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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五篇第一篇：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尽管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宗主国的影响，但是，与英国相比，它少了传统力量的羁绊。
美国新闻自由之所以取得胜利，少不了英国新闻出版对它的恩惠。
虽然争取新闻自由的观念最终会在美国取得胜利，但是美国新闻出版自由所走过的路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的。
在美国新闻出版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就像一道道政治分水岭一样书写着新闻自由史，它们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最后都冲破了一次次政治的束缚，媒介的成长是跳跃式的，因此，通过以下几个历史事件来把握美国的新闻自由史是在恰当不过的了。
本文通过对美国几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介绍，了解其追求新闻自由的过程并对其新闻自由的实质做简单的分析。
一、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事件（一）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的精神，其源头要追溯到欧洲大陆，特别是英国。
在欧洲，最初的大众传播手段即印刷术的出现，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始动力之一。
15世纪，书籍的出版不再局限于大学和修道院，二是进一步向小城镇和乡村拓展。
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在1520年之后广泛使用印刷品在德国乡村传播新教教义，这些印刷品被大量复制，在信众中广为传阅，因此，“传统的精英集团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印刷界打破常规的诉诸感情做法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鉴于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推行的以读书为本、以新教为基础的宗教改革取得成功，亨利八世很快采取措施对英格兰的印刷业实行限制。
”① 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对新闻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1529年，亨利八世开列了一张禁书单，开始了对出版业的控制。
1530年，世界上第一个出版许可证制度在英国建立。
但是，英国社会阶层从未停止过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人士: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en)、约翰·密尔(John StuartMill)。
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闻自由作者：柯泽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03期摘要：17世纪以来，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自由主义延伸到新闻传播中自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
17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将上述自由归因于天赋人权。
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强调人是理性动物，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因为只有允许人们公开辩论才能够发现真理，20世纪以来依靠公开辩论发现真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产生，它们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理论的基石。
在西方，新闻自由被人们视为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理论的倡导最终也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保障。
回顾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新闻自由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现实。
关键词：个人自由；新闻自由；理性；真理；意见自由市场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一、自由的价值证成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其得以成立的理由以及丰富的价值内涵曾经被无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论证。
自由的价值证成首先出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所极力倡导的自然权利理论或天赋人权理论。
霍布斯认为自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的自由。
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采取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
”他进一步说道：“自由这一词语，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所要做事情的力量。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各种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享有各行其是的种种自由，但是所谓的自然状态不过是一个“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起因于人性的弱点，因为人类总是彼此竞争、彼此猜疑，并为了荣誉彼此而战，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人们必须出让自己的权利，以求得主权者对自己的保护，国家正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
浅析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及发展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和发展源远流长，涵盖了法律、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
本文将从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来探讨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和发展。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是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起源。
古希腊雅典城邦有着广泛的公民参与政治的传统，这为新闻自由提供了基础。
古罗马的著名演说家塞尼加曾说过：“口舌是人类赋予的最大的一个力量。
”这说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有一定的新闻自由意识。
