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应向何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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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进行经济转型一:背景在21世纪的头十年,任何人只要谈到中国经济,那GDP每年两位数增长的迅猛势头让很多国家惊讶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但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面临着转型的阵痛。
政府在年初设定了7.5%的增长目标,而今年的实际增长预计为略低于目标的7.4%,并且2015年的经济增长将继续小幅下行。
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堪称奇迹。
目前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是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过去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重大代价:一是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
据预计,对环境影响消耗了所创造GDP的7%。
二是经济增长效益低。
中国目前GDP总量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
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而如何进行经济转型,则是现在中国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二:研究调查分析对于如何解决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准确地认识问题出在哪,已经很多人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吴敬琏先生就给出了建议方案,结合郎咸平先生的一些观点,总结了以下的一些看法方案。
首先,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
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
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
究其原因,要反思制度环境,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
现有的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障碍。
而在转向消费驱动创新方面,同样有着很大问题。
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吴敬琏:推进经济转型的关键在改革
无
【期刊名称】《华东纸业》
【年(卷),期】2011(042)003
【摘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中国要在"十二五"期间真正实现转型,重中之重在于改革。
中国宏观经济目前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二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总页数】1页(P44-44)
【作者】无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相关文献】
1.吴敬琏: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J],
2.吴敬琏破除制度障碍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J], 吴敬琏
3.吴敬琏始终站在改革最前沿——《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京举行 [J], 韩雪;
4.吴敬琏始终站在改革最前沿——《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京举行 [J], 韩雪
5.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步 [J],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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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经济发展如何由资源消耗型向环境友好型的转变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为了取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由以前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率向坏境友好型转变,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资源相对紧缺,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往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在全社会进行强化节约资源,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限制,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里,“节约资源,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渗透到社会的各基本要素中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整个社会都表现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特征。
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要求。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这关系着国计民生,关系着国家经济的能否得以持续快速发展。
(一)、提高全国人民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的坏境保护意识不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坏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甚至很多个人和企业认为保护环境是政府的责任,跟自己无关。
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存在很多漏洞,没有给普通大众普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意识,导致人们的环保意识普遍薄弱。
另外环保法实施过于宽松。
例如:环保法规定“对于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①。
吴敬琏:发展转型系于改革.txt精神失常的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正常的疯子!吴敬琏:发展转型系于改革《中国改革》专栏 2011-03-03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1年第3期出版日期2011年03月01日许多需要除旧布新的体制问题,都与政府职能有关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
)在本月举行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分别审议和听取“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实现已经提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惟一的出路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
用中共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中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具体地说,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看,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的持续,导致资源匮乏、环境破坏。
从经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腐败继续蔓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
这些矛盾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内部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以及外部经济的进出口的国际收支失衡。
于是,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货币政策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既不能紧也不能松。
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就会使泡沫破灭的危险增大,消费物价指数也有可能继续攀升。
但是,由于近几年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于海量货币的注入,在建项目盘子巨大,如果紧缩太猛,许多人担心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甚至有“硬着陆”的风险。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过去几年的经验,这种两难困境是很难靠短期政策解决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惟一可靠的出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提高附加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除了包括经济增长,还覆盖了其他方面的要求。
但是无论如何,其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
我们走在大路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后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著名学者、作家吴敬琏在浙江安吉考察时提出的理论。
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需要从粗放式发展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实践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浙江省安吉县通过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将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同时,安吉县还积极推广竹编、茶艺等传统文化,打造了“中国美丽乡村”的品牌形象,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除了浙江安吉县的成功实践,我国还有很多地区也在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模式。
例如,江苏省的无锡市滨湖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同时,滨湖区还积极推广太湖美食、锡剧等传统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对传统发展观念的革新。
我们需要将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文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经过30年的改革,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两头冒尖。
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世界公认的;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
两头冒尖制度上的基础,就是我们经过了30年建立起了一个混合经济体制。
这个经济体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即政府主导的,或者说带有很大旧的经济体制遗产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体制是怎么建立的?我看了很多30年总结的文章,对现象层面的分析大家都涉及到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制度上的原因似乎考虑的不够,或者说分析得不够。
清楚了这些,就会知道出路在哪里,前景如何。
混合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为首的党政领导,就采取了一种探索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恢复经济,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同时,中国政府就采取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来促进经济的恢复。
所谓变通性的经济安排,即不改变大的格局,但是又给创新活动、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找出一定的空间,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把他们的才能,用在创新上。
大致上有这么4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农村承包制、行政性分权、物资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和对外开放。
这样一些做法,就给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动给出了空间,使得非国有经济得以生长起来,使得我们的农村经济开始恢复。
但是,这种个别的政策上的改变、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存在许多问题。
因为命令经济的基本框架没有变,所以存在很多矛盾和漏洞需要寻求系统化的解决之道。
到1980年代中期,我们才开始探索改革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也就是改革的方向。
根据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和到外国去寻求启发,大致上形成了4种可选的制度目标:第一种是改良的计划经济,就是在苏联模式下的改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70年代末期从四川开始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第二种可选的目标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计划经济情况下,引入市场经济。
这是当时中欧最为看好的一种目标模式。
暸望角王军:中国刺激政策暂不宜退出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目前不宜轻言刺激政策的退出,但应积极着手研究。
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择机决策,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
王军说,在退出政策的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
比如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等,这不仅仅是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地来操作。
他认为,一国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决定。
当今世界形势极其复杂,有的国家在准备加大刺激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的则已开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它的政策怎么样退出。
