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四大家对耳鼻咽喉科的贡献

金元四大家同台竞技，单论治眼疾，谁能出奇制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医家类》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彼时火热说刘完素、攻邪说张从正、脾胃说李东垣以及养阴说朱震亨被后世并称为“金元四大家”。

金元时代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著名医家，冲破墨守成规的沉闷局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各自的独特理论和治疗主张，开创了学术争鸣、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四家各有所长，其理论亦各具特色。

若四家同台竞技，不知何分高下。

就眼科疾病而言，四家所留下的医案也是各有特色，不妨来看看能否一较高下。

刘完素深究火热，重视玄府，治重寒凉，宜清通并用。

刘氏从《内经》病机十九条及运化学说中受到启示，阐发火热论，在眼科提出“目昧不明，目赤疼痛，翳膜眦疡，皆为热也”及“玄府闭塞”之说，善于以寒凉药为主，辛苦寒、宜清通并用治疗眼科热症。

其眼科治验，仅见《宜明方论·眼目门》载石青羌活散治疗眼病患者数十人，主症见“久患双目不见光明，远年近日，内外气障，风昏障，拳毛倒睫，一切眼疾”。

方用石膏、黄芩、密蒙花清热泻火，退热明目为君；以木贼、菊花、羌活、白芷、蒿本、荆芥穗等宣散怫郁之阳热，清利头目为臣；阳热怫郁，气机阻滞易致眼目玄府闭塞，故佐以细辛、川芍理气行滞，宜散开窍，通利玄府；另用苍、白术和胃健脾以防苦寒太过，干菜子、麻子起拳毛倒睫，甘草解诸药毒，一般“服至十日目渐明，服至二十日大验”。

可见，石膏羌活散治疗诸多火热眼病疗效颇佳。

张从正注重实践，谦虚好学，博采众长，善用三法。

张从正是攻邪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目不因火则不病”与“血太过则壅塞而发痛”之说。

擅长运用汗、下、吐三法攻邪祛病，治疗急重眼病疗效卓著，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

查15例张氏眼科医案，运用汗、吐、下三法治疗眼病的医案达11例，或单用一法，或数法并用，均收到较好疗效。

如《儒门事亲·卷七》载一四十岁妇女患偏头痛，目赤失明，大便硬结，连续服用头风药、白龙丸等，并针灸数千百次而无效，张氏诊为阳明燥金乘肝，气郁血壅，用大承气汤涤荡肠中垢滞结燥积热，一剂痛随利减，三剂目豁首轻，疗效堪称显著。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发展史中医耳鼻咽喉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与祖国医学同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专科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产生了与中医基本理论既有联系，又有特色的专科理论，成为祖国医药学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的系统化、专业教育的系统化、正规化，以及临床诊疗与科学研究的专业化都是在最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的。

第一节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萌芽时期夏商至秦汉（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264年），是耳鼻咽喉科发展的早期，即学科的起源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耳鼻咽喉科领域的知识积累，并随着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同时也产生了耳鼻咽喉科的基本理论。

一、耳鼻咽喉科知识的初步积累经过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实践经验和医学实践经验的越来越丰富，促进了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同时也使耳鼻咽喉科方面的知识得到初步积累。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病证的初步认识。

早在夏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对身体各部位的名称就有了比较固定的概念，对耳鼻咽喉的生理和疾病已有了初步认识。

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首、面、眉、目、鼻.、耳、口、舌、齿及其他部位名称的记载，从文字的结构上看，当时已知道耳听声音，鼻嗅气味的机能。

在卜辞中有“贞旨自病”、“贞病耳”的记载，以及疾耳、疾自（鼻.）、耳鸣、疾言、疾音等专用病证名称。

西周时代，从《山海经》所见，又出现了聋、噬痛、哂（咽部噎塞）等病名。

春秋战国时代，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所见，已有耳鼻咽喉病证名十多种二十多个，如噬睢（疽）、鼻抉（缺，即鼻畸形）、耳疆（耳郭冻疮）等等，并淘汰了甲骨文中一些笼统的名称（如疾耳、疾言等）。

从这一时期的多种著述中还可见到更多的病证名，说明了对病证认识的具体化及其准确性的提高，也说明了对具体病证有了进一步明确的概念。

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这是关于耳聋最早的明确定义。

唐宋金元医学名家及其成就概述唐宋金元医学名家及其成就概述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展迅猛，中医药学也同时得到巨大的发展。