宗教改革时期是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阶段。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倡导者们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和媒体管制。
马丁·路德和约翰·卡尔文等人提倡个人直接与上帝对话，为公民的个人观点表达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思想推动了《人权宣言》的出现，使新闻自由成为了人权的一部分。
17世纪的英国是新闻自由传统的重要推动者。
轰动全国的《特许自由令》是全世界第一部保护出版自由的法律文件。
约翰·洛克等思想家提出了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认为人民有权知情，言论自由是自然权利。
这为后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新闻自由权提供了理论支持。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也对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启蒙思想家们批判了君主专制和教会压制，提出了新闻自由的理念。
伏尔泰和多尼斯特等思想家在法律和文学领域宣扬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19世纪，新闻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新闻自由的发展。
报纸和杂志的出版数量激增，新闻业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
新闻从业人员开始追求真相、公正和独立性。
法律也对新闻自由提供了更多保护。
英国的《1867年新闻法》废除了媒体审查制度，确立了新闻出版的自由权。
20世纪的西方社会进一步巩固了新闻自由的地位。
在二战后的国际人权法中，新闻自由被明确声明为一项重要的人权。
一系列的法律和组织，如美国的《言论自由法案》和国际特赦组织，都致力于保护新闻自由的实施和发展。
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谈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建构概要：人类是群体生活的，面临重重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个人生活中的自由多了，那么对他人以及社会的责任就会变少；同时，在政治生活中，集权多了，虽然效率会提高，但是民主平等就会随之变少。
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要合理把握一个度，既要发挥出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要适当约束这一权利的泛滥。
1644年，约翰·弥尔顿出版的《论出版自由》在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方面被认为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在这部作品中，弥尔顿不赞同政治权力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并且，他关于“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论证以及后期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一道被认为是建构西方新闻自由的重要基石。
但是，科贝特却指出“新闻自由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因为在弥尔顿的观点里，所有的公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的发行书籍、报纸等刊物，这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
竹内郁郎则认为，在弥尔顿那个年代里，从新闻出版自身规模来看，并不大，并且，那时的报纸发行规模还很小，并不需要过多的资本来支持新闻出版，所以，经济上的差距并不会威胁到言论自由，换句话说，但从经济条件来看，每一个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自由的传播言论。
那么，弥尔顿的观点当然也不是“乌托邦幻想”了。
于是，在弥尔顿那个年代里，要确立以言论自由为首的自由，最大的障碍则是排除来自于政治的不正当压迫和干涉，它核心的内涵则是市民的言论拜托政治权利的控制。
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大众化报纸朝着商业化方向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出现建构起‘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言论自由也无可厚非的从近代向现代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也不再单单只有抽象概念，呈现出的历史语境内涵也越发的更加具体，并且更加证明“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也绝非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1 新闻自由的政治内涵—监察政府的“看门狗”？在“出版自由”到“新闻自由”的演变的期间里，经历了许许多多本质的改变，使得言论自由从“出版自由”的近代形态转变成“新闻自由”的现代形态，但是，在这其中，有着一脉相承的意义的还是对于政治权利滥用的警惕和制约。
浅析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及发展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及发展，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今，西方新闻自由传统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下面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及现代时期六个阶段对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及发展进行浅析。
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新闻自由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古希腊是民主政治的摇篮，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为新闻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雅典，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新闻媒体也可以自由报道各种事件。
罗马时期，新闻自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罗马的《公报》每天都会刊登政治、军事以及社会新闻，虽然审查制度也存在，但整体上来说，新闻自由得到了一定的尊重。
中世纪：中世纪是西方新闻自由传统发展的低谷时期。
在教会权威至上的统治下，新闻传播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监管，言论自由极其有限。
在这个时期，唯一能够传播信息的渠道是教会，盲从教会是普遍现象。
在这个时期，民间社会也开始了一些尝试，比如通过庙会、市集等形式传播信息。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西方新闻自由传统发展的重要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反思教会对新闻传播的严格控制，大量的新闻媒体开始崭露头角。
