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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贺拉斯《诗艺》中的“寓教于乐”【摘要】：贺拉斯本人注重文学及文艺作品对于人们产生的深刻感悟，在文学史上首次提出“寓教于乐”观。
他的著名文艺思想被包含在《诗艺》一书中，其中“寓教于乐”观就是他典型的文艺思想之一。
《诗艺》言简意赅，意义丰富，颇有哲理，涵盖了他著名的美学思想。
“寓教于乐”观，即表明文学作品不但要对于人的精神和思想起到教育作用，而且要对于人的情感方面起到娱乐作用。
【关键词】：贺拉斯；寓教于乐；教与乐古罗马的贺拉斯很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他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的观点，这种观点融合了教育和娱乐两方面，教育即通过讲解书本知识起到传递文化的教育作用，娱乐即在教育的同时能够使人身心放松，产生娱乐功能。
因此，教与乐有机统一，是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
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观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后人的文学研究和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他在《诗艺》中认为，艺术教导人们“放弃野蛮的生活”，“划分公私，划分敬渎，禁止淫乱，制定夫妻礼法，建立邦国，铭法于木”。
他说，艺术可以传达神的旨意，可以指示人生的道路，可以激励将士奔赴战场，可以给劳累的人们带来欢乐。
因此他主张“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艺术应当“寓教于乐，即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这就是说，艺术的教育作用不是游离于艺术的，而是要通过艺术的娱乐作用得到体现和发挥。
“寓教于乐”观中的“乐”，所指的是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通过书面文字表达丰富的生活内容，蕴含深刻的生活道理，从而使人思想和身心产生乐感，进而运用良好的审美思想去体验生活中的各种快乐。
文学和文艺作品要将对于人们产生的思想教育功能寄寓在审美娱乐之中，而审美娱乐作用离不开文学和文艺作品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样才能发挥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
“寓教于乐”观中的“教”，从意义上看，必须是一种“乐教”，即通过感受艺术意象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情感享用，通过作用于人的情感而最后作用于人的心灵，贺拉斯尤其推崇的是更让人喜欢且使人主动接近的那种“教”。
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文艺原则贺拉斯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家，他在《诗艺》中就文艺创作原则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贺拉斯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既有哲理性又有艺术性，这是创作文学作品的基本原则。
贺拉斯的提出的文艺原则的第一条规定是，文学作品应该表达真实的思想。
作品应该表达诗人的个人看法，而不是他所看到的一切。
此外，作品的结构也应该有章法，使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文章的内容。
结构应该有条理，而且文字表达应该恰到好处，不能有多余的字句，也不能过度拖沓。
贺拉斯的文艺原则第二条规定是，作品应该有艺术价值。
文学创作既要表达真实的思想，又要用美学的方法去呈现，使作品更富有魅力。
这就要求作者要熟悉语言艺术，掌握文学表达的方法，营造出一种美学体系，把内容转变为艺术效果。
同时，作者也要把自己的心灵安放到作品里，使其充满诗意。
贺拉斯的文艺原则第三条规定是，作品应该有审美性。
诗歌不仅要引人入胜，而且要有审美意识，使作品具有纯正的审美本质。
作者要从整体上考虑作品的美感，将它塑造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
贺拉斯的文艺原则第四条规定是，作品应该有表现性。
作品应该用流畅的语言表现出意境，让读者有强烈的情感体验，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感受到作品最强烈的精神层面。
作者要熟悉语言的表现力，掌握艺术的语言，使文字运用自如，让读者可以融入其中，受其熏陶。
贺拉斯提出的文艺原则，使人们认识到创作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把笔划着写下来，而是有深层思想、审美性、表现性的艺术实践。
作品一定要有哲理性，反映思想的真实，同时也要用文学手法，使作品富有艺术魅力，并有审美性和表现性。
从这些原则中，读者可以学习到文学精神，掌握文学表达的方法，使作品可以更好的发挥艺术的功能。
正如贺拉斯所说，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把思想转化成文字，从而创造出一个文学作品。
只有遵循贺拉斯提出的文艺原则，作品才能令人耳目一新，影响深远，成为一部好作品。
