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造性叛逆与翻译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Aug20102010年第期·8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总第109期期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创造性叛逆王晓晓（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聊城252059）［摘要］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翻译成为女性与社会抗争的有效手段。

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利用叛逆性向社会彰显她们的价值。

该文通过对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策略及其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概述，加深人们对女性主义观及其创造性叛逆的认识，从而认识到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翻译；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46（2010）8-0191-02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它出现在原作之后,是从原作派生出来的。

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女人被看作社会的弱势群体，女人低于男人。

而译者被看作是作者的侍女，译者地位无法与原作者相提并论。

由于女性与翻译被置于次等地位,使女人从事翻译工作时会产生叛逆性心理。

翻译在不同时期就成为女性主义翻译者代表女性与社会抗争的有效手段。

女性主义翻译者正是在翻译中利用叛逆性向社会彰显女性的重要价值,让社会听到她们的声音,从而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一、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 ）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文学家Robert Escarpit 首次提出的，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谢振天先生首次把“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偏离叛逆／传播传承———“创造性叛逆”的历史语义和翻译文学的归属◎范若恩　刘利华内容提要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概念对当下国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的论断即为其一，但埃斯卡皮曾多次明确反对过这一论断。

但由于历史条件局限，国内对“创造性叛逆”的阐释基本限于对其概论性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某一段的解读，甚少谈及埃氏专门就这一概念撰写的长文《文学读解的关键词：创作性偏离》。

这一关键性资料的缺失导致国内学界对“创造性叛逆”存在一定误读，而《文学社会学》等已有资料的中译本在关键处存在的误译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误读。

通过疏通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的词源意义并探讨埃氏相关论述的思想脉络，本文指出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的深层意义迥异于其字面意义，它实则兼具“背叛偏离／传播传承”等既相反又相辅的双重含义。

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首先肯定“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一部分”这一命题在人类社会还处在民族国家阶段时具有的合理性；进而，本文认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和古希腊口头文学时代的作品及作者观一脉相承，即一部作品虽归于某一作家名下，但其实质为历代跨越国家或民族疆域的创作流变总和。

这也为我们理解翻译文学的归属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翻译文学并非是背叛、脱离原作母体的独立存在，它是在对原作的偏离和传承中产生的变体，我们最终应该超越民族文学的畦封，将其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关键词　创造性叛逆　创作性偏离　翻译文学　世界文学〔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０１－１１ 纵观国内过去３０余年的翻译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创造性叛逆”①一语无疑为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

当代中国最著名的译学理论家之一谢天振先生甚至在２０１９年总结其译学思想发展时反复强调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为其译介学“理论基石”。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

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

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

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

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

摘要《马丁·菲耶罗》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是阿根廷高乔文学的巅峰之作，被奉为阿根廷民族史诗。

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至今已被翻译成世界上70多种语言。

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用高乔人的语言进行艺术创作，方言俚语丰富、戏言妙语诸多、地域文化气息浓郁，还有大量的比喻和双关修辞，语言特色突出。

该文将以赵振江所译的《马丁·菲耶罗》中文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在再现原著语言特色上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叛逆”。

关键词翻译；马丁·菲耶罗；语言特色；创造性叛逆A Study of "Creative Treason"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tín Fierro"//WANG Xiujuan,ZHANG Jiaojiao Abstract "Mart ín Fierro"is a full-length narrative poem,the pinnacle of Argentine Gaucho literature,and is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 epic of Argentina.Created in the 1880s,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70languages in the world.The poet JoséHern ández used Gaucho people's language to create artis-tic works,which are rich in dialect slangs,jokes,and regional culture,as well as a lot of metaphors and puns,and have out-standing language features.Tak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rt ín Fierro"translated by Zhao Zhenjiang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in reproducing the original language features.Key words translation;Mart ín Fierro;language features;creative treason1引言《马丁·菲耶罗》（Mart ín Fierro ）是一部典型的高乔文学作品，分为上下两部———《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和《马丁·菲耶罗归来》，分别出版于1872年和1879年。

