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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关键词: 危险驾驶;刑法界定;交通肇事罪;司法认定;立法完善内容提要: 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在刑法上应作广义理解，是否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进行规范评价需要区别对待，特殊情形的完全昏醉和作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危险驾驶不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
在对危险驾驶犯罪行为进行刑法界定时，应当在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建立特定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尤其要特别考虑其主观状态和具体所侵犯的法益，而司法认定中，要在正确刑事司法理念指导下特别注意若干问题。
考虑到社会发展现实，认为将来有必要将危险驾驶作为公共危险犯予以规定。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汽车拥有率的大量提高，各种危险驾驶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急剧增加，与交通肇事相关的刑事犯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前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无期的2008年“12·14成都交通肇事案”，以及最近发生的“南京6·30特大交通肇事案”、“杭州5·7飙车肇事案”和“杭州8·4保时捷肇事案”等案件，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对相关刑事判决的结论也褒贬不一。
面对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类刑事犯罪频发的现实，有必要对那些由于危险驾驶所导致的危险驾驶犯罪行为进行准确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就若干相关问题予以展开探讨。
一、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并不是我国刑法上的专有术语，这里主要是指那些和交通肇事相关并且构成刑法上犯罪的行为。
首先应当明确，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和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不能等同起来，虽然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和交通肇事密切相关，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仅仅应当被纳入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内进行评价，从逻辑上而言，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肯定是危险驾驶犯罪行为，但是危险驾驶犯罪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判断。
那么，对于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具体应如何理解?一般而言，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均属于危险驾驶行为，危险驾驶行为因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为我国道路交通法规严格禁止的。
构成要件的解释的实质解释论关键词: 实质解释论;形式解释论;罪刑法定;处罚范围;犯罪构成;解释理念内容提要: 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扩大解释，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
在解释构成要件时，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在遇到法律疑问时，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原则。
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围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展开了争论。
虽然有些争议可能缘于误会，或者没有切中要害，但部分争论具有重要意义，具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实质解释论的基本内容笔者提倡的实质解释论，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而言(包括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以及与构成要件相关的未遂犯等问题的解释)，对其基本内容(或要求)可归纳为如下三点：(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
换言之，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
任何一个用语都可能有两种以上的含义，对任何一个法条都可能作两种以上的解释，如果没有解释方向与目的，就不可能对构成要件作解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分则条文将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类型化为(违法)构成要件。
“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构成要件中，总可找出其与某种法益之关系。
换言之，即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其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
因之，法益可谓所有客观之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之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
准此，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
” [1]如果采取传统的四要件体系，对犯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解释就必须以犯罪客体为指导;倘若采用德国、日本的三阶层或者两阶层体系，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由于违法性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也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
第1篇一、引言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四要素之一，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在刑法领域，犯罪主体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种。
本文将重点探讨犯罪主体自然人法律规定，分析其法律地位、构成要件以及刑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二、犯罪主体自然人的法律地位1. 定义犯罪主体自然人，即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