奥古斯都时代贺拉斯思想文献研究作者：邢颖慧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03期[摘要]贺拉斯，古罗马文艺黄金时期文艺批评家和诗人，文艺理论专著《诗艺》不仅对西方文艺和关学思想影响深远，其中的一些分论点对翻译理论以及教育实践也有启示作用。
本文客观分析了贺拉斯的文艺思想、教育思想以及翻译思想并展开理论综述，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对贺拉斯的思想文献研究纵深发展。
[关键词]贺拉斯；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翻译思想一、引言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古罗马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和诗人，他是古罗马文艺鼎盛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奥古斯都时代的见证者和奠基者，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
由于深受古希腊古典文学艺术的影响，他在继承和借鉴了希腊文学内容和模式的基础上，又不受古希腊文艺的限制，巧妙添加了罗马自身文学的特色以及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和总结，促进了罗马各种文学体裁如悲剧、喜剧、史诗的迅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相接近，同时也成就了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和文艺的新思潮，对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在贺拉斯的文艺理论专著《诗艺》中都有体现。
《诗艺》言简意赅，哲学意味浓厚，建立在古罗马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旨在提供诗人一些文学创作的方法，在西方乃至世界文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该书中，贺拉斯“不仅对当时罗马的文学现状进行整体把握，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评论心得为基准，对其所涉及的文学创作原则、创作过程、艺术价值、艺术批评等一般性规律进行理性思考”。
贺拉斯不仅在文艺思想上颇有建树，对教育方法和翻译模式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因此，对贺拉斯的思想文献进行研究并系统梳理，对后世有着积极的教育实践意义。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以及翻译思想对贺拉斯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综述。
二、文艺思想谈及古罗马文明，必然会涉及到古希腊文明，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古罗马的文艺思想承接于古希腊时期，身处古罗马文艺的黄金时代，贺拉斯深受古希腊文艺理论这一学术背景的影响。
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文艺原则
贺拉斯的文艺理论是生动的、乐观的和现实的。
他强调文艺应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对目前现实环境的传达和反映，二是对理想未来的描绘。
他提出文艺的三个原则是：尊重真实，崇尚理想，厚爱友谊。
尊重真实，意味着文艺创作应该反映客观社会现实，而不是虚饰夸张。
文艺作品应该以真实性和准确性为前提，尊重事实，不可改写真相，把关注点放在社会主义现实性的文艺发展上。
崇尚理想，意味着文艺创作需要反映一些宏伟的、乐观的理想，使现实环境与理想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文艺变得更小。
文艺作品应该充满希望，以远大的理想唤醒人们的梦想，让每个人能有助于实现这些理想，共同把伟大的社会主义美梦变成现实。
厚爱友谊，意味着文艺创作要穿透深深的人情情结，打破社会界限，彰显人与人之间深厚坚实的友谊，促进社会团结友爱。
文艺作品要真切地传达出民族友爱的意识，通过有故事性、有情节的文艺形式把实现友谊的力量传递给读者。
贺拉斯提出的文艺原则对于当今的文艺创作至关重要。
文艺创作者应该以尊重真实、崇尚理想、厚爱友谊为准则，用灵魂的力量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社会主义实现之路走得更稳健、更实际。
为《诗艺》所做的辩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黄志为12012070904 在一篇名为《从〈诗艺〉看贺拉斯文艺观的保守性》》的论文里，王晓燕，一位商丘师范学院的讲师对贺拉斯的某些主张提出了以下三点批评。
一、创作题材的陈旧性。
《诗艺》中有这样的语句，“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 你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 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喜剧”；“从公共的产业里, 你是可以得到私人的权益的”。
王老师指出，“陈旧的创作题材虽然可以更加容易被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在短时间内接受, 从而使得作者可以获得即时的成功,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些作品必将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湮没在时间的尘埃里”；“贺拉斯对题材创新的鼓励本身就有保守性, 这种保守的创新精神必然会最终阻碍创作题材的创新。