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新闻传播更方便，人们可以更容易获取信息，从而打破了教会对于新闻传播的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也对新闻自由产生了积极影响，人们开始用文学形式来揭露社会现实，发表对当政者的批评。
启蒙时代：启蒙时代是西方新闻自由传统发展的高潮期。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论。
启蒙时代的新闻自由思想家们强调言论自由对于人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为新闻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
启蒙时代出现了大量的新闻媒体，如《交易所新闻报》、《评论家报》等，新闻自由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新闻自由传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试论新闻自由与西方新闻业发达的关系【摘要】：西方新闻自由的进步主要是新闻媒体相对于统治阶级独立的过程。
新闻自由带来了客观公正的信息，成为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的一面”透镜”。
符合了社会大众参与政治、获得政治信息、追求民主的愿望。
大众必然选择媒体来获得信息。
可以说，新闻自由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西方新闻业的发达。
【关键词】：新闻自由; 民主; 西方新闻业一、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大众传播本身不会必然带来民主，但是西方社会民主的进程确实是由媒体推动的，大众传播也可能成为思想高度禁锢的工具。
希特勒曾得意地说：“我的新闻组织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消除了任何人想说什么就有权利说什么的政治自由的观念。
”墨索里尼也得意地说过：“我认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是我的交响乐。
”因此，大众传播能够成为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以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为基础的。
西方自由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新闻的集权主义时期，这段时期为新闻的专制时期，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以后，近代新闻业才开始出现。
欧洲是在16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飞速发展的。
于是在当时社会经济要求的强烈呼喊下，于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诞生了近代新闻工具，报纸和期刊是最早的近代媒介。
近代报刊出现不久，西欧封建统治阶级就意识到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喉舌在反对封建制度中的作用，意识到报刊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威胁，于是一面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限制，一面创办自己的报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工具。
这样就出现了新闻的集权主义时期，又称为新闻的专制主义时期。
（二）新闻自由主义时期。
那个时代的欧洲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急切的从封建统治者手里争夺新闻工具充当自己的耳目喉舌。
因此为了反抗封建阶级统治的斗争需要，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并为了新闻自由开始进行斗争。
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诗人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论西方社会文明下新闻传播事业的起源与发展一、西方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发展1、西方新闻事业属性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主流是伴随着14至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大利、西欧的萌芽同步诞生，并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传播事业，这其中还包括与之对立的各国封建新闻传播事业。
资本主义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市场、资本和市民社会的产物，与生俱来地就具有反抗封建集权管制的特性。
2、西方近代报业的起源与萌芽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起源与发展，孕育于西方的海洋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
15世纪末，西方文艺复兴兴起，资本主义正在初生阶段。
通往非洲和远东的新航路的开辟，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重大发展，使商人们急需了解各地的商业信息。
威尼斯因占据欧亚咽喉要道成为地中海的贸易枢纽，商人云集。
为了适应商人对信息的需求，有人开始专门收集信息出售，这就形成了最初的手抄小报。
至16世纪，威尼斯的手抄小报已经相当兴盛。
据记载，1536年，威尼斯已经有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
1566年，这里又出现了定名的小报，叫做手抄新闻。
这类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商品行情、船期和交通信息，间或报道战争（因为这些严重影响贸易和交通）。
发行方式为公共场所张贴、沿街叫卖和寄送。
这种手抄报纸流传到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与欧洲各国，被称为“格塞塔”。
手抄小报和新闻书的出现，使新闻传播活动出现了质的变化，新闻传播活动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公众，还出现了专门以收集和发布新闻为业的人员，为近代报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成为近代报业的萌芽。
3、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手抄小报这种形式的早期报刊与普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报刊仍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在传播内容上两者差异明显，另一方面手抄小报并未像后来的资产阶级报刊一样受到神权王权疯狂敌视。
从专注于传播经济信息的手抄小报演变成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宣传武器，从中世纪的新闻传播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新闻传播，这个历史性跨越是多方面原因的结果。
浅析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及发展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