在我国，犯罪主体自然人主要包括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2. 法律地位（1）平等地位犯罪主体自然人在法律地位上享有平等权利，无论其身份、地位、财产状况如何，均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独立承担刑事责任犯罪主体自然人在犯罪行为中具有独立性，独立承担刑事责任，不得将责任转嫁给他人。
（3）享有辩护权犯罪主体自然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辩护权，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
三、犯罪主体自然人的构成要件1.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犯罪主体自然人必须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即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在我国，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年满18周岁的人。
2. 实施犯罪行为犯罪主体自然人必须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即具有违法性。
3. 故意或过失犯罪主体自然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必须具有故意或过失。
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4. 刑法规定的其他条件犯罪主体自然人还需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条件，如犯罪的时间、地点、对象等。
四、犯罪主体自然人的刑事责任1. 刑事责任原则犯罪主体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
2. 刑事责任承担（1）主刑犯罪主体自然人承担的刑事责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2）附加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
3. 刑事责任减免犯罪主体自然人在具备法定减免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
浅析大陆与澳门不作为犯之比较【内容摘要】本文以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澳门与大陆的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现有研究的探讨及相关规定的对比，以求达到两地在相关方面相互借鉴，笔者也通过提出一些制度完善方面的建议与意见，希望鉴此能进一步填补大陆相关方面的法律空白，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关键字：不作为义务来源先行行为一.澳门不作为犯的相关问题(一)不作为在不作为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远不如对作为认识的久远。
“19世纪初期的刑法，系以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其时所谓犯罪，乃指侵害法益或侵害权利而言，故重于作为犯，所有刑法上之问题，皆与作为犯发生关系而被展开者，原则上并未有作为可构成犯罪之想法……” 所以不作为一般并不被认为是刑法上的作为。
现代刑法学中的不作为，“乃指负有‘应为一定之积极的动作义务，且可能为此积极的动作，但未发动为此一定积极的动作之消极的意思态度之情形言;故不作为亦称为消极的行为。
” 由此得出不作为有两特点：其一，应为一定之积极的动作义务。
在这个问题中就涉及到了关于“应为义务”的来源问题，后面将详细予以讨论。
其二，行为人可能为某一种积极的动作，即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实际能力。
在澳门刑法学中，不作为还被区分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
如澳门《刑法典》第237条(检举之不作为)。
较之大陆其他地区，澳门刑法对于不作为犯的规定的较为详细这是值得借鉴的一个方面。
(二)澳门不作为犯的立法体现《澳门刑法典》于1995年11月14日由澳门政府公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澳门地区第一部本地化法典，在澳门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最要意义。
该法典总则的第二编“事实”的第九条对不作为犯作了概括规定。
第九条：一、如一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在内，则事实不仅包括可适当产生该结果之作为，亦包括可适当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不作为，但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
二、以不作为实现一结果，仅于不作为者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时，方予处罚。
协议类型为0x0806 犯罪的新0809类型———行政犯罪0806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您分享以下“犯罪的新0809类型———行政犯罪0806”的资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对的支持!民族情操就可完成，这些就是所谓的自然犯。
但行政犯的认知则远非如此明显。
行政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伦理道德可以评价的范围，其罪与非罪的成立主要是借助于刑法和特定行政法的规定才能予以解决。
即行政犯区别于自然犯的本质方面即在于其与道德生活的不相联系，而自然犯从社会伦理道德上可以合理地寻求正当的解决。
简洁来说，自然犯对于自然人而言具有自发性和自然的融通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不需要进行成文法审视和判断的内容。
当行为人进行自然犯罪时，违法性的意识一般不作审视或者重点审视，这种意识是被推定为已经存在的内容，只有当客观可证实的事实能够证明这种意识确实不存在时，司法者才会回过头来关注刑事违法的认识问题。
而在行政犯问题上却根本不是这回事。
当一个行政犯罪展现在司法者面前时，司法者是不会过度关注行为者的违法认识的。
自然犯不是不审视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司法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这种认识都是存在着的，只是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而就行政犯而言，司法者却认为这种考察不属于法律上的必要措施，或者干脆就认为这种认识根本不影响违法性的成立。
在对违法性认识的回答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者间的如下区别：(1)违法性认识有无必要予以特别关注。
(2)违法性认识是否具有道德伦理性。
(3)违法性认识是否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的延续性。
(4)违法性认识有无必要借助于成文刑法来明确和规定。
再次，在有责性的评价上不同。
自然犯一般从责任能力、故意或者过失、期待可能性等方面来审视问题，而行政犯则无须全面顾忌上述情况。
行政犯不像自然犯那样完美地体现主客观的联系和结合，在主观方面，除了犯罪故意或者过失外，行政犯的成立与否应当说再没有可以凭借的因素，这种状况最极端的结果和表现就是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和替代责任。