”二、人物的定型化和类型化。
《诗艺》写道：“写美狄亚要写得凶狠、剽悍;写伊诺要写她哭哭啼啼; 写伊克西要写他不守信义; 写伊俄要写她流浪; 写俄瑞斯忒斯要写他悲哀”。
对此，王老师持这样的观点：“将人物定型化是贺拉斯文艺观的一个重要的保守特征”、“这种文艺观点的产生正是根源于创作题材的陈旧, 面对前人塑造的人物形象, 贺拉斯要求我们跟他们保持一致, 不要轻易突破过去的作品中人物既定的性格特征, 而这种为了一致放弃创新的文艺观无疑是非常保守的。
”三、创作方法的类型化。
对于诗歌创作，《诗艺》主张以荷马的创作为模版：“帝王将相的业绩、悲惨的战争, 应用什么诗格来写, 荷马早已作了示范”；对于戏剧创作，《诗艺》列出了标准：“最好分五幕, 不多也不少。
不要随便把神请下来,除非遇到难解难分的关头非请神来解救不可。
也不要企图让第四个演员说话”。
王老师对这样的观点表达了强烈反对：“这样的诗歌创作方法非常僵化, 将诗格僵化成了表达固定内容的固定形式, 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创作观”；“他关于戏剧创作方法的观点, 有时候甚至保守到了荒谬的程度”。
王老师的观点在学界带有普遍性。
《诗艺》贺拉斯的文艺观画家和诗人一向都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但不能因此就把野性的和驯服的结合起来，不论做什么，要做到统一、一致。
要写的恰到好处，其实很难。
选材的时候，要选能胜任的题材，才能写好。
一首诗仅仅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自己先笑，才能引起别人的笑，自己先哭，才能引起别人的哭。
一样人物，便还他一样说话。
创造的东西要自相一致，不可自相矛盾。
与其创新题材，不如把古典诗篇改成戏剧。
不要想写出全貌，要学习荷马，从小处出发。
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不要把青年写成老人性格，儿童写成成人性格。
作者认为萨图罗斯剧是从悲剧而来，应该严肃，但实际正好相反，萨图罗斯剧与喜剧相关，且插科打诨有益于缓解严肃的情绪。
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
已经懂得写什么的作家要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寻找模型，汲取活生生的语言。
光辉的思想，和恰当的人物刻画，比内容贫乏，徒有语言的诗作更能让观众喜爱。
诗人的职责：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所帮助。
以文载道，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
（寓教于乐说）大诗人荷马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作品长了，瞌睡来袭，情有可原。
诗歌就像图画，有的要近看，有的要远观，有的要在暗处，有的要在明处，有的只能看一遍，有的百看不厌。
世界上一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勉强容忍，惟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无论天、人或柱石都不能容忍。
一首诗歌的产生和创作原是要使人心旷神怡，若是它功亏一篑不能臻于最上层，便等于一败涂地。
诗人和诗歌的功能：诗人教导人们，激发雄心，传达神意，指示生活的道路，给人们带来欢乐。
写一首好诗靠天才还是艺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互相结合。
论《诗艺》折中主义的体现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罗马杰出诗人、批评家。
贺拉斯属于中小奴隶主阶层，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动荡和起伏，最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宫廷诗人，经过这些磨难中后他更加信奉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人生哲学。
他写讽刺诗嘲笑吝啬、贪婪、淫靡等恶习，宣扬保持内心宁静、适度享受人生之乐的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的伦理观念。
他的抒情诗，以希腊抒情诗为典范，对早期希腊抒情诗的格律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应拉丁语，成为一种新的格律。
贺拉斯这种抒情诗对西方诗歌的发展很有影响，后来人们把仿照贺拉斯这种形式写的抒情短诗称为“贺拉斯体诗”。
贺拉斯不仅在诗歌创作有建树，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提纯”上升为理论，他创作的《诗艺》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重大的影响，是古典主义的奠基之作。
贺拉斯的《诗艺》很明显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的影响，但是《诗艺》并不是《诗学》的翻版，它是贺拉斯作为一个宫廷诗人，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根据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要求和自己的创作体会，以给皮索父子写信的方式，提出的罗马帝国的文艺法则。