当时，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有更多机会接受知识和信息，这为新闻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17世纪，英国出现了第一份报纸《牛津信使》，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报刊和杂志出版。
这些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了解社会、政治和文化动态的重要渠道，并促进了新闻自由的发展。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带来了新闻自由理念的迅速传播。
19世纪，新闻自由传统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价值观之一。
这个时期的新闻界出现了一批独立而勇敢的记者，他们大胆报道社会事件和政治腐败，为真相揭示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随着独立报纸和杂志的发展，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20世纪初，西方各国纷纷出台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和法规，确立新闻自由的法制基础。
在一些国家，新闻自由被写进了宪法和人权法案，成为国家重视的人权和公民自由之一。
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订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或剥夺公民言论、出版和和平集会的权利。
”当今，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多元化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类型的新闻媒体纷纷涌现，新闻采编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和现代化。
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为新闻自由传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例如，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并且可以提供大量原始资料，这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引导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的来说，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历程。
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倡导，新闻自由逐渐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重要价值观和法制基础。
它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和探索，以应对时代的变化和挑战。
新闻出版自由的提出及其历史发展提出与历史发展：新闻出版自由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当时人们开始反思对国王和教会权威的盲目服从，并开始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曾说过：“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为你捍卫发表观点的权利”。
伏尔泰的这种观点，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提出起到了推动作用。
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与新闻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18世纪末期，印刷术的普及使新闻的传播更加容易，人们开始大规模创办报纸，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报纸的发行量大幅增加，新闻出版自由的影响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20世纪初，随着电台和电影的出现，新闻出版自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无线电和电影不仅加速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也引发了新闻内容的多样化和争议性。
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新闻出版自由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新闻出版的门槛，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发布者，这使得言论自由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
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发展也伴随着各种限制和挑战。
在各国威权主义和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新闻出版自由常常受到限制和压制。
这些政权通过审查制度、言论管制和新闻封锁等手段控制信息传播，以维护其统治权益。
例如，中国、朝鲜等国家的媒体基本上都由政府控制，公民无法自由表达观点。
在民主国家，尽管新闻出版自由得到了法律保护，但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如合法的政府秘密、诽谤和侵犯隐私等。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泛滥也对公众获取真实信息构成了挑战。
总体而言，尽管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但它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闻出版自由是公众获取信息、追求真相、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建立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维护新闻出版自由，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全球社会共同的责任。
西方资产阶级为新闻自由的斗争“新闻自由”观念是西方新闻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主张是尊重理性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要求媒介自由报道信息，反对任何对新闻活动的限制和干预。
而新闻自由是从言论自由衍生而来，言论自由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公元前二十四世纪，“自由”一词出现。
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古代雅典首创城邦制民主政体，允许合法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城邦管理，为言论自由的诞生提供了前提。
约翰·弥尔顿1644年撰写的《论出版自由》政论小册子，最早提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美国反英独立斗争中，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十条修正案，又称《人权法案》，其中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为：国会不得制定法令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
