要充实一些,但每每陷入物质困境。
有着彻骨经验的作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也是极为深刻的。
作为一个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女儿,张爱玲笔下的女儿几乎都是不幸的。
川嫦死去的原因绝望和苍凉是张爱玲作品的底色,也是其笔下女性形象表现出的共同的生存状态。
她们一直笼罩在绝望的挣扎和苍凉的人生况味之中。
自私,是人性的魔障,也是血缘亲情的天敌。
张爱玲尖刻地挑剔着人的生存世相后面隐藏的人性真相,她总是能够发现种种装饰性表象后面隐藏的空虚、自私、盲目。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浅析《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人物形象及人物悲剧《倾城之恋》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了在上海法租界日本人宫城三千院对中国女孩白流苏展开追求并最终宣告失败的故事。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白流苏的人物形象及其悲剧进行浅析。
白流苏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是一个富有东方特色的女性形象。
她是一个美丽、聪明、温柔、富有机智和敏感性的女子,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心和渴望。
她的美貌和智慧吸引了许多男人,但她拥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不愿随波逐流。
她追求真爱和尊严,不愿成为对方的玩物。
她对待感情非常认真,并一直寻找自己真正的幸福。
她的坚持和不妥协的原则使她成为许多男人心中的神秘与梦幻的女性形象。
白流苏的悲剧在于她的不幸和无奈。
她犯下严重错误的行为,如背叛父亲和朋友,导致自己的命运被改变。
她在宫城三千院的追求中陷入了一个不可解的情感泥沼中。
尽管她一直试图逃离,但她最终被迫与宫城三千院结婚。
这个婚姻对她来说是一种牺牲和折磨,让她失去了自由和尊严。
她一直渴望着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终究无法实现。
她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无法摆脱宫城三千院的影响,无法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自我。
白流苏的悲剧与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快速变革和动荡的时期。
外国势力和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白流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了来自日本人宫城三千院的追求和外力的压迫。
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和生存,被迫做出了不情愿的妥协和牺牲。
她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对中国社会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人物形象与其所面临的悲剧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
她是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女性形象,饱含着人性的矛盾和挣扎。
她的悲剧与历史和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彰显了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通过对白流苏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所揭示的人性困境与社会现实,并思考这对于我们当下社会的启示和警醒。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张爱玲和苏童都是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他们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但是,两位作家的女性形象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本文将从角色塑造、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两位作家女性形象的异同。
一、角色塑造张爱玲的女性形象通常被刻画得柔弱、娇媚,缺乏主动性。
她们往往是处在爱情纷争中的被动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贾琳娜通过反复更换丈夫来达到自我价值的提升;在《金锁记》中,苏小姐则被家庭和社会环境所约束,大胆抛弃她的婚姻和事业。
这些角色塑造虽然充满了悲剧性,但也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的关注和关怀。
而苏童的女性形象则被赋予了更多主动性和复杂性。
在《落花时节》中,雨果妮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幸福,而去帮助自己的好友,展现出坚强和勇敢的一面。
在《庐山谣》中,冠儿则是一个冷静机智的女性,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解了种种纷争,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二、性格特征张爱玲的女性形象通常被塑造得很娇弱、柔情,她们总是处于爱情之中,面对男性的爱情陷阱,往往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
比如,玫瑰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面对顾铮的疯狂爱情时,无法自拔,最终落得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而苏童的女性形象则更加复杂多样。
由于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
在《黄金时代》中,王小妮是一个想出国发展的女孩,她独立、自主的性格成为她塑造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其他苏童的小说中,女性也往往是有鲜明性格特征的,比如勇敢、聪明、坚强、温柔等等。
三、对生活的态度张爱玲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些磨难和挫折,但她们依旧对生活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玫瑰虽然最终没有嫁给她心爱的人,但她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坚强地面对着生活。
在《半生缘》中,沈小娘也是一个乐观、积极的女性形象。
她虽然因为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而痛苦不堪,但她仍旧坚信着爱情的力量,最终走出了自己的情感困境。
相比之下,苏童的女性形象则更加现实和坚强。
论《荷花淀》中的女性形象《荷花淀》是中国现代知名作家张爱玲的一部小说,小说以20世纪初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一段荒诞不羁的爱情故事。
