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简介

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的风范罗家伦（1869年-1910年），字专甫，号陶庵，湖南湘阴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

他先后留学日本和英国，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改革派，主张用现代科学教育“启迪民智，振兴中国”，又被誉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先驱和领军人物”。

罗家伦青年时代，中国正面临列国日益增强的侵略，他毅然决定投身国家教育事业，希望推广新文化运动的新观念，发扬中华文化根基，同时融合西方教育之强大科技及发明创新。

经过多年努力，不仅开创了新贵族教育，更成为学术领域和生产力领域之间的桥梁，他所推动教育的方式与方法，如今仍对中国的教育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当上清华大学校长后，秉持“治学重道德，施教相长，浩然正气”的校训；倡导“自强不息，勤俭持家”的校风，给清华大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作为近代新式职业教育的探索者，含蓄中传达出推崇科技创新和民智启迪、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刻内涵。

责任感是罗家伦最大的特点之一。

他自幼接受儒家道德教育，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道德修养。

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素质优良、严谨求实、朴素谦和、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才能成就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因此，他要求教师为人师表，为学生成为楷模，他还亲自著书立说，“评教育潮流”、“师生点滴”等著作中，都倡导教师以身作则，以德为先，成为学生的榜样和引路人。

在教育理念上，罗家伦反对刻板教学和古板教育，他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并注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他提出“实验教学”的概念，主张学生要勇于探索，敢于实践，以知行合一的教育观念为指导。

同时，他还和徐志摩等教育家合作，推行“师生座谈会”的形式，鼓励教师和学生自由交流，激发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罗家伦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了非凡才能。

他发现，中国的科学水平一度滞后于西方，无法为国家和民族的兴起做出贡献。

因此，他主张集思广益，打通研究科学和工业的隔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先博后专的罗家伦（百年留学）熊建《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年12月14日第 06 版）罗家伦“要是天公换了卿与我，该把这胡涂的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1920年，罗家伦（1897—1969）赴美留学前，胡适以此诗见赠。

这一年，罗家伦从北大毕业，得到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得以出国深造。

他的第一志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到达美国后，罗家伦不习惯纽约的紧张生活，就转往清静幽美的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选的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课程。

但是转年秋天还是进了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里，罗家伦打消了攻读学位的念头，专心选听哲学系名教授的课，每学期平均注册6门，还去听历史、教育、人类学等课程。

这时杜威已从中国讲学回校，加上纽约留学生中人才济济，令罗家伦的学识在交游中大有收获。

在他留美最后的半年间，国内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触动了他。

罗家伦就开始想写一本书，取名《科学与玄学》，为的是，“想使大家把最近代科学与玄学的地位和关系，认个清楚。

”1923年底，罗家伦前往德国留学，通过了德文考试以后，在柏林大学听哲学和历史哲学课程，抱着“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游学心理，另外还旁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课。

后来，罗家伦的奖学金被终止了，但他坚持留在柏林、伦敦、巴黎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作为回国后从事研究的准备。

1926年，罗家伦因经济拮据，回国盘缠没有着落，最后向张元济借贷，才解决了困境。

回国前罗家伦的计划是设法筹建专门机构，收藏、编辑、出版各种文字中有关中国近百年史料，同时展开研究工作。

他个人则愿致力撰写一部科学的历史，用科学的方法写出来，“使中国人从事实里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从事实而生反省，才是最可靠的自觉。

”。

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趣事罗家伦：《新潮》杂志的创办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驻印度大使。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的确是传奇。

1919年12月，罗家伦前往上海展开学生团体串连，另一方面也在逃避北洋军阀搜捕，当时他是在“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中认识张维桢并一见钟情；张维桢是上海女子学校的学生。

爱情委实很微妙，在妇女解放之风匝起的时期，两人仅靠这一次短暂的见面，互生好感。

1920年初，罗家伦从上海回到北京，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给张维桢。

张维桢回赠了罗家伦一张个人小照片。

这类似古代的才子佳人互赠扇子和手帕。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在经历五四运动复刊后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文中他写道：“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

中国旧式的婚姻牵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结合，不必说了，就是现在根据‘一面爱’或者‘照片爱’的所谓的‘自由结婚’，难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吗？”罗家伦的主张仿佛和他的实践开了个玩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他和张维桢的爱情就是不折不扣的“一面爱”或者“照片爱”，当然，他们人格上的了解靠的是鱼雁传书，漂洋过海的锦书维系着他们的爱情。

1920年8月，罗家伦经上海到美国留学，非常遗憾的是，罗家伦错过了和张维桢见面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罗家伦生病，“来沪七日，大烧凡四十二小时”。

可想而知，在离开上海的轮船上，当汽笛鸣响的那一刻，罗家伦是怎样的愁肠百转。

邮轮去美国，在港口，刚刚病逾的罗家伦写道：“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

玉影已收到，谢谢。

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

”这是罗家伦1920年寄出的信，此时，张维桢正在浙江湖州湖郡女学求学，张维桢的同学之中有毛彦文，后来嫁给了原国务总理熊希龄；余雅琴，后来嫁给了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罗家伦到美国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1920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薇贞吾友”：“此地的风景也好极了！秋天的景象，衬出满林的霜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