2502019年25期总第465期ENGLISH ON CAMPUS谈创造性叛逆与文学小说翻译——以《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文/徐甜甜大类：有意识型、无意识型和特殊型。

有意识型叛逆又分为：个性化翻译，节译与编译；无意识型叛逆分为：误译与漏译。

特殊型叛逆分为转译与改编。

下文中，笔者将就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五、翻译实例1.个性化翻译。

例1：And there was a norther and he was very cold. (Hemingway，2013).译文1：凄厉的北风吹过，他感到透心凉。

译文2：正在刮北风，他感到很冷。

分析：吴劳的译文更加中规中矩，达到了“三美”论中的“信”和“达”原则；而张白桦译文中的“死了都要斗”、“透心凉”分别借用了流行乐团信乐团大火的歌曲名和雪碧的广告词，这就很好地抓住了青少年读者的兴趣点，读过之后，总能留下一些记忆深刻的东西。

2.误译与漏译。

例2：One sheet. That’s two dollars and a half. Who can we borrow that from? (Hemingway，2013)译文1: “那就订一张。

一张两块五，我们跟谁借这笔钱呢？”译文2：订一张。

这要两块半。

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分析：例3就涉及中英文之间度量衡的翻译问题。

“dollars”在英文中指“美元”，而两位译者译为中国货币中的“块”，看上去是误译，实则是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读者内心早就明晰货币间的价值关系，不必过分拘泥于字面意思。

3.省译和增译。

例 3：There was no cast net and the boy remembered when they had sold it (Hemingway, 2013).译文1：其实已经没有渔网了，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卖掉的。

译文2：实在并没有渔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

分析：例4中，译文1中译者将“it”省略了，译文2则保留了“it”，译为“它”，笔者认为，是否省译“it”对译文影响不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显得重要。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传递。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内涵及其对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深化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本文将概述“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及其在翻译领域的应用。

通过界定“创造性叛逆”的定义，揭示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如何体现翻译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文章将分析“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主体性确立中的作用。

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创造性叛逆”如何影响翻译主体的思维方式、决策过程以及最终译文的呈现。

本文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以期为未来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通过对“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如何通过“创造性叛逆”实现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还有助于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二、“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与特征“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翻译领域，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之间的转换。

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自身文化背景的融入，所做出的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翻译选择。

这种选择并非简单地忠实于原文，而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融入译者的个人风格和智慧，使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丰富而深刻。

它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知。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又要追求译文的创新性和可读性。

这种平衡点的寻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过程。

“创造性叛逆”的特征也十分鲜明。

它具有创新性。

译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固定的翻译模式，而是敢于挑战传统，寻求新的翻译方法和表达方式。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新与自我表达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时，我们不仅要语言的转换，还要其中所涉及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性并非对原作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的创新和个性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者，理解，表达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要求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创新。

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允许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创造性叛逆的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布奇奥里提出。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会受到个人背景、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翻译者。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还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创造性叛逆允许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观点、情感和理解，从而使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造性叛逆的结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鼓励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通过创造性叛逆，翻译者不仅可以传递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还可以通过译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视野。

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随意篡改原作。

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仍需尊重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以避免对原作的误解或歪曲。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翻译者应尝试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原作精神又能体现自己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

创造性叛逆还要求翻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知识面。

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和表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

在总结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策略。

它鼓励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从而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第二讲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绪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使用不同语言、具有各自文化传统的民族。

为了相互交往、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翻译活动自然而然就开始了。

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人类一项颇为古老的行为，其以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同样的信息为开始，以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深层，使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的交流与转换得以实现。

从此，翻译活动由实践行为进入理论殿堂。

在长期的研究探讨中，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

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翻译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即译介学，它已成为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文化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翻译文学的本体认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作品被译介成另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并从而相互影响。