在小说中,女性形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展现了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和对待。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荷花淀》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她们的命运、性格及对爱情的态度。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有些是聪慧、果敢的,有些是温柔、柔弱的,有些是世故、精明的。
小说主要描述了三位女性角色:颜色、清玉和静珠,她们展现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轨迹。
首先是颜色,她是一个性格果敢、豪迈的女子,对爱情勇敢追求,她不畏惧社会的眼光和传统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所爱的人。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颜色是一个有主见的女性,她不甘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地争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她对待爱情坦诚直接,不畏惧外界的非议和压力,她秉持着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
在当时旧社会的压力下,颜色最终还是被迫与自己所爱的人分开,她的爱情故事以悲剧收场。
颜色的形象展现了当时女性的坚韧和执着,她的遭遇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爱情观念和价值观的束缚和限制。
其次是清玉,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温柔的女子,对待他人充满着爱心和善意。
清玉的形象展现了当时女性的柔弱和温柔,同时也反映了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
在小说中,清玉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坦诚和真挚,她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甚至不计得失。
清玉最终也无法逃脱世俗的限制和命运的捉弄,她的爱情故事同样以悲剧收场。
清玉的形象展现了当时女性的柔弱和坚强,她的遭遇也反映了当时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爱情观念的局限和束缚。
最后是静珠,她是一个世故、聪明的女子,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晰的认知和把握。
静珠的形象展现了当时女性的狡诈和聪明,她不甘于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安排,而是努力地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和生存空间。
在小说中,静珠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现实和理性,她愿意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和更大的利益,不愿意为爱情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经历而闻名。
她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多样而丰富,既有温柔娴静的女子,也有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她们展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在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红玫瑰是一个旧时代中的女性典型,她温柔贤淑,对待感情又是坚持守信的。
她在爱情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无私,对待她的丈夫宁远晚年的病痛,她坚定地守护在他身边,关心照料。
她的爱情观念贯穿着整个小说,她坚信自己的爱情可以改变宁远,给他带来幸福。
红玫瑰代表了传统女性的品质和价值观念,她在男性社会中以悲剧的方式被迫作出了一系列的牺牲。
与此相反,白玫瑰则是一个现代女性的典型形象。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不被束缚的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白玫瑰是一位成功的女强人,她在事业上非常有成就,并且在爱情上拥有着自己的选择权。
她不愿意妥协和牺牲自己的幸福,她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自由。
白玫瑰代表了现代女性的自主和独立,她们不再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压力的束缚,追求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半生缘》中,女主角明亮是一个受到家庭和社会压力束缚的女性形象。
明亮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性,她在家庭中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一直为家庭而奋斗,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她一直生活在丈夫的阴影下,忍受着他的不忠和冷漠。
她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不幸,她被社会舆论束缚和家庭压迫,没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明亮代表了传统女性在现实中的困境和无奈。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丰富多样,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展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她们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选择,无论是被传统道德观念束缚还是追求独立自主,她们都在自己的方式中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代表了中国女性的多样性,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对女性地位和价值观的影响。
张爱玲通过她的作品为女性争取了发声的机会,让她们的声音在文学上得到了体现。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角色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揭示女性内心世界和社会角色为主题。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被塑造得极为丰满和复杂,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习俗的批判。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往往是以独立、自主和坚强的形象出现。
她们有着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不愿受制于传统的束缚。
例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白玫瑰拒绝了传统的婚姻安排,坚持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
