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古典修辞学与美国新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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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中国传统语言训诂学的基础上,吸收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汉语和汉字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的独立学科,目的是通过对汉语和汉字从微观到宏观、从共时到历时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了解它们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面貌,总结其中的发展演变规律。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富的内涵,民族的苦难与辉煌熔铸其里,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渗透其中。
本方向立足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等的分析,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各时期发展规律及其创作成就。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发生和发展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追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帮助人们反思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在特殊的审美感受中得到启迪和鼓舞。
简论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要: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关键词:修辞学中西方差异自古以来,中西方都十分重视修辞艺术。
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把修辞术当作一种演说的艺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游说者最早凭借精湛的修辞技巧,打动君王来实施政治主张,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中西方不同的修辞观念也为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一、修辞研究观念的差异中西方在修辞研究上的重大差别就是西方重理论构建,而中国重辞格分析。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撰写了《修辞学》一书,构建了完整、统一的修辞体系。
他提出了修辞学的原则,即: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演说风格,为整个西方修辞学奠定了基础。
其后,古罗马的修辞学家西萨罗对希腊的修辞传统作了改造,使之适应罗马社会的现实与文化。
他在《论构思》中,试图把修辞学与哲学统一起来,把修辞学当作一种对所有实践都有用的艺术来对待。
如果说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理论性还不是很强的话,近代修辞学则是学派林立,理论体系层出不穷。
如理查兹的修辞哲学、伯克的动机修辞学、佩雷斯的论辩修辞学、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基尔兹的人类修辞学等,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修辞理论和体系。
中国的修辞研究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修辞研究观念总是以体现微观的语体风格、修辞方法和辞格研究为主,说起修辞,人们通常会想到比喻、排比等辞格,而十分缺乏宏观的理论探索,这就把修辞研究局限在语言的表达技巧上,制约了修辞研究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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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逻辑西方自由五艺修辞能力是西方修辞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辞能力虽耳熟能详,但现有研究中却鲜见对修辞能力核心要素的构建。
修辞能力一般被视作修辞者的一种内在属性,是修辞者为履行修辞任务必须具备的各种具体能力的总和,因而其包含的内涵较丰富。
鉴于此,为提炼修辞能力的内涵,本文将基于西方修辞学发展历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尝试从修辞的定义出发厘定修辞能力。
依据修辞的概念范畴可知,修辞者、修辞对象、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修辞目的是界定修辞能力的重要因素。
笔者在界定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视域下修辞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归纳出修辞能力的基本概念,认为把握修辞能力的概念对促进外语能力以及国家修辞能力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引言修辞能力作为西方修辞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伴随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学理积淀。
早在西方古典修辞学时期,《论言说者》等古典修辞学家就曾直接或间接论及修辞能力,Aristotle(1954:24)关于“修辞是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劝说手段的能力”的论述明确将修辞能力与修辞概念紧密关联,为修辞能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美国传播学会(NCA)前会长Sproule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知识谱系下依托亚氏理论对修辞能力的表现形式进行的探索较具开拓性。
近年来,随着修辞学与交际学的交叉发展,学界对修辞能力与交际能力的研究逐渐呈交融趋势。
此类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将修辞能力视作交际能力或者将两者交替使用。
另外,目前研究中,修辞能力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演说、论辩能力等。
将修辞能力视作演说能力,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演说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将修辞能力界定为在一定的语境中生成论题,调用多种学科知识形成理性的论辩,将论辩用最有效的顺序组织起来,并且以能被他人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劝说他人并最终导引行动的能力。
该定义凸显了修辞能力的“论辩”特征。
修辞能力虽耳熟能详,但现有研究中鲜见对修辞能力核心要素的构建。
