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面子理论研究述评面子理论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和社会中的现象，它关系到人们在交往中的尊严、荣誉和声望等方面。
本文将对面子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述评，包括其定义、应用领域、争议焦点以及优缺点等方面。
一、面子理论简介面子理论是指人们在交往中希望维护彼此的面子，避免伤害对方的情感和尊严。
面子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感，还代表着社会地位和声望。
在人际关系中，面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关系到人们的情感和社会和谐。
因此，在言语和非言语交往中，人们会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护彼此的面子。
二、面子理论的应用领域1、语言交流面子理论在语言交流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交际过程中，人们会使用各种礼貌用语和委婉语来避免直接伤害对方的情感和尊严。
例如，一些表达方式可以避免直接指责对方，而是采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来提醒对方注意某些问题。
这些语言技巧都是为了在交流中维护彼此的面子。
2、社会交往面子理论在社会交往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交场合，人们会通过赞扬对方、给对方面子来增进彼此的关系。
同时，在提出批评或建议时，也会尽量避免直接伤害对方的情感和尊严。
例如，在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中，人们会采取一些策略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面子。
3、文学艺术面子理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许多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描绘，反映了面子的作用和影响。
在一些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往往与面子有关。
作者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引导读者对面子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三、面子理论的争议焦点1、跨文化差异面子理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存在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可能不适用于东方文化。
在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和个人面子有时会发生冲突。
因此，跨文化差异可能是面子理论面临的一个争议焦点。
2、面子保全与诚实沟通的平衡在交流中，有时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而不得不撒谎或隐瞒事实。
然而，长期的谎言和隐瞒可能会对人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如何在保全对方面子和诚实沟通之间找到平衡，可能是面子理论面临的另一个争议焦点。
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视角下维护积极面子的礼貌手段面子在人类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对自己形象的维护和展现，更是一种社会交往和沟通的重要方式。
在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视角下，维护积极面子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礼貌手段来实现。
本文将从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出发，探讨维护积极面子的礼貌手段，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社交场合中的面子问题。
一、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是由社会学家戴维·圣文森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面子是由多个维度组成的，并且每个维度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这些维度包括面子的自我感觉（自尊）、当众形象（社会面子）和私下自我（私人面子）。
在社会交往中，个体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以确保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
二、维护积极面子的礼貌手段1.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是维护面子的基本礼貌手段。
在与他人交往时，我们要尊重他人的观点、情感和身份，不轻易挑衅或批评他人，尊重他人的面子，也是在维护自己面子的给予他人尊严和尊重。
在与他人对话时要注意言辞和态度，不要伤害对方的感情和面子。
2. 礼貌用语礼貌用语是维护面子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社交场合中，使用礼貌用语可以增强自己的社会面子，同时也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注。
说“请”、“谢谢”、“对不起”等礼貌用语，可以让人感到尊重和友好，从而维护积极面子。
3. 尊重个体差异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尊重个体差异是维护面子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与他人交往时，我们要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喜好和习惯，不要强行让对方违背自己的本意。
尊重个体差异可以让人感到被尊重和被理解，从而维护积极面子。
4. 主动关心他人主动关心他人是维护面子的积极手段。
在社交场合中，我们要主动关心他人的情绪、经历和感受，表达真诚的关心和理解，为他人的面子和尊严着想。
通过主动关心他人，可以拉近人际关系，增强自己的社会面子，同时也为他人维护了积极面子。
5. 正面沟通正面沟通是维护面子的重要手段之一。
面子协商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研究跨文化交际作为国际社会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维护国际间的和平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何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交际，成为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面子协商理论，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有效沟通的重要理论模式，提供了一种有效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矛盾纠纷的方法。
本文旨在针对跨文化交际中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其应用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深入探索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理论的有效运用。
首先，本文将介绍面子协商理论，并从它的内涵及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面子协商理论，也即是“礼尚往来”理论，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人们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为了维护彼此的“面子”，而采取的一种强调礼貌和尊重他人的协商模式。
从影响因素方面看，面子协商理论主要受到社会文化、个人价值观价值取向以及跨文化交际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本文将对面子协商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特征及有效运用进行探讨。