她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动的配角,而是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张爱玲通过这样的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不要被社会的期望束缚住。
然而,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和被动角色。
她的女性形象常常处于家庭和婚姻的困境中。
她们要面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压力,同时也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例如,在《金锁记》中,女主角珍妮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选择,她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
这个形象展示了张爱玲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思考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除了家庭和婚姻问题,张爱玲的作品还反映了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中的困境。
她的女性形象往往要面对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和社会规范。
她们要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时也要面对性别歧视和职场压力。
例如,在《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为了获取情报而被迫接近男主角梁思成,她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还要忍受男性的控制和压迫。
这个形象揭示了女性在职场中的边缘化和被动地位,同时也呼吁女性要为自己的权益和尊严而奋斗。
总的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社会习俗的批判。
她通过描绘独立、自主和坚强的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同时,她也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婚姻和职场中的困境和被动地位。
她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对女性地位和社会习俗的思考,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引言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其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女性的处境,刻画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本文将就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展开探讨。
女性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既有清纯可爱的女孩儿,也有沉醉于荒淫生活的女人;既有受尽折磨却坚强自立的女性,也有被爱情瑟缩的女子。
女性形象鲜明生动,风格独特,表现出了张爱玲作为一位女作家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洞察力。
女性处于社会角色的矛盾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处境经常是比较不利的。
与传统观念相比,现代社会更加重视女性的自主和地位,但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却常常强调女性处于社会角色的矛盾,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影响,又受到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反传统影响。
她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不断地影响着她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之一。
女性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经常是女性形象的突出特点之一。
她们在爱情中得到了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彰显,罔顾一切地追求爱情。
但是,爱情也常常成为了女性的枷锁,使她们处于弱势和被动状态。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被爱情所束缚,也因此承受着爱情所带来的种种痛苦。
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常常表现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她们希望摆脱传统社会中缺乏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模式,表达出一种破除束缚的冲动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通途。
因此,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女性经常具有一种表现出女性个性和独立性的倾向。
结语张爱玲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处境和矛盾。
女性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引起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
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女性意识在张爱玲小说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探讨现代女性自我实现和价值的探索。
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张爱玲的小说经久不衰,常在评论界掀起热潮,她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结婚求生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结婚来求生存的女性。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即便爱情与婚姻相背离,她们也会孤注一掷,因为物质、金钱才是她们择爱的首要标准,结婚也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凤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女性。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产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对钱财的过度艳羡改变了她的婚恋观。
只要能嫁给有钱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无怨言,最终她不惜与娘家闹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
