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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回顾与思考第一篇：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回顾与思考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回顾与思考摘要：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
本文围绕危机意识、机构设置、预警机制、信息沟通、法制建设和管理结构六方面，回顾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要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分析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回顾;问题;建议20世纪末，我国开始现代政治学研究，其中包括对政治危机的研究。
我国有关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对该领域最初的研究也始于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如台海问题、东突问题等。
2000年左右，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国际危机转向国内危机，包括从SARS疫情到近年接连不断的特大自然灾害、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群体性集体事件等。
尽管由于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起步晚，在接连不断的突发性、复合型危机面前显得经验不足，一些理论上的困境与实践中的难题一时难以解决，但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这也是我们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所在。
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危机意识、机构设置、预警机制、信息沟通、法制建设和管理结构六方面，我将围绕这六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要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分析上述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一、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预防的起点。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不能把“危机”与社会主义国家联到一起，甚至不敢直面现实生活中各种潜在的和显现的社会危机，常常用“假语言”谈论真实的危机问题，导致我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群体到个人，严重缺乏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势头，各级政府部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缺乏敏锐的危机判断能力。
2003年SARS疫情出现后，“公共危机”成为政府的重要管理对象。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现状与问题摘要：我国目前正处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面临着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情境中，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危机处理的效率和效果。
为此，要增强危机意识；建立处理危机的权威机构和相关体制，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完善信息机制；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修正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防止出现虚假治理。
关键词：危机；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机制；政府绩效一.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现状与问题(1) 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缺失在“SARS”事件之前，我国根本没有系统地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因此，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缺失问题在“ SARS”公共卫生危机期间集中暴露出来，比如政府的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预防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有待完善等等。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公共危机预防与管理观念欠缺，应付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心理准备不足，民众缺乏必要的危机应对培训，面对突发事件容易产生心理紧张，甚至是群体性的恐慌，从而使个人和整个社会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应对能力降低。
(2) 危机发生时反应不及时反应及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要则。
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威胁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反应迟缓必然加重危机状态。
美国9 - 11事件中，在遭受恐怖袭击后45分钟，布什总统就发表了电视讲话；2003年美国东北部发生大停电后数分钟之内，美国国防部就迅速作出反应，半小时后纽约市长就召开记者会。
在日本福冈地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电视屏幕上端已显示出地震震源、各地区震度以及有无海啸等信息；灾害发生30分钟内，政府各部门就在有序应对地震灾害了。
相对而言，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反应是比较迟钝的，例如2003年“SARS ”事件之初，政府不仅没有反应，甚至掩盖事实真相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吴廷俊/夏长勇【内容提要】 2003年以前，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为严格管制时期，危机传播表现为“零传播”或者“不传播”；之后为非自觉的间或传播。
2003年的“非典”危机后，“危机传播”虽然为政府和社会各方所重视，但是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其表现之一是各类危机传播的发展不均衡，之二是在危机周期的各阶段，媒体角色的调适不到位。
我国危机传播中媒体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没有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传播媒体角色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冲突增多，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阶段，我国也不例外。
从1993年到2006年，仅群体性事件便从8709起增加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2009年都超过了90000起。
①公共危机影响范围广大，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危机化解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结果还很不尽人意，尤其是在危机传播方面。
因此，研究公共危机传播，不仅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
本文先纵向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进行梳理，再对现状进行分析，希冀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做点基础工作。
一、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考察2003年在我国公共危机传播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年的“非典”危机之后，长期被忽视或漠视的公众知情权引起重视，政府逐步意识到公共危机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承认“灾难”和“危机”在我国的存在，危机传播概念也由此开始使用，并为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故本文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是对此前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建设的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进行严格限制和管理，强调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应该持慎重的态度，不能渲染灾情，以免造成群众的悲观情绪，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
浅析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及对策自古以来，人们就活在危机频发的时代，每当公共危机发生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逐渐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如何预防危机、应对危机、解决危机成为考查我国政府能力的重要标准，加强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势在必行。
