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_刘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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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刘建丽 〔内容提要〕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自熙宁变法后,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
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
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关键词〕 北宋 御边政策 辽 西夏 吐蕃〔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0)03-0039-04 立国于中原的北宋王朝与辽、西夏鼎足而立,其边防线从北至西绵延千里。
为巩固封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可分为初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中期(仁宗、英宗时期)、后期(神宗、哲宗、徽宗时期)三个阶段。
本文试就北宋御边政策的变化及调整,作一分析探讨。
一、重北边轻西鄙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立即着手制定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采取“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
首先将契丹辽朝视为强敌。
因此,在南向用兵,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对北方的强辽暂时采取和好之态。
此时的辽朝因忙于内部事务,也愿与宋通好。
所以宋太祖时期,北部边境基本保持安宁稳定。
然而宋太祖赵匡胤始终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地,曾多次“巡幸边陲,亲抚士卒”①,并不断颁发《幸河北诏》《幸边陲诏》《敕北边州军诏》,同时还在北部边境河朔之地,“岁屯重兵”②,对辽朝契丹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宗赵炅即位。
他继承其兄收复燕云的遗志,在次第平定了南方诸国及北汉后,即将矛头指向北方的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宋军欲伐辽取幽蓟。
结果在高梁河之役中,遭到重创,全线溃败。
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又乘辽主年幼,母后专权之际,再次兵分三路北伐,兵力不下三十万③。
战争失败,宋太宗锐气耗尽,“自是不敢北向”④。
从此后,北宋对辽采取守势。
于是,在河北中部西起顺安军(今河北高阳县西),东至泥姑寨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东西三百里,南北五七十里地区,“资其陂泽,筑阝是贮水为屯田”⑤,设寨铺戍守,阻止辽朝骑兵奔轶南下。
而“顺安军以西,抵西山百里许,无水田处”⑥。
也“选兵戍之”。
由此宋王朝将战略进攻改变为战略防御,重点防御北边强邻辽朝契丹。
宋王朝在制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时,却对陇山以西地区掉以轻心,没有作统一边疆的打算,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言:“太祖不勤远略。
”⑦而宋太宗更是对西部党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漠然视之。
当时党项对宋西北边境的威胁,远不如汉唐时期匈奴、突厥、吐蕃所造成的边患那么严重。
宋朝一些臣僚对来自党项的威胁也认识不足,尤其对李继迁的不断骚扰,断言只不过“是怀念父祖旧地,别无他心”⑧,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诚如鸡肋”⑨。
9世纪中期,吐蕃政权崩溃,迁徙到河西、陇右地区吐蕃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已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宋初的统治者对他们也未放在心上。
太平兴国八年(983),当吐蕃诸族遣使入贡献马时,太宗表面上厚加抚慰,赐以束帛,但对臣僚却说:“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以化外视之。
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
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加攘却,必致杀戳,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
”⑩足见宋太宗对吐蕃的兴起与发展缺乏应有的警惕。
宋真宗即位后,按照其父的既定方针,对西北地区仍是漫不经心,无意经理。
主张“令屯兵于内地,且简其闲冗,转饷当逐减省”1,目的在于“欲罢出兵,自固吾圉,非务攻略”12。
太宗和真宗的上述言论便成了宋初统治者对西北少数民族歧视及漫不经心的态度,也是对西北地区无意经理的指导思想。
北宋王朝无意经理西北的政策与其对内政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
以“陈桥兵变”立国的宋王朝,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暴风骤雨的冲击,立国伊始,就面临尖锐的阶级矛盾。
端拱二年(989),宋太宗诏文武群臣言备边御戎之策时,知制诰田就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
”13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向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14在这种守内虚外思想的指导下,必然把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势必在军事防守上就会轻视西鄙。
二、防御重心西移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四月,辽军大举南征,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城下。
在军事形势对宋朝有利的情况下,辽宋双方最后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这是辽宋双方力量均衡的产物。
“澶渊之盟”以后,“三边罢警,俱息於战争”15,正式形成辽宋南北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双方长期的战争状况。
宋朝北方边境“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16。
随着北方边境的安定,与辽友好往来,北宋王朝与契丹的矛盾也相对减轻。
党项攻占灵州(今宁夏吴忠县东北)以及元昊立国后,北宋王朝与党项间的关系渐趋恶化,宋夏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并影响和制约着其它诸多矛盾。
北宋开始设防西方,防御重心由北边转向西北边陲,西北沿边防御逐渐出现局部优势。
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17,是唐宋时期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