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笔财产,这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
但她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在她心里,是婚姻让她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纵然生活是凄凉孤寂的,她也依旧知足。
可以说,是金钱桎梏了她,让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笼里打转。
《留情》中敦凤,她的家族在当时的上海是屈指可数的大商家。
苦命的她在二十三岁时死了丈夫,面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敦凤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富足的小姐,最后也是为了生存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米先生,即便是当二房她也甘愿。
敦凤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能给予她经济安全的男人,于是,从守寡到再嫁,为了生存她甘愿再次跨进婚姻的围城。
(二)狠心恶毒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一些不能被众人理解的狠心恶毒的女性,张爱玲对这类女性的刻画,多集中在母亲这一角色身上。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母亲常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她们善良、慈祥、温柔,为了儿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
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却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一贯理解,她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作了反常的描写,她笔下的母亲深受环境的制约,她们或无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们身上,读者很难找到醇厚温馨的母爱,狠心恶毒成了这类女性的代名词,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 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 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 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
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
纵观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典型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篇11 、丧失母性的母亲形象俗话说母爱大于天, 母爱是众人赞赏的。
惟有张爱玲笔下的母爱是一反常态的, 她把人世间最美丽的母爱作了叛逆的描写, 她们或自私、或冷酷、抑或是无情, 都是身受环境的抑制。
在她的笔下曹七巧、顾太太、白流苏的母亲、川嫦的母亲她们的爱冷的让人不寒而栗!其中, 曹七巧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刻画的“最彻底的人物”。
曹七巧, 是个麻油店主的女儿, 原本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她洋溢着青春气息, 是个讨人喜爱的大姑娘。
然而, 在“存天理, 灭人欲”、“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 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
门第上的悬殊, 使她很不适应姜家人的生活, 她的粗俗遭到了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 虽然生活的衣食无忧, 但是这种幸福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心理的不平衡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 导致了人性恶的发展。
姜家人在情感上对她的排挤是她人性扭曲的第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曹七巧嫁给的是一个骨痨患者, 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 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 虽然对小叔子季泽有爱慕之情, 但是那是近不得身的。
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是导致她人性恶发展的第二个直接因素。
无性无爱的婚姻不仅使曹七巧正常的生理欲求得不到满足, 心理上也渐渐发生扭曲变形。
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 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 而她也只能靠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
金钱的枷锁是导致她人性蜕变的主要因素。
长期心理生理上的压抑使曹七巧感觉“人生在世, 还不是那么回事”而后, 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地所剩无几的时候, 便到她面前倾诉起爱情来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以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创作闻名于世。
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她对女性角色的描绘和思考。
首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展现出复杂而矛盾的个性。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通过对两位女主角的描写,展示了她们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红玫瑰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冲动的女人,她追求自由和爱情,不愿受到任何束缚;而白玫瑰则是一个温柔而顺从的女子,她将家庭和婚姻看作最重要的事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小说中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和碰撞,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身份和角色的多样性。
其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置于男性的视角下。
在《金锁记》中,女主角茉莉被描绘成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人,她的存在对男主角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然而,茉莉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揭示,读者只能通过男主角的眼睛来观察她。
