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的叛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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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 . 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创造性的发挥,前提当然是不能脱离原文肆意发挥。
译者同样也是原作的读者,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将原作传达的内容信息转达给译文读者,就是译者创造性的一种体现。
但是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不可能绝对的客观,译者虽然主观上追求再现原文,但是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做到。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
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翻译所涉及的文化上和表述上的差异,使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译者会采取一些翻译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动,使译文尽可能忠于原文,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和意境。
1/ 8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儿童,儿童的经验、智力发展不足,如果译文不易于理解,没有站在儿童读者的立场上,采用他们感兴趣的语言和表达法,译文很难为儿童读者所接受。
译者要综合考虑儿童的知识经验、心理认知、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给小读者做出正确的引导。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创造性叛逆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成为必然。
谢天振(2007)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包括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言,包括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增译减译、编译。
2 . 创造性叛逆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柜》译本中的体现《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是英国著名作家、文学家C.S.路易斯的奇幻巨著“纳尼亚传奇”的第一部,书中充满了奇幻与迷人的想象。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摘要]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
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一忠实与叛逆近年来,翻译中的叛逆和忠实是翻译界的同仁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
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忠实”观中解脱了出来,对忠实也逐渐有了一个更新、更高层次上的认识。
传统的“忠实”观认为,译作应该完全忠实于原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译者也应该绝对服从于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和风格,而不应该出现有悖于原作的地方。
实际上,这种忠实观是不现实的。
现代的忠实观要求我们要弄清楚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忠实”不是说译者在翻译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只是一个传话筒或是应声虫,相反“,忠实”呼唤译者的现身,还要求其在一定情况下做出有意识的形式上的偏离,也就是译者的叛逆。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译者就不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反照过去。
这种译法表面上看去像十分忠实,实际上译文已经变得诘屈聱牙,无从下目。
这样的译者对于原作、原作者和读者是不忠实的,对自己也是不忠实的。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要赞美“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或“不够忠实”译作的价值,如严复、林纾、苏曼殊、伍光建等人的译作,即便是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名家译本中的“不忠”之处也不难发现。
[1]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把“忠实”二字停留在口头上,或是把其当作万分神圣、不可企及的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翻译行为。
相反,我们应该调动自己的思维,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灵活运用翻译原则,从而更现实地实现对原作的忠实。
本文拟从有意性叛逆的两个表现入手,通过列举翻译中有关叛逆行为的众多例句,来探究翻译中“叛逆”与“忠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在特定情况下译者的“叛逆”对忠实地传达原作意图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精品源自数学科摘要:文学的翻译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把厡作者的意图艺术地传达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作者那样如身临其景,有同感同悟,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与可接受性必须符合以下及格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可接受性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
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分析这一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将首先界定“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明确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
接着,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如增强译文的表达力、丰富译文的文化内涵等。
本文还将探讨如何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期对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创造性叛逆是一种独特且必要的现象。
这并非是对原文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过程中,融入自身理解、审美和文化背景,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这种叛逆,实际上是翻译者对原文的深度解读和个性化表达,使得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
创造性叛逆体现在翻译者对原文语言、结构、风格、意象等多个方面的处理上。
在语言层面,翻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转换,使得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在结构和风格层面,翻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在逻辑和风格特点,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原文的精神和韵味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在意象层面,翻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对原文中的意象进行恰当的转换和再现,使得译文在保持原文意象的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审美体验。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体现了翻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然而,这种叛逆并非无章可循,它需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违背翻译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因此,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需要充分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以及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翻译的目的,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新与自我表达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时,我们不仅要语言的转换,还要其中所涉及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性并非对原作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的创新和个性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者,理解,表达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要求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创新。
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允许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创造性叛逆的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布奇奥里提出。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会受到个人背景、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翻译者。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还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创造性叛逆允许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观点、情感和理解,从而使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造性叛逆的结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鼓励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通过创造性叛逆,翻译者不仅可以传递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还可以通过译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视野。