贺拉斯在《诗艺》中主要探讨了关于文艺的三个问题：诗意、诗法和诗人，这三个大问题又包括了若干个小问题，如在诗意方面就有统一、朴素、适当、完美四个方面，在诗法方面就有题材、词汇、格律、传统、创新、性格、情节等问题，而在诗人这一大问题上，又有诗人的思想修养、金钱与文艺的关系、文艺的寓教于乐、天才与艺术、
恶意的阿谀奉承和善意的大胆批评等问题。
可以说，《诗艺》内容的涵盖面极广，讨论的问题几乎涉及了当时文艺理论能够探讨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足以在文艺理论史上留下自己的光辉足迹。
贺拉斯在《诗艺》中探讨的一些问题也被后来的古典主义奉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也说明《诗艺》在西方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极大影响。
我们考察《诗艺》，发现《诗艺》的写作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阶段，它上承亚里士多德《诗学》下启古典主义传统，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它的这种中间地位和角色，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就很不彻底，反映出相当强烈的调和的折中主义的倾向。
一、折中主义的表现
可以说，贺拉斯的折中主义倾向表现在几个互相矛盾的概念范畴上。
首先是关于模仿与创新。
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先后经过三个阶段：希腊文明、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阶段。
这三个文明，无论从发展顺序，还是从发展程度，古希腊毫无疑问地居于开山鼻祖的地位，欧洲后来的政治形式、文化观念、学术思想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到古希腊找到它的源头，或如罗素所说，希腊是“世界性的脑力工厂”。
在《诗艺》里，有个重大的主题就是强调艺术应当模仿希腊古典。
古典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在艺术上，古希腊是罗马人的当然典范，关于艺术的一切形式希腊人已经创造出了完美的典型，所以对于罗马人而言，首要的就是紧跟在希腊人的身后，努力学
习其中的光辉典范。
在贺拉斯的眼里，“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获得荣誉。
”对于当代的诗人而言，“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
在词汇方面：“这种新创造的字必须渊源于希腊”；在题材方面：“你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戏剧”；在格律方面：“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这些从作品的题材、结构、语言到人物等各方面都应当以希腊人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可以说涉及到了文艺从内容到形式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贺拉斯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只需要向希腊学习即可，他在强调以希腊为典范，要进行模仿的同时，也强调了自我创新的重要性。
比如说，他在论词汇的时候就说，在安排字时候，要考究要小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新字表明，当然，“这种自由，用得不过分，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每个时代）创造出标志着本时代特点的字，自古已然，将来也永远如此。
每当岁晚，林中的树叶发生变化，最老的树叶落在地上；文字也如此，老一辈的消逝了，新生的字就像青年一样将会开花、茂盛。
”他在论述传统的时候，也说“或则遵循传统，或则独创”，而且也曾告诫过当时的诗人们，在处理一些古代题材的时候，“不在模仿的时候作茧自缚，既怕人耻笑又怕犯了写作规则，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这说明贺拉斯对待模仿和创新的问题上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态度，他既想能够在希腊光荣传统的笼罩下努力吸收其一切优秀成果，也想在这种强大光环的笼罩下能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当下罗马的光荣服务。
所以他既提倡学习希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内采取调和的做法，
提倡创新。
其次表现天才和技巧的问题上。
关于诗灵感的来源，柏拉图从他的理式世界出发，认为灵感是神在诗人身上的凭附，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诵诗人又是诗的代言人。
在文艺创作中，柏拉图否认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即使存在技巧也只是神灵在诗人身上的体现。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映。
