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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晓路
出版物刊名： 电影新作
页码： 78-79页
主题词： 三间;入学考试;杰奎琳;杰拉尔德;Family;查理;萨基;小孙女;月光下;痛苦万分
摘要：<正> 疯狂的家属(Fhe Cragy Family) 日本1984年出品卡祖希柯一家搬进了一幢二层楼、有三间卧室的郊区住宅。
卡祖希柯是家里养家活口的人,他常被日常的工作累得精疲力尽。
他的儿子马萨基正为大学的入学考试努力学习,他的女儿爱丽卡在为参加唱片公司的试听而练习发声。
他的妻子莎爱柯则忙于料理家务,一家人各忙各的,生活过得挺不错的。
平静的生活被破坏了。
卡祖希柯的上了年纪的父亲来探望他们,因为住的时间太长了,老人成了。
对电影《伊莎贝拉》的文本解读
魏辉
【期刊名称】《电影评介》
【年(卷),期】2007(000)016
【摘要】彭浩翔的电影作品<伊莎贝拉>突破了以往的个人电影风格,将文本叙事
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透过这部电影的文本结构、对"伊莎贝拉"的隐喻意象的解读、揣摩电影文本中的平行技巧的运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彭浩翔.
【总页数】1页(P49)
【作者】魏辉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9
【相关文献】
1.寻找·回归·救赎--法国电影《蝴蝶》中“伊莎贝拉”的隐喻 [J], 王慧
2.“伊莎贝拉”:寻找中的救赎——关于法国电影《蝴蝶》的叙事分析 [J], 唐仁跃
3.寻找“伊莎贝拉”——电影《蝴蝶》叙事分析 [J], 陆艾
4.电影《伊莎贝拉》的音乐元素分析 [J], 何源;孙岩
5.电影《伊莎贝拉》的三重视听解构 [J], 游令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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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影片作为文革反思意识载体的包1.《红高粱》（1994）导演：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一部根据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该片通过红高粱农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和动荡。
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赤脚医生，他在农场内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同时也见证了人民内部争斗的残酷和悲剧。
影片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表达了对文革暴行的反思和批判。
2.《活着》（1994）导演：张艺谋《活着》是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由张艺谋执导。
该片通过一个农民的故事，呈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农村开放时期的种种苦难和挣扎。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经历，包括他的家庭破碎、土地被没收、妻子被杀和女儿离他而去等。
影片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充满血泪的情感描写，使观众对文革期间普通百姓的遭遇和这段历史的荒诞和荒唐感到深深的震撼和反思。
3.《神秘的巨星》（2024）导演：阿德瓦·香登《神秘的巨星》是一部印度电影，讲述了一个少女尚幸因追求音乐梦想而与传统观念和父权制度斗争的故事。
虽然该电影并非直接描写文革，但故事中反映了一种对社会束缚和压迫的反思意识。
影片表达了青年人追求自由和个人成长的渴望，以及一种批判旧体制和权威的精神。
虽然故事背景是印度，但其中的反抗精神却与中国文革时期的年轻人的追求和反思有着相似之处。
4.《一个都不能少》（1999）导演：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乡村教师努力帮助一位失学儿童上学的故事。
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小女孩和一个乡村教师之间的温暖互动，展现了人民内部争斗和混乱时期下个体的努力和善良。
电影中的反思意识体现在对官僚主义和集体主义体制下所带来的荒诞和不公正的批判上。
5.《追风筝的人》（2024）导演：马克·福斯特《追风筝的人》是根据卡勒德·胡赛尼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父子之间纷繁复杂情感的故事。
消失的她改编自什么作品（汇编）消失的她改编自什么作品《消失的她》是一部悬疑犯罪片，定档于2023年6月22日，这部电影是原创还是翻拍？据了解，《消失的她》改编自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剧情应该是差不多的，故事也就那么个故事，看过原版电影的，应该大致了解了《消失的她》的剧情走向。
因为《消失的她》还没播出，大家估计都想知道《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到底讲述了什么故事。
原版电影是1990年上映的，距离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翻拍也是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质量。
男主的妻子意外失踪，他不得不去报警，警局专员对此事进行调查，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牧师带着与男主妻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出现，这个女人自称是男主消失的妻子，可是男主并没有承认，他觉得妻子是假的。
《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剧情简介《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小镇，男主跟妻子很恩爱，然而在婚礼几天后，妻子突然不见了，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男主去报案，妻子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男主十分担心她的安全。
警察接受男主的报警，开始寻找男主的妻子，之后，男主家的门被敲响，门外是一名天主教牧师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极其不安，估计受了刺激。
