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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相权与君权的博弈皇权社会里，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
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制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先秦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
（2）创制期：春秋至秦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于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
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
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曾这样总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具体来说，当时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一是谋议权。
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
二是副署权。
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
在名义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三是用人权。
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
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
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
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
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民主制度论文有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
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君权与相权冲突的体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冲突的社会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对这种冲突的性质、影响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上的“焦虑”,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着利用政治学的有关背景知识,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探讨,切望得到批评回应。
显而易见的是,君权与相权可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
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服从于、从属于君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君权和君主专制。
否则,也就谈不上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了。
所以,从这种对立统一的大格局下审视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实际上可以把问题扩展为君权与相权各自所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官僚组织之间的冲突。
本文后面的分析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的内在需求概括地说,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可谓处于两难之间。
一方面,和任何政治体系下的情况一样,专制制度下的官僚组织也是因其工具性价值而获得存在的。
为了获得统治效益,君主离不开官僚组织这种“利器”,需要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官僚组织因而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所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协同心,合成而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的“君臣同体”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但在“效益需求”的另一方面,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出发,又必然对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形成另外的需求和排斥倾向,而这些需求、倾向实际上是与“效益需求”的实现相抵触的。
【精】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与相权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君权指的是君主的权力，即国家最高权力的集中体现；而相权则是指官僚组织的权力，包括官员的职权和行政管理等。
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制定法律、决策重大事务，并直接统领全国各级官员。
他们拥有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制度建设的主导权。
然而，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官僚组织的制约。
官僚组织构建了官员的权力网络，并通过相权制约君主的权力。
如果君主不依靠官僚机构的话，君主的统治将难以实施，这就使得君主与相权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动与制衡的关系。
其次，官僚组织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官僚体系构建了政治和行政机构，并且这些官员通过严格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得到职位。
他们具有相当的专业能力和行政经验，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运作国家事务。
官僚组织的存在使得君主不可能直接接触和掌握所有的政务，需要依赖官僚来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官僚组织和君主共同构成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
然而，官僚组织的权力也存在着与君主权力的冲突。
一方面，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任命和授权，他们必须服从君主的指挥。
另一方面，官员拥有相权，即执行政务的权力，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职权行使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君主的权力。
这就使得君主与官僚之间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和权力争夺。
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合谋和合作。
君主需要通过赏罚和委任来操纵官僚组织，以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制约。
同时，官员也需要通过与君主合作，以获取权力和地位的提升。
这种合谋和合作使得君主专制政体在相权制衡下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着冲突。
君主和官僚组织通过合谋和合作来解决这一冲突，使得君主专制政体在君权与相权之间保持了一种互动与制衡的关系。
官僚组织作为君主专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制于君主，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为政体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君权与相权之争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研究生在皇权社会里，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下面就是宰相。
在专制的皇权体制里，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有宰相的名称之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而已。
在《宋史·职官志》中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概括起来宰相有以下的职权：一、谋议权。
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
二、副署权。
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
三、用人权。
就是选任贤才和罢免不称职的官员。
四、裁决一般政务权。
就是宰相有权处理一般的政务，无须请示皇帝。
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比皇帝重要，因为皇帝高高在上，而宰相处在皇帝和各部门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
所以，观察中国历史上各朝各国的宰相，大部分是具有丰富的政治手腕和经验，能够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学者把中国宰相制度演变过程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从黄帝至西周）、创立期（春秋至秦）、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考察历代政治得失，皇权与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指针，君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够实现政治清明。
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
这几个时期基本上君权和相权处于平衡的阶段，所以造就了政治的清明。
如汉文、景帝时期，宰相曹参实行汉初宰相萧何制定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被两代皇帝继承和发扬，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及至唐太宗贞观时期，名相云集，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等无不是一时俊杰。
