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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的功绩（下）作者：暂无来源：《教育家》 2016年第37期文/牛力四1932年8月罗家伦到任中央大学。
10月11日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演讲，提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他举柏林大学为例，叙述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法国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巨大且影响深远。
他为中央大学撰写了校歌：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
至今，他倡导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仍是南京大学的校训。
就任校长之初他特别强调校纪，中央大学为此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健将，曾是呼风唤雨的学潮领袖，后来却反对学生闹学潮，措施无比强硬。
此举确实促人深思，耐人寻味。
罗家伦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治校方略，拟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约需三年来实行。
然而形势难以逆料，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至重庆沙坪坝。
战争年代，颠沛流离在所难免，经费也得不到全额支持。
在如此艰苦逆境中，中央大学仍然有较大的充实和长足的发展，学生人数从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
某日，敌机轰炸沙坪坝中央大学，炸毁了二十多间房舍，包括罗家伦的办公室。
就在这间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
他谈到“ 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此言掷地有声，足以震撼人心。
在艰难险阻中，罗家伦校长承担起繁复的事务，但他却仍能拨冗演讲与写作。
他向学生演讲“新人生观”达十五次，其内容包括“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 大我的人生观”。
1942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演讲集《新人生观》，罗家伦将它作为战时的精神礼物，“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
女儿眼中的父亲罗家伦作者：陈华文来源：《出版广角》2014年第02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人尽皆知的人物，其实，还有一个罗家伦，和梅贻琦并驾齐驱。
随着当前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中带来的诸多问题，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并发掘罗家伦的价值。
罗久芳作为罗家伦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长期在美国大学任职，20世纪70年代开始整理父亲译稿，不久前她推出了回忆录《我的父亲罗家伦》。
她以亲身回忆为主线，用真挚的感情，客观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操办教育等，期间交织着爱情与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在罗久芳的眼中，父亲罗家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和蔼的好爸爸。
罗家伦虽然满腹才学，但是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却采取宽松政策。
然而他在众人眼里，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家伦与胡适一样，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并且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
他早年求学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
民国时期，长期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
南京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他所倡导。
罗家伦在教育领域是身体力行的改革派人物。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并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
阅读本书不难发现，他虽然在清华大学仅担任两年校长，但是他对清华的革新可谓空前绝后，为后来梅贻琦掌管清华铺平了道路。
刚任职之时，他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
他说：“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
”同时他又指出：“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
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而之前的清华，是不招收女生的，从他开始，一扫传统观念，首先实现了男女同校。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优秀的管理人才，其次才应该是一名学者。
罗家伦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他出任清华校长时，学校原有55位教授，他一次性就解聘了37位学术平庸的教授。
知识的责任罗家伦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
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北京大学文科，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起又相继留学英、德、法等国。
曾参加五四运动，先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
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
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
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
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
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
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
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
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
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
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
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
拿科学的实验来说。
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
提到民国大学校长，人们自然会想到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很少有人知道罗家伦。
出生于1897年的罗家伦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五四”运动健将，后赴欧美著名大学游学六年。
归国后他出任东南大学教授，并于1928年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之前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堂）。
从1932年到1941年，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达九年。
在民国时期的教育、文化界，罗家伦无疑是一位“很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
一正因为权势二字，给罗家伦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在他曾经倾注心血和年华的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争议也时有发生。
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起因是清华学生发起了“驱罗”运动。
1941年，罗家伦作别长校九年的中央大学，离开时也没有鲜花、掌声，甚至没有送别。
这种境遇与一些知名校长相比，不啻霄壤。
就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继任者顾孟余，办学上鲜有作为，但在1943年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时，众多学生也还步行拥至其寓所，热泪挽留。
罗家伦含辛茹苦，励精图治，却换来如此待遇，不禁让后人扼腕叹息。
在当时，罗家伦的政治色彩和官僚背景，在崇尚学术和斯文的大学校园，难以获得认同。
罗家伦曾参军，官拜少将。
就任清华校长时，他身着少将官服，在清华园宣誓“受命党国”，踌躇满志。
此后他在清华推行纪律和军训，时常“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嗒嗒地在操场走来走去”。
这种派头别说是在文化故都北平显得十分异类，就是在一般大学里，与当时的校园文化也难以合拍，在师生中造成了很深的恶感。
在中央大学，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抗战时期重庆沙坪坝“中大校园文学之厕所版”里，曾有这样的打油诗描写校长罗家伦：一脸猪狗熊，两眼盯上峰；三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其中“四维”指当时提倡的礼义廉耻，而独缺“耻”字，暗指罗家伦“无耻”。
同时代的中大还流传着另一首“厕所版”打油诗，也是描写校长罗家伦的“佳作”：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隔江打喷嚏，对岸雨蒙蒙。
据说罗家伦对此诗也有耳闻，听后一笑置之。
【罗家伦：革命与爱情的歧路人】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他是那个大时代的风云人物，被历史淹没的热血青年。
跌宕的人生让他身处风口浪尖，而与政治人物错综的关系使他毁誉参半。
江西小镇走出的时代青年在《建党伟业》强大的明星阵容里，王力宏惊鸿一瞥，出演了北京大学的热血青年罗家伦。
正是因为戏中罗家伦与辜鸿铭对决辩论的短短几个镜头，让这位曾经在历史上活跃一时的风云人物又重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
光绪23年出生于一个地方官宦的家庭，4岁进私塾，13岁读《周礼》《仪礼》《尔雅》，直到15岁才进入南昌美国传教士高福绥开办的英文夜校读外语。
出生时，他的父亲罗传珍还是当地的知县，是位饱读诗书的学士，不仅能诗善文还工于书画，可以说是旧式文人的典范。
更曾自掏腰包购买麻种5万斤给辖区内的百姓种植，以发展当地副业使平民皆能安居乐业，以致20年后罗传珍辞官养老寓居南昌都还能收到该县老百姓寄来的麻布。
大概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罗家伦对时政一直抱有很大的热情。
进入南昌英文夜校学习的经历让他终于告别了刻板的旧式教育，也让他一步步从小城镇走到了大上海。
1914年，他进入由革民党人创办的复旦公学，由于学校与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发展出了学生们普遍对政治的参与兴趣。
少年罗家伦不但用功读书，还将更多的热忱放在了编辑革命杂志上，这为他日后进入北大新潮社奠定了一定基础。
3年后，21岁的罗家伦进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高他一届的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一拍即合，创办了日后名满京华的《新潮》杂志。
这本由北大才子创办的杂志，强调用近代人的语言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提倡学术自由民主，呼应了胡适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新文学革命，两本杂志无独有偶地都倡导白话文运动。
进入北大校园的罗家伦很是活跃，常与年轻教授胡适等人往来辩论，对外国文学与西方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会上传来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的消息，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
我的父亲罗家伦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
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
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父亲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
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
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
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Doll's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
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
”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
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
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
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
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
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
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
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
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
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
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
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
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
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
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
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
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
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
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
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
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
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
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
当时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
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
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
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
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
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
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
父亲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合适的校址。
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
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
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
责之辞不绝于耳。
父亲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
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
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
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
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
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
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父亲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
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
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
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
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
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
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
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__来源网络整理，仅作为学习参考11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