本国人民或本族人民接受这些影响，无论其程度深浅、范围大小，主要是通过译文材料来实现的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译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大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翻译同语言和数字一样，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所以翻译文学也就具有了它独特的审美特质。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但是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

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作家通过他的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所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

古往今来的文学翻译家们殚精竭虑，在译入语中苦苦寻觅合适的语言，以如实地再现原作家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

然而，翻译的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却始终存在差距。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传统的翻译观念里，译者通常被赋予“仆人”的身份，因为译者在人们的眼里多是在传达原作者或发话者的话语意思，并且还要让读者或听者理解或明白原作者和发话者的意思。

为此，翻译研究者总是用不同的翻译理论或方法追求同一个目标：表述对于原文的“忠诚”。

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由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门语言，翻译行为时时刻刻都必须处理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

影响翻译的因素如此之多，译者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忠诚。

所以，笔者认为“绝对忠实”实属遥不可及，且追求原作和译作的“绝对忠实”忽视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而即使有些译者的译文与原作者的意图并不完全符合，但是却受到不同国家、民族或阶级读者的喜爱，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一、创造性叛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首先提出这一观点，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继而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该学说一经出世就引起了广泛争议，但是也为翻译活动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

国内学者谢天振教授在研究中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创造性与叛逆在翻译实践中互为因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和谐的有机体。

二、从译者主体性在创造性叛逆中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反应在译者地位的确立。

以往的翻译研究者翻译研究的出发点都在于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言层次的比较，翻译也似乎成了纯语言转换，译者也成了依附于原文的奴仆。

而今，作为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分支，译者主体论研究已成为人们探讨的对象。

金圣华教授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

第三章译介学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多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

它产生于20C30年代，而真正取得重要地位则是20C50年代以后的事了。

近年来，其地位越来越高，这实际上反映了国际上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一种趋势。

第一节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翻译的可能性（日：渡边洋《比较文学研究导论》P61）安德烈·纪德说：“凡是有创造性的作家，对本国都肩负着这样的义务：至少翻译一篇与自己才能和气质相适的外国作品，由此丰富自己的文学。

”（迪拜儿，1931），即翻译也是文学创作的必需。

P57俳句、诗歌的翻译-散文的翻译日本的一个笑话：俳句“花之云、钟之声、在上野、在浅草”，被西方人误以为是一首葬礼上的诗歌。

这里的“花”日本人一般理解为“樱花”，而西方人则认为是大丽菊或郁金香，花之云让他们联想到簇生的花坛、花环和花束；“钟”对日本来说是寺院幽寂的佛钟，而西方人则认为是教堂响起的钟声。

结果这首诗就被理解成人们手捧着美丽的花环或花束，排着队穿过钟声响起的街道，西方人认为这样描写送葬队列很特别。

P60“不诚实的美人”翻译既不是创造艺术，也不是模仿艺术，而是准确地把握要点的一项工作。

它要求译者是原作的最高读者，不仅是一般的读者，而且应该理解作者创作时的心情，重新体验作者的感受，尽可能地贴近作者自身。

翻译不仅是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还应根据不同的风俗习惯，在传达原文的同时让读者真正明白含义，这是翻译者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主要有原文，翻译就不能说是纯粹的创作，但也不是机械的模仿，只是把原著用另一种语言替换过来。

人称翻译是“创造性的背叛”（不可能预期达到阅读原作的译文），或“不诚实的美人”（广泛流传的翻译形式，易读却违背原作的译文）就在于此。

翻译在比较文学中起初并没有重要地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历时考察）.（陈p203）传统的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P141a.外语教学范畴，旨在探讨对外语的理解与表达；b.翻译理论范畴，对翻译现象做理论性的阐发，如直译、意译的讨论，翻译原则和方法，严复“信、达、雅”、林语堂“忠实、通顺、美”的标准。