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宋璟被唐玄宗成为“救时宰相”，其用人得当，百官各得其所，国家得利。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
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
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标签：皇权；相权；制衡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始终伴随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宰相被看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在不同的朝代，相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区别。
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被削弱。
皇权作为君主生而有之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世袭制中，君主可能并不具备帝王之才却生而有帝王之权，由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不受约束的皇权所带来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皇权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皇权的有效运行需要官僚机器的支撑，皇权的合法性需要士大夫阶层的肯定确认。
而且君主个人能力的有限性，皇权的至高无上性都需要另一种权力的辅佐制约。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官僚制度是其重要一环，相权便是官僚制度的核心。
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
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一、演变过程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发展变化中，不同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
秦朝始建帝制，皇权正式产生，同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丞相总领百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丞相作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
皇权主要包括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军事权、行政中的最后决断权和对中央、地方官员执行政务情况的考察权。
丞相则具有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权力。
而自秦以前，便有类似丞相的官职出现。
“西周中央政府在周王以下设有辅弼大臣，传说三公，即太守太傅太保为最高辅佐官员。
到西周晚期，官僚机构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一人，出现《周礼》中所说的天官冢宰这种百官之长的职位与人物，这已类似于秦汉时期的丞相”[1]。
论古代政治历程中的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是贯穿中国古代所有朝代的主旋律，二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扶持相互促进。
相权、皇权关系处理的好坏，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关系着政权的兴亡。
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得不说的问题。
皇权，顾名思义，由天子掌握，他决定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决策。
相权，由国家的宰相掌握，他拥有着国家的行政权，负责主要行政事物的处理，地位仅次于天子。
宰相制度起源很早，商朝的时候，伊尹是开国功臣，为国家的建立和奠定做出了很大贡献，汤死了以后，继续为相，辅佐了几代皇帝，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到皇帝的登基。
到了战国的时候，宰相制度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秦朝时宰相正式命名为丞相。
从此之后，皇帝与宰相相互依存，但也相互制约，总体发展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地消弱。
汉代时，实行三公九卿制。
皇帝对于宰相心存戒备，宰相对于皇帝心存惧怕，二者不断磨合发展，试图寻找一种比较成熟，既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又有利于国家发展，安定的制度。
隋唐时实行三省六部制，都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相权，加强君权，在此期间二者似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唐太宗时期，内外朝的界限已经淡化，天子主政，开始进入了消弱相权的阶段。
唐太宗将相权一分为三，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则相权分散了，二则三者相互制约都统一向皇帝负责。
贞观年间的君相关系式少见的。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
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的制约，也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独裁造成失误。
宋元时期，相权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宰相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这样也导致了皇权的不稳，产生内乱。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利，明太祖先是废除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行中书省，设立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分管地方的行政，军政和监察，并且三司都隶属于中央部门。
但是，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也随之扩大。
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是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条主线，两者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的主旋律。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
宰相在我国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1.君权与相权的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君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皇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伴随着古代专制主义的逐渐演变而渐趋成熟的产物，是专制主义巅峰的代表。
它既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相权的产生，与君权相比，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附带的过程中。
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拥有的权力。
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君权服务的。
相权起源与君权的起源相同，在春秋战国之时，贵族随王权的衰亡之后，贵族世袭的官职制度等也随之衰亡，此时便逐渐出现了非贵族的官僚群体，出现了非世袭的政府官职，而作为人主近臣，身居高位的相、丞相等官职也渐次握有了相权。
需要指出的是，丞相级别的三公、三省未必就拥有相权，比如东汉光武帝时候就撇开三公机构而令内廷组织尚书台；拥有相权的未必就是丞相级大官，甚至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比如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在当时是握有相权的人，但他却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
2.君权与相权的统一与合作国家政务琐碎繁忙，光靠皇帝一人，很难做到事事稳妥，事事正确，这就需要贤能的宰相辅助，减轻皇帝的负担，同时也能避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和失误。
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
虽然君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
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
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的冲突问题。
介绍了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和研究背景。
然后，对君权与相权的定义与界限进行了讨论，并举例历史上的君权与相权冲突案例。
接着，探讨了官僚组织在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作用，以及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分析了官僚集团与君权争斗的局面，总结了官僚组织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影响，以及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的复杂性。
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价值。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结构和矛盾，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中国、君主专制、君权、相权、官僚组织、互动关系、官僚集团、冲突案例、影响、复杂性、未来研究、价值1. 引言1.1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包括权力高度集中、君主绝对统治、官员任命由君主决定、政治制度呈现等级分明的等特征。
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掌握政治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君主在体制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统治者，尊崇为“至尊至贵之君”。
官员则是君主实现统治目标的执行者，负责具体治理事务，但其权力是君主授予和限制的，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取决于君主的宠信。
