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历史观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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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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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
《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汉朝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称其为断代史是因为他主要记录了西汉这一代的历史,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中间的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
《汉书》中有纪十二篇,主要记载了西汉诸位帝王的事迹,还有表八篇,传七十篇,还有志十篇,主要记载的是汉朝的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现象。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的体系,但是不同于《史记》的是,《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
而断代是这种方式也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是官方正史所用的体系。
《汉书》是除了《史记》之外又一部地位非常突出的史学经典,他记录了西汉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真实状态,秉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而且《汉书》也继承了《史记》中为少数民族列传的传统,其中《汉书·西域传》中记叙了今天的新疆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的历史,还有许多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历史,到今天,这些历史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
但是《汉书》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主,班固还说司马迁不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去评价人物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汉书》中存在的一个缺点。
班固咏史
班固有一部传世的名作《汉书》流传后世,除此之外班固写的诗生活常识分享。
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分别所著的《史记》和《汉书》在二十四史中有“双璧”之称。
司马迁与班固所经历的年代有180年之差,论及两人的异同地,恐怕是小同大异。
在此仅从时代背景、家世背景,著书目的,著书立场及史学观点五大方面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这里所说的时代背景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内容。
见从政治上而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武帝的大一统政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强盛,虽然对外战争频繁,但国内总体是太平盛世。
而班固所处时代背景与之大体相同,历经光武又凡三代太平皇帝,汉室中兴渐趋于稳定阶段,正值国内安享太平之际。
所以和平安定的时代背景是首要的共同之处。
但两者又大有不同,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是西汉中叶,此时汉朝历经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汉武一朝达到极盛但而后渐显衰落之兆,司马迁著史就是在鼎盛趋于衰退之际。
再看班固,王莽之乱后汉室新建,光武一朝呈现中兴之治,班固著史正是从中兴趋于安定这一背景开始,与司马迁著史背景相差甚远。
再论文化背景上,西汉前期信奉黄老,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学正统观地位,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封建思想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下。
反观班固时代,儒学正统观已深植于封建统治的土壤中,大的时代背景的差异,必然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和班固治史的异同二,家世背景:司马迁与班固同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都是当时最有名史官,父辈优秀的治史基因都遗传给了下一代-司马迁和班固,他俩从儿时就得到父辈的谆谆教导,以及史学的熏陶,并都得到当时大儒的点拨,这足以使他俩为后来的著史打下了深厚的功低!这是相同的一点,再说不同的,是大大的不同,就家世地位的高低和显赫来说,司马迁更显得寒酸,其父谈只是个史官,迁也是袭其父职,做的最高的官也只是中书令,家底并不殷实,朝中更无人,以致于无钱赎命只得接受腐刑。
而班固,家世显赫,其父彪乃先朝元老,资格甚老,其弟超更是经营西域有功,深得朝廷宠幸,而自身又依附于掌朝的窦氏家族,也深得皇帝宠幸,可谓是八面玲珑,与司马迁的穷酸形成鲜明对比!三,著书目的:司马迁和班固著书的初衷都是继承父志,完成其父未完之事,司马谈欲著一通史,其子司马迁子承父愿,著《史记》;班固父班彪本作《续后史记》,而未完已卒,班固在《续后史记》基础上作《汉书》。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 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 洽通 的目的则在于证明 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 史记 的撰著;班固在 汉书 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 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 史通 六家 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 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 汉 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史记 、 汉书 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 汉书评林 汉书总评 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 太史公自序 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摘要: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
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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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观“侠”起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
游侠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遭到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王权法治的,而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则是扰乱统治秩序的。
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游侠单开一篇,勇敢讴歌游侠的侠义精神。
东汉史学大家班固也在其《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与司马迁的言论针锋相对,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①,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本文仅从游侠传的角度分析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思想主张、评价标准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定义不同《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字里行间慷慨激昂。
在他笔下,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者所写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
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
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②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继而,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
司马迁和班固区别_班固评价司马迁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被奉为是史学的经典。
那两人有什么区别呢?班固对司马迁作何评价?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司马迁和班固区别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司马迁和班固区别但是二人也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也都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上。
《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一个差别也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另外,《史记》可以说是一本私人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外孙将《史记》呈给皇帝,《史记》才得以被广泛的阅读。
而《汉书》则不然,因为在成书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班固在写这本书,到后面《汉书》都已经有一些国史的味道了,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着很大的差别。
