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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
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
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
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
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
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
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
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
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
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
内容摘要开弦弓村地处我国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因而农民很早就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这种分化的根本动因在于工业文明和市场机制进入了农业社会。
无论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乡村集体工业的兴旺发达，还是九十年代后期至现在的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都使得这个村庄农民的社会劳动、经济来源、收益水平和对资源的占有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本文参照王维冰老先生提出的分层标准和方法，即把江村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阶层划分：富裕户、小康户和温饱户，进而研究这三个阶层的农民在村庄中的政治参与情况，并且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农民的这种分化是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开弦弓村的表现尤为明显。
本人认为，在这个村庄里，经济地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地位，他们的政治参与是属于一种利益型参与，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是选择性的冷漠。
富裕户不用靠集体，所以他们很少参与村庄政治；小康户拼命靠集体，因为他们还需要村里为他们做点事；温饱户想依靠集体，但是集体已经靠不住了，所以他们也靠不上。
总之，他们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至少现在还不是出于对政治的关注或是对民主的理解，也不取决于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它仅与村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关键词：温饱户、小康户、富裕户、政治参与、政治分层IAbstractThe Kai Xian Gong village arises social strata differentiation too early，because of its location in Su Nan region ,a rather developed area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starts relatively early. The ultimate agent causes this kind of is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enter into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Whether the prosperity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industry during the 80s and the early 90s in last century , or the booming rise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 from late 90s to nowadays，this differentiation makes some unprecedented changes to village farmers, such as social labor, economic sources, income level and resources possession etc.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stratification standard and methods, namely divides the village’s farmers to the rich door, the fairly well-off door and the food and clothing door by family unit, which is come up with an old gentleman, Wang Weibing. And author researches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the three classes, also analyzes further about the reasons of that situation.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market economy，this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is unprecedente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more and more big, it displays especially obvious in Kai Xian Gong village.I think, in this village, economic status determines the political status in certain extent, and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belong to a kind of interest type. The rich door aren’t need to rely on the collective, so they rarely participate in village politics; the fairly well-off door rely on the collective desperately，because they need village’s help; the food and clothing door want to depend on the collective, but the collective is undependable, so they can’t count on the collective. In short,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are mainly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but not, at least now not, for the political attention or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also don’t lie on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ultural quality, but only relate closely to the villagers’ vital interests.Key words: Low-income families； the medium income family；high income househol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II目 录内容摘要 (I)Abstract (II)第一章导论 (1)一、研究背景和基础 (1)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一）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 (2)（二）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研究 (2)（三）开弦弓村社会阶层分化研究 (4)三、研究方法与材料来源 (5)四、村庄简介 (5)第二章温饱户：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 (7)一、温饱户：经济底层的边缘人 (7)（一）久病致贫 (7)（二）外来户 (9)二、温饱户的政治参与：靠不上 (11)三、影响温饱户政治参与的因素 (12)（一）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 (12)（二）文化素质与性格 (12)（三）官本位思想严重：怕官、畏官、躲官 (13)第三章小康户：经济受益的政治核心 (14)一、村庄的政治核心 (14)（一）村干部：基层政权的管理者 (14)（二）个体劳动者：村庄政治的主力 (15)二、小康户的政治参与：拼命靠 (18)（一）村干部——政治参与不够积极 (18)（二）个体劳动者——政治参与较积极 (19)三、利益驱动下的政治意识 (19)（一）国家政策的变化 (20)（二）利益唯上论 (20)（三）贫富差距大，心理不平衡 (21)（四）村民的政治理性程度提高 (21)第四章富裕户：经济顶层的“边缘人” (22)一、村庄强有力的后盾——私营企业主 (22)（一）周家：集体经济的“遗产” (22)（二）饶家：改革开放的草根创业者 (24)（三）小结 (26)二、经济地位与政治资源 (26)（一）告别过去勇于创新 (26)（二）经济水平高政治资源多 (28)三、富裕户的政治参与：不用靠 (30)（一）现代型精英：办好企业才是分内事 (30)（二）经济精英：政治诉求更高政治眼光更远 (31)第五章结语 (33)一、农民政治参与：选择性冷漠 (33)（一）切身利益是农民参与政治的条件。
XIANGCUN KEJI 2019年5月（上）37意见领袖在农村基层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以豫中M 村为例蒋洋桃（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贵阳550000）［摘要］意见领袖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并且在农村基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豫中M村为例，从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乡村意见领袖的特征，并透过“两委会”选举解读意见领袖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的“双刃剑”作用。