劳动刑法的产生总体上应属于现当代社会的问题关键词: 劳动刑法;概念模型;立论基础;社会法内容提要: 劳动刑法是法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强化对劳动刑法的探究，既是刑法学学科发展的理论任务，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现实需求。
劳动刑法属于新型刑法学分支学科，其边缘性的特征决定了该学科需要相邻学科的学术支持。
劳动刑法的起源与发展、核心命题、基本结构及研究方法等基本能揭示劳动刑法的概念模型。
法治国、社会法、福利国等理论就像三个孪生姐妹，互相支撑，共同促成了劳动刑法的形成与完善，构成了劳动刑法的共生基础。
近代以降，与西方学界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去刑法化"的思想相反，在基本劳动权利的刑法保护方面没有减弱，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加强。
对此，德、日、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交叉刑法学科--劳动刑法。
应当说，"劳动刑法"的提出与发展，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践中的价值。
劳动刑法研究的兴起带来了刑法学研究的扩容，劳动刑法对传统刑法理论边界的突破意味着刑法由单一思想资源变为多元思想资源，而且劳动刑法自身也遭遇了结构调整的处境。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刑法学界对劳动刑法尚缺乏一个系统有效的科学理论模式，所以也一直难以对劳动犯罪进行全面、客观的评论。
一、劳动刑法的概念模型劳动刑法属于新型刑法学分支学科，其边缘性的特征决定了该学科需要相邻学科的学术支持。
正如金融刑法的研究与金融学和金融法学的成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样，劳动刑法的内涵如何，亟需在借鉴"社会保障学"、"劳动法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法理学的研究立场，从法学的一般理论和刑法的基础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和阐释。
至少，就目前的情形看，劳动刑法研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的劳动刑法研究取代旧的刑法学研究，而是劳动刑法研究充实和扩充了刑法学研究。
而对劳动刑法的研究，无疑会需要新的方法论，需要理论的创新。
degrees, some eve n quite serious. Lea ding ca dres at all level s must impr ove the development envir onme nt of rule of law as a f undamental task, a 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 nted, soli d and solve t he pr oblems i n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to r ule the new effect for devel opme nt environment im provements. To hol d "key minority". Lea ders of thi s group, alt hough few in number, but the effect is critical. If a local l eaders take t he lead rig ht accordi ng to la w, in a ccorda nce wit h the la w, the local CPPCC fresh, pragmatic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envir onme nt. Conversel y, if a local leader s of i gnoring t he law, impunity, not only the politi cal envir onme nt will be destroye d, will have seri ous implicati ons for the development envir onme nt. Now some lea ding ca dres la ck of aware ness on the importa nce of learni ng, that lear n or not does not matter. Thi nk efficiency is too low too much, act according t o the pr oce dure, than a n executive order getting along with. In dealing wit h complex issues, often speak of "settling" and "done"; on the i ssue of ha ndli ng letters and visits, like to spend money and buy stop a nd sta ble, but di sregard the law admi nistration, in a ccordance wit h the la w, t he rule chai n do long, and put sca le big. To servethe devel opme nt of enterpri ses. Duocuo simultane ously im 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buil d better publi c servi ces platform, enhance work effici ency, i nitiative to hel p busi nesse s solve the pr oje ct procedures, fina nci ng loa ns, i ssues such as land-use appr oval, reduce operating costs, busi ness travel light and e nha nce the confi dence to overcome all ki nds of difficulti es and the Foundation, real e ntrepre neurial passi on play entre prene urship, e nha nce the inter nal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SI XING a n constr ucti on, promoti ng the rule of law, trie s to mak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st development XI General Se cretary stresse d, to rei nvigorate Northeast Chi na, optimized development e nvironme nt is very important. Envir onment of rule of law most gather Moss, t he most conducive to development. Im proving t he lea ding ca dres ' using the method of thought a nd t he rule of law Admini stration work, problem-solvi ng, the ability to promote t he deve lopme nt, is the key to prom oting the r ule of law. T he law may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out of the pat h of devel opme nt will be more sm ooth, won devel opment gai ns will be sustained, a nd e nd wit h