另外司马迁和班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思想差异,司马迁时期,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推倒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司马迁在评价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单单用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来做单一的评价,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
而班固则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班固则成为这个运动的产物。
班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排他性,因此班固开始批评司马迁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评价。
任何时候,思想的单一都会造成闭塞和极端,所以这也是班固和《汉书》的一个缺点。
思想的多元化也能够使文章更加的生动、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显然在这一点上《汉书》和《史记》比起来尤为不足。
班固评价司马迁班固是《汉书》的作者,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汉书》和《史记》都是我国四史之一。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说班固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评价。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这句话,出现在班固的《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以及他的著作《史记》的评价。
原句是: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很多关于是非判断方面是存在一些错误的。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勾倩22201031301116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
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
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
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
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
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
“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对于游侠,俩个人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
对于游侠,司马迁更多的是欣赏和赞美,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
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王萍:“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49页
③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能,羞伐其德”。
①加之由于司马迁自己的个人遭遇,“从自身命运的思索中真切体会到专制统治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扼杀,并将一种反抗意识贯注到其作品中,通过描写那些敢于反抗强暴,为自己认定的“正义”不惜生命的侠义英雄,讴歌其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②而作为正统史家,班固则缺少这样的思想。
对于游侠,出于更加利于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班固则斥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在天道观方面,《史记》和《汉书》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
司马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自然天道观,也就是历史自然的观点;而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
司马迁的自然天道观没有过渡地强调天的作用,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出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他还以历史自然地观点批评天命观。
例如《项羽本纪》中最后关于项羽的失败,司马迁这样写到:“乃引(指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没有强调天命的观点,而是指出项羽的失败乃是由于人的缘故,是历史的自然。
在《伯夷列传》中也批评了“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并说“余甚感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进一步表明司马迁实际上是批评天命观的。
司马迁天道自然的观念,“显然受到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的影响。
”③
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这和他受到其父班彪和董仲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父班彪对班固的影响自不必说,董仲舒对他的影响可以从《汉书·董仲舒传》中看出,《董仲舒传》中完整地记录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班固对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说是很推崇的,他本人在史学观上也是一种封建正统的思想,为此他视儒学为正宗。
班固作《汉书》实际上是为了尊显汉室,宣扬汉德,这种宣汉德理论基础便与董仲舒刘氏得天统而建汉朝的神学目的如出一辙。
因此他需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自然其中的天命观是极其浓厚的。
如他在《汉书·高祖纪·赞》里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为符,旗帜上赤,协于上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由于在西汉末东汉初年,谶纬之学风靡一时,班固自然受其影响,故而《汉书》之中可以看到宣扬谶纬神学。
《五行志》中说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
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福到,自然之符也”,显示出浓厚的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色彩。
相反,司马迁则持以无神论的观点否定天人感应。
他在《留侯世家》中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
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另外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星气之书,多杂吉祥,不经”。
这些表明,司马迁持有无神论的思想,并且批评天人感应说、鬼神论。
①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②朱萍:“司马迁、班固与游侠”,载《安徽文学》,2006年第8期,
③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0页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有着较班固更为闪光的一点,那就是他能够以经济观点指导史学研究。
在大家所熟悉的《货殖列传》一文中,司马迁重视经济的想法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例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是引自他人所说,却也体现出司马迁是认同这样的观点的。
他还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又说,“无岩处夺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也就是说,司马迁是强调了经济作用,以经济观点观察社会和历史。
“从经济决定出发,司马迁深入到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观点。
”①《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附焉。
”这表明,仁义、道德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实际上,司马迁是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去指导自己研究历史的。
而班固则缺少这样的经济思想,毕竟班固一则是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另外他本人再著史过程中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受到了那么多的磨难。
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因贫困而惨遭极刑,故而他对经济的重视并未达到司马迁的程度。
《史记》和《汉书》是两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前者为通史,后者断代为史,这其实也是不同史学观的反映。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罔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故而他作通史。
“他这样将自有中华文明以来的三千年间的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天下局势,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审美思想。
”②班固并不这么想,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万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班固断代为史,而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不同的史学观早就两位不同的史家,也成就了两部开中国史学先河的经典著作,在对待两位史学家或是阅读二人的著作时要把握好二人不同的史学观,并明确二人的史学思想的差异,这样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二人的著作。
①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6页
②陈桂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辨”,载《梧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