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情事变更原则是否应纳入立法层面法学081班08050136 李荣茂【摘要】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在民法的各个特别法中得到了极力的贯彻。
在合同法中，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部分，虽说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中最根本的原则，但是一味地强调契约自由，就显然使契约自由背离了其核心——合同正义。
为了避免这种非正义的结局，在司法上法官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利用立法上的弹性条款，判例创设了情事变更原则，赋予了当事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或者裁判官在审判中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正和补充。
由此可见，情事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情事变更原则不可抗力可行性立法一、引言情事变更原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现行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一直有不同意见。
学者、法官大都赞成明确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认为这样可以公平、合理地解决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特殊问题，及时打开某些死结，以促进经济流转，维护社会公平。
但是在现行《合同法》中，还是未规定情事变更原则。
从学理上看，情事变更原则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从司法实践上看情事变更原则又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然而，在立法上，是否有必要加以规制，尚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历史沿革情事变更原则的历史起源于何处，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情事变更原则起源于罗马法。
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罗马法坚持严格形式主义的制度下，以形式主义为首要的价值取向，“合同必须遵守”是必然的结论，故拒绝救济是不言而喻的。
即合同一旦符合法定条件、程序成立，无论出现何种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均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
因此，罗马法存在情事变更原则是不可信的。
随着自然法学派的兴起，对这种因合同基本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失衡的状态不再默然而视之，他们对12、13世纪的注释法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释》中的一项法律原则——即假定每一个合同均包含一个具有如下含义的条款：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应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不存在，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又称为“情事不变条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因此，现在通说认为情事变更原则的历史起源于此。
随后，自然法学派科济将情事变更原则视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精神所在，因而，至16、17世纪，自然法思想居支配地位，情事不变条款得到广泛适用。
到18世纪后期，该条款的适用过于泛滥，损害了法律秩序的安定，于是受到严厉的批评并逐渐被学理和立法所摒弃。
19世纪初历史法学派兴起，极力贬低自然法思想的价值。
情事变更原则遭到了进一步的批评和摒弃。
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都未将情事变更原则纳入立法层面。
但是情事变更原则追求实质正义这一光辉理念却未被掩盖，在司法实践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情事变更原则的基本含义由于情事变更原则被学理和立法所摒弃，因而对此没有深入的研究，也没有没对此进行明确的界定，也没有法理意义上和立法意义上的明确含义，情事变更原则属于不确定的概念，法律上无法确定其定义。
目前，对情事变更原则的含义的理解，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文字意义上和司法实践意义上加以理解的。
“情事变更”中所谓的“情事”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各种客观情况。
所谓的“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各种客观情况发生了异常的变化，以致引起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出现了显失公平，不利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情形。
四、我国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在现行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对是否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然而最后，在现行《合同法》中，还是未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其理由有三：其一，认为情事变更被不可抗力所包含，既然已经规定了不可抗力，就没有再规定情事变更的必要；其二，认为情事变更原则属于一般条款而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担心在实践中会导致滥用，影响法律的安定性；其三，认为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难以区分，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基于这三大原因，我国合同法没有明文规定情事变更原则，但并不能否定我国合同法上没有这一原则适用的空间。
（1）情事变更原则在法价值上具备妥当性与合理性。
从现实中看，成文法具有其无法逃避的局限性，即法律基于其防范人性弱点工具的特质在取得其积极价值之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是法律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不能完善地实现其目的的情况。
法律的普遍性特征使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因而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适用于个别情况的结果则可能是不公正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法律的适用一如其目的，是实现正义的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律的适用却与其目的发生背离，成为正义的敌人。
因此法律常常在获得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
作为法律目的的正义，是故法律必须确立情事变更原则，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失去平衡时，处于优越地位的一方不得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客观情况威逼对方，而应通过协商对法律关系的内容进行调整，求得双方利益的重新平衡。
（2）现行合同法对未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理由不充分。
第一个理由认为情事变更被不可抗力所包含，显然是混淆了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两种不同的概念和制度。