面子协商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特征主要体现在于：其一，追求“双赢”，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面子协商理论追求的是双赢，即两方可以通过和谐沟通协商，实现彼此都有收获的局面；其二，强调协调，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理论强调协调合作，在双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协商解决问题。
经过分析，面子协商理论作为一种有效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矛盾纠纷的方法，有效地帮助双方通过沟通交流来实现目标，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此外，面子协商理论还可以帮助双方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而达到真正的共赢。
然而，面子协商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也有一些不利因素。
例如，面子协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方间的真实交流，从而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
另外，当双方间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时，面子协商理论也可能出现无法和解的现象。
最后，本文将对面子协商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研究进行重点讨论，强调其实践价值，以促进跨文化交际中的双方相处融洽。
在实践中，首先，双方需要实践面子协商理论，加强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其次，双方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对方；最后，要努力发现跨文化交际中的有效模式，使双方更好地实现“双赢”的局面。
Face-Negotiation Theory最早系统地探讨面子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他通过戏剧做比喻，认为人们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总希望利用一定的手段和技巧给他人留下特定的印象，这就好比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利用合理的演出技巧操控观众对自己的看法。
因此，所谓面子，就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交际过程中，展示出的一种外在的“自我形象”（an image of self）这种关注是影响我们日常交往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
Stella Ting-Toomey于1998年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面子的建构必须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努力。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积极建构自己的面子，同时也需要给予对方面子，维持自己的面子与维持对方的面子是相辅相成的。
Ting-Toomey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进行过专门的研究,面子--协商理论是少数几个明确提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感知和处理冲突上存在差异的理论之一。
她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对他人“面子”的关心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关心程度的差异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这一评论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面子--协商理论的基础。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谈话制约理论由韩国学者Min-Sun Kim于1994年提出，Kim的谈话制约理论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学者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所提出的礼貌理论。
他认为谈话制约是个体在交际的过程中，关于信息构建方式的最基本的关心。
这种关心会影响个体参与的每一次谈话的特点，并影响个体的总体交际风格。
事实上，这一理论所关注的并非是“要说什么”，而是“如何表达要传递的信息”。
Kim认为在交际过程中，存在五种谈话制约，包括：对于明确性的关心、对于如何将强加事物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关心、对于避免伤害他人情感的关心、对于避免使听话者形成负面印象的关心、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
![[汇总]面子理论](https://img.taocdn.com/s1/m/7b932521f011f18583d049649b6648d7c1c70811.png)
中西方面子理论差异探微“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行为中具有道德或伦理意义的一项行为准则，包括人们为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重要准绳。
面子论是一种礼貌现象，其中包括英国学者Brown 和Levinson 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面子保全论”，它是言语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个理论是否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普遍适用？面子论是否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本文将对中西方不同文化情境中的面子理论差异及其成因进行探讨。
一、中西方文化情境中的面子理论（一）西方文化中的面子论英国社会心理学家Erving Goffman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就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面子”（face）这一概念。
他把“面子”界定为“一个人在某一具体交际场合中，通过采取言语动作而为自己获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按照社会所赞许的属性而创造的自我形象”［1］。
“面子策略”则指人们在交际中所采取的与面子相一致的行动，如避免发生尴尬、丧失自尊等。
他说，人们在交往中无时无刻不涉及“脸面工作”（face work）［1］。
“脸面”是人类行为准则之一，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
一方面，人的行为受到面子的约束，另一方面人们也期待他人对面子给予考虑。
面子是个人神圣的私有物，是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中枢。
Goffman认为：“脸面工作”是互相配合的［2］。
面子的维持和赋予取决于他人，换言之，一个人丢不丢面子归根到底掌握在他人手中。
要想自己不丢面子，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去伤害他人的面子。
因此，人们在交际中总是使用礼貌语言。
英国人类学家Brown 和Levinson 于1978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应用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的文章，第一次对礼貌、面子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3］。