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随意篡改原作。
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仍需尊重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以避免对原作的误解或歪曲。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翻译者应尝试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原作精神又能体现自己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
创造性叛逆还要求翻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知识面。
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和表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
在总结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策略。
它鼓励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从而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窗体顶端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168摘要:作为人类所独有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却呈现出一种矛盾性。
文学翻译的使命,原本就是用本民族语言把一部非本族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转化过来;但翻译的宗旨,虽然是对一部外族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转化,但不应该让人觉察到这其实是一部外族的文学作品。
从文学翻译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探索,其实很难避免对原文本的表达产生一定程度的弯曲,由此导致了译文文本对原文文本的创造性的叛逆。
随着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叛逆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有的呈现出外国文学的影子,有的折射出了某个国家文学的发展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应该关注的东西。
关键词:文学翻译;可译性障碍;语言;创造性;叛逆性无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翻译,还是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比较专业的翻译,无非就是把一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符号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符号。
文学翻译所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工艺”具有美学功能。
译者需要利用这种功能,通过形象思维重现原作者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
然而,在这种重现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我们也称之为可译性障碍。
要突破这种可译性障碍,需要我们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入手,在时代的脉搏中实现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让原作焕发新的魅力。
一、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障碍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障碍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但是各种学说的基本内涵是极为相近的,总体来讲是由于语言文字所依存的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独特性,也正是此种独特性使得相应的意思只能在本语言系统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形式,而原语在转换为其他语言时,目标语很难再现原语的意义、功能、风格等,这种在不同语言之间表达相应意思很难找到对应体的现象就是可译性障碍。
(一)语言层面的障碍任何语言反映着不同民族在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其语言本身又存在着在语音、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差别,这就使得在翻译过程中很难找到恰当的概念或表述方式来表现源语想表达的内容,也就很难实现自然贴合。
关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必须符合以下及格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
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二、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由于一切作品在创作时都是有着其隐含的读者的,那么,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的创作活动的直接客体是他的外部世界,但他的隐含读者对象又是他的间接客体,而在译者方面,当他在阅读原作时,把这个原来的间接客体又变成了主体。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一)在传统翻译观中,“忠实”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标准,然而绝对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叛逆在翻译中普遍存在,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在明确了创造性叛逆的涵义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庞德的翻译思想及其译作的影响为个案,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对于推动目标语文学的发展以及推广源语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应该在准确并全面理解“忠实性”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定位。
传统翻译观一直把忠实性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
在西方翻译史上,古罗马的贺拉斯(Quintus Heratius Flaccus)最早提出“忠实”这个议题,其后又有大提出“放弃主观判断,逐字对译”和“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等翻译主张。
20世纪上半叶以来,语言学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突破并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
原文本中心论开始成为翻译活动的指导思想,源语与目标语的一致性则成为西方传统的翻译标准。
在中国,严复的“信、达、雅”和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也强调了忠实性的绝对重要。
然而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翻译往往受到两种文字和两种文化的共同影响。
正如那句意大利古谚语所说:'Traduttor e, traditore.”也就是“译者即叛逆者”或“翻译即叛逆”。
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传统翻译观一直把忠实和叛逆放在对立的位置上,翻译界也对翻译中的再创造问题争论不休。
尽管叛逆在翻译中普遍存在,但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以庞德的诗歌翻译为个案,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一、创造性叛逆的涵义'创造性叛逆'(eteative treason),也称“创造性背离”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在《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一文中提出来的。
浅谈翻译的叛逆性摘要:关于翻译的标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历来都强调一个“信”字,也就是说,将“忠实”视为翻译的基本标准。
而叛逆却似乎是翻译工作者应当极力避免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做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
笔者通过例子分析了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目的在于说明在翻译中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叛逆恰恰是为了做到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关键词:翻译标准忠实叛逆有意性权宜性策略性关照性创造性1 引言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张培基等, 2006:序论)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和自己翻译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其中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原文”,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忠实。
然而由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作,翻译工作者不但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又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得障碍,任凭再怎么努力费尽心思,最终还是难免被冠上“叛逆者”的帽子。
在意大利语中有这么一种说法:Traduttore, tradittore(translator, traitor),译者既叛逆者。
而且这一点也被许多认追奉为真理。
严复也曾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张培基等,2006:3)。
