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精品源自数学科摘要:文学的翻译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把厡作者的意图艺术地传达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作者那样如身临其景,有同感同悟,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与可接受性必须符合以下及格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可接受性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

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结合案例谈谈对“创造性”叛逆及其价值的认识“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最先提出的，指的是译者对原文的不忠实在译文中的反映。

比较文学家们将翻译而成的文学作品视为目标语文学的一部分，认为“创造性叛逆”这一文学现象一方面是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对原语文化的误解，反映了两种文化在译者头脑中的碰撞：另一方面，正是许多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引发了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运动，促进了该文学的进步与多样性发展，因此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与贡献。

有的比较文学家们认为即使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叛逆”只能反映译者个人的疏忽和草率，这样的“叛逆”能有多少特殊的研究价值呢？另外，“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一种现象，同时也是译者的翻译行为，那就必然要像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需要规约和指导。

像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需要规约和指导。

那么要如何规约呢？本文试图从传统的忠实原则中寻求答案。

遵循忠实的原则与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中西方主张忠实的传统翻译理论对创造性叛逆都有所涉及，对两者的关系也都有过论述。

从翻译的两个阶段一理解和表达一来分析，忠实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

所谓忠实理解，就是译者在翻译之前要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作品的背景，作者的生平和主要思想，甚至要阅读作者的其他作品，加深对其风格和思想的领悟。

尽管人的能力有限，但译者应该尽最大努力理解作者的本意和原作的艺术价值，由于译者本人的疏忽和粗心而造成的歪曲理解，都不是忠实的理解。

忠实的表达应该是对译者脑中所形成的忠实理解的表达。

由于社会背景、译者本人的态度及目的等种种因素，译者在表达阶段难免有所叛逆。

但是，由于译者个人表达水平等问题所导致的表达不清或表达错误等现象，不仅不是忠实的表达，还是毫无意义的叛逆，不光对比较文学研究意义甚微，在翻译实践中也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龙源期刊网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者：魏晓恬来源：《速读·上旬》2019年第11期◆摘; 要：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原文相比，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存在大量因尊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产生的省译，因阐释意象、补充故事情节等需要产生的增译以及因译者的独到见解而产生的改译等。

以上翻译策略无不反映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本文通过分析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文本语篇层面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理解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聊斋志异》;卫礼贤1引言“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的一句谚语“Traduttore，traditor”——“翻译者即叛逆者”。

本文所谈及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有意识地采取某种翻译策略和方法而达到的语言和内涵层面较源语文本“脱胎换骨”而富有创造性的现象。

这些翻译策略和方法包括因尊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产生的省译，因阐释需要而产生的增译以及因译者的独到见解而产生的改译等。

2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1899年，卫礼贤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

但是在之后的20多年里，卫礼贤并没有成为一个狂热的宗教传播者，而是成为了一名汉学家，将中国古代经典引入德语界。

1914年，卫礼贤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Wilhelm，1914），收录中国民间故事100篇，包括《聊斋志异》故事15篇。

此外，卫礼贤还翻译了《聊斋志异》中《辛十四娘》《瞳人语》等译文。

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集》中的《聊斋志异》故事译文为文本，分析其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2.1省译省译是指指在翻译的过程中省略翻译原作中的某些句子或段落。

卫礼贤翻译的15篇《聊斋志异》故事篇目中，省译主要表现在省略翻译故事结尾“异史氏曰”部分。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试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本文以林纾翻译小说的代表作《块肉余生述》为例，对译者在翻译语言的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例证分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读者的创造性叛逆及接受环境相契合，进而融入译语文化并成为其中一部分时，译文成为原文的创造和再生，就会征服读者，魅力永存。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林纾《块肉余生述》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目前国内外对于林纾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他作为古文学家的身份；一个是从他翻译家的身份。

传统的翻译学对于林纾的翻译作品总体是贬大于褒，主要是批判他的翻译没有忠实于原著。

但自从翻译学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其视线从语言分析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有很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对林纾的翻译作品进行了重新诠释，肯定了他作为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是对林译的产生与时代的关联性的考察；其次是利用西方翻译理论对于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再诠释；再有就是一些对于林译小说的个案研究，如对《黑奴吁天录》、《吟边燕语》等林译小说进行了意识形态和文体方面的研究。

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对于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中外学者都有类似的阐述。

总结起来就是翻译就是创作，译作可以与原文竞争。

如西方一些译学理论大家西塞罗、杰罗姆都提出过译者即征服者的概念。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了原文是否可以胜过译文的思考，后来更提出了翻译中的优势论和竞赛论，明确了译者创造者的身份。

针对翻译和创作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比（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曾对此提出过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发展了它的概念，从语言学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他在书中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和叛逆的必然性和不可分性，并将创造性叛逆分为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两大类。

媒介者即译者，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概括地说有两种，即有意识型的和无意识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