他们调查了英语、墨西哥一种土著语和印度南方一种土著语中的礼貌现象，发现在三种毫无关系的文化中，语言使用中的礼貌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现象［3］。
“面子理论”下电影《隐藏人物》的性别语言差异引言：电影《隐藏人物》是一部于2016年上映的电影，改编自Margot Lee Shetterly的非虚构图书《隐藏人物：黑人女拓荒者和NASA的故事》。
该电影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叙述了黑人女性在NASA工作中所面临的各种逆境和挑战。
本文将从“面子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该电影中存在的性别语言差异现象。
一、“面子理论”概述：“面子理论”是由中国社会学家高华（Gao, 2006）在20世纪80时期提出的。
它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在社会交往中对自己形象和他人看法的追求及维护。
在语言交际中，面子是分外重要的，人们屡屡期望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尊重，因此他们在使用语言时会受到面子的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的语言差异。
二、“面子理论”下的性别语言差异：1. 男性主导的话题选择和掌控在《隐藏人物》中，男性主导的话题选择和掌控表现得分外明显。
在NASA的工作场景中，男性工程师们屡屡主导着会议的议题和谈论的方向。
女性角色虽然也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但往往被轻忽或被打断。
这体现了社会中存在的性别不对等以及男性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这种差异不仅是仅限于互动沟通中，也反应在影片的剧情进步上。
2. 男性与女性的表达风格差异依据“面子理论”，男性和女性在语言表达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男性往往更加倾向于使用直接、简练的表述方式，以显示他们的自信和权威。
而女性则倾向于使用更加间接、悦耳的表达方式，更加重视他人的感受和保卫自己的面子。
在《隐藏人物》中，女性角色在与男性角色的对话中，表达方式屡屡显得更加含蓄和委婉，以防止激起男性的不满或产生冲突。
3. 语言上的性别卑视尽管《隐藏人物》揭示了黑人女性在NASA工作中所面临的性别卑视问题，但电影中仍存在着一定的语言卑视。
男性角色屡屡使用一些贬低女性的词汇或语言，如对女性的外貌进行评判和嘲讽。
这种使用语言进行卑视的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它们通过暗示、委婉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女性的自尊心和身份认同。
中日安慰言语行为的对比分析——从语用论中面子理论的观点出发面子理论是一种重要的面子研究理论，在语用学上有较广泛的应用。
面子是一个人在社会互动中通过语言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尊心的社会性。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代表，同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安慰言语行为，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面子理论在两国之间的应用和差异。
首先，中日两国的安慰言语在表达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异。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一些含蓄而委婉的方式来安慰他人，在表达上更加模糊和间接。
比如在表达同情的时候，可能会说一些“这件事情确实很不幸”“我感同身受”等比较含蓄的话语。
而在日本文化中，人们更注重细节和礼节，在安慰他人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直接地表达关心与同情，比如“一定会过去的”“我会一直支持你”的话语更常见。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人们在语言表达中对于文化传统和规范的不同理解。
其次，中日两国安慰言语在情感表达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注重情感的内化和控制，在安慰他人的时候可能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和面子。
因此，会更倾向于使用一些比较抽象和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同情和安慰。
而在日本文化中，人们更直接地表达情感，不太在意过多的修饰和包装。
因此在安慰他人的时候可能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支持，更少考虑他人的面子和情感。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人们在情感表达和控制上的不同传统和理解。
最后，中日两国的安慰言语在行为实践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习惯于使用一些间接和含蓄的方式来安慰他人，比如送一份小礼物、写一封安慰的信、陪同对方散步等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更多地体现了对他人的关心和体贴，而言语中的安慰则更多作为一种形式的补充。
而在日本文化中，人们更注重行为的实际效果和直接性，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支持与关心，比如帮忙做一些事情、陪同对方去看医生等。
这种行为实践上的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人们在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上的不同习惯和理解。
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视角下维护积极面子的礼貌手段一、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的基本概念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是由加拿大社会学家埃希勒特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认为面子不再是一种单一和统一的概念，而是多维和多元的。
他从社会性、自我性和识别三个维度来解释面子。
在社会性维度上，面子被视为一种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身份。
在自我性维度上，面子被看作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表达和保持。
在识别维度上，面子是人们为了争取社会认同而表现出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尊严。
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面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维护积极面子的礼貌手段在后现代多维面子理论的视角下，积极面子的维护涉及到社会性、自我性和识别三个维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维护积极面子的礼貌手段：1、尊重对方并维护其社会性面子面子在社会性维度上被认为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象征，维护他人的社会性面子是一种重要的礼貌行为。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可以通过用尊敬的语气和行为来展示我们的尊重。
对于对方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应该认真倾听并给予积极的反馈。
在公共场合，对于他人的特殊需求和想法，我们也应该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并尽量满足对方的需求，以维护其社会性面子。
2、关注对方的情绪和情感，并维护其自我性面子面子在自我性维度上被视为个体自我意识的表达和保持，因此维护他人的自我性面子同样非常重要。
在与他人交往时，我们应该充分关注对方的情绪和情感，并给予理解和支持。
当对方遇到困难或面临挫折时，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和安慰的话语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维护其自我性面子。