greater efficiency. Lea ding ca dres at all level should take the lead i n respect of law la w, abideby, a nd active ly foster Soci alist culture, a ctively prom oting the fiel d of m ulti-level gover nance accor ding to la w, gui de the ma sses a nd consci ously abi de by the law, faili ng to find la w, solve the problem by la w, in a ccordance wit h the law prevail. XXX admi nistration by law of leading ca dres do not e xist on the r ule of law, law enfor cement, casual, and vow not to inve stors, t he new scores and ot her turmoil. The se importa nt expositions on my district cr eate good dev elopment envir onment wit h hig hly targeted and gui dance, especially the General Se cretary poi nted out that the ch aos i n my area also exists to varyi ng degree s, some even quite seri ous. Leadi ng cadre s at all levels must im prove the devel opment e nvironment of rule of law as a fundamental task, a 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 nted, solid a nd solve t he problems i n the constructi on of rule of la w, to rule t he ne w effect for development envir onment impr ovements. T o hol d "key minority". Lea ders of thi s group, althoug h few in numbe r, but the effect is criti cal. If a local lea ders take the lea d right accor ding to la w, i n accorda nce with the law, t he local CPPCC fresh, pragmatic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envir onme nt. Conversel y, if a local lea ders of ignori ng the la w, impunity,not only the politica l environment will be de stroyed, w ill have serious impli 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envir onme nt. Now, some lea ding ca dres la ck of awarene ss on the importance of lear ning, t hat learn or not does not matter. Thi nk efficiency is too low t oo much, a ct accordi ng to the procedure, than an exe cutive order getting al ong wit h. In dealing with complex issues, often speak of "settling" and "done"; on the issue of handling letters a nd vi sits, like to spe nd money and buy stop a nd sta ble, but di sregard the la w admini stration, i 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 he rule刑法理念与刑法解释关键词: 刑法解释/刑法理念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列举并分析偏离刑法理念进行刑法解释的现象与原因，论述了刑法解释应当以刑法理念为指导。
浅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完成罪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犯罪的特殊形态之一。
由犯罪之未完成的特征所决定，未完成罪在定罪与处罚上均具有不同于犯罪完成形态的特点，因而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加以研究。
本文拟对未完成罪的一般理论进行论述。
一在刑法中，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只规定未遂犯，所以，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在未遂犯的名目下加以论述。
(注：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未遂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未遂犯包括障碍未遂与中止未遂，而狭义上的未遂犯仅指障碍未遂。
参见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在前苏联刑法中，将处罚范围从着手实行犯罪扩展到犯罪预备，并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相并列，由此产生了在刑法理论上如何对上述三种犯罪形态加以概括的问题。
我国刑法承袭了前苏联的立法例，因而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关于未完成罪的称谓，我国刑法理论最初将其概括为犯罪阶段。
这里所谓犯罪阶段是指故意犯罪的发展阶段，这一称谓来自前苏联。
在我国50年代初引入前苏联刑法理论时，就有犯罪阶段之说。
(注：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前苏联刑法教科书指出：故意犯罪阶段乃是表明犯罪发展程度的各个不同过程。
参见(前苏)孟沙金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423页。
)及至80年代，犯罪阶段的称谓在前苏联刑法理论中仍然是通说。
(注：前苏联学者指出：实施犯罪阶段的概念是故意犯罪发展的一定阶段，即预备犯罪、未遂犯罪和既遂犯罪。
参见(前苏)A·阿别利亚耶夫、科瓦廖夫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等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我国刑法学界承袭了犯罪阶段这一称谓，成为一时的通说。
(注：我国权威教科书指出：故意犯罪的阶段是指故意犯罪在活动过程中可能停顿的阶段。
这就是犯罪的预备、未遂和既遂，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犯罪中止。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修订版)，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72页。
)这种犯罪阶段的说法，强调犯罪预备、未遂、既遂以及中止是故意犯罪的一个阶段，并且是前后衔接的发展阶段。
刍议刑法学角度的界定犯罪人关键词: 非犯罪人化/犯罪人/犯罪人格/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内容提要: 为了遏制当代世界性的持续高位的犯罪态势，应当实行非犯罪人化的刑事政策，即将那些只具有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