一、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为有效应对这些危机事件，我国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不断延伸到各个领域，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危机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我国近几年加大了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程度，在各级政府、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建立众多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二）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增强经过期作废2010年西南旱灾、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2011年日本核泄露、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等各类公共危机事故的发生，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方面的能力显著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队伍不断壮大，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三）媒体公开事实信息，走向成熟危机发生的同时媒介要起到正确的作用，起初发生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媒体没有准确的报道相关信息，导致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手机、互联网等夸大其辞传播谣言，造成社会恐慌。
如今媒体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准确报道，在公开性与准确性方面有显著提高，维护了公民的知情权，在危机管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一）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淡薄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差。
以前我们有一些危机性事件，但我们更愿意把它们定位为突发性事件。
虽然学术界早就呼吁加强对危机管理进行研究，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政府的呼应。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认识不足。
由于突发事件意识淡薄，突发事件出现时就会措施无力，政府和公众都会存在侥幸心理。
在侥幸的过程中，很多机会丧失，突发事件得以蔓延。
公众的侥幸心理一旦被摧毁，由于缺少相应的思想准备，便会变得极度恐慌，这种恐慌引发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突发事件本身更为严重。
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基于近三年60起典型突发事件的分析一、本文概述近年来，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公共危机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考验着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也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三年内发生的60起典型突发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旨在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推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本文将首先对近三年内发生的60起典型突发事件进行概述，包括事件的性质、发生背景、影响范围等。
接着，本文将从应急响应、危机沟通、恢复重建等方面分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和实践，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本文将对未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部门和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挑战近三年来，我国经历了60起典型的突发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考验了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也揭示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从现状来看，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包括法律法规、应急预案、专业救援队伍等方面。
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效果。
通过分析这些典型事件，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信息沟通不畅。
在多起事件中，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发布存在滞后和不准确的问题，导致应急响应不够及时，公众的风险感知和自我保护能力也受到影响。
二是资源配置不均。
一些地区和部门在人力、物资、技术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存在不足，影响了危机应对的质量和速度。
三是预防措施不足。
虽然有应急预案，但在预防和早期预警方面仍显不足，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的建设。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加强信息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发布机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参与度。
公共危机传播相关主体的现状及关系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如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传染病疫情等，这些事件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些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伤害，而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更加深化了事件带来的影响，加剧了事件的危害性，也对各种相关主体产生影响，如政府、媒体、企业以及公众等等。
因此，了解公共危机传播涉及的各个相关主体的现状及关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从而更好地应对社会变化，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选题意义公共危机传播相关主体的现状及关系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政策意义政府是公共危机事件最主要的应对主体，了解政府在公共危机传播事件中的角色、职责和应对措施，对政府建立应对机制和制定相应政策非常重要。
2、媒体意义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事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媒体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提供了信息，还促进了公众情绪的控制和应对策略的调整。
因此，了解媒体在事件中的职责和策略对媒体提高应对危机传播能力以及促进公众对危机事件的正确看法非常有帮助。
3、企业意义企业也是公共危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关键主体，尤其是一些面向公众的企业。
了解企业在公共危机传播事件中的职责和策略，对企业的有效应对危机事件和维护公共信任都非常重要。
4、公众意义公众作为社会最终的接受者，了解公众对公共危机传播事件的认知和反应，可以指导媒体和政府，协调各种应对措施，从而保证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针对公共危机传播相关主体的现状及关系，本研究首先对现有资料和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其次，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对政府、媒体、企业以及公众等相关主体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各种主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事件中的角色、职责和应对措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四、预计研究成果通过本研究，预计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成果：1、了解公共危机传播相关主体在事件中的角色与职责，促进政府、媒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更有效的沟通；2、分析公共危机传播涉及的各个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为政策和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3、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应对措施，为公共危机传播事件的应对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从汶川地震和动车事故中看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的现状目前我国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
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
2003年的“非典”危机后，“公共危机”真正进入我国公众的视野，并被政府和社会各方所重视。