3、展示自己的尊重和尊严，以维护个体的识别面子面子在识别维度上被认为是人们为了争取社会认同而表现出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尊严。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我们应该保持良好的礼仪和行为规范，以展示自己的尊重和尊严。
在与他人交流时，我们应该遵循基本的社交礼仪，如避免打断对方的发言、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姿态等。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他人的赞美和肯定来展示自己对他人的尊重，从而维护其识别面子。
中西方面子理论差异探微“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行为中具有道德或伦理意义的一项行为准则，包括人们为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重要准绳。
面子论是一种礼貌现象，其中包括英国学者Brown 和Levinson 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面子保全论”，它是言语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个理论是否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普遍适用？面子论是否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本文将对中西方不同文化情境中的面子理论差异及其成因进行探讨。
一、中西方文化情境中的面子理论（一）西方文化中的面子论英国社会心理学家Erving Goffman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就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面子”（face）这一概念。
他把“面子”界定为“一个人在某一具体交际场合中，通过采取言语动作而为自己获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按照社会所赞许的属性而创造的自我形象”［1］。
“面子策略”则指人们在交际中所采取的与面子相一致的行动，如避免发生尴尬、丧失自尊等。
他说，人们在交往中无时无刻不涉及“脸面工作”（face work）［1］。
“脸面”是人类行为准则之一，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
一方面，人的行为受到面子的约束，另一方面人们也期待他人对面子给予考虑。
面子是个人神圣的私有物，是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中枢。
Goffman认为：“脸面工作”是互相配合的［2］。
面子的维持和赋予取决于他人，换言之，一个人丢不丢面子归根到底掌握在他人手中。
要想自己不丢面子，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去伤害他人的面子。
因此，人们在交际中总是使用礼貌语言。
英国人类学家Brown 和Levinson 于1978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应用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的文章，第一次对礼貌、面子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3］。
他们调查了英语、墨西哥一种土著语和印度南方一种土著语中的礼貌现象，发现在三种毫无关系的文化中，语言使用中的礼貌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现象［3］。
他们沿用了Goffman 的“面子”概念，提出了“面子保全论”（Face Saving Theory）。
“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人（Model Person）［4］。
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通俗些说就是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
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the public self-image），它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两类。
消极面子是指有自主的权利，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干涉自己的行为。
积极面子是指需要得到对方的承认和喜爱，与对方达成共识。
Brown 和Levinson 认为，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讲究礼貌就是要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
社会交往中既要尊重对方的积极面子，又要照顾到对方的消极面子，这样才能给对方留点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挣点面子，以免带来难堪的局面或使关系恶化［5］。
他们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为减少对面子的威胁，交际者应采取一些礼貌策略。
这些礼貌策略分为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前者针对听话者的积极面子，强调双方的平等、熟悉，而后者针对听话者的消极面子，特点为表示克制、正式和双方的社会距离［6］。
（二）中国人的面子论作为礼貌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面子和礼貌是紧密相连的。
顾曰国（1990，1992）曾经指出，现代汉语中的“礼貌”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礼”。
《管子·五辅》中明确指出，礼就是维护现行社会等差的行为法则。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可见，礼的主要功能在于使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贵贱、长幼、贫富的等级制度中有恰当的地位，以维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际和谐。
礼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等级性和群体和谐的重视。
从古代的礼演变而来的礼貌概念在现代汉语中被解释为“人们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的谦虚和尊敬”［7］，它已不再明确强调等级性［6］，其社会功能“已经转到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谐、消除抵触、促成合作上来”［8］。
但是同古代的礼一样，它同样强调赋予他人以尊重，支持交际对象的面子。
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交际中礼貌和面子之间是互相联系的。
正如Peccei（1999）指出，礼貌就是对他人的“面子需求”（face wants）表示认可，是“典型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5］。
实施礼貌就意味着照顾和抬高对方的面子，向对方表示尊重，而维持和增加对方的面子就意味着有礼貌，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实际人际和谐。
其他学者也曾对汉语面子有着精辟的论述。
Mao（1994）引述人类学家Hu（1944）对于汉语面子概念的讨论，认为汉语中的面子指个人在所处群体中能够获得的良好形象，它有两方面，即“面子”和“脸”。
“面子”指通过在生活中获得成功而获得的，或者是他人赋予自己的威信或名誉。
而“脸”指个体由于遵守社会的道德标准而从所处群体获得的尊重［6］。
“面子”与“脸”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社会正价值较后者的低［8］。
“面子观念”则是一张无形的“脸”。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治》一文中所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
无论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地位是尊贵还是卑微，“面子”终归是要的。
