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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
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年内由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通才教育思想；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师论”思想以及学术自由的思想。
下面对这些方面一一探究。
1.通才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
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清华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众多卓越、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抗战时期，梅贻琦在代表作《大学一解》中理论地概括了这一思想。
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梅贻琦《大学一解》）。
梅贻琦再《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他认为要想实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必须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充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
大学着眼于“通识”的训练，才能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
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大学一解》）梅贻琦自己提出了“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的问题，他回答说培养专才“固别有机构所在”，例如“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之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等等。
依照梅贻琦“先通后专”的原则，清华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才进入专业领域，而在第一年实行通才教育，即大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
这样学生便能拥有较宽的知识面，为进行专深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
进入二年级后，学生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论梅贻琦的体育课程思想梅贻琦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原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校长。
梅贻琦特别看重体育，他针对当时学生不愿意运动，坚决提倡体育为必修课，“强迫”学生进行体育锻炼，致力于改变中国学生在国外人心目中“文弱书生”和“东亚病夫”的形象。
、梅贻琦的体育课程思想（一）体育课程目标：体育目标、目的与体育方针梅贻琦主持清华期间，始终不渝地施行德、智、体、美诸育并进的方针。
他倡导“通才教育”，因此体育在他的眼中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是至为重要的。
他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
对于体育目标、目的和体育精神，他在《清华体育概况》部分说：“清华对于体育，素以普及为原则，以养成全体学生有乐事运动习惯为目的……”梅贻琦还强调除了重健体之外要注意锻炼过程中团体的合作个人及团队的精神。
他说，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 体育的目的在健康与品德而非比赛。
在他的指导下，清华体育部广泛开展工作, 确定了“以提倡各种运动，促进生理上的健康，训练身体各部的合作，并使个性有适当表现，同时养成良好品性”的方针，进行了正课教练和指导、组织学生课外运动等工作。
（二）体育课程内核：体育精神与体育道德梅贻琦对于体育精神和道德非常重视。
他对同学们说：“体育的主旨，不在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
”梅贻琦并不把体育单纯看作是强身健体的手段，而是当作“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
梅贻琦强调体育运动道德。
“从事运动者，道德为重，精神次之，否则虽力大如牛，将如无羁之马，奔放逐斗, 无往而非害事之母，如此影响其将来一生事业，实非深鲜，故体育部极为注意于此。
”他认为只有运动中具备了体育精神和真正的体育道德，才可谓是“体育”。
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可谓是体育的内核，在体育之于人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三）体育课程设置：方式、内容与要求（1）体育课程设置方式：必修。
国学大师梅贻琦的人物介绍梅贻琦，中国原清华大学校长。
1915年留学归国;1931年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1962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下面整理了国学大师梅贻琦的生平简介，欢迎大家的阅读!国学大师梅贻琦的生平简介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
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学。
1914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春季，留学归国。
1915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
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新竹清华，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兼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
1962年2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
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兼主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
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兼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篇一：梅贻琦校长的清华就职演说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批直接赴美的留学生，１９１４年起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席教授、教务长等，１９３１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至１９４８年。
１９５５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１９５５年，梅贻琦自美赴台，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亲自勘定台湾新竹县东郊赤土崎为校址，１９５６年兴建第一批校舍。
同年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教室上课。
１９５７年首批校舍落成。
同年，他延聘著名化学家陈可忠为教务长。
梅贻琦生前心系大陆，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１９６２年，他病逝后，在陈可忠任内，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挂牌。
【以下是他的就职演说】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
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
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
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
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
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
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
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
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
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
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
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年内由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通才教育思想；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师论”思想以及学术自由的思想。
下面对这些方面一一探究。
1.通才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
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清华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众多卓越、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抗战时期，梅贻琦在代表作《大学一解》中理论地概括了这一思想。
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梅贻琦《大学一解》）。