这种置于男性视角下的描写方式,使得女性形象显得神秘而不可捉摸,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平等。
此外,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在《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但她却因为与日本间谍有染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尽管她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她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成功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并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对抗和解脱。
这种将女性形象赋予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描写方式,展示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觉醒和自我解放的思考。
最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描绘成具有独立思考和情感世界的个体。
在《小团圆》中,女主角柳如是一个聪明而独立的女人,她对婚姻和家庭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她的坚持和努力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将女性形象描绘成具有独立思考和情感世界的方式,反映了张爱玲对女性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的关注。
第16卷第4期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12月V ol.16N o.4Journal of Pengcheng V ocati onalU niversity D EC12001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成秀萍(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可分为三类:一是缄默无助的女性,如禄兴娘子、娄太太等;二是丑怪疯狂的女性,如七巧、霓喜等;三是自由青春的女性,如曲曲、密斯范等。
其小说中的女性特征:懦弱胆怯、丑怪疯狂;女性潜意识:压抑焦虑、缄默无助;创作心态:描摹现实、悲凉压抑。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 特征 潜意识 创作 心态【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24(2001)0420021203Ana lysis on the Fe m i n i n e Characters i nZhang A i-l i n g’s NovelsCH EN G X iu-p ing(Zhenjiang H igh College,Zhenjiang,J iangsu212003,China) 【Abstract】 In Zhang A iling’s novels,w e can see th ree types of fe m inine characters:F irst,a k ind of hel p less wom en keep ing silent.Second,a k ind of ugly and crazy and w ild fe m ales.L ast,free and young ladies.T heir characters show in recreance and ti m idity,ugliness and m adness,and opp ressi on.【Key words】 Zhang A i-ling;fe m inine;character;subconsci ousness;creati on;intenti on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的未来很不保险:我们尽量越来越依靠自己,但是,这个社会和经济势力根本不承认我们是独立的人……——巴巴拉・埃伦里奇①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看到作家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历史、文化及其自身的性别、经验而写作。
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她写出了女性的压抑焦虑以及她们在家庭社会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
作家对于女性压抑焦虑、缄默无助的书写表现了她对于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深受贬压的一种抗争。
一、女性特征:懦弱胆怯、丑怪疯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她将边缘意义的女性群体带进文本的中心舞台,以压抑的女性身体、女性文化,以及她们的缄默无助、焦虑疯狂等,与“五四”以来以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文学传统形成二元格局,使她的小说文本成为女性作家表现欲望、身份、语言和文化的剧场。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缄默无助的女性。
这一类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最为光彩、最为丰满的形象,如禄兴娘子(《牛》)、娄太太(《鸿鸾禧》)、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川嫦与郑夫人(《花凋》)、小艾与席五太太(《小艾》)、全少奶奶与潆珠(《创世纪》)、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
张爱玲的中学习作《牛》刻划了一个贫穷可怜的妇女——禄兴娘子的形象。
禄兴娘子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女性,当她的男人收稿日期:2001210227禄兴——一个败家子,想把她的最后的财产——两只瘦弱的小鸡送人借牛时,她无力阻止,也无法阻止。
“她那棕色的柔顺的眼睛,用那种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她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把蓝布围裙蒙着脸哭起来。
”②《花凋》演绎的是一个美丽的少女郑川嫦患病去世的故事。
郑川嫦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里,因为她去世后父母为她修葺了一个华丽的墓园。
然而,事实上由于父母不愿再掏钱为她治病,久病在床的川嫦失去了及时的治疗,无助地在病床上等待死亡,连爱情也悄然溜走。
“她是没点灯的灯塔。
”第二类:丑怪疯狂的女性,如七巧(《金锁记》)、霓喜(《连环套》)等。
《金锁记》以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七巧向衰微没落的贵族家庭突入造成的失衡为起点。
在麻油店家庭中长大的七巧任性要强、性格暴躁、举止粗俗、出言不逊。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③出嫁前的七巧健康粗壮,浑身上下透着野性的美,“看见肉铺里的朝禄。
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
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她的眼睛……”不幸的是,年轻生命力旺盛的七巧被贪财的兄嫂卖给了破落的大家庭姜家做儿媳,丈夫是个行同僵尸的瘫子。