［关键词］意见领袖；人际传播；基层政治建设［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19）13-37-2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20多年以来，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发展基层民主，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举。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逐渐提高，民主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完善。
但目前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际贸易战持续升温，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一环。
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乡村意见领袖在传递信息、舆论导向及协调沟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鉴于此，笔者以2018年春季豫中M 村农村选举调查研究资料为依据，分析乡村意见领袖的种类、特征以及在基层建设中的作用。
1M 村概况M 村位于豫中区域，距离县城西南14km ，向西与镇政府直线距离3km 左右，村道向北2km 与省道连接，村内并无直达县城的汽车。
整体来讲，M 村交通较为闭塞，基本与外界隔绝。
M 村共有4个生产小组，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以“蒋”姓为主，第三小组以“兰”姓为主，第四小组以“李”姓为主，其较为明显的姓氏区分很容易使M 村形成宗族势力和各自的意见领袖。
M 村共有918口人、225户，耕地面积共计90hm 2。
20世纪90年代在老书记的带领下，村民大面积种植烟叶，但因香烟行业的萎缩以及种植程序的繁杂性，进入21世纪之后，M 村逐渐放弃烟叶的种植，转为种植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也会空出沙土田地种植花生等经济作物，但农业来源收入并不可观。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两委和谐关系的构建作者：蒋平来源：《理论导刊》 2015年第2期蒋平（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广西百色533000）摘要：村民自治制度是党领导广大农村群众基于中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发展和实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创举。
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一些农村两委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未能协调一致，以致两者的关系处于不协调、不健康的状态。
为构建和谐的两委关系，要持续健全和完善两委工作制度、机制，加强两委干部队伍建设，合理发挥乡镇党政机关的作用，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两委工作。
关键词：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两委关系；和谐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078-03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创新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研究”（13CDJ025）。
作者简介：蒋平（1981-），女，广西全州人，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基层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自1979年广西宜州县合寨村自发成立村民组织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通过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逐步建立和推广起来。
此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组织法》）通过实施，再至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对《组织法》进行修订，广大农村地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并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激发了广大农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然而，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是党领导广大农村群众基于中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基层民主制度，没有先例可循，一直处于健全与完善的探索发展进程中，其中，一些农村地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部分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委员会（简称两委）的关系处于不协调、不健康状态。
这既影响到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影响到村民自治权利的充分行使，进而影响到农村改革、稳定和发展大局。
《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探讨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二、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1.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2.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良好的人居环境有助于吸引投资，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3. 维护社会稳定：协同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及问题1. 治理现状：目前，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垃圾分类、污水处理、村庄绿化等，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资源限制，治理效果参差不齐。
2. 存在问题：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协同机制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农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四、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的策略1. 建立多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等应共同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多元治理主体格局。
2. 完善协同机制：建立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协调机制，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3. 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投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4. 提高农民参与度：加强农民环保意识教育，提高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案例分析以某地区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为例，分析其治理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该地区在协同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农民环保意识淡薄、资金投入不足等。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六、结论农村人居环境协同治理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通过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完善协同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和提高农民参与度等策略，可以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基于IAD框架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王婧 （华东政法大学）摘要：生态宜居对保护农村自然资源、提升农民幸福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努力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打造一个更加绿色、更加宜居的乡村，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的繁荣昌盛。
本文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下，以岭子镇小王家村为例，试图研究在外部变量条件下，农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层环境治理对象，即岭子镇小王家村的村民、村委和镇政府，如何在行动上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村民作为内生动力，其参与度又会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关键词：岭子镇小王家村；环境治理共同体；IAD框架——以岭子镇小王家村为例【作者简介】王婧（1999-），女，硕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研究方向：政府行为。