同年8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进一步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1855年，英国政府宣布取消印花税制度。
西方的新闻自由体制经过两百多年的反复斗争才得以基本确立。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由英国政治家、诗人约翰·弥尔顿首先提出。
他提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了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弥尔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出版自由这一口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兴资产阶级正是高举这面旗帜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所首倡的出版自由观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观念的公开市场”、“自我修正过程”概念，后来成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
概括起来，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坚信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是公民神圣的个人权利；其出版自由思想的理论假设是相信人类出于理性与良知，在全面了解事物的前提下自然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不会受到坏思想的腐蚀；基本没有涉及出版者行使出版自由的限度，只是针对政府与公民在出版管制问题上的分歧，极力主张报刊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使公民得以了解各种观点；认为出版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出版自由只能是庄重、高尚、有教养的人们的特权。
论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研究路径概述所谓价值者，其内在已经假设主体对其目标有明确认识，客体价值的论述即是它与这一目标关系的展开。
故而欲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的价值，势必先要探求时代对于传媒业发展前景所达成的共识，历史发展之价值则应当在与这一共识的比较中加以把握。
此外，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史”，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然而文化理论的形成和转型，常常作为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总结或起点，故而笔者欲将这一历史置于新闻自由理论范式的形成与转型中加以透视。
现代传媒的必要性“理性”与“传媒发展”几乎勾勒了现代传媒业形成的全部历史。
在理性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首先被笛卡尔—康德的现代哲学定义为人类认知的先天结构形式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而伴随科学取得的种种成就，它也被定义为坚信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心。
正是此种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信心，加之同样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进化理论，构成了西方文明扩张的两块基石。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它具体在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述为，一国文明中如不能结出理性的果实，则它将为世界诸民族的进步所淘汰。
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合理性，现实地源于“帝国—中国”，“文明竞争”的叙事当中。
这种动机使得现代性的紧张，具体而言是理性主义内部的紧张，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
而现代传媒业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互构性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国家理想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帝国—中国的叙事乃是把握现代传媒必要性的起点。
与此同时，在帝国—中国叙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理论已内在地含有国家—公民这一叙事，它同时成为传统文化本身寻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一种叙事。
综上，构建现代传媒，对于时下对抗和联系着的两种主流叙事，即帝国—中国、国家—公民均具有合理性。
在此意义上，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业即是时代对于传媒发展的共识。
理性主义视域下的现代传媒图景任何一种文化都以它所将塑造的个人形象作为表征。
当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面临着“不理性即淘汰”的局面，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诸文化的任务：以探求真理为前提，以改造自然为进步。
循着这一任务，个人的使命被无可避免地规定为认识世界。
这便证明了，理性主义在将世界改造得更适于人的同时，也在界定人的内涵。
当人的使命被理性主义规定为认识世界，人的内涵即被界定为现代哲学认识论主体的形象。
对此，巴雷特评论道：“在现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中，人已经完全扮演了一个认识论主体——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记录感觉材料，提出命题，进行推理，确定知识，而不是当作一个在这一切现象低下，出生、受苦、死亡的人。
”以此为背景，经过“思想自由市场”这一命题的转化，个体的认知使命得以与传媒的认知使命接轨，传媒的认知使命又与文化的认知使命接轨。
因此，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传媒文化是作为群体认知的实践而存在的，它被具体反映为真实性和客观性等报道原则。
于事实层面，现代传媒人秉持着与科学类似的工作原理，后者以物作为客体，前者则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一同构成“事实”的认知链条。
因此，现代传媒文化与理性主义本身相同，都以求真为己任，以塑造认识论主体式的个人作为表征。
这便解释了李普曼描绘下现代传媒人呈现的形象：“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以新闻自由的论证作为根本切入点，为其所欲达成的传媒文化开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的诸项原则。
在政治权利领域，它具体被表述为“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等，而经济上的私有制与市场化被视作政治权利的前提。
于近代，密尔在其“‘社会暴虐’对自由形成侵害”的命题下，提出了“最初的、直接的”伤害原则作为自由行使之界限，从而为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探索。