这样才能摆脱刑法制度危机，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刑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有效地抑制犯罪的发生。
非犯罪人化政策，应当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以及犯罪预防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新社会防卫运动所倡导，世界各国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发起了“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运动。
虽然这一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在刑法中排除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的罪名;广泛适用罚金刑等。
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不成功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世界性的犯罪率持续上升;再犯、累犯增多等。
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着犯罪的持续高压，我们应当认真思考以往的刑事政策的得失，应当重新调整刑事政策的思路，即将刑事政策的重心由行为转向行为人，实行“非犯罪人化”。
所谓非犯罪人化，是指将那些只有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对其不予定罪、判刑，按照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处置。
笔者认为，只有实行这种刑事政策，才真正能够做到收缩刑事法网，才真正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刑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之目的。
本文拟从什么是犯罪人，为什么要实行非犯罪人化，以及如何实行非犯罪人化几个方面，对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予以初步探讨。
一、什么是犯罪人“犯罪人”是刑事科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行刑学的总称)的出发点，是刑事科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运用经验的、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犯罪人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刑事科学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犯罪人研究是刑事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于什么是犯罪人，仍未达成共识②。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看法：其一，从刑法学角度界定犯罪人，认为犯罪人是实施了刑法禁止的，应受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人。
简言之，所谓犯罪人，是指“犯了罪的人”。
其涵义，相当于刑法学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
持这类见解的，以刑法学者居多。
其二，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界定犯罪人，认为“犯罪人是指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严重社会越轨行为，应受法律和道德责罚的自然人和法人。
”③该类犯罪人概念的外延，大大宽于第一类概念，即犯罪人不仅包括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还包括实施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社会越轨行为的人;不仅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还包括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
持此类见解的，以犯罪学者为主。
一般说来，犯罪人是自然人、社会人与法律人的融合体。
上述两类犯罪人概念，虽然有程度不同的合理性，但是都难以称得上是科学的犯罪人概念。
因为，二者只是从法律表象上，或者社会表象上，而没有从犯罪人本身特有的、内在的属性上，去区分犯罪人与非犯罪人;没有阐明刑事科学所指向的人，与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等所指向的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此外，二者都不能解释：处在相同的社会条下、遇到同样的社会情境时，为什么有的人犯罪，而有的人不犯罪?为什么有的人犯暴力罪，而有的人犯非暴力罪?为什么有的人故意犯罪，而有的人过失犯罪?如此等等。
总之，上述两类犯罪人的概念，都把犯罪人作为抽象的法律现象或者社会现象对待，而没有揭示在社会中鲜活存在的犯罪人的内在的、心理的本质，即人格特质。
这正如意大利著名刑事社会学家菲利(Enrico Ferri, 1856-1929)所言，抹煞罪犯的人格，将罪犯只是作为“法官可以在其背上贴上刑法条文的活标本”的做法，“与旧医学不顾病人的人格，仅把疾病作为抽象的病理现象进行治疗一样”④，是不科学的。
他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
上述诸种因素，在决定性的时刻直接决定着站在罪恶与善良、犯罪与诚实十字路口之间的人格。
”“人之所以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处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之下，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
”⑤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成为罪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人格。
人格不同，是犯罪人同非犯罪人的最主要区别。
人格(Personality)反映一个人的特质，张三与李四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格的不同。
人的外在行为方式，只是人格的表象。
人格心理学一般认为，人格是个体内在心理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
⑥它是个体的内在心理特征与外部行为方式的统一体，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特性。
因此，鉴别一个人是怎样的人，不能只看其外在的行为表象，还必须由表及里、去伪求真，通过外在表象探究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只有这样做，才能确定其人格特质，才能将他与其他个人区分开来。
但是，人格不是个体生来就有的，除了遗传基因之外，主要来自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格是社会环境与个体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没有“天生犯罪人”，也没有绝对的“不能改造的犯罪人”。
正如有学者所说：“根据犯罪人的人格认识犯罪人，可以使我们形成整体、动态的犯罪人观，从而使我们对犯罪人的认识与生活中的、现实中的犯罪人更接近。