在继承古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学术争鸣，新的学派不断涌现，是中医药学特别是在方剂学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金元时期是继承与发扬中医药学的最佳时期，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空前学术繁荣景象。

学术的争鸣，学派的创立，有力的推动了中医药学的迅猛发展。

一是伤寒学派：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

如唐代医家孙四邈创制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揭示六经辨证的规律，更重视太阳病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朱肱重视经络的作用，著《南阳活人书》，称曰：“治伤寒必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

”其又重视病与证的鉴别诊断，同时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庞安时曾著《伤寒总病论》,强调冬伤于寒杀厉之气，即发病为伤寒，春发为温病，夏发为暑病，长夏发为湿病，于八节可为中风，又强调人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高低南北，气候季节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许叔微对《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成无已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注释以经释论，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其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

综上诸家对伤寒学的研究，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是寒凉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强调“六气皆能化火”，治病善用寒凉，促进了病机学说地发展，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医方精要宣明论》《三消论》等，为攻邪派及养阴派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是补土学派：以李东垣为代表，师承了张元素的脏腑辩证学说，专注脾胃的研究，创立了著名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提出了升阳泻火，甘温除热之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名方；其弟子王好古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阴证学说，罗天益又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并重视三焦分治。

医学金元四大家、养阴、治火、治痰、解郁方面等先驱——朱震亨朱震亨，元代医学家（1281-1358年）。

字彦修。

因世居丹溪，人又称丹溪先生，义乌（今属浙江）人。

初业儒，攻就徐谦学性理之学。

徐氏系得朱熹四传之学，震亨尽得其传。

后徐罹疾，医皆不能疗，三十岁时因母病，遂决心学医，弃举子业。

其时盛行南宋《和剂局方》，温燥之药几乎溢用，朱氏于此颇有异议。

乃四出求师，企能纠正时弊。

曾周游天下，遍访名师，后闻武林罗知悌为金刘完素之再传弟子，集张从正及李杲两家之长，拟前往就学。

罗氏性倔之甚，震亨竟十次往返谒之，恭立门下，雨雪不能移其志。

罗氏颇受感动，终于接见并为之言学医之要。

朱氏得名医指迷，学问大增，其功底原来已较丰厚，其后声名遂大震。

其学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戒人节欲，以免相火妄动而煎灼真阴，以获“阴平阳秘”之境地。

其治善滋阴降火，自创方剂甚多，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皆为后世所重，后世尊为“养阴派”。

其著作甚丰，重要者如《格致余论》、《金匮钩玄》（一名治荟萃》）、《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尚有由其门人整理之著作如《丹溪医案》、《丹溪医论》、《脉因证治》、《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

此外，尚有若干署名丹溪，实为托名之著作，如《医学发明》、《活法机要》、《脉诀指掌图说》等。

其门人甚多，著名者如戴思恭、王履等，皆有成就并传其学。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

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

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

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

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吉军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指出：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政府制定的中医药发展战略，中医药科技人员所要做的是，通过比较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清醒地认识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与劣势，进而扬长避短，继承并发展中医药。

在临床实践中，要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从实际出发，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当代国民的医疗保健问题。

一、金元四大家的创新实践回顾中医药的发展历史，我们很容易想到金元四大家，因为金元时期众多医学流派的涌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金元四大家首推刘完素，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被称为“寒凉派”之代表；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而正安。

”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被称为“攻下派”之代表；李杲认为“人的胃气为本”，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被称为“补土派”之代表。

朱震亨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降火”的治则，被称为“养阴派”之代表。

刘完素为中医历史上“寒凉派”的创始人。

在理法上，他十分强调“火热”之邪致病的重大危害，因此，治疗上他主张用清凉解毒的方剂。

刘完素生活的河间地区，正是金人进攻中原时的主要战场之一。

当时天灾横行，疫病蔓延，疾病流行，而当时因为沿袭宋代的用药习惯，医生仍然使用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药物治病。

由于此书为宋朝官方推行，相当于国家药典，当时的医生，也都习惯性地使用书中的药物，很少能自己根据临床实际进行辨证处方，但是所用药方对于当时的疾病治疗效果却非常不好。

刘完素则根据当时疾病的实际病因，仔细研究《黄帝内经》中关于热病的论述，创立了六气化火之说，在治疗热性疾病采用寒凉药味，一改宋朝滥用温燥药物之弊端。

他使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当时横行肆虐的传染性热病收到显著疗效。

刘完素认为处方用药，要因人而异，应视病人的身体状况、所处的环境和疾病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用药，不可一成不变。