主要是对方自称是男主的妻子，男主却表示并不认识她，并怀疑对方想要从他身上获得钱财。
男主坚持说女人不是他的妻子，可没人相信他所说的话，所以男主处于无助的状态。
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消失的她》，值得一看吗？说它不值得，那么上映五天揽下近9亿元的票房成绩，在热闹的端午档期独占鳌头，观众似乎对朱一龙、倪妮、文咏珊的颜值很买账，对陈思诚的悬疑电影也仍保持好奇和热情。
说它值得，那么豆瓣开分后一路跌跌跌，已经滑至6.8分，大约连“滑坡”的口碑都快要够不上，目前最热门的两条影评标题分别是“消失吧，陈思诚”和“年度诈骗，强行反转”。
如果你要问我《消失的她》，值得一看吗，我的回答是，不太值得。
不太值得，是因为这部打着“悬疑”和“反转”旗号的电影，除了一些故作玄虚的音乐、镜头和表演，逻辑漏洞无数，破案推理生硬，结局反转更是牵强。
十部黑人文化电影1.《神探沙夫特》Shaft(1971)影片根据俄尼斯特-泰迪曼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情节相当简单，讲的就是黑人侦探沙夫特受雇解救黑帮头目爱女的惊险故事。
但影片叙事流畅，节奏紧凑，悬疑巧妙，观赏性极强，可以说这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黑人题材热门影片。
而从导演到演员，亦皆由黑人担当，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好莱坞更是甚为罕见。
站在历史角度来看，《神探沙夫特》为黑人电影开辟了新的领域，黑人角色不再是备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或者形同虚设的龙套人物，黑人也可以是正面的英雄人物，也能像白人一样机智勇敢、身手不凡。
由理查德-朗德特依扮演的沙夫特也成为银幕上一个经典人物，就在去年，著名黑人影星萨缪尔-杰克逊还重新翻拍了这部电影，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2.《灼热的马鞍》BlazingSaddles(1974)故事发生在西部拓荒时期，一位铁路工人和一名酗酒的黑人枪手，在误打误撞中阻止了当地律师的阴谋，在消灭了所有坏人之后，枪手成为了当地第一位黑人郡长。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影片的情节、人物、动作都相当夸张，但热闹幽默的风格却显而易见。
《灼热的马鞍》是一部典型的黑人喜剧片，这种颇受欢迎的风格一直延续至今，艾迪-墨菲、马丁-劳伦斯、克里斯-塔克等笑星都是因循此道的典范。
3.《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Who’sComingToDinner(1967)故事发生在一个富足的白人家庭。
为了迎接从海外归来的独生女和从未见面的女婿，德莱顿夫妇精心准备着丰盛的晚餐。
女儿如期而至，令两位老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女婿竟然是一位黑人。
尽管这位黑人女婿受过高等教育，并在瑞士拥有自己的诊所，德莱顿夫妇似乎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猜猜谁来吃晚餐》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为重要的黑人问题影片，由好莱坞社会派大师斯坦利-克莱默指导，首位奥斯卡黑人影帝西德尼-波埃特担纲主演。
尽管轻喜剧化的情节削弱了影片应有批判力度，但还是如实地再现出美国20世纪60年代种族歧视的社会现状，而其扎实的剧作和出色的表演水准则是本片列为黑人电影首位的根本原由。
作者： 刘芳[1,2]
作者机构： [1]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芒市678400;[2]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电影文学
页码： 95-97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23期
主题词：�归来》;“文革”;失忆
摘要：电影《归来》揭示的＂文革＂主题没有多少新意,它让平反后的陆焉识换一种身份＂归来＂,并将对冯婉瑜失忆的疗伤变成日常生活。
冯婉瑜对丈夫陆焉识肉身的拒绝与精神上对他的依赖相互对照,并在这种时空错位的不断延续中使个体的痛苦最终变成了历史的背景。
该电影启示我们对＂文革＂的清理和治疗需要更谨慎的态度。
随着＂文革＂的被伤害者不断淡出历史,我们需要以更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和思考：既不忽视＂文革＂的消极作用,也不有意遮蔽其有价值的方面。
《残存的记忆》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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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陈湘，王珍中国民族报2007.8.10 （4）【阅读提示】把寄往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信投到邮筒里，74岁的刘达成舒了一口气，他退休之前是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曾经参与拍摄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
“接下来只有静候佳音了。
”他说。
在写给4个部门的信函中，刘达成和曾经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老同志以及几位新一代影视人类学专家呼吁：借“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由有关部门牵头，思考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这批影片的特有作用。
这位古稀老人，期待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埋藏了40年的愿望：让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这批民族志电影，让它们真正发挥其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50年前的民族志电影“年青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50年前的那批民族志电影了。
”7月16日，当年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杨毓骧、徐志远、刘达成齐聚在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基地，感叹地说。