在相继的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以及2013年的雅安地震等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传播管理体系，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逐步确立了及时公开信息、主动引导舆论、掌握舆论主动权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思想，另外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也开始重视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预警和服务功能。
虽然我国的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现实中我国的危机传播管理在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我国的危机传播在总体上讲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下面我们主要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中来对比分析和总结，我国目前的危机传播管理现状。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龙门山脉的南北走向在这一段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后果。
然而时隔2年后，一次巨大的事故灾难再次降临在神州大地上。
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
这次事故造成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面对艰巨而严峻的抗震救灾任务,我国政府在最好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通过新闻媒体传递的各种信息,全世界共同见证了这两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重大考验。
我国在这两次的公共危机事件中不断的提高着针对危机传播的管理能力，同时也暴露着我国在处理危机传播管理是的不足和缺点。
自然灾害报道，以汶川地震为转折，趋向全面开放、透明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到10万平方公里。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梅琼林 连水兴 〔摘要〕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
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
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
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关键词〕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失衡;“非典”危机;汶川大地震 〔中图分类号〕G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011-06〔作者简介〕梅琼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连水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在人类历史上,“危机”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甚至有人断定,对人类历史而言,危机是常态,没有危机才是例外。
从2003年到2008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对中国人民而言,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从“非典”危机到四川的汶川大地震,使人们对“公共危机”这样的字眼产生前所未有的体验和重视。
在学术研究领域,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以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种种公共危机为研究案例,探讨“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解决信息传播“失衡”的对策。
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作者：吴廷俊夏长勇来源：《今传媒》2010年第08期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增多,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6年,仅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加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2009年都超过了90000起。
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还在增加(《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于建嵘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2009年12月26日北京财政部礼堂)。
与“一般危机”相比,公共危机影响范围较大,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有着严重威胁,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危机化解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还很不尽人意,尤其是危机传播方面。
基于危机管理的视角,危机传播,即大众媒体合理介入危机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利于妥善处理、迅速化解危机,促使危机向有利方面转化。
研究公共危机传播,不仅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
本文先从纵向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进行梳理,再对现状进行分析,希望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做点铺垫工作。
一、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考察2003年在我国公共危机传播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年的“非典”危机之后,长期被忽视或漠视的公众知情权引起重视,政府逐步意识到公共危机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局的观念有了进步,开始承认“灾难”和“危机”在我国的存在,开始为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提供一定的空间:一方面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包括新闻应急管理机制在内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建设。
危机传播概念也由此开始使用,故本文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是对此前的回顾。
从1949年至2003年,我国的公共危机传播以1978年为界分为先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78年以前为严格管制时期,危机传播表现为“零传播”或者“不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建设的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进行严格限制和管理,强调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应该持慎重的态度,不能渲染灾情,以免造成群众的悲观情绪,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
浅析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进步历程一、媒体以往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经验教训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也时有发生，如2003年非典爆发，2004年禽流感事件、北京密云虹桥踩踏事故，2008年春节前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福建南平“3·23”校园重大凶杀事件等等，我国的新闻媒体同样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突发事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也是媒体经常面对的话题。
我国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长期以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感受到的是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的缺失甚至是误导，有的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伤害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
过去的深刻教训表明某些做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以2003年SARS事件为例，SARS的传播，是一个由点到面、不断扩散的过程。
回顾SARS的整个扩散过程，我们会发现媒体在SARS报道中的缺位是导致疫情扩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媒体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
从总体来看，在SARS由潜伏转化为爆发期的关键时期，我国媒体总体上是缺位的，新闻管制的负面性很明显，这种2002年底出现在中国广州的未知传染病由初期大众媒体的“失语”和应对不利，迅速蔓延，在我国媒体不予报道的一段时间里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现在回过头去看，可以想像，如果在疾病爆发初期能够保证信息的透明和自由流通，就有可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个人、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也可能被更早动员起来共同面对这场突发的传染病。
那么，这场疾病就有可能在地方的范围里以很小的代价被处理掉，而不会发展成波及全球的危机。
SARS危机给了中国媒体一个重要的反省机会：媒体要担当起在公共危机中的社会责任，就应当有相应的公开信息的自主权。
一是在各类突发性事件中，党和政府有责任及时向媒体通报情况，发布信息；二是媒体在发生公共危机时，有公开报道的自主权。
