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5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课程标准】（1）列举洋务派为“自强”“求富”而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课时】2课时第一课时洋务运动【温故互查】第一单元主要讲述了西方列强发动的数次大规模侵华战争，请举例这些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国领土被宰割，经济遭到破坏，主权被严重损害。
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一些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的统治，形成了所谓“洋务派”。
他们所从事的与老外打交道的过程被称作洋务运动。
【设问导读】一、学生根据提纲自学课文1、从世纪年代到年代，洋务派掀起一场“”的洋务运动。
洋务派在中央以为代表，在地方以、、、为代表。
2、、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等一批工业。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以“”为口号，开办一些。
主要有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等。
3、1862年成立的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4、洋务运动：目的：维护，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作用：它没有使中国，但引进了，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培养了，在客观上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开辟了道路。
(地位)二、教师点拨出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前期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后期还兴办近代民用工业，筹建南海、北洋、福建三支海军、兴办京师同文馆等新式近代学堂，培养近代军事、外交、科技人才。
（1）前期以（）为口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如（）后期以（）为口号兴办近代民用工业，比如（）。
这些都是在学习西方的（）即“器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筹建的海军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与破产。
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是相互继承的关系。
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洋务运动为中国引进了西学，为戊戌变法的发生起了启蒙作用19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兴办“洋务”，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出现了近代军用企业、民用企业、新式教育机构等。
洋务运动的创办活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潮流。
戊戌变法人士也从西方的科学知识的政治制度中寻找到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和途经。
一、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对戊戌变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体西用”作为一股思潮，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并成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一面维护着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
“中体西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力也很大。
虽然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然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却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在理论上日趋完善。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就是秉承“中体西用”这个宗旨，同时它又是维新变法直接留下的仅有成果。
三、洋务运动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戊戌变法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近代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序幕，使中国生产由手工劳动发展到了机械生产。
近代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出现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资本的产生和发展，相继而来的是产生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使改良派的维新活动具有了比较坚实的阶级基础，由此迅速发展起来。
相同点：1.三次运动都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发生的；2.都来涉及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改革；3.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4.它们对历史的发展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5.从目的上看，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6.从方法和步骤上看，都主张购买并仿制西式炮艇，建立新式海军；7.从结果上看都归于失败，鸦片战争失败，使抵抗派的主张随之失败，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的覆灭，则标志着洋务运动走向低潮， 戊戌政变的发生，使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很快归于失败。
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改革运动，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期进行的，旨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两者在具体的目标、策略和结果上存在一些异同。
相同之处：1.背景相似：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受到外国侵略和国内落后所激发。
在19世纪末，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促使了这两个运动的兴起。
2.引进外国技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强调引进外国技术和知识。
洋务运动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而戊戌变法则通过派遣留学生、招聘外籍专家等方式，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
不同之处：1.目标不同：洋务运动首要目标是强化军力以抵御外敌侵略，主要关注军事和工业技术的引进。
而戊戌变法的主要目标是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2.策略不同：洋务运动注重通过引进来西方技术和设施来加强军事力量，主要是由政府主导。
而戊戌变法则更加注重通过制定新法律、改革制度，以及推动思想解放和教育改革等途径来实现改革，更加强调人民主体的作用。
3.结果不同：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技术，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管理，以及对工人的剥削等问题，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戊戌变法则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改革成果被削弱甚至颠覆，最终未能实现持续的改革效果。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在目标、策略和结果上存在一定的异同。
洋务运动注重引进西方军事和工业技术，目的是为了强化军力，而戊戌变革则更加全面地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改革。
戊戌变法更加注重通过法律和制度改革来达到改革的目标，并赋予人民主体的作用，然而最终改革未能持续下去。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与戊戌政变的联系与影响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与戊戌政变是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相互影响。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现代化改革尝试，而戊戌政变则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