以上便是现代传媒业的大致图景，包含了它的文化表征与政治、经济、社会架构。
事实上，现代传媒的全部价值预设和结构形式几近于在西方新闻自由史中完成论证。
这便使得，共识与价值论证目标之间具有同一性，换言之，西方新闻自由趋于合理的历史即是它对于理性主义传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
此外，笔者将从文化表征与环境拓展两个方面展开对这一历史的叙述，以使它与我们所欲构建的现代传媒之间关系更为明晰。
理性主义传媒文化的历史证成认识论主体的型构“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600字待恢复”新教改革理论中，仍旧臣服于信仰之下的个人，在哥白尼开启的日心说革命下得以撼动：日心说挑战了《圣经》中关于地球固定不动的经文，而后者已经成为了新教改革后个人的唯一权威。
科学知识经开普勒、伽利略传递到牛顿那里，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宇宙观业已形成，造物主而今是一个非凡的建筑师，一个数学大师和钟表匠一般，将宇宙设计成为了一个复杂精细的、有序的系统，此后上帝再未做进一步的涉足和干涉，而任其按照完美的、永恒的规律运行。
事实上，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宇宙中已经隐藏着科学与宗教，具体而言是理性与信仰的分裂，而个人则因其能够洞察宇宙的基本秩序，被毫无疑问地置于万物的中心。
信仰与理性的分裂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得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缝合，前者通过信仰的方式“相信”“二重真理”（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并且“相信”理性将能证明上帝存在；后者则通过理性的方式“怀疑”一切，进而推理“我在怀疑”的不可怀疑性以及“我思故我在”的论断，这便内在地将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权威置于“我思”的审判下，即置于理性的审判之下。
至此，作为认识论主体而不受思想限制的个人已初步成型，其在传媒文化领域的具体雏形则由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正式开创。
事实上，弥尔顿的理论正是建基于培根式的对理性与上帝合一式的崇尚与信任之上：“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上帝的圣象，”弥尔顿如此写到。
借助理性与上帝合一的信仰，弥尔顿的理性，即表现为对善恶的判断力，又表现为对正误的分辨力，从而，出版许可制在道德和智识上的合理性被扼杀于此。
具体而言，弥尔顿相信恶的知识不会使人变恶，“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并且，恶的知识可以有助于善，“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
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绝得不到不朽的花冠。
……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
”与此类似的关于真理的经典表述为：“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
让她和虚伪交手吧。
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
”弥尔顿的这种表述事实上构成了“意见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两个现代命题的雏形，这也是弥尔顿的开创性所在，它具体表现为：将培根式的认可“双重真理”的认识论主体植入于书籍出版（或传媒）的具体环境中，并通过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使之成为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了个体认知向传媒认知转换的第一次叙述。
对于理性主义传媒文化而言，这种转换，非但意味着认识论主体在传媒领域的一次具体型构，也开启了新闻自由在政治权利领域的价值证成方式之一。
群体认知原理的总结与理性传媒文化的证成对于现代传媒而言，弥尔顿理论范式的缺陷在于，被植入于出版环境的培根式个体，在认识论意义上仍旧是有待修正的。
事实上，培根的“二重真理”命题中，理性在根本上仍旧是信仰的奴仆。
而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虽已将信仰置于理性的审判之下，却无法说服奠基在“相信”基础之上的“二重真理”论。
正因如此，此种现代意义上的修正只可能从“二重真理”的内在矛盾中获得。
在洛克看来，这种矛盾即是：“如果取消了理性，而为启示让路，他就把两者的光亮都熄灭了。
”具体而言，当信仰得不到理性的支撑之时，选择信仰的后果是，信仰本身可能成为对幻想的爱好，从而熄灭了上帝赐予人类的用以免于错误的理性之光；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时刻依照理性的指导来信仰或不信仰，则他已经指导好自己的同意，安置好自己的同意了。
由此，“二重真理”均存在的唯一可能是，以理性作为启示的最后判官和指导。
换而言之，在真理的来源上，启示已不再具有独立意义，而是一套可得理性证明的教义。
这一结论在实质上取消了“二重真理”这一命题，真理无非是可供理性判断的观念了。
经过洛克与笛卡尔的双重肯定，理性主义视域下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传媒人，已足以摆脱为信仰所淹没的机会，但仍内在地存在着为理性本身所遮蔽的危机。
事实上，笛卡尔在怀疑一切时已深深陷入对“怀疑”本身的笃信之中，换而言之，从信仰中解放而出来的理性人随即陷入对理性自身的崇拜之中。
此种崇拜具体表现于，将确定知识的唯一可能诉诸于理性，进而在知识的开端上，只能寻求“天赋观念”作为最后支撑。
极端的理性崇拜忽略经验对知识的贡献，这将导致的后果是，认识论主体缺乏修正见解之必要，而人们的行动则基于各种思想的结果去建构，并非在实践中以探求真知为己任。
洛克对此有敏锐的嗅觉，他指出，如果承认了天赋观念的存在，懒惰者便省了探索之劳，怀疑者便停了搜索之苦，人民不再愿意用自己的努力追求真理，而易于盲从他人或权威，受他人利用。
事实上，只有在洛克式的承认理性能力限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下，现代传媒业才可能被赋予记录经验的使命和探求真理的天职，新闻自由才可能对任何一种被视为正确的理论保持警惕。
然而，由于洛克与笛卡尔，具体而言是经验主义与唯理论者在理论路径上的根本不同，理性在获得双重肯定后，只有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对理性限度的最好检验。
这种检验最典型地来自于罗伯斯比尔的法国出版自由实践，这一实践承接了笛卡尔对理性极端信任的传统，并建基在对之同样信任的卢梭的公意论基础之上。
在卢梭看来，公民的个别意志中具有某些普遍的共同的利益，除去个别意志着眼于私利的正负相抵消的部分，剩下的总和即是公意。
此外，公意以平等对待个人利益而形成，个别意志在长远意义上应服从公意才可使其自身最大化。
因此，公意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和形成的公平性，是利益与正义之间所达成的一致，从而被置于政治共同体的最高地位。
事实上，“公意”背后隐藏着对人民理性能力的极度信任，这种信任也表现于卢梭与罗伯斯比尔对“公意论”以及自身理性能力的信任上。
事实上，个人的理性如果足以建构完美的社会模型供以实践，则不必将公意的产生诉诸于人民个体意志的综合，求诸于己便能得到“公意”。
正因如此，卢梭在探讨立法问题时，对公众的理性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说到：“个人看得到幸福却又不要它；公众在愿望着幸福却又看不见它。
两者都同等地需要指导。
因此需要一个立法者。
”在这里，卢梭并没有质疑理性本身，转而寻求一个“立法者”，这个立法者正是其假定的无所不知的理性本身，卢梭自己谈到：“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