亚里士多德也提倡模仿，但他模仿的对象不再是“理式”，而是客观世界，他认为诗人应当模仿的是行动中的人，在文艺创作中，亚里士多德不提天才和神灵，只是极其强调情节（布局）的重要性，关于布局也就要努力学习一些创作的技巧，而不再只是神灵的凭附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贺拉斯也表现了一定的调和立场，他既不赞成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也不完全赞成亚里士多德忽视天才和灵感的偏颇做法，而是采取了折中的态度，既强调天才的重要性，也不忽视训练的必要性。
他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
在竞技场上想要夺得渴望已久的锦标的人，在幼年时候一定吃过很多苦，经过长期练习，出过汗，受过冻，并且戒酒戒色。
”这就把天才和艺术（训练、苦学、坚忍）较好地调和在一起了，从而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再次表现在艺术的功用上。
我们知道，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文艺的巨大作用，他认识到文艺能够逢迎人性中非理性的要求，通过给人以快感，助长人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也正是因为文艺的这个作用，柏拉图要把诗人从自己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亚里士多德给悲剧的定义
正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他与其师对文艺社会作用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文艺能够促使人得到健康发展，对社会是有益的。
贺拉斯在这点上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说法，从而成功地把文艺的审美功能“娱”和认识教育作用“教”成功地调和在一起，“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和认识教育作用的关系”。
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留芳千古。
”在贺拉斯的系统中，“教”和“娱”并不矛盾，而是二者可以很好地并存，共同为社会服务。
当然这也是他文艺观折中主义的一个反映。
只是这个折中已经带有了“辩证法的味道了”。
二、造成折中主义的原因分析
1．时代背景。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罗马处在欧洲上古时代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处在人类童年时代的希腊时期创造的文化、艺术成果，无论是史诗、悲剧、建筑、雕刻、哲学、文学还是其他方面，都朝气蓬勃、气势雄伟、赏心悦目，令后来者只能仰视。
而到了希腊化时期，过去那种广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蓬勃的朝气已经完全消逝了，代之而来的纤巧的作风，颓废的情绪和狭隘的视野；而到了罗马时期，罗马文化当然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这种传统对希腊文化而言无疑是十分薄弱的，它不得不向希腊和希腊化文化学习，并主要接受了希腊化时代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大多是消极的，在文艺理论
上主要以修辞研究为主。
罗马的独裁者想扭转这种局面，但只有到了屋大维时期，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屋大维不仅在政治上创立了罗马帝国，而且开创了罗马“黄金时代”，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
贺拉斯就生活在这个繁荣的时代，并也成为君主的御用文人，努力以自己的文学特长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但是这种繁荣的局面也没有持续太久，稍后不久，就进入了所谓的“白银时代”，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转折性的过渡时期，各种观念杂陈其中，在文艺理论上，既有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光荣传统，也有希腊化时期那种崇尚纤巧、追求修辞、作风颓废的不良影响，可以说处在这样一个新旧并存、鱼龙混杂的时代，存在着取舍上的困难和判断上的不一致甚至是一些矛盾之处，于是一种折中主义做法的存在并不奇怪，可以说贺拉斯在《诗艺》中的折中主义也正是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影响的一个结果。
2．理论渊源。
在柏拉图看来，文艺只能引起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并非如此，感情并非人性中的低劣成分，感情并非与理智绝对对立，感情的适中就是美德。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悲剧的作用就是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有助于这种美德的形成。
而“陶冶”即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庸、适度来解释的，这种解释也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思想体系。
贺拉斯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在《诗学》中反映的中庸和折中的思想在贺拉斯的思想体系中当然也
必然会有所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