他极不满意当时朝廷要求使用《局方》，又不可随意加减的规定，坚持辨证施治，酌情发挥。

中医耳鼻喉科学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历程中医耳鼻喉科学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为保障人们的耳鼻喉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中医对于耳鼻喉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这部中医经典著作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耳鼻喉生理、病理的初步论述。

其中对耳、鼻、咽喉的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与脏腑经络的关系都有所涉及。

例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提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

”这表明当时的中医已经认识到心与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秦汉时期，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对耳鼻喉疾病的认识也更加深入。

《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一些与耳鼻喉相关的病症及治疗方法。

如“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这里的“咽中伤，生疮”就是对咽喉疾病的描述，而苦酒汤则是相应的治疗方剂。

到了隋唐时期，中医耳鼻喉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耳鼻喉科的多种疾病进行了详细的病因病机分析。

如在“鼻病诸候”中，对鼻鼽（类似于现代的过敏性鼻炎）、鼻息肉等病症的病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与风邪、寒邪、肺热等因素有关。

同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也收录了不少治疗耳鼻喉疾病的方剂和方法。

宋金元时期，中医耳鼻喉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医籍中，对耳鼻喉疾病的分类更加细致，治疗方法也更加多样化。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强调火热致病的观点，其学术思想对耳鼻喉科的临床治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中医耳鼻喉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述耳鼻喉科的著作。

如明代的《口齿类要》，对口腔、咽喉、牙齿等疾病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清代的《重楼玉钥》，是一部专门论述咽喉疾病的专著，书中详细介绍了喉风、喉痹等病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创立了“养阴清肺汤”等著名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在发展过程中，中医耳鼻喉科学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金元四大家名词解释
嘿，咱来说说“金元四大家”是啥。

有一次我去看中医，听老中医提到了金元四大家。

我就好奇啊，这金元四大家到底是啥呢？
“金元四大家”呢，就是金元时期的四位著名医学家。

他们分别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

这四位大佬在医学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厉害的本事。

比如说刘完素，他主张“火热论”，觉得很多病都是因为火热引起的。

张从正则擅长用“汗、吐、下”三法来治病。

李杲呢，重视脾胃，认为脾胃是人体健康的关键。

朱震亨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治疗上很有一套。

咱可以想象一下，在金元那个时候，这四位医学家就像超级英雄一样，各自用自己的方法拯救病人。

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对后来的中医发展影响可大了。

就像我去看中医，老中医可能就会借鉴金元四大家的一些理念来给我看病。

总之呢，金元四大家就是金元时期很牛的四位医学家。

他们的贡献让中医更加丰富多彩。

以后咱要是对中医感兴趣，也可以多了解了解金元四大家哦。

中医耳鼻喉科学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历程中医耳鼻喉科学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保障人们的耳鼻喉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对于耳鼻喉疾病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先秦时期，《黄帝内经》这部中医经典著作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耳鼻喉生理、病理的初步论述。

例如，书中提到了“肾开窍于耳”“肺开窍于鼻”等理论，为后世中医耳鼻喉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秦汉时期，《伤寒杂病论》进一步丰富了对耳鼻喉疾病的诊治内容。

张仲景在书中所创的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等，不仅用于治疗外感疾病，对于因外感引发的耳鼻喉症状也有一定的疗效。

到了隋唐时期，中医耳鼻喉科学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详细阐述了耳鼻喉疾病的病因病机，对耳部的脓耳、耳鸣、耳聋，鼻部的鼻鼽、鼻渊，咽部的喉痹、乳蛾等病症都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宋元时期，中医耳鼻喉科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宋代太医局设立了“口齿兼咽喉科”，这标志着中医耳鼻喉科开始逐渐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这一时期的医家们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完善诊疗方法。

如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病因学说，为耳鼻喉疾病的病因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明清时期是中医耳鼻喉科学发展的鼎盛阶段。

许多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著书立说。

其中，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薛己的《外科发挥》等著作，对耳鼻喉科的病症分类、诊断方法、治疗方剂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特别是清代医家叶天士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提出的“三焦辨证”，为耳鼻喉科温热病的诊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治疗方法方面，中医耳鼻喉科学有着独特的优势。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耳鼻喉疾病的发生与全身脏腑经络的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因此，治疗时不仅注重局部症状的改善，更注重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平衡。

中药内服是中医治疗耳鼻喉疾病的常用方法之一。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辨证论治，选用合适的方剂进行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