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官员则必须忠诚于君主，执行其旨意。
这种政治体制的特点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体系的发展，直至近代。
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决定了在此体制下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体长期存在，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力量较量时常发生。
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还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提供借鉴和启示。
唐朝的体制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与冲突唐朝的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是其政治体制中的两个核心要素。
本文将探讨唐朝体制中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与冲突，并分析其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一、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概述在唐朝，皇帝是君主专制的核心，拥有绝对的权力。
君主权力的体现包括政治、军事及法律等各个方面。
皇帝对朝政决策具有最终决定权，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
相权制衡则是指相权与君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相权指丞相、宰相等官员的权力，相权的核心是宰相的职位。
宰相是皇帝的亲近辅助，具有重要的决策权，可以参与朝政大事的讨论，并提出建议。
二、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在唐朝，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
君主专制为政治体制提供了统一的决策权，保证了国家重大事务的高效决策和迅速执行。
同时，相权的存在为君主专制提供了一种制衡机制。
宰相作为皇帝的重要顾问和辅助，可以对君主的决策进行合理的阻止和修正，以避免君主的专断和错误决策。
相权的存在还可以平衡各级官员之间的利益，减少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三、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冲突尽管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相辅相成，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冲突和矛盾。
首先，君主专制的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相权被削弱甚至被废除。
一些皇帝可能对宰相的权力产生威胁，通过废黜宰相或者任命无实权的人担任宰相，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专制地位。
其次，不同的皇帝对相权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也存在差异。
有些皇帝愿意倾听宰相的建议，与之共事；而另一些皇帝则更倾向于独断专行，不接受他人的意见。
这种情况下，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关系的平衡性就会受到破坏。
最后，相权的滥用也可能导致与君主专制的冲突。
一些宰相可能对君主的职权进行越权干涉，甚至篡夺皇位。
这种情况下，君主与宰相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尖锐，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四、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对唐朝政治的影响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与冲突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摘要】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一直存在着。
本文从君权与相权的概念及关系入手，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冲突根源。
分析了官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君权与相权冲突对官僚组织的影响。
结合现实情况，总结了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的现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展望。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启示。
通过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完善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行机制，促进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君权、相权、冲突、官僚组织、制度、互动关系、影响、现状、建议、展望1. 引言1.1 研究背景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体长期存在，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官僚组织也起到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君权代表着君主个人的权力，相权代表着官僚组织的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研究背景中，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君权与相权的概念及关系，以及官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对这种关系的影响。
我们还需要关注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互动关系，分析君权与相权冲突对官僚组织的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历史文化的传承，也关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通过对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体下权力的运行逻辑，为当前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研究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1.2 研究意义研究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意义重大。
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长期存在且影响深远的问题，对于探讨和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是君主专制政体中权力运行的关键问题，揭示了君臣关系、官僚体系和政治权力分配等方面的机制和规律，对于研究君主专制政体的性质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作者：张星久时间：2007-11-23 12:09:0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有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
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君权与相权冲突的体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冲突的社会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对这种冲突的性质、影响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上的“焦虑”,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着利用政治学的有关背景知识,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探讨,切望得到批评回应。
显而易见的是,君权与相权可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
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服从于、从属于君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君权和君主专制。
否则,也就谈不上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了。
所以,从这种对立统一的大格局下审视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实际上可以把问题扩展为君权与相权各自所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官僚组织之间的冲突。
本文后面的分析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的内在需求概括地说,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可谓处于两难之间。
一方面,和任何政治体系下的情况一样,专制制度下的官僚组织也是因其工具性价值而获得存在的。
为了获得统治效益,君主离不开官僚组织这种“利器”,需要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官僚组织因而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所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协同心,合成而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的“君臣同体”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但在“效益需求”的另一方面,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出发,又必然对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形成另外的需求和排斥倾向,而这些需求、倾向实际上是与“效益需求”的实现相抵触的。
与其他政体相比,君主专制政体的本质规定性就在于,它公然赋予君主个人拥有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并奉行“家天下”、“私天下”的原则,把国家权力视为私产,由君主一家一姓世袭私有。