50年前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开始拍摄时，他们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年逾古稀了。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等，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的活材料。
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
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
一年以后，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要用电影的方式把各民族原来的面貌拍摄记录下来，为制定民族政策作参考。
”原云南省文联秘书长、现已94岁高龄的谭碧波老人回忆。
在刘达成保留的1958年文化部的批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不仅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史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目前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生激剧的变化，如不及时拍摄，即准散失，很难补救。
”文化部同意立即摄制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
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
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分别是《佤族》、《景颇族》和《独龙族》，这几个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影片的要求是重点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组成《佤族》、《凉山彝族》、《黎族》3个摄制组分赴云南西盟佤山、四川大凉山、海南五指山拍摄。
从1957年到1966年，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这些影片是：《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农奴制度》、《景颇族》、《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鄂伦春族》、《大瑶山瑶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除了小规模放映以外，这批电影基本没有公开放映过。
”现为云南曲靖师专教授的徐志远回忆道。
作为参与拍摄人之一，他也是直到1969年才完整地看过《佤族》、《苦聪人》等电影。
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拥有电影副本。
目前，这批电影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里。
两年拍了一部90分钟的片子“当时的拍摄分为两步走，因为重点是要反映那些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面貌，得先派调查组到当地了解经济社会、上层建筑状况作为电影素材，然后根据素材改写成分镜头脚本，电影组再实地去拍摄。
”徐志远曾参与过《佤族》、《苦聪人》、《景颇族》的拍摄。
据他回忆，第一部在云南开拍的片子是《佤族》。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从1956年11月开始，他和云南民族调查组的20多位同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云南西盟佤山，对佤族各部落，尤其是佤族王子所在的马散部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当时佤族部落有强大的火力，他们对我们又不了解，因此，我们的调查都是在警卫的保护下进行的，起夜都必须3人同行。
”徐志远说。
除了安全以外，调查组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语言不通。
“当时给我们派了两个‘大翻译’（意即翻译水平较高——编者注），四五个‘小翻译’，”徐志远说，每天早晨，他们带上“小翻译”到部落里做调查。
“经济方面的情况比较容易翻译，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涉及到婚姻、家庭等内容，‘小翻译’就说不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抢‘大翻译’。
”经过8个月的艰苦调查，调查组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成立了云南电影组，谭碧波任组长，徐志远是组员，筹备《佤族》的拍摄。
1957年8月，徐志远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光海等人一起来到西盟佤山马散大寨。
“我和杨光海每天在山地林间奔走。
”徐志远说，由于科学纪录片强调科学性，拍摄受到季节的限制——“刀耕火种在春季，秋收在秋季，仇杀械斗、猎人头等又都没有固定的时间。
”因此，90分钟的片子，他们花了两年多才算完工。
“算起来我们前后五进阿佤山，时间合适，就下去拍摄；没什么可拍了，又回到昆明来，等下一个时间。
”《佤族》还没有拍摄完，徐志远等人又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苦聪人》。
他说：“苦聪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编者注）族群不大，名声不小，散居在中越边境的茫茫哀牢山中。
”为了获得苦聪人的相关资料，徐志远和杨光海等人当时去了现在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翁当乡牛塘寨。
但是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上哪里去找苦聪人？“远远地看到前面有炊烟，赶紧过去，一走近，发现人就不见了。
”正在发愁时，他们找到了瑶族妇女邓三妹。
时隔50年，徐志远仍然对邓三妹充满了感激。
“邓三妹通晓苦聪语、傣语、拉祜语，当年中央访问团寻找苦聪人，就是她带的路。
”邓三妹带他们访问了很多苦聪人。
尽管条件艰苦，工作进展却十分顺利。
“在原始森林里，千年的腐叶厚厚一层，蚂蟥很多，它们一沾到身上，扭着头吸血，千万不能拔，越拔越吸得深。
”徐志远说。
可是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哀牢山的蚊子非常多，隔着蚊帐都能咬人。
杨光海被蚊子咬了，一下子发了‘神经’，跑得不见了。
”徐志远说，他和另外一位同事找了大半夜，跑遍了牛塘寨和附近的寨子也没有找到杨光海。
“后来他自己回来了，但把我们吓得不轻。