论西方古典修辞学与美国新修辞学3廖文丽Ξ(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长沙 410079)〔摘 要〕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理论的影响,从他那个时代起就一直是巨大无比的,这是他对整个修辞学历史的最重要的贡献。
而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兴起的新修辞学理论,是对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包括承袭与补充,也包括挑战或否定。
〔关键词〕西方;古典修辞学;美国;新修辞学〔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01)02—0103—02一 西方古典修辞学虽然西方修辞学在各个时期的内容不尽相同,但从公元前5世纪西方修辞学产生于古希腊的遗嘱检验法庭之后,它就一直在公共事务和教育中起着巨大作用。
就其渊源而论,西方修辞学首先是一种劝说性演讲的艺术。
在当时的民事争端中,劝说在缺乏明显真理的情况下起着断定的关键因素。
劝说性演说也能对君主进行废黜或授权、对公共利益则进行决策,并还能对法令起到实施等作用。
总之,演讲与政体和民众事务无法分开。
早期曾有些名望显赫的演说家不仅从事演讲的实践而且还讲授演讲的艺术。
演讲需要使人信服的论点,演讲还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进行,而每个部分又都有其策略,策略又因时因人而异,演讲词又必须被记熟。
因此,修辞学就成了既是劝说性演讲的实践,又是描述成功演讲的方法,成了一种具有巨大作用的综合艺术。
西方修辞学的目标,是从大量的人类话语中选出那些被认为具有劝说作用的成分,对这些成分进行分门别类地归纳,根据结构和目的对每一种类的成份进行分析,并识别构成每一种类的方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西方古典修辞学对语言使用的正误性原则表示认可,并也对有效地使用语言的方法进行分类。
它不仅对如何提出证据和论辩的方法进行说明,还为准确推理过程的原则作出规定。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研究的问题归纳成一种理论,后来该理论就成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以及西赛罗和昆提利安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挥。
古典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修辞话语的种类;心理和听众分析法;演讲的准备步骤。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总是谋求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且不同的人对自己利益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他还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视情而定的观点受到了诡辩派最有力的辩护。
用现代术语来说,诡辩派把修辞学看成是认知的,是产生知识的。
亚里士多德倾向于把文体风格看作是一种装饰点缀,是一种想满足感官引诱的低级的人类欲望。
在漫长的修辞学研究史上,他曾有几次出现了将修辞学研究与文体风格研究等同起来的情况。
亚里士多德的名著《修辞学》,是欧洲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主要研究了以口语形式进行的演讲方式、分类和题材,研究了演讲者的性格和听众的情感以及演讲者表达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从他那个时代开始就对修辞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Lance Cooper所言,“……不仅是西塞罗、昆提利安的修辞学,而且连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修辞学,就其精华而言,从根本上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
”二 美国新修辞学20世纪之中,美国新修辞学终于走出低谷,又一次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的理论。
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新发现,修辞学能够解决传统的意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
由于他们运用话语对美国修辞学进行了彻底改造,美国新修辞学的内容丰富并加深了,它成为一种把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把目的和阐释作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新理论。
这一理论发展的依据是:知识由论辩生成,思想和力量是通过话语来扩大其范围。
简而言之,美国新修辞学已成为一门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
如果古典修辞学的理论的特点是“以语言为重点”,18世纪修辞学的特点是:“以心理为重点”,那么美国新修辞学的特点是以“社会”或“社会学”为重点。
虽然美国新修辞学作为一种体系来说是异乎寻常地复杂,并包括许多方面的兴趣,但是所有这些方面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它们都认为修辞学是一种理解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工具。
像过去几种修辞学体系一样,美国新修辞学体系也是出于一种需求,并为它所在社会的知识和社会环境所形成。
这种需求是简单的但又是吸引人的。
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来看,个人、国家、国际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失败,都可能不仅造成诽谤或误解,而且还可能导致对立或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修辞学作为一种人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文字形式,很自然地应该与促进人类的理解、改善交际过程联系起来。
在美国新修辞学这一广阔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工作者们,就交际的社会方面的兴趣已达成共识,而且他们还一致相信,许多影响或阻碍交际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语言以及使用和误用语言的习惯。
他们还不断认识到,语言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斗争被第8卷 第2期 湖南商学院学报(双月刊) vo118 No12Ξ〔收稿日期〕2000—09—10〔作者简介〕廖文丽(1966—),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塑造来适合一个人意志的易受影响的媒介,语言本身却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有助于决定人类对自己及其世界的认识。
因此,古代人主要对一种“事业”的实质或主题的各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18世纪修辞学的建筑师们强调信息———大脑之关系,而美国新修辞学的兴趣在于作为信息传递中一种传统手段的语言。
然而,除了这点,他们还认识到,虽然语言是人类交际时的主要工具,但是其他的符号系统,有些虽然没有被发送者或接收者所认识,也可能承载着影响思想或行为的信息。
三 西方古典修辞学与美国新修辞学的异同美国新修辞学的产生已被描述成是对西方古典修辞学概念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审现。