儒家思想家朱熹批评汉高祖、唐太宗这两个堪称“最有作为”的皇帝,说他们也不过是“假仁借义以性其私”;吕留良更直斥“秦汉以后许多制度……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唯恐失却此家当”②,都说明在具有悠久宗法传统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私性”或“家天下”性质尤为突出。
可以说,肯定和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应有之义。
从这种本质属性出发,君主专制制度必然会产生以下内在需要和倾向:（一）目标取向的现实性与利益追求的狭隘自私性。
虽然我们后面还要指出,任何形式的政体客观上必须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相比较而言,君主专制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却在于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维护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
从制度的设计层面和专制君主的主观意识上看,这种制度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具有更为明显的狭隘自私性。
如刘邦取得政权之后,一次得意地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难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群臣听了不以为怪,反而“皆呼万岁,大笑以为乐”。
③君主公开谋求私利,把国家视为私产,一般人也视为当然。
这种利益需求方面的独占性与自私性,决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把一切官僚组织和臣下都视为维护“家天下”统治长治久安、达到个人私利私欲的工具。
但是,官僚组织不可能仅仅如此,客观上它还必然作为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公共”职能;同时,作为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
这样,从目标取向上,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潜伏着与官僚组织的冲突。
(二)君臣关系的潜在对立与脆弱性。
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君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
对于这一层,王夫之早已看破:“(君主)道不足于己,则先自疑于心;心不自保,而天下举无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编氓也,皆可疑也。
以一人之疑而敌天下,其愚不可疗,其或不可救也。
亲亲而以疑,则亲非其亲;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
”④黄梨洲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
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⑤在这种猜疑防范的心理下,虽然君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
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历史上许多元勋功臣虽然起初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
如汉代的萧何,明代的刘基、宋濂等皆属此类。
不过,相对说这几个人的下场还算是好的,更多的人则是沦为“奸臣”、“奸党”遭到无情的清洗。
所以,历史上所谓“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
历史上还有君主向功臣颁赐铁券(所谓“铁契丹书”)的做法,表示君主对功臣承诺,可以使功臣及其后代永远享有免罪特权。
如《汉书·高帝纪》下记载:高祖“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
”但西汉功臣并没有因此而逃脱杀身之祸。
可见,这种颁赐铁契的做法,恰恰说明君臣关系是十分脆弱的,所以才需要外在的凭借加以保证。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冷酷的事实,历代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文字,感叹所谓的“明(主)良(相)”相遇之难。
甚至连多次对臣下大屠杀的朱元璋也有过“明良相逢,古今为难”的议论。
⑥也说明,君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对立关系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大背景下,君主权相的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官僚组织的依附性与灵活性。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用清代雍正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当以朕之所好好之,所恶恶之”。
这样才能使君主在贯彻个人意志时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这就预示着,专制制度不可能永远容忍官僚组织所必然产生的自主性以及在活动方式上的程序性、规范性。
(四)专制制度以臣民的孤立分散、软弱无力为前提,因而在依赖官僚组织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反组织性”、“排斥社会联系性”的倾向。
从君主专制制度公开追求一姓私利、肯定君权的独占性与绝对性出发,它必然在客观上将君主置于孤家寡人的地位。
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君主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梁启超所说的以“独术治群”的统治方式,即: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社会成员的孤立、分散化,借用弗罗姆的话就是要使社会成员“原子化”,以防止他们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反抗力量。
这种对臣民分散、孤立状况的依赖与亲和性,思想家们有许多颇有启发的论述。
如托克维尔指出,专制政府之所以在世界上长期存在,“恰恰是因为在那些社会里,人民彼此孤立,没有任何联系”,而专制制度的存在又反过来助长、促成着这种孤立状况;⑦卢梭说:专制制度下“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而且永远不难抗拒国王。
”⑧当代著名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政权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君主专制:“暴政体制的首要关系的焦点,就是在民众之间造成隔绝、漠不关心的心境。
隔绝、孤立可能是恐怖统治的开端……。
”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从经济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专制制度与人民的分散孤立状态的内在联系。
如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时就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而农民无法“形成共同的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
”⑩揆诸中国的历史事实,问题的确如此。
比如,中国历代君主,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有作为”的君主,无不把稳定小农队伍、打击豪强兼并势力、推行“重本抑末”政策作为施政重点,而历次改革变法运动也都是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
这当然不是出于对人民的“仁政”,而正是由于,小农在正常情况下是彼此孤立隔绝的,不仅无法形成全国性的联系,而且也可以构成专制国家稳定的兵员和赋税来源。
又比如说,历代君主往往投入很大的精力和热情,去对付所谓的“朋党”与“奸党”,不论什么人,一旦沾上“朋党”的嫌疑,一旦被视为“朋党”分子,就会遭到严厉惩治。
而一些奸佞小人也经常以“奸党”、“朋党”为武器中伤政敌,往往能立即奏效,也正是利用了君主内心的孤独和害怕臣下发生横向联系的心理。
还有些王朝的君主经常鼓励臣民之间互相告讦揭发,而清代更有所谓的“密折”制度使臣下互相监视等等,也都是要利用这种孤立术来达到对臣民分而治之的目的。
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党议兴而唯恐人之不离,告讦起而唯恐其部民不犯其上,将以解散臣民而专尊天子。
” 总之,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属性出发,必然使君权和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潜伏着紧张关系;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错位”君主专制制度对于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的内在需求或内在规定性既如上述,而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的潜在紧张也已是既定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能否超脱于这种对立格局,完全满足上述需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在君臣矛盾关系中,宰相处于首当其冲的特殊地位。
作为百官之长,宰相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处于官僚组织的顶端,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又加上位居皇帝的“卧榻之侧”,比较接近皇权,地位十分特殊。
在君臣关系本就十分微妙的情况下,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分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引起和君权的冲突摩擦。
第二,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又是封建社会中最有组织性的社会力量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封建社会最有组织性的集团当首推军队。
除了军队之外,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就是封建社会中最有组织性的力量。
这不仅是因为官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严密、机构庞大的整体,而且在其内部还因科举制度、地缘因素而形成官员之间的师生关系、乡籍关系等非正式群体。
此外,官僚组织背后是一个宠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拥有知识,且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共同的信仰与行为准则,因而也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有群体意识和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