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对改善农村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应该以“守望相助”的精神，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管控力度，以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共融共赢。
在“生态建设、宜居建设”中，党的十九大把《城乡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纳入其中，明确了在实施农村土地改造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农业垃圾、污水处置、农民住房建设等方面的监管，并积极推动村民居住质量的改善，使村民能享受到美好生活。
构筑一个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以促进乡村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在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农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受“政府做，村民看”的影响，许多村民把环保管理视为政府的责任，而忽视了自身和其他社会因素，从而形成了“政府做，村民看”的思维定势，使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缺少多样化主体，共同体意识薄弱。
二是村民生态环境治理话语权不足，管控式的环保管理，所涉及的内容、目标和行动都受上层的限制，致使村民话语权不高、环保意愿不足，结果导致环境治理工作缺少村民的支持，村民跟政府、村委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协同工作，从而使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受到限制。
作为社会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意见领袖影响着社会信息的传播。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认为意见领袖作为大众媒介和一般受众之间重要的角色，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对一般受众施加影响。
意见领袖广泛地存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在农村社区中，意见领袖的运行规有着独特的规律，对农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产生着重要影响。
农村社区信息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人际传播，与城市社区信息传播不同，大众传播在农村社区的影响力并不高，这对农村社区各项工作的实施和开展提出了要求：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如何有效的宣传并且得到贯彻落实；认识和理解农村社区信息传播系统运行的规律，为农村稳定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意见领袖作为连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因素，在农村信息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识理解农村意见领袖运行的特殊规律，识别和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发挥农村意见领袖在公共政策推广中的积极作用，一、农村社区信息传播特殊规律意见领袖能够在农村社区发挥出积极作用是基于农村社区信息传播的特殊性：人际传播依然是农村社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大众传播并没有发挥出在城市中那样的积极作用。
（一）人际传播占主导地位尽管通过国家层面的广播电视战略的实施，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可以使用大众传播工具。
特别是卫星电视技术的发展和“村村通”战略的实施，广播电视设备和信号已经覆盖了农村地区。
伴随着义务教育的发展，农村识字率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收看大众媒介的内容也越来越容易。
但是，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依然是以人际传播为主，大众传媒更多的作为家庭娱乐休闲工具存在。
农村地区收看电视，收听广播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娱乐和休闲，很少是为了获取知识、增长见识。
大众媒介引导舆论、传播现代化生活方式或者公共政策推广的功能几乎没有发生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缺乏流动性的，生活的技能一代代传下去，没有学习甚至是识字的需要。
关于费孝通选定“江村（开弦⼸村）”为调查对象的思考费孝通先⽣那本著名的《江村经济》让国内外众多学者赞叹不已。
甚⾄连他的导师布·马林诺夫斯基都这样称赞：“我敢预⾔费孝通博⼠的《中国农民的⽣活》⼀书将被认为是⼈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作发展中的⼀个⾥程碑。
”费孝通也因这本著作在1981年获得了赫胥黎奖章，这是⼈类学中的最⾼荣誉。
现在不少国内外⼤学的⼈类学系都把《江村经济》当成必修参考书，这些⾜以说明《江村经济》的成功。
但是费孝通先⽣为什么会把“开弦⼸村（江村）”作为他调查的对象呢？⽽“开弦⼸村”为什么会具有代表性呢（因为它的原名是《中国农民的⽣活》）？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不少社会学学者认为费孝通之所以选择“江村”，是因为“江村”具有代表性，“通过⼀个⼩村落的⽣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也⽆怪乎布·马林诺夫斯基把费孝通的论⽂题⽬定为《中国农民的⽣活》。
然⽽事实上，作者在调查“江村”的时候并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农村的缩影⽽去考察它的。
⽽且也没有因为考察了它⽽想专门就它来论中国农民的⽣活。
中国地域⼴阔，在九百六⼗万平⽅公⾥的⼟地上散布着⽆数个差别迥异的⼩村庄；加之中国地域⼴⼤⽽带来的地域间⽂化、风俗的差异、五⼗六个民族之间的差异等等，⼀个⼩⼩的“江村”就能够代表得了吗？当然，“江村”既然是中国的⼀个村庄，它必定带有中国村庄的某些性质和特点，从它的⾯貌和变化可以窥测到整个中国农村的⾯貌和变化，这正是“通过⼀个⼩村落的⽣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这句话所表含的意思所在。
费孝通先⽣把“江村”作为调查对象是偶然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偶然因素是：选择“江村”并⾮作者⾃⼰有意安排的结果。
为什么会选择“江村”？费孝通⾃⼰对此是作了说明的。
他在前⾔中写到：“这本书的写成可以说是并⾮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是由于⼀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
话要从1935年我从清华⼤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他毕业后获得店铺的机会，⽽且按照惯例应在当年暑假出国。
1 《江村经济》的理论特征费老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其田间地头的实地调研方法，被证明为人类学与社会学最好的研究范式。
马林诺夫斯基评价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过去。
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的重要性表现在本书改变了人类学的发展轨迹。
书中倡导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应该从“野蛮人”转向文明社会，也因此引起了西方一阵研究东方的风潮。
该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乡村工业改革理论、经济-社会相互关系理论、城乡管理理论的研究，更加注重研究农村社区中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内在联系，更加注重研究乡村工业改革的起因、过程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加注重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市镇，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城乡关系理论。
1.1 乡村工业改革理论费老通过江村调查得出，虽然家庭工业是乡村经济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传统家庭手工业必然要走向衰落，江村农民通过十年的改革，走上了乡村工业改革之路，推动江村蚕丝业的技术和社会组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整村改革的案例为我国乡村工业改革发展探路，促使费老对江村工业改革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我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指出可能性道路。
1.2 经济-社会相互关系理论费老在调研中将村庄看成是经济与其他社会因素互相作用的系统，包括社会结构、文化、经济变迁如何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1.2.1 社会结构的影响。
费老认为，只有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才能认识家庭和乡村的经济生活。
从婚姻角度来看，费老认为婚姻的社会功能是“绵续家世”，婚姻的经济功能是对家庭经济有所贡献。
由于蚕丝业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一个家庭在选儿媳时，会考虑到媳妇的养蚕缫丝技术，如果有很好的技术就能赢得家庭的好感，家庭地位也会因此上升。
对男方家庭而言，结婚可以增加家庭劳动力，但对女方家庭而言，则会失去一个家庭劳动力，同时还要为女儿出嫁准备嫁妆，对家庭来说会构成一种经济损失，因此很多家庭会因为担心未来的经济负担而重男轻女，从而导致人口比例失调和婚姻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