本文将从洋务运动的背景、目标和实施以及戊戌政变的发生、原因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洋务运动是指中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之下，为了实现国家强盛和现代化而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尝试。
这一运动起源于清政府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反思和意识觉醒，认识到中国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才能摆脱危机。
洋务运动的目标是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强盛。
洋务运动的实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业，通过设立洋务局和洋务学堂等机构，招募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业知识；二是兴办实业，建设工厂、铁路、船厂等基础设施，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逐渐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业，一些工业企业和现代化设施也得以建立。
然而，洋务运动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僚主义，洋务运动的实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其次，洋务运动的推动者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们过于强调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业，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技术的价值。
最后，洋务运动的实施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干扰和限制，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
戊戌政变是指1898年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广东被废黜的事件。
这一政变的发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密切相关。
首先，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了清政府的声望和威信大幅下降，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抗议。
其次，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引发了各方势力的不满和反抗。
最后，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引发了国内外各方势力的争夺和角逐，使得戊戌政变成为了一次政治斗争的结果。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朝的改革历程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导致国力衰弱，从而在19世纪末丧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权利。
为了振兴国家，清朝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一、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工业化改革，在康熙年间，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并引进一批洋务人才，开始注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清朝的丁巳科考试放榜后，举人仇汝梅书信呈上一个《救国书》给当时的太监李莲英，呼吁开展工业化振兴国家。
李莲英将信呈上皇上慈禧太后，太后下旨开办企业。
起初，洋务运动的成果较为明显，在船舶、机器制造、化学、军事技术等方面促进了国家的进步。
但后来洋务运动逐渐走向了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到了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挠。
此外，由于缺少资金和人才，对外开发不顺利，加之管理不善，许多企业最终还是注定要倒闭。
二、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清朝末年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在民间也被称作“百日维新”，因为这场变法只进行了短短的103天。
戊戌变法始于1898年，它是康有为等人借鉴西方的政治经验，准备推出的一系列变革方案，旨在通过“自强、求富”的方式使中国重新崛起。
戊戌变法主要包括推行新政、改革国民教育、整顿兵制、兴办新军、四川苗变、彻底废除科举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康有为等改革派人士与慈禧太后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和历史惯性。
首先，这场变法推翻了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导致一些人对新法持观望态度。
其次，变法派面临着许多势力的反对，从慈禧太后、大臣、官僚到各种既得利益者，进行了几乎全方位的阻挠。
最后，变法派在行政执行层面上缺乏完善的思路和方案，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
当今，有的论者认为，两者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有的论者则“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关于戊戌变法的进步性，现在不承认者希罕了。
争论的焦点在洋务运动上。
后者基于认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不仅不认为有理由把洋务运动放在历史的进步潮流里，而且竭力否认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的联系，生怕因两者的某种联系而给洋务运动带来某种进步性。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有什么联系？两者间是否截然对立？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提出来，并进行研究。
一戊戌变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仍然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原动力”。
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论述戊戌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只从中日甲午战后开始，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因而奋起变法，挽救民族危亡。
也有的提到甲午战前，说“戊戌变法是甲午前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持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洋务运动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而以富强自夸时，微弱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经济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至酝酿为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只是以自己的“完全破产”才证明戊戌变法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不承认戊戌变法是之前几十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不承认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条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戊戌变法的发生是以洋务运动的经济成就为物质条件的，是以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为社会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比较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一）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
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
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
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
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
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
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
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
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