创造性叛逆：许渊冲《唐诗三百首》的英译郑灵芝【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大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还吸引了很多的外国学者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诗歌是中华文化中最能体现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唐诗就是经典代表,唐诗中心许多诗歌佳作都流传下来,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宝贵的一部分.而将唐诗用英语翻译出来也具有很久的历史,无论是国内的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都希望将这一宝贵的财富翻译过来然后将其介绍到国外,并且已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效.文章对许渊冲英译的《唐诗三百首》从创造性叛逆的视角进行梳理分析.【期刊名称】《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8(000)003【总页数】3页(P101-103)【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唐诗三百首》;英译【作者】郑灵芝【作者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一、引言在各国文化之间，想要有很好的交流融合必须经过翻译，尤其在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将作品中的精髓向其他国家传递的时候保持“原汁原味”，就需要译者倾尽所有、将自己毕生的语言优势都发挥出来，但是在两国传递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译者在翻译作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所说的错误，那么在两国文化交流传承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肯定会展现出来，所以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将其定位为“无意间发生的错误”，也就是创造性叛逆。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越来越多优秀的翻译者涌现出来，将中国优秀著作翻译成其他语言向全世界推广，因此许渊冲英译的《唐诗三百首》在2007年出版。

在中国古诗翻译的道路上，许渊冲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许渊冲英译的《唐诗三百首》进行研究，但基本上研究的角度都是传统的翻译，很少有学者从创造性叛逆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从创造性叛逆角度研究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英译。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及其产生因素摘要：翻译是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的叛逆。

翻译本身的特点，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翻译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翻译；创造性叛逆；原因；文化差异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不难发现，人们赋予翻译的目标与翻译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总存在着一些差距或矛盾。

如：“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而非“爱我就爱我的狗”。

笔者认为这正是翻译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

一、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定义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

谢天振则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

”[2] 他认为翻译具有两重属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两者密切联系。

前者表明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努力，而后者则是译者为了达到其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一种客观背离。

此外，我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也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有可能超过创作。

”[3]可见，在翻译中，无论是译作胜过原作，还是译作不如原作，这些现象都是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所决定的。

但无论怎样创造和叛逆，译作毕竟要以“信”为前提，完全脱离原作的创造和叛逆是对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误解和歪曲。

所以应区别对待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分清楚是好的创造还是不好的创造。

段俊晖[4]将创造性叛逆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译者主观上尽可能地准确把握原文，客观上也就体现了原文风貌的创造性为忠实性创造；译者有意歪曲原文，或虽主观上试图忠实原文，实际上歪曲了原文的创造为叛逆性创造。

”笔者对这一点深表认同。

实践证明，翻译的创作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它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

对其产生原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

笔者认为，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引言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跨国交叉的人文学科，旨在探寻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点和联系，进而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因为译者需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差异。

本论文将就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以期对翻译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部分：翻译的挑战翻译作为一项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其目的是让读者能够理解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然而，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

1.语言差异在进行翻译工作时，翻译人员需要面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特点，因此，翻译人员需要将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还需要考虑语言之间的差异，包括词汇、语法、发音等方面。

2.文化差异文化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需要将一个文本的文化内涵转化到另一个文化中，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对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

3.文学差异文学风格、色彩等方面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翻译人员还需要掌握目标语言的文学风格、特点和解释方式。

第二部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叛逆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因为译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将源语文本转化为目标语文本。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通常会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在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删除某些内容有时候，翻译人员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删除一些内容，以确保翻译结果更符合目标语言的口味和文化背景。

例如，“茶杯犬”在英语中是一种品种独特的狗，但在中国文化中，它是一种流行的小狗品种。

因此，在翻译中，翻译人员可能会将其翻译成“狮子狗”。

2.为翻译结果增加注释注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工具，可以使翻译结果更加准确和信息量更充分。

翻译人员可能会增加一些注释来解释一些生僻的文学、历史或文化知识，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