近年来危机传播之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危机事件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可能迅速传播至全球范围，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危机传播作为研究危机事件中信息传播规律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危机传播的研究进行综述，梳理出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期为未来危机传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首先将对危机传播的定义和内涵进行阐述，明确危机传播研究的范围和边界。
接着，本文将回顾近年来危机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梳理近年来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危机信息传播机制、危机沟通策略、危机媒体表现、危机受众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文还将对危机传播研究的不足和展望进行讨论，以期推动危机传播研究的深入发展。
通过对近年来危机传播研究的综述，本文旨在加深我们对危机传播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二、危机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危机传播研究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危机传播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研究重点和方法论。
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沟通。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如何通过媒体和官方渠道迅速、准确地传递信息，以减少恐慌和误解。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信息传播的渠道、速度和准确性，并尝试建立危机传播的理论框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危机传播中的受众心理和行为反应。
他们发现，受众在危机中的信息需求、心理反应和行为决策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加注重受众的个体差异、心理需求以及危机应对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危机传播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危机后恢复等领域。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危机事件的预防、应对和恢复过程中的信息传播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危机传播策略来减轻危机对组织、社会和个人的负面影响。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摘要】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讲，应对危机的能力已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当前，我国危机管理中存在着公共危机意识淡薄、公共危机管理组织结构和协调机制不规范、公共危机信息公开不畅、社会与公众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不够、公共危机管理缺乏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等一系列问题。
政府应就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规划，加快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对策公共危机特指一种突发事件，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危机管理就是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过程。
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状（一）公共危机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危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种类也越来越多。
政府和市民的这种侥幸心理使得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就不知所措。
（二）公共危机管理组织结构和协调机制不规范。
即使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会成立一些工作小组，但这类组织通常也是临时协调不同的部门，抽调人员、资源组建的，缺乏统一的、权威的领导者来协调不同部门和人员之间的关系，体制性的问题所带来的管理与协调不善将占据其很多精力，使危机管理滞后，并发一些其他问题。
（三）公共危机信息公开不畅。
我国政府的信息报告制度却不规范、不标准、不统一，没有严格具体的规定，畅通度和灵敏度都得不到保证。
对于信息上报有误或延时，也缺乏相关处罚管理规定，这样更加纵容了信息不畅现象的存在。
（四）社会与公众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不够。
我国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与协助政府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当危机来临的时候甚至大多都是冷漠或逃避的态度，不能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就算有部分公民想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无疑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大阻碍。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吴廷俊/夏长勇【内容提要】2003年以前，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为严格管制时期，危机传播表现为“零传播”或者“不传播”；之后为非自觉的间或传播。
2003年的“非典”危机后，“危机传播”虽然为政府和社会各方所重视，但是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其表现之一是各类危机传播的发展不均衡，之二是在危机周期的各阶段，媒体角色的调适不到位。
我国危机传播中媒体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没有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传播媒体角色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冲突增多，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阶段，我国也不例外。
从1993年到2006年，仅群体性事件便从8709起增加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2009年都超过了90000起。
①公共危机影响范围广大，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危机化解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结果还很不尽人意，尤其是在危机传播方面。
因此，研究公共危机传播，不仅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
先纵向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进行梳理，再对现状进行分析，希冀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做点基础工作。
一、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考察2003年在我国公共危机传播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年的“非典”危机之后，长期被忽视或漠视的公众知情权引起重视，政府逐步意识到公共危机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承认“灾难”和“危机”在我国的存在，危机传播概念也此开始使用，并为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故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是对此前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建设的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进行严格限制和管理，强调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应该持慎重的态度，不能渲染灾情，以免造成群众的悲观情绪，影响政府的国际形象，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
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明确地提出“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因为“这种报道可能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同时给予帝国主义反动派夸大我国灾情，进行挑拨造谣的藉口”。
②这个指示，在较长时期内被奉为灾难报道的“铁律”。
应该说，在建国初期，军事斗争尚未完全结束、经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际内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公共危机事件十分敏感，新闻报道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新生政权的稳定。
我国政府对媒体报道公共危机事件进行严格管控有一定的合理性。
195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国内政治环境的非正常化致使政府对新闻及新闻媒体的控制开始走向极端化和片面性。