“面子”这一概念还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在儒家学说里，人们提倡个人从属于社会的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的需求不要超越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身份地位［8］。
“面子”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维持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
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讲究“赏脸”、“留面子”，尽量避免“丢脸”。
因此，在交际实践中，为了给自己面子，也为保留对方的面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礼貌语言［9］，即在不损伤自己面子情况下向对方表示礼貌。
当不得不使用有伤面子的言辞时，采用的策略往往是先肯定后指出不足，或先赞同后摆出分歧，这就是所谓“求同”［8］。
因此，礼貌和面子对于实现交际中的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西方面子理论之差异对于面子的关注和需求虽然在各个社会文化中都是存在的，但赋予面子、失去面子或获得面子时所依赖的标准却在不同的文化中大相径庭，而这些标准植根于各种社会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中。
首先，Brown 和Levinson 把面子界定为“人们想为自己获得的自我形象”，强调的是面子的个体；而汉语的面子具有社会取向，是社会赋予个体的。
其次，汉语中的面子不具有消极面子的内容。
汉语“面子”指中国人想使公众对自己的威信或名誉给予信任这种愿望，而不是个人的行动不受他人干涉、阻碍。
汉语中获得面子并不是指自己拥有行动自由的权利，而是获得群体对自己的尊重。
而“脸”也不同于积极面子，因为其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
Mao（1994）提出一个“相对面子取向”（Relative Face Orientation）来解释汉语的面子概念及Brown 和Levinson 的面子概念。
他认为：汉语（日语也一样）面子强调社会对个体的承认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依赖，个体追求的是理想的社会自我以及与社会保持和谐。
与此相反，西方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强调个体的愿望或需求，个体追求的是保持个体自由空间不受打扰，个体是社会交际的中心［6］。
这种差异与中西方人们所受的教育及行事方式有关。
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通常是避免直接冲突、公开批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
他们希望在周围的人中保持和谐，给别人留“面子”。
相反，西方人通常愿意直接面对问题、提出批评、讨论具有争议的问题，并坚持自己认为是“事实”的意见。
他们对“面子”并不在意。
但是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却是社会背景及时代的不同。
任何文化都带有其产生的时代烙印，即时代特征，面子理论也不例外。
三、中西方面子理论差异之成因尽管礼貌具有普遍性，但不同文化在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却存在着差异。
这些差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它是在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如前所述，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现代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竞争为核心，这缘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争”字，即在处理人事方面以己为先。
公元前221 年，通过“商鞅变法”而强大的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大地，至此，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拉开了序幕。
而此时的西方各国还仅仅是奴隶制的邦城国家。
此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游牧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游牧经济的扩张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争”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文化中的关键。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产生，宗教思想又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在基督教中，个人所负担的宗教义务，远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聚力是在牺牲家族的凝聚力的基础上形成的。
宗教教义也鼓励或要求人们突出自我，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
在思想方面，“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西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人们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
“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一方面将人的思想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自我私欲过度地膨胀，更加深了西方文化的“争”。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很难形成稳定的群体关系。
这些都使得individualism 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
individualism 在英语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
这个概念包括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独立等等内涵，在汉语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对等词，我们把它译作“个体主义”以区别“个人主义”［5］。
在西方，人们崇尚个人自由、个人独立和个人权利，最忌讳个人的行动受到干扰，个人的隐私（privacy）被侵犯。
而隐私也是Brown 和Levinson 的“面子论”中的一种价值观。
人们对privacy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
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合适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5］。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说到底，关键在于一句孔子的“谦、恭、信、敏、慧”。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华文化有着“群体高于个人”的一般特征，具有社会群体倾向。
中国传统的社会群体意识首先是以家族群体为基础的。
林语堂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这种家族意识和家族的荣誉的感觉，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上队伍精神、集团意识的唯一表现”。
［10］中国的文明化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
自古以来，中国农耕社会中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
在古代社会中，每一家族择地而居，男耕女织、世代繁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邻里关系密切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