虽说在情事变更原则中，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关系密切，二者有相互包容的关系，情事变更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不可抗力引起的。
但是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①两者的着眼点不同。
情事变更原则主要着眼于影响权利义务的基础是否发生了变更，并不是从引起变更的原因着眼；而不可抗力在合同法上的适用主要是注重原因，即主要是在缔约过程中或各种违约样态中作为免责事由而适用的。
②两者虽然均构成履行障碍，但程度不同。
不可抗力已构成履行不能；而情事变更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度，仍然属于可能履行，只是履行极其困难或导致显失公平。
③不可抗力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只要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即可获得免责，法庭或仲裁机关对于是否免除责任无裁量权；情事变更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其本质是使当事人享有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同时赋予法庭或仲裁机关自由裁量权。
④不可抗力的效力系当然发生；情事变更的效力并非当然产生，是否构成情事变更而变更或解除合同，须取决于法庭或仲裁机关的裁量。
由此可见，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完全不同，更不存在被包含关系。
至于第二个理由认为情事变更原则属会在实践中会导致滥用，影响法律的安定性。
在实践中确实存在这种危险性，但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合同法中不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就能够避免这种滥用？实际上，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对情事变更原则有所承认，合同法不如直接对情事变更原则做出明文规定，是法官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有所遵循，减少裁判的任意性，减少滥用的危险。
显而易见，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上有适用的空间，具有可行性。
然而，仅仅基于上述观点，就把情事变更原则纳入立法层面仍值得商榷。
虽说情事变更原则在法价值上具备妥当性与合理性，同时现行合同法对未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前两个理由不充分。
但是，现行合同法未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难以区分，从而影响交易安全。
这一点也是情事变更原则未纳入立法层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们就看看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关系的比较：所谓商业风险是指当事人在经济交往中可能遇到的并应当承担的正常损失。
它同情事变更的区别如下：①性质不同，前者为正常风险，后者为意外风险。
②对当事人的主观要求不同，前者是当事人在订约时能够预见的，如未预见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后者为当事人在订约时无法预见的，故其未预见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③引起的事由不尽相同，前者主要由一般的经济情事所致，后者可为不可抗力、重大的经济情事和其他社会事由所致。
商品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换行为，就应该预料到市场风险，接受盈亏的现实，而且正是以亏的风险来换取赢的结果。
所以，物价变动、商品销售畅滞等是商品生产者应该预见的事实，属于价值规律的必然体现。
这种是明显的商业风险，因为它是正常风险，也能够预见的，也是由一般的经济情事所致。
然而，对于前不久的经济危机来讲，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属于正常风险，也是人们能够预见的。
然而，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和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来讲，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虽是必然的，但要间隔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未发生的很多很多年中，突然发生，属于意外风险，人们也无法预见其发生。
因而，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虽然存在着三大不同之处，但是，两者在实际生活中还是难以区分，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定。
加之，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条款。
它具有弥补法律漏洞、实现实质正义和衡平的功能。
它的基本要求是：当事人参加民事活动并在其中实施民事行为时，一定要使其他有关当事人与自己于相互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因此，在发生情事变更情况下，由于当事人自身的限制，不可能对将来的所有情事均能预见，当这种未能预见的情事出现而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失衡时，若绝对无限制的严守合同，势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而法律自身又具有稳定性与适应性两相反之性能，就稳定性而言，合同应严守；就适应性而言，应承认情事变更原则。
具体言之，诚实信用原则较情事变更原则，为上位概念，即情事变更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再者，情事变更原则无非是公平原则的体现，情事变更的发生导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失衡是公平理念所不能接受的，其表现为“合同效力”的例外，是一种对当事人未预见到的风险的合理分配机制。
在此，引入公平原则，它克服了诚实信用原则过于笼统，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宽严不一的情况，从而动摇信守约定原则的情形。
因而，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情形下，同样可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上有适用的空间，具有可行性。
但是，由于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难以区分，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定，加之情事变更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重叠太多，因而，我个人还是保留现行合同法的规定，不把情事变更原则纳入立法层面。
除此之外，我认为，未情事变更原则纳入立法层面原因有三：其一，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情事变更原则大多是通过学理与判例发展起来的，而民法典并没有明文规定，未将情事变更原则纳入立法层面。
其二，在任何法律中均未有规定的东西，不应简单地填补。
如果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可能会出现强行变更或解除合同，从而对其它合同的履行产生不利影响，以致于引发经济领域的普遍不平衡。
其三，情事变更原则的依据多是诚实信用原则，而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都有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明文规定，我国的学理与判例也完全可以通过解释诚实信用原则而在实际上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如果真的把情事变更原则纳入立法层面，应当对情事变更原则在法律上加以定义，这样就会导致立法的“精确”破坏司法的“精确”，更加不利于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