在观念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危机”，天灾人祸等危机事件便成了媒体报道的“禁区”——要么封锁消息，不予报道；要么只讲抢险救灾的英雄事迹，而有关灾祸本身的情况，如损失、责任、处理等，一概回避。
③这段时间，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基本有以下四种方式：不报。
如1975年8月间发生在河南、安徽沿淮河一带的特大水灾。
灾难发生后，新华社派了两个记者去采访，深为灾情之大之重所震惊，但得到的指示是“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而且还要保密”。
把悲歌唱成壮歌、赞歌。
如1976年7月28日我国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远远超过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但是，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地震灾情的详细情况如受灾具体方位、伤亡人数、影响范围、财产损失等，仅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句话轻轻带过。
报道的重点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强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人定胜天精神。
直到197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新闻，才透露唐山地震的具体灾情和死亡人数。
选择某一个符合正面报道要求的角度进行报道。
如1960年发生在山西平陆的民工集体中毒事件。
这其实是一起故意投毒的刑事案件，主犯被捕经审讯后立即处决。
对此，当地的省地县报都未作报道。
《中国青年报》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则从抢救中毒的“阶级弟兄”这一角度切入，作了详细报道，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总结式的报道。
即事件进行过程中不作报道，等整个事件结束后再作一个详略不等的总结式的报道。
④这些危机传播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机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但是是以背离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牺牲公众的知情权为代价的。
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至2003年为有限开放时期，危机传播表现为非自觉的间或传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方面是于理念的转变，一方面是于传播技术的进步，我国媒体开始涉足公共危机报道的“禁区”、“雷区”。
1979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刊载的《一辆26路无线电车昨日翻车》和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件的报道成为我国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的标志性事件。
前者冲破了媒体“报喜不报忧”的戒律，拉开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媒体公开进行公共危机报道的序幕；后者则打破了“重大事故不能见报”的禁令，并直接导致当时石油部部长被解职、国务院副总理记大过、国务院作检讨、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被判刑，开创了我国新时期舆论监督的先河。
⑤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步，以及新闻改革的发展，媒体对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所提高，正如媒体人孙玉胜所说的那样，“除了群体事件、外交事件仍需要慎重处置以外，对其他突发事件，近十年来新闻媒介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介入，经历了不发消息到发消息，再到如何发消息，甚至如何早发消息的过程”。
⑥事实上也是如此，媒体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数量增多，透明度和客观性提高。
如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火灾、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发生的公共汽车爆炸案、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以及广西南丹矿难等一系列安全生产事故，媒体都及时作了公开报道。
从改革开放到非典之前，我国的公共危机传播在不断探索中虽然有了明显的、突破性的进步，但是于“历史包袱太沉重”，左的观念太强烈，这一阶段的公共危机传播总体上看是偶尔的、间或的，有的还仅限于少数记者的个人良知的驱使。
二、我国危机传播的现状分析2003年的“非典”危机后，“危机传播”概念进入我国公众的中心视野，并被政府和社会各方以及学界所重视。
200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报告、新闻发布和应急协调机制，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并第一次增加了发挥新闻媒体的预警和服务功能、必要时采取非常措施、争取先入为主效果以及高度重视互联网报道等内容。
政府和各公共管理部门逐步确立了及时公开信息、主动引导舆论、掌握舆论主动权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思想，另外新闻管理部门也开始重视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预警和服务功能。
但是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危机传播在总体上讲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类危机传播的发展不均衡。
1.自然灾害报道，以汶川地震为转折，趋向全面开放、透明。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媒体对抗洪救灾的报道基调是淡化问题，强化成绩，报道内容集中于领导视察灾情、走访受灾居民住宅、表明政府决心、相关部门领导碰头开会抓救灾、各相关部门困难面前表决心、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等，这些报道都忽视了一个关键信息，即灾情。
媒体虽然报道了危机事件，但是对人们关心的重要内容却有些讳莫如深。
比如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的报道，就是如此。
这一情况，在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报道中，有了很大改变。
我国媒体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破了单一舆论导向的思维，运用多种信息渠道，对灾情进行了全天候、全景式的报道；在震灾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展开了对灾情的报道。
如央视一套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的常规节目播出被打破，实现了同一主题无间断播出，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情况。
二是突破了单向度的僵化报道模式，即片面强调抗灾救灾而忽略灾情本身，只见领导指示而不见受灾群众。
此次报道不仅关注灾情信息本身，还将受灾群众作为报道关注的核心。
强震发生后不到20钟，中国国家地震台网站上发布了地震的震中和震级。
震后两个小时，重庆市率先发布了灾难的首批伤亡数字。
此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情况随时更新。
汶川地震报道虽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是一个飞跃，表明我国自然灾害危机传播趋向全面开放和透明。
2.事故灾难报道，“丧事当作喜事办”的模式有所突破，但改进余地还很大。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对事故灾难报道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报道内容主要是积极处理事故的举措和典型人物的事迹，报道方式则以正面报道和典型报道为主。
如《人民日报》1981年4月30日《面对煤井严重透水事故不顾个人安危张自方抢救二十七名矿工弟兄》等等。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媒体对事故灾难的报道逐步有所改善。
2001年，人民日报记者对南丹煤矿的揭露，是我国媒体成功介入事故灾害事件的成功和典型案例。
媒体在南丹煤矿的报道中，不再是旁观者和被动的记录者，而是成为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并最终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重要力量。
媒体对南丹煤矿矿难的报道导致南丹从县委县政府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128名涉案人员被查处。
媒体在对南丹矿难危机的揭露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朱镕基总理在贵阳考察时所说，“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
经历了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2003年繁峙矿难、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及近年来一系列的矿难事件后，应该说，我国媒体对事故灾害的报道对“丧事当做喜事办”的模式有所突破。
2008年发生的“4·28”胶济线客运列车重特大出轨相撞事故、“9·20”深圳舞王俱乐部火灾事故、“9·13”四川巴中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等，新闻报道都及时跟进，并对事件起因、责任划分、政府监督职责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虽然如此，媒体对事故灾难的报道还大有改进的余地。
传统报道思想的影响依然十分顽固，2010年3月28日发生的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新闻报道突出“国家强大和以人为本造就王家岭‘救援奇迹’”就是例证。
3.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传播，自SARS事件后有改观，但总体仍不够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