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看当代中国改革我们知道，由地主阶级发起的洋务运动以及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是晚清时期著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改革运动，它们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社会环境。
既然要讨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这两个运动的脉络和背景。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这个由一帮皇亲国戚和满清重臣发起的改良运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性质——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改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现有统治地位和大清帝国的稳定。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
“洋务派”的老爷们意识到了自己落后是因为技术不如“西夷”，所以他们开始学西方打造坚船利炮，其中也不乏借鉴一些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外交方面的东西，但是，老祖宗的本他们是肯定不愿丢掉的，就像我们现在学西方的市场经济，但是肯定不能丢了社会主义的老本一样。
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它的悲哀之处，不是因为它失败了，而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不对。
当时的晚清，已经是一条内部都已腐烂的大破旧木船，油漆工把它漆得再光鲜亮丽，也只能作为博物馆的展品罢了，下海是肯定不可能了的，下河都够呛。
所以，一个已经不再适合现实国情的政治体制，只从几个表面问题改良，无疑是亡羊补牢，垂死挣扎。
而且，从西方列强那里照搬照抄过来的所谓先进技术，放在晚清这艘破船上，也是马鞍放在驴身上、给小伙子穿超短裙——根本就不配套。
一个已经毫无生机、强弩之末的古老帝国，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接受来自先进文明的东西，先进文明也无法浸润这个癌症晚期的病人的枯萎的内脏。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
当今，有的论者认为，两者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有的论者则“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关于戊戌变法的进步性，现在不承认者希罕了。
争论的焦点在洋务运动上。
后者基于认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不仅不认为有理由把洋务运动放在历史的进步潮流里，而且竭力否认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的联系，生怕因两者的某种联系而给洋务运动带来某种进步性。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有什么联系？两者间是否截然对立？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提出来，并进行研究。
一戊戌变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仍然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原动力”。
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论述戊戌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只从中日甲午战后开始，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因而奋起变法，挽救民族危亡。
也有的提到甲午战前，说“戊戌变法是甲午前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持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洋务运动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而以富强自夸时，微弱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经济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至酝酿为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只是以自己的“完全破产”才证明戊戌变法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不承认戊戌变法是之前几十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不承认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条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戊戌变法的发生是以洋务运动的经济成就为物质条件的，是以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为社会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
)在昔日的戊戌变法研究中，很少有人把戊戌变法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而多从战争和政治斗争说其起因。
有的虽然注意到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止于甲午战争后，他们把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限于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割断它与甲午以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
须知，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正是在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终能改变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生产力，在中国正是由洋务运动从外国资本主义世界引进机器开始的。
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是在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新办的几十个工厂，并非从天上突然掉下来，而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在新的条件下的扩充和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民族资本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工厂有49家。
他们多办在洋务运动比较活跃的广东、上海及江浙一带。
正是由于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对封建朝廷的冲击所引起的变法和洋务派在朝廷中的某些有限的作用。
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特殊条件。
因此，“商民延颈举重，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
(《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第19页。
)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创办的厂子，其资本多在洋务运动中积累，是由洋务派官僚直接或间接协助办起来的。
洋务运动“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
企图割断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联系，这只能发生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本来联系着的历史事实是割断不开的。
洋务运动无疑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戊戌变法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政治上的变法正是经济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政治变动的原因，“深藏在经济事实中”，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已经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法则，来解释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
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引进中国来，是中国产业革命之始。
“中国产业革命后所兴新的工商业，因受帝国主义资本的刺激与扶持，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这实亦是必然的，所以自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动以来，政治上的改革要求便继之而起”(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
)。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动是戊戌变法发生的根源。