身份低贱的七巧从进入姜家第一天起,就被置于边缘的位置,连家里使唤的丫头都瞧不起她。
七巧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她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
她虽然口不遮拦,然而在姜家这个大家族中依然处于缄默无助的地位。
情欲世界的不能满足、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使七巧人性受到压抑,心理严重扭曲。
七巧将自己的不幸发泄到儿女身上,她一手导演了儿子的婚姻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的爱情梦,成了一个愤怒的疯女人。
在《连环套》中,女性的缄默无助、焦虑压抑则进一步激化为戳尸的歇斯底里行为,“霓喜将花瓶对准了他砸过去……霓喜趴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了拳头使劲地捶床,腕上挂的钥匙打到肉里去,出了血,捶红了床单,还是捶。
”这一幕和当年霓喜被雅赫雅打得“浑身青紫”、被剪刀柄砸破头、赶出家门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实际上,这和《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中不同的是七巧伤害的是其他女性的身体,葛微龙(卖淫养夫)伤害的是自身的女性身体,霓喜伤害的则是男性身体。
第三类:自由青春的女性,她们大多敢于追求婚恋自由,如曲曲和心心(《琉璃瓦》)、密斯范(《五四遗事》)等。
曲曲被一向反对女子供职的父亲——姚先生推荐到某大机关做女秘书,父亲原指望她嫁个要人,自己日后升迁也有个靠头,然而,曲曲不争气,偏看中了王俊业,一个三等书记。
两人过从甚密,曲曲甚至认为:“钱到底是假的,只有情感是真的——我也看穿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姚先生没奈何,为了曲曲的五个妹妹的声誉,不得不同意她和王俊业结婚。
曲曲的妹妹心心不擅长交际,姚先生义不容辞地替她物色了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陈良栋,并煞费苦心地安排宴席让两人见面,谁知心心倒与邻座的程蕙荪两情相悦,把姚先生气得脖子都紫了。
心心也索性叫喊起来:“把我作弄得还不够!我——我就是木头人,我——我也受不了哇!”两人对峙的结果是姚先生病了,一任她们闹去。
《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经过十一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与心仪已久的罗先生喜结良缘。
这些女性虽然有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与活力,但是她们不过是点缀这个悲欢人间的配角。
以上三类女性中,以第一、第二类为最多。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许多女性人物甚至在其从属位置中难以找到自己的身份。
在《怨女》中,张爱玲写柴银娣在寻求自我身份定位的问题上就明确地提出: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中间没有安置柴银娣的位置。
这说明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中是处于他者位置——自我与主体的丧失,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的从属处境最深刻的思考之一,也正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质论的现实状况之中。
④二、女性潜意识:压抑焦虑、缄默无助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的焦虑压抑、缄默无助在母亲、妻妾、女儿的身份上暴露无遗。
从《牛》开始,这类女性的缄默无助就普遍存在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之中。
《小艾》中的席五太太一听到丈夫的汽车喇叭响,“顿时张惶起来”,“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那里迸了半天,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同样有其无法避免的边缘处境。
当娄家状况愈发兴盛,娄太太却因进一步发现自身的不足而变得更为沉默,更觉得孤独无依:他们父子总是父子,娄太太觉得孤凄,娄家一家大小,漂亮,要强的,她心爱的人,她丈夫,她孩子,时时刻刻想尽办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
她丈夫从前穷的时候就爱面子,好应酬,把她放在各种为难的情形下,一次又一次发现她的不够。
后来家道兴隆,照说应当过两天顺心的日子了,没想到场面一大,她更发现她的不够。
(《鸿鸾禧》)娄太太在家道兴旺中发现了她的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羞辱与悲伤。
然而,人们并不理解娄太太,不同情她反而同情娄器伯,替娄先生抱不平,认为娄先生娄太太错配了夫妻。
从这层意义上,张爱玲再度深刻地揭示出女性的压抑焦虑。
此外,张爱玲还让娄太太在为儿子娶亲的忙碌气氛中钻回童年的记忆中,满心欢喜地为未来媳妇做花鞋。
这里,娄太太绣花鞋的行为可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娄太太是试图借助绣花鞋的行为去解除她内在的焦虑。
在娶媳妇的喜庆日子里,缄默无助的娄太太虽然努力表现自己的特长——绣花鞋,但她在家中的女主人身份早已不被尊重,因此她的孤独感仍在所难免。
娄太太对此也很清楚,这表现在她对丈夫的反感上:“娄太太突然感到一阵厌恶,也不知道是对她丈夫的厌恶,还是对于在旁看他们做夫妻的人们的厌恶。
”显然,张爱玲对娄太太内心的叙述要比文字表面更为深刻,道出了娄太太对自己、对丈夫和对社会的反感。
然而,对娄太太来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她在家中的低微地位更可以从她无法自主地处理家务事上显现出来。
虽然夫妻怄气吵架,第二天发生了意外的事,娄太太还是打电话去问丈夫,这充分显示出娄太太在家中的从属位置,也透露出娄太太如何沦为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大家庭中的“他者”的现实。
这类女性还有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川嫦与郑夫人(《花凋》)、全少奶奶与潆珠(《创世纪》)以及《等》中的各类太太,她们害怕被赶出家门、失去儿女或丧失丈夫、家庭所代表的经济依靠。
一方面,她们的从属身份已被宗法父权体制所内化规范,她们所共同面对的焦虑压抑、缄默无助被视为常态。
另一方面,这种焦虑压抑也有可能外现为丑怪荒诞的形式,如《金锁记》中的七巧、《连环套》中的霓喜。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还把手中之笔触入人性深处。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知她姑妈替她买了一壁橱金翠辉煌的衣服,“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然而,她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而且“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还不住地对自己说:“看看也好!”实际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张爱玲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
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