我国文学巨匠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的《钱钟书论“化境”》一文对翻译工作发表看法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钱钟书,1985) 因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
忠实是译者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是它不是绝对的金科玉律。
叛逆貌似背叛了源文本,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做到更好的忠实。
2 无意性叛逆和有意性叛逆大致说来,翻译中的叛逆性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无意性叛逆(unconscious treason);二,有意性叛逆( intentional treason)。
其中有意性叛逆又可以分为四类,(1)权宜性叛逆(expedient treason);(2)策略性叛逆(tactful treason);(3)关照性叛逆(considerate treason);(4)创造性叛逆(creational treason)。
(一)所谓无意性叛逆,顾名思义,是指译者并无“叛逆之心”,但由于误解、疏漏以及过于拘谨或过于自由等原因,而导致了不应有的叛逆。
(孙致礼,2001:第四期)译者本身主观上也想忠实于源文本,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因素、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对源文本理解的偏差以及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走极端等原因而造成了对原作的叛逆。
这种叛逆是对源文本的曲解和误解,是不合理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竭力避免。
由于本文旨在着重分析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无意性叛逆在这就不作深谈了。
(二)所谓有意性叛逆,是指译者本身对翻译文本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及文化比较了解,也有能力比较“忠实”地翻译原作,但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故意对源文本进行适当的叛逆,使目的文本表面上跟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实际上却更好地忠实于源文本。
有意性叛逆大致有四种表现形式,为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
3 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3.1权宜性叛逆(expedient treason)所谓权宜性叛逆是指译者由于翻译难度较大、自身能力的局限,或考虑译文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等因素,又想尽量忠实于原作和原语作者,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权宜性处理办法。
比如遇到译者自己搞不懂,或者不好翻译的地方,要么“跳”过去,要么做“减码”处理。
(孔致礼,2009:132)原则上,译者对原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义务“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Tytler,1791)。
因而一般来说,遇到难以理解或者难以传译的地方,我们一般是不赞成采取回避政策,特别是在翻译严肃的作品的时候,更要避免这种轻率的做法。
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这种现象有时又是不能避免的。
对于作品中难以理解或者难以传译的地方,如果处理得不好或者译得不理想,可能会破坏整个译文的风格,因此可以在不影响忠实的前提下适当地采取跳译或者漏译的方法。
当然译者在作此处理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反复考虑其利弊,尽量做到最大限度忠实于源文本。
至于“减码”处理,最常见的形式是改变原作的体裁,特别是把诗体原文改译成散文体译文,不仅降低了翻译的难度,也符合了读者的需要,更加浅显易懂。
这里就不具体举例子了。
3.2策略性叛逆(tactful treason)所谓策略性翻译是指译者在通过译文介绍异域文化时因为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赞助人的意愿要求及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等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作出“策略性叛逆”的翻译方法。
如林纾在翻译英国哈葛德(Sir Rider Haggard)的小说Montezuma’s Daughter(《蒙特祖马的女儿》)时,刻意将小说的名字改为(《英孝子火山复仇记》),并悉心刻画男主角千辛万苦为母亲报仇的情节;而狄更斯的小说The Old Curiosity Shop(《老古玩店》)在林纾的翻译下题目变成了《孝女耐儿传》。
其实林纾的这种处理并非因为他不懂得英语,在西方也并没有“孝道”这么一说,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
众所周知,晚清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他这样处理无疑是为了顺应当时的主导思想,希望通过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使他的译品作更容易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3.3关照性叛逆(considerate treason)所谓关照性叛逆,是指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有时对晦涩难懂的原文做出某种形式的“明晰化”处理的一种关照读者的叛逆行为。
对难懂的作品添加注解就是一种常见的关照性叛逆行为。
当然有些读者对明晰化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加了注解使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文所具有的云雾缭绕、峰回路转的朦胧美。
但是作为译者,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书里的故事和人物,更是为了介绍作品的思想。
如果不作出明晰化处理,读者看不懂译文作品,更不用说体会原文的思想了。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萧乾夫妇把翻译比作一个后有魔鬼前有悬崖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让读者看不懂和对原作进行叛逆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因为如果译作通篇让读者看不懂,那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他们在翻译意识流开拓之作《尤利西斯》时给全书增加了5,840条注解,字数上十万。
3.4创造性叛逆(creational treason)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
(孔致礼,2009:137)。
这样的叛逆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舍弃“形似”而求“神似”。
请看下例:(1) …it was wrong in her situation. I wanted her to stay at home and rest this morning, but she would come with us; she longed so much to see you all!(J.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Ch.19, V. I)译文一:……她的情况不太好。
我想让她今天上午留在家里休息,但她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来;她太想见到你们了!译文二:……她身子不方便。
我要她上午待在家里好好歇着,可她偏偏要跟我们一道来。
她多么渴望见你们一家人啊!小说中的詹宁斯太太为女儿怀有身孕引以为豪,喜不自禁地到处宣扬,这里是她讲的一席话。
其中第一句话理解起来容易,翻译起来却比较困难。
第一种译文只是追求表面上的对应,结果是“形合而神离”,完全违背了詹宁斯太太为女儿怀孕感到自豪的得意心情。
相比之下,第二种译文用“她身子不方便”来翻译反而起到了“貌离而神合”的效果。
第二种常见的情况是遇到原文出现文字游戏之类的情况下,要采取“以变应变“的策略,舍弃表层含义,传达深层意蕴,也就是译出精神译出风格。
请看下例:(2)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B: The letter “B”.译文一: 甲:什么能让一条路变宽?乙:字母“B”!译文二: 甲: 什么会使门变阔?乙:“活“字呗!译文一是采用直译的方法,貌似忠实于原文,达到形似,实际上却让不懂英语的人看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们知道,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译语读者能够理解甚至领会源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意境,而这些读者包括懂得和不懂得源语言的人,而作为译者真正要关照的对象就是那些不懂得源语言的读者,只有连他们都看懂了,译文才是成功的译文。
既然直译行不通,就需要译者的智慧和创造力了。
而译文二貌似对原文叛逆,却巧妙地玩了一个中文文字游戏,不仅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文字游戏的幽默,还能让所有的译文读者看了都能会心一笑。
(3) ―我姓陈,耳东陈。
-My family name is Chen, C-H-E-N.上面的这个例子,直译根本无法翻译,就算勉强翻译出来也是晦涩难懂,令译语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耳东陈“是为了告诉听者这个字的拼写方法,而译文中的“C-H-E-N”恰恰巧妙地呼应了“耳东陈”,令人拍手叫绝。
4 结语综上所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追求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
叛逆不仅不可避免,有时还是必须的,尤其是创造性的叛逆,不但可以做到更好地忠实于源文本,而且还能达到意想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因此应该大力提倡。
当然,要做到创造性叛逆绝非易事,需要译者的高度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对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高度驾驭能力。
参考文献:[1]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2]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孙致礼. 翻译与叛逆[J].中国翻译,2001(4).[4]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5]Tytler, Alexander Fraser (1791)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论翻译的原则)[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6]奥斯汀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