可惜，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戊戌变法这一政治变革要求不进行经济分析，不从经济事实中去寻找政治变动的根源，而是以政治说明政治。
他们简单地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从而宣判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所以，便有维新运动的发生。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无疑刺激人们寻求救国的方案，但是，救国方案从何产生？甲午战争的失败仅仅是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
救国方案之所以是戊戌变法这样的内容、形式和性质，都决非甲午战争所能说明，必须到洋务运动开始以来变动着的经济事实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家认为戊戌变法是为了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即挽救民族危亡与发展资本主义。
可是，这两个问题并非发生于甲午战后，实际上，洋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洋务运动就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就是一个自强求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
甲午战争把这两个问题提到更加迫切的程度，因而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发生。
甲午战役是戊戌变法发生的导因，而不是根源或“原动力”。
从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讲，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就戊戌变法发生的思想条件而言，维新变法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一些论者乐于称道的所谓早期维新派。
如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等，实际上是洋务派。
郑观应是洋务运动主要的积极活动家，他“奉李鸿章札委总办津沪电报沪局，又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会办轮船招商局，对开平矿务、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皆曾参与”。
王韬“好谈洋务”，“与当时洋务派盛宣怀、郑藻如、郑观应等皆有至交”。
薛福成，“初入曾国藩幕，继佐李鸿章，累保至道员。
光绪中，充出使英法等国大臣。
薛氏为当时谈洋务之巨擘”。
马建忠，是洋务派马良之弟，“以郎中留学法国巴黎，为中国官吏留学外国之最早者。
以通洋务，居李鸿章幕甚久。
凡李氏光绪中所办洋务，率皆参与谋议”(《洋务运动》八，第551—561页。
)陈炽，“以孝廉为户部侍郎，后任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实为洋务派官僚。
1893年他所著《庸书》虽提出设议院，但也同其他洋务派的思想家一样，在思想体系和本质上并不与洋务运动对立，他说：“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实课以守法之效，毋庸见异而迁也。
法之当变者力变之，实责以变法之功。
毋俟后时而悔也”(《庸书名实篇》。
)。
还是属洋务派的思想体系。
诚然，他们提出了诸如设议院等一些不同于其他洋务派的观点，这是由于出身经历、时代条件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应该看到，洋务派对洋务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不是在运动前什么都设想好了，认识清楚了，而是随着洋务实践活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变认识、深化认识，提出新的前进目标的。
关于这一点，九十年前的谭嗣同已经深有认识。
他说，“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末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卓。
如曾文正、惠敏父子、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
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
其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
所至辄兴创机器，信知所先务矣。
沈文肃疏论船政，自谓‘臣则一无知而已，其悔恨为何如矣’。
彭刚直号为不喜洋务，然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法，又何尝不请造兵轮，其序郑陶斋《盛世危言》，至谓‘孔、孟复生，不能不变法而治’。
是于洋务独能深入其蕴。
黎纯斋兵备为诸生时，上书言事，深薄洋务。
及使东章奏，迥然如出两人。
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
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扬之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
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获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
久之渐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状吾过”(《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28页。
)。
比谭嗣同还早，郑观应也说过：“往者议造轮船电报群疑众谤，几废半途，既而毅然群行，至今日而天下之人异口同声，共知其利”（《从盛世危言》）！这都说明人们对洋务有一个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
“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
)。
有的问题不到一定的时期，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提不出来。
设议院之事，在六七十年代，就没有一个中国人提出过。
当时投资于新式工业的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还只是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行程，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
所以，不能因为某人提出了什么，某人没有提出什么，就简单的在他们间划什么派别。
有些观点、主张的差异，只能说明他们本身的变化发展，并非有什么路线斗争。
甚至，到1895年，北京强学会成立时，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还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
“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自强’是差不多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08—509页。
)。
在戊戌变法前，“有许多人宣传变法，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国家独立，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些思想和代表官僚买办利益的洋务派的主张之间还没有很明确的界限。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既然如此，维新派的思想同洋务派的思想直到戊戌变法前还没有明确界限，而洋务派的思想又早于维新派的思想出现。
再加上维新派同洋务派有各种关系，为什么就不敢承认，正是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准备了人才。
二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这个论断还可以从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及其要求、活动和措施等方面得到证明。
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几乎无不同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相联系，或者可以说，二者的参加者都是转向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官僚和商人，只是转向资产阶级的程度有所区别。
戊戌变法参加者中的许多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是依附洋务派的，如严复等人。
一些洋务派还直接参与了戊戌变法运动，如张之洞等人。
光绪皇帝的维新班子——军机四卿中，杨锐和刘光第是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的人。
所以，有的说：辅佐皇帝主持新政的工作班子，“其实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43页。
)。
关于光绪皇帝本人，有的也说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
他们说，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
”“振兴商业”的口号是洋务派也赞成的，光绪皇帝“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洋务派的政策”(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