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当时灵州地区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又散居着吐蕃部落,因此,灵州便成为宋王朝、回鹘、党项、吐蕃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
如果宋朝弃灵州,则等于撤去了一道屏障,并失去了军马的供给地。
但是灵州地区经长期战争破坏,经济凋敝,粮饷给养不足,戍守十分艰难。
党项首领李继迁,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三月,攻占灵州。
从此,宋朝西部边疆失去藩篱,不得不对党项刮目相看。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建立西夏国,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18。
与宋、辽形成鼎足之势,与宋王朝矛盾日益尖锐激烈。
西北沿边成为宋王朝重点防守地区,御夏成为赵宋王朝的头等大事。
元昊在与宋王朝相邻的河东、陕西沿边驻扎十万大军。
面对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北宋王朝的统兵体制及布署有所变化。
庆历元年(1041),“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延四路”19以便于各路军队相互配合、策应,更好地抵御西夏党项的进攻。
庆历年间,由于宋夏战争的需要,北宋军队数量急骤膨胀,兵额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20,部署在“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21,仅在陕西沿边正规军禁军兵力二十一万五千。
西部沿边地区除屯驻禁军外,还有厢军、乡兵、蕃兵、弓箭手等。
厢兵是“诸州之镇兵”。
是地方军兼杂役军。
厢兵数额庞大,宋仁宗景年间(1034～1037)为四十三万八千人,庆历年间(1041～1048)为四十九万九千人。
2乡兵是“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23。
康定初,元昊起兵反宋,北宋政府在河东添籍强壮“十四万四千,皆以时训练”24,后又因“西师屡衄,正兵不足”,就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25。
并在陕西点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26。
治平未,河东七州军弓箭手总数为七千五百人,陕西十州军并砦户总数为四万六千三百人27。
蕃兵是乡兵的一种,是西北沿边地区少数民族熟户蕃部丁壮组成的军队,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
蕃兵主要分布在陕西的秦凤、泾原、环庆、延四路以及河东的石、隰、麟、府诸州。
庆历年间,泾原路熟户蕃兵一百七十七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马一千五百匹;秦凤路一百四十七族,三万五千六百人,马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匹;环庆路二百四十七族,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匹;延路九大族一万二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匹28。
到英宗治平年间,陕西四路有蕃兵十万零六千五百二十六人,再加上弓箭手数,共计十六万多人。
蕃兵成为北宋西北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此时的宋政府对建国初期的西夏军事力量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自恃为大国又有重兵屯聚,在战术上采取进攻与速战速决的策略,企图轻而易举地剿灭西夏,结果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
从西夏开运元年(1034)到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昊多次进攻,但均被宋军击退。
经过几年试探性的进攻,元昊摸清了宋朝沿边各地的防御状况,横山以东以南,宋朝河东路、陕西路一带“备御完固”,“环庆路边砦排密”29。
而延路的边境“地阔而砦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30。
因此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便成为元昊攻宋的突破口。
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却认为陕西四路兵马及蕃汉弓箭手、步骑可“得精兵二十万”31,是元昊军队的三倍多,“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32。
正是这种盲目轻敌与冒进,造成惨败。
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元昊声称攻延州,在三川口(今陕西志丹县南)设伏,宋全军覆没,西夏军队控制了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地区。
三川口战败后,宋政府调整防务,以范仲淹知延州。
范仲淹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使延路防线基本稳固下来。
庆历元年(1041)春,西夏又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元昊亲率十万大军向渭州(今甘肃平凉市)推进。
宋军骄傲轻敌,盲动冒进,士卒死伤万人,数十名大将阵亡。
从此,宋政府改变策略,对西夏党项采取持重守御之策。
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极大损失,两国的统治者都产生了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
当此之时,宋、辽、夏三国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辽夏交恶,联盟破裂,元昊恐两面受敌,愿与宋息兵议和。
庆历四年(1044),宋夏双方签订了和约,史称“庆历和议”。
自1040年至1042年,三年之间,元昊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均以掠夺财富为目的,每次虽都获得胜利,劫掠后匆匆退走,但却无法占领北宋大片领土,因宋朝已对西北沿边进行重点防守,精兵强将云集西北,各路屯驻重兵,“以牵制其势也”3,西北沿边防御渐现局部优势。
三、以攻为守,兼制西夏宋夏之争激化时,散处于河陇地区的吐蕃部族加入到辽、夏与宋王朝的角逐之中,宋朝君臣意识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先是采用羁縻怀柔政策,进而对吐蕃取笼络联合,不断加封部族首领,经济上进行援助等手段结其欢心,以攻西夏。
这就是宋神宗即位前,北宋对吐蕃的基本政策。
这种政策在当时确曾获得收效,凉州潘罗支、青唐口角厮口罗等就曾一度成为宋王朝的盟友,从而牵制了西夏党项的兵力。
宋王朝中期,国家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
嘉三年(1058)春,新到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和方法,但没有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与执政大臣的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