Daniel Fogarty的重要著作《一种新修辞学的基础》,好像是这两种修辞学的会集点,即肯定有必要让一种可以独立发展的修辞学继续发展下去,又扼要地概述了能满足这种必要性的一种“新”的修辞学。
(这种新修辞学)将需要拓宽其目的,使自己不再局限于传授形式劝说的艺术,而要把每一种符号使用的形成过程包括在内……;它将需要调节自己以适应在交际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新研究;最后,它将需要对一种演讲者———听众之间的新情境作出一定的规定。
以上已经谈到西方古典修辞学与美国新修辞学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但两者之间也有相似性,这些引人注目的相似性把美国新修辞学向西方古典修辞学靠拢而不是远离。
11相似性(1)西方古典修辞学和美国新修辞学都把人类看作是使用符号的动物,在相互交际时,把理性和感情结合起来。
这一观点最重要的是,语言在产生知识或信念时所起的作用以及语言与认识大脑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把理性和感情结合起来,并且他关于逻辑学、伦理学和认识论的著作,也表明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类大脑具有强大的创造能力。
当然,美国新修辞学理论也把语言规定为修辞学的基础。
Burke 有一个出名的论断就表明了这一种观点:修辞学是扎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之中,这一功能是完全实际可行的,并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内容。
使用语言作为在人类中诱导合作的符号方式,从性质上来说是一对符号的回答。
(2)两种修辞学都提供了一种有机的方法论,使演说家和听众都能共同获得知识。
亚里士多德关于三段论省略式的概念,以及他在逻辑、人格和情感方面把演讲者和听众结合起来以寻求能产生行动的各种知识的方式,我们已经了解。
在美国新修辞学理论中,尤其是在K enneth Burke的理论中,修辞学提供了各种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人们可以与其他人取得同体性,也可以通过动机的属性了解那种同体性。
(3)两种修辞学都有能力对无数相关领域的活动进行澄清和提供信息。
通过把修辞学确立为辩证法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便把修辞学与其他知识领域联系了起来。
修辞学、诗学、伦理学都涉及到关于或然性的知识、变化的现实。
对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修辞学是一种实用的话语艺术,它在教育和公众事务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为信念、语言和行动确立了一种理论的关系。
伊索克拉底、西塞罗和昆提利安都适应了这种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
昆提利安把它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和行动指南的修辞学基础。
21不同之处(1)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口头使用上,而美国新修辞学主要的兴趣是在符号上。
他们对于口语/书面语的历史和方法论之区分的理解,已受到20世纪演讲、语言学、哲学和英语系分化的阻碍。
尽管有了诸如Walter Ong,K enneth Burke和Jacques Derrida等人的研究成果,但是演讲和写作之间许多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对于某些情况还没有进行过研究。
(2)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演说家和听众进入知识阶段,经过语言的中介作用后,他们与世界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便有了一种明确的界定;美国新修辞学的主要观点、占主导作用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一定要修辞学在没有任何明显关于认知者和已知世界的理论的条件下起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种或然性现实的世界,虽然其本身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还是可以通过系统地运用智力的方法来加以认识,因为那种现实被认为是渗透着稳定的基本原则。
美国新修辞学家对知识的性质分歧很大,尽管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具有传递那种分歧的能力。
因此,在现代,思维、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被认为不是构建在一种独立的、可界定的、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是构建在认知者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且,现实并没有被发现多少,可以被发现多少,因为它是构建在思维和语言的相互影响之中。
(3)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把修辞学作为一种艺术来构建,并把它与知识的所有领域明显地连接了起来。
尽管美国新修辞学家们也作了许多努力,但是他们还是缺少任何有系统的、被公认的理论来对当前的实践提供信息。
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已经看到了在修辞学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脱钩、以及在修辞学学科中出现了严重的分隔情况。
更有甚者,修辞学理论和实践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同样出现了分隔的情况。
演讲学的理论家们在“对话交际”的理论概念进行研究,英语系的理论家们在苦苦思索着文学文本中关于表象的深奥问题,语言系学者们试图对句子的抽象语法进行描述。
其结果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技巧的论述放在一个把语言、行为和信念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之中。
这种情况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西塞罗有力的政治家形象、与昆提利安的教育法大相径庭。
我们认为,K enneth Burke,Chaim Perelman,Wolfang lser,Richard Weaver和Wayne Booth等人的研究,已提出了一种把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现代基础。
但是,这样的一种结合需要美国新修辞学家们重新把修辞学放到课程设置的中心位置,需要他们重申修辞学是产生和共享知识和信念时使用语言的艺术。
如果美国新修辞学家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是一种把演说家和听众、语言和行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那么他们就有了一个自己的逆反复的模式。
如果美国新修辞学要想在21世纪中真正能为长期分隔开来的学科提供一种信息的框架、并能有效地对阅读、写作和演讲提供教学的话,那么,他们要对美国新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必须不是反对西方古典修辞学,而必须是与古典修辞学保持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