跟昆明方面汇报情况后，他们指示我们立刻停止工作，马上回昆明，杨光海回北京治疗。
”在北京，杨光海被确诊为“神经性虐蚊”，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回到昆明后，又疗养了一个多月才继续到哀牢山拍摄。
《苦聪人》从1959年下半年开拍，一直到1960年4月结束，徐志远与杨光海七进哀牢山，成为民族志电影拍摄过程中时常被提起的经典故事。
在物资缺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胶片，需要用外汇向民主德国购买。
因此，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尽量减少胶片的浪费。
到60年代初，受到经济状况影响，胶片更加稀少，国内各种片子的拍摄计划都要压缩。
尽管如此，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齐燕铭认为：“可以少拍点别的，保证这个工作进行。
”“这些片子比公式化概念化的艺术片好，有教育意义。
与其拍公式化的艺术片，还不如拿胶片来拍少数民族历史生活纪录片，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的寿命比其它的长得多。
”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我们要在几年内把国内存在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上正在迅速变化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面貌真实地记录下来，便于科学研究。
”1961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召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座谈会，齐燕铭对拍摄影片的目的作了明确的定位。
正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真实性和科学性。
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谭乐水说：“这批民族志影片用影像真实地记录了50年前中国社会变革下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面貌，这是在对相关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按科学体系要求操作完成的纪录片，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由于影片是扮演性质，再加上1965年以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影片的人类学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对此，谭乐水认为，纪录片是一种“档案”，这批影片最珍贵之处在于“档案价值”，他说：“当时的条件没法做到同期录音，因此后期的编辑方法以及对影像的解读可以千差万别，但这些素材的原始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在学术界，这一批鲜为人知的电影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历史的影像资料是一个文明国家的特征，需要有一定眼界，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谭乐水说，“我今年做了一部影片，是关于二战期间史迪威公路的，你无法想象美国有多少关于史迪威的影像资料！”影片做出来，很多人都非常吃惊，“过了几十年，居然还能看到这么丰富的影像资料，复原那个时期的场景。
”大家感叹真是不容易。
对老一辈拍摄民族志电影的举动，谭乐水充满了敬意，作为一个影视人类学的学者，谭乐水甚至感到自豪，“我们国家很了不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胶片十分珍贵，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远见和眼光，用有限的胶片来记录那个时代和处于那个时代的各个民族，真的是非常难得。
”“这批影片的价值还在于，它为下一代人提供了一个坐标，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来拍摄，这样世世代代拍摄下去，各民族的影像资料就不会出现断代。
”谭乐水说。
目前，他正在积极筹备拍摄7部新的民族志影片，选取50年前曾经拍摄过的景颇族、佤族、独龙族、苦聪人、纳西族等作为拍摄对象，对各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做一个比较研究。
“有民族志电影作为参照，我们的拍摄就具有了‘历史的厚度’。
”谭乐水说。
在国际上，这批影片曾震惊了西方学术界。
1990年秋，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经过重新编辑，向欧洲观众播放了这批影片，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1997年5月芬兰举行的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佤族》、《苦聪人》、《鄂伦春族》等影片参加了展映。
2001年10月，德国莱比锡市举办“45年来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映交流，《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3部影片，又作为开场影片放映。
民族志电影有待发掘和利用“半个世纪以来，这批电影始终在我们的心头萦绕。
”刘达成说。
根据他和同伴们的建议，对影片可以以“原片型”、“归类型”、“联编型”3种形式重新加以发掘和利用。
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影视人类学分会会长揣振宇也承认，这是一批很珍贵的资料，应当加以利用。
但有一些实际的问题，解决起来会遇到一些困难。
据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陈景源介绍，除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外，其他地方的副本很少。
“过去我们曾经以录像带的形式，为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复制过一部分，但是数量都比较小。
”目前，仅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和日本民族博物馆以协作的方式，选收了一些片子，但也不是全部。
考虑到光盘的易复制性，相关部门没有发行过光盘。
不过陈景源认为：“对这批电影感兴趣的人，可以到民族所去观看，很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