来源:东方早报陈德铭:强压人民币升值不理性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不能寄希望于靠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因为一个国家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世界经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强压一国货币对彼此都没有好处。
他认为,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005年—2008年人民币已经升值20%多,中国的贸易不降反升。
2009年人民币的汇率基本稳定,但是贸易的顺差却下降了30%多。
今年1—2月份,在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再度下降了50%。
他还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跟各国分工协作、利益共享。
中国通过大量中间品的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的顺差,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中国还在加工贸易、跨国投资等层面与各国分享着发展与合作的空间。
来源:人民网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要靠改革来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结底要靠改革来推进。
他表示,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促进结构优化需要有两条:一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要用改革来清除制度障碍,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读书笔记
我读了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以下是我的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和特点。
作者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状况,指出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陷入了瓶颈,必须进行改革。
接下来,作者详细讲述了改革的进程和特点。
他指出,改革是在实践中逐步推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逐步放开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极快,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奇迹。
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
作者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
另外,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
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并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最后,作者还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但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改革,推进市场化和国际化。
同时还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权威书籍,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和特点,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2010-9-26转型理论不能成为一个框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保证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述。
令人欣喜的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苏南地区,最早响应中央要求,开始转型探索。
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状况不一样,产业发展基础不一样,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转型的基本路径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
现在,转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紧做。
第一件就是要搞经济转型的理论。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但转型现在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架,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
可谓数典忘祖、引喻失义。
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方面。
这当然是对的。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
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
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的土地转让价差。
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这个基础、前提却完不成。
转型有这样的苏联误区和历史教训。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
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的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
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有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
但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
吴敬琏: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应向何处转型
文/吴敬琏
中国经济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已步入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里,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
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
但是一些问题也在近年来逐步显现。
从要素投入驱动看,出现了这样一些挑战,而且越来越严重。
第一,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
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致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
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三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刘易斯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紧缺。
他们做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可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出去了,农民工的工资从2003年开始出现持续的上升。
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美国一些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认为蔡昉教授做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中国目前至少还有1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我曾经请他们两方做过对话。
我的判断是,双方说的都有道理。
蔡昉教授说的是能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认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应该转移,但是没有转移出去。
另外一方说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还有大量没有转移出去。
这里的关键点,有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的原因,因为有家务负担的原因,因为文化和技术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
所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的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个转变,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我们进一步的增长,就发生问题了。
这是从要素投入看。
从出口需求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角度看,问题发生得比较晚一点。
大约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出现了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年前出现过的类似问题。
这就是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因为出口数量扩张造成的和我们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现。
要改变这种状况,亟须像当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调整出口导向政策。
但在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负担非常重,也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变窄。
因为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引发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
正因为此,中国迫切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转变。
问题出现以后,中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来寻求解决办法。
他们研究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及教训。
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的途径是:一、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二、基于科学的技术广泛运用;三、服务业向各个行业渗透和它的独立发展;四、信息化。
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变成中国政策方面的实践。
特别表现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面。
首先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
刚才我们说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还没有实现。
要实现这个转移就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农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
如在农村普及九年甚至更高的义务教育,在城市里面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障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社会等,这非常重要。
第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传统的技术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现代技术的
特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技术革新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
中国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十分强调技术创新,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有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就。
比如我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技术人员是世界第一的;研发(R&D)的投资去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当然成果的质量还不是非常高,一些技术创新成果向商业化转化也做得不是很好。
现代服务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社会的第一位的产业部门,中国因为过去的苏联式传统,因为着重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
现在全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
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服务业比重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
服务业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渗透,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被称为“先进制造业”。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含义有明确的定义。
在我看来所谓先进制造业,就是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
用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的说法,它的价值链是向上下两端高度延伸的。
施振荣先生的微笑曲线实际上都是服务业。
这样的制造业才可以称得上是先进制造业。
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些,但是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服务业的独立发展。
现在独立服务业已经反映在门类庞杂的部门。
服务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
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型来看,最后一条,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所兴起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中国的信息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以为信息产业就是生产硬件。
中国信息产业的硬件占了70%左右的比重。
而跟一些发达国家正好相反,我们的软件和服务发展得还不够,这样信息产业的带动作用就表现得不够,很多很好的技术得不到运用,不能够形成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