梅贻琦再《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他认为要想实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必须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充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
大学着眼于“通识”的训练，才能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
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大学一解》）梅贻琦自己提出了“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的问题，他回答说培养专才“固别有机构所在”，例如“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之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等等。
依照梅贻琦“先通后专”的原则，清华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才进入专业领域，而在第一年实行通才教育，即大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
这样学生便能拥有较宽的知识面，为进行专深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
进入二年级后，学生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清华著名校长梅贻琦为何曾被称为“寡言君子”？导语：教育家梅贻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人称“寡言君子”。
有一次，学校的一些学生与社会上的人发生争执，导致对方严重受伤。
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教育家梅贻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人称“寡言君子”。
有一次，学校的一些学生与社会上的人发生争执，导致对方严重受伤。
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经过采访，认为学生的过错大。
此事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民众纷纷指责学校。
有记者问梅校长打算怎样处理学生，是不是要开除。
梅贻琦没有迎合舆论以求自保，而是承认自己有错，并向公众道歉。
最后，他还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
”护犊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清华学术地位的日渐提高，梅贻琦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
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校庆时，有欧美著名大学的校长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并问梅校长做到这点有何秘诀。
梅校长没有大谈特谈管理经验，而是继续他惯有的简练风格，回答道：“这和学校教师、学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因为，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自嘲式的幽默，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寡言少语的梅贻琦，有时也会让人无法参透其内心。
当初考清华第一批留美生，放榜时，大家都焦急万分，唯有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
启程上船赴美时，有人惊讶地发现他也在其中。
此后，大家发现，梅贻琦虽然话语少，谈起来却颇优雅得体，从此在同学中有了“寡言君子”的称谓。
可见，梅贻琦虽然寡言，却绝不是肚子里没货或者思想贫乏，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
如今，我们从梅贻琦许多简短的话语中，能领略到的，更多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人生哲理。
生活常识分享。
梅贻琦之通才思想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
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梅先生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梅贻琦是我国当代资望最深、建树极丰的高等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通才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
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精神旨趣是中国传统大学之道，实践操作则融入了现代大学尤其是美国通识教育的制度、措施；它把传统意义上的以完美人格为特征、游弋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通才”发展为主体性、道德性以及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赋予了时代新内涵。
它在对机械化的现代大学教学组织的批判以及对西方学术自由的借鉴中继承了传统书院师生从游、教学相长、自由讲学的进步传统，开辟了通识教育的新途径。
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契合性，它是其在清华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实践的提炼和升华，同时又是清华的治校方针，是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取得突出成绩、迅速跃升名校的基础。
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通才思想的全面“试练”。
1915年9月，梅贻琦应母校清华之聘，在校任教，自此他“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
梅贻琦到校后，先任教员，讲授数学、英文等课，后升讲师，专教物理学课。
1921年秋，梅贻琦获公假赴美进修一年，获工程硕士学位，1922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
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
梅贻琦初登教坛期间，除课堂上给予学生悉心指导，课外还积极担任各种科学讲座和业余活动的辅导或指导，对校事发展也表现出高度热忱和广泛的参与，这对他后来通才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全面的“试练”阶段。
第二阶段是通才思想初具雏形。
1926年梅贻琦出任教务长，着手进行了大学部课程改革，“以予天资聪慧学生较高、察赋鲁钝学力稍低者以伸缩发展之余地”。
1927年，梅贻琦发表《清华发展计划》一文，指出聘好教员、增好设备是将来发展的主要点。
梅贻琦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他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
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早年就读于“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后以“庚子赔款”优秀留学生的身份赴美国深造，深受美国“教授治校，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梅贻琦的办学理念和治校风格对清华大学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了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行列，几乎与北京大学齐名，后来还在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梅贻琦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
他为人谦和，沉默寡言，但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却是众望所归，是清华大学校史上在任历史最长和取得成绩最为卓越的校长之一。
第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第二，教授治校，治学育人。
如果说清华这个领导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则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职能而表现的。
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
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掌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
第三，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梅贻琦对“通识”与“专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做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对于如何培养应用人才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四，我国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是相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治校，治学育人”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梅贻琦接受美国大学理念在清华大学办学中的实际运用和体现的话，那么，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是相通的”则是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长期办学实践中悟出的一个道理，是对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