”⑦也就是说，只有阐明人格特质，才能对犯罪人做出科学的界定。
而上述两类犯罪人的定义，却恰恰没有阐明这一点。
那么，犯罪人是否存在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犯罪人格呢?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犯罪人同其他人的人格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人认为，有的犯罪人有犯罪人格，如惯犯、累犯，有的犯罪人没有犯罪人格，如法定犯、过失犯;也有人认为，犯罪人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犯罪人格。
⑧所谓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反社会行为倾向的特定身心组织。
⑨笔者认为，根据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犯罪人作为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特殊群体，他们应当存在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人格特征。
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基本认识上，那还是非常肤浅的，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实证测量来加以论证。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者、社会学者以及犯罪学者们通过对大量罪犯的心理测量，发现罪犯的人格特征同其他人相比，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很多罪犯都存在反社会型(又称悖德型)等人格障碍。
⑩在前些年，笔者曾到几个监狱进行调查，用人格心理学的人格测量工具，对612名囚犯进行人格检测，有53.6%的被试者有人格障碍，其中再犯98人有人格障碍的达76.8%，证实犯罪人确有犯罪人格存在。
(11)犯罪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社会的、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性;犯罪人格是外在的犯罪行为事实，与内在的犯罪心理倾向的统一体，并且有相对稳定性。
此外，犯罪人格的形成有多因性，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所致。
按照人格心理学的分类，犯罪人格属于人格障碍一类。
所谓“人格障碍”，是指严重偏离于正常人格，但又不属于精神病人的人格类型。
人格障碍有10多种，经过检测证实，其中与犯罪人格相关的，主要有反社会型、偏执型、分裂样与分裂型、边缘型、冲动型、戏剧型、自恋型等几种。
虽然在普通公民中，也有人存在人格障碍，但是同犯罪人相比较，其比率要小得多，并且他们的人格障碍类型，也与犯罪人有很大不同。
犯罪人存在的这种人格障碍，在被定罪之前，可称之为犯罪“危险性人格”，在定罪之后，可称之为“犯罪人格”。
总之，是否存在犯罪人格，是犯罪人同正常人的最本质区别。
在认定某个人是否为犯罪人时，不但要查证他的外在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而且更主要的，是要查证他的内在心理结构是否存在犯罪危险性人格，只有当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存在时，才能称其为犯罪人。
对于那些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只有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的行为人，则不能称之为犯罪人，不能给其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而是应当对他们实行非犯罪人化，当作一般违法行为人，用非刑罚方法予以惩戒。
二、为什么要实行非犯罪人化简言之，实行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是摆脱当代刑法制度(包括立法、司法制度)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刑法观演进的必然结果。
当代的刑法制度，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从总体上看，都基本上是实行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制度。
虽然在上个世纪，由于受刑事近代学派行为人刑法观的影响，西方国家在量刑时要求进行人格调查，但是在对行为人定罪时，仍然以行为为本位，根本不考虑行为人的人格状况，即不论行为人有无犯罪人格，只要存在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则予以定罪，给行为人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这种刑法制度正面临着犯罪现实的尖锐挑战，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即在立法中泛罪化趋势加剧，刑法膨胀;在司法中制造或者放纵犯罪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从而造成刑事立法、司法资源严重浪费，刑法效能低下。
在立法上，自20世纪以来，泛罪化趋势加剧，刑法严重膨胀(12)，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刑法中的罪名都在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加。
在许多国家究竟法律中有多少罪名，不光是普通民众无法知晓，就连专家、律师也难以精确统计。
例如，法国在19世纪，刑法典中的罪名有150种，到了20世纪受刑法禁止的行为已达12500项以上，增加了83倍多;在日本，罪名不下1万种;在英国，1996年有罪名大约7540种，仅交通方面就有上千种;美国的泛罪化趋势也相当严重，美国国会承认，要数清联邦法律和各州地方法律中的刑法条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用说普通百姓，就连专门研究法律的学者，都无法完全搞清楚美国法律禁止的犯罪行为数目。
(13)对于这种泛罪化趋势、刑法膨胀现象，“早在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过，如果刑法条款过多过细，那么每个公民都会有触犯法律的行为。
换句话说，差不多所有美国人都会成为罪犯。
”(14)由此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无政府主义。
当人们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时，怎么能期望他们会遵守法律?!当人们看到违法犯罪人没有受到依法追究时，怎么能期望他们会尊重法律?!因为在人们的心中，严厉的刑法条文已经成为违反刑法也可以不被惩罚的佐证。
在司法中，漠视行为人的人格，仅仅按照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类型来定罪，会直接引起多种负面效果的出现：一是将非犯罪人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并同犯罪人一起关押，这不仅会造成监狱人满为患，而且由于交叉感染，以及犯罪人标签的负效应，会使得这些非犯罪人的人格发生变异，最终成为真正的犯罪人。
这种制造犯罪人的司法情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
二是对犯罪人不作人格鉴定，量刑时以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为主，会导致量刑的轻重同犯罪人矫正的难易程度不相适应，或者过于严厉，或者过于宽容。
三是在行刑时，对于明知出狱后会再次实施犯罪的犯罪人，只要是刑期届满，也得立即释放，待其再犯罪时，再抓再判，从而造成再犯、累犯增多，司法资源严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