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例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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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战略和举措,旨在加强和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然而,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和商业习惯的不同,导致在投资、合同履行等方面存在较多的民商事争议。
因此,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
在进行商业合作时,各方难免会因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争议。
如果在此情况下没有有效的调解机制,可能会导致合作双方关系恶化,影响到后续的合作。
因此,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在商业争议发生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避免因为争议导致合作双方关系的恶化。
其次,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有助于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法律环境。
由于沿线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商业习惯的存在差异,导致跨国投资时容易出现法律风险。
而通过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各国法律环境的透明度和稳定性,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
最后,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的地位和影响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
而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不仅是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的服务,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负责任大国的具体举措,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总之,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有力支持,有助于改善各国法律环境和促进互联互通,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具体体现。
因此,各国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的实现和落实。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日益加深,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也逐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加,涉及国际商事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加,如何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展开探讨。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法律框架。
目前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着不完善和不够完善的问题。
我国缺乏统一的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的基本法律框架,各种法律条款零散和繁杂,导致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
我国商事法庭在解决国际特色纠纷方面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在跨境合同纠纷、海商海事纠纷等方面缺乏专业的司法人才和职业经验。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建立更加统一和规范的法律框架,加强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的专业化和专业化。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国际商事纠纷往往会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法律和利益,需要在跨境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目前我国在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仍然比较单一和受限。
我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合作,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协作,共同应对国际商事纠纷的挑战。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法官和律师需要具备更高的素质和水平。
我国需要加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具备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司法人才和专业律师,以应对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挑战。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之建构作者:袁发强来源:《求是学刊》2018年第05期摘要:“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争议不能仅靠我国自身提高涉外司法水平、提高涉外仲裁质量的方式实现。
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而言,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
我国应当有针对性地积极发起和倡议建设新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定并行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就民商事司法协助达成普遍性的协议;推动联合仲裁和建设沿线国家间的国际仲裁机构;推动采用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实现联合调解和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法律执行力。
通过多层次的系统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同时,也以此作为我國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争议;多边争议解决机制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学界已发出不少建设性声音和建议。
例如,建立专门国际商事法庭、建立国际仲裁中心、建立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等。
这些建议已经正在落实或者进入落实阶段。
这些建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我国为中心,以地理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视阈范围,希望将沿途的国际民商事争议纳入我国建立的争议解决机构处理。
仿佛我国建立了高水平的国际商事法庭和仲裁机构,国际社会就会选择我国作为争议解决中心,案件纷至沓来。
受此思维局限,这些建议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以我国为争议解决中心的物理形象目标却并不可取。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国际社会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为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并力求引导改善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尝试建立国际争端解决的新模式,而不是试图将所有争端都纳入我国主导的机构或者我国的国内机构处理。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参与国家间的民商事交流和合作也日益密切,但是与此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法律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差异,民商事争议也随之增多。
为了解决这些争议,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民商事争议解决效率,建立一个有效的调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主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的相关研究。
需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调解机制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调解机制应具备普适性。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众多,调解机制应保持一定的普适性,适用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当事人。
调解机制应具备专业性。
民商事争议涉及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在调解过程中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调解人才。
调解机制还应具备高效性和公正性,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我们需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调解机制的建设和推进。
各国可以在《联合国国际商事调解公约》等国际法律框架下进行合作和协调,建立最低限度的标准和规范。
各国可以加强调解人才的培养和交流。
民商事争议的调解需要专业的调解人员,各国可以通过培训和交流活动,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
各国可以建立调解机构和平台,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服务。
这些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调解人员、调解程序和调解规则,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调解服务,促进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和合作。
我们还需要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下调解机制的挑战和对策。
调解机制的建设面临着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问题。
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差异,调解机制的建设需要克服这些差异性。
调解机制的推广和普及面临着文化障碍问题。
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习惯不同,调解机制的推广和普及需要克服这些文化障碍。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合作,加强交流和沟通,形成共识和规范。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的建设非常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调解机制,可以解决民商事争议,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
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
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
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
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标签:国际商事争议;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执行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商事交往中,各方当事人分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语言和交流方式也不尽相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背景也会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导致当事人之间因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认识而发生纠纷。
其中,需要法律予以调整的、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纠纷,可以称为国际商事争议。
①国际商事争议一般被视为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商事纠纷②,本文讨论的国际商事调解就是以解决这种纠纷为主要目的的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但诉讼和仲裁依然是人们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首选方式,原因之一是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有执行力而调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
本文对商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其在我国的执行状况进行分析,希望推动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使国际商事调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有力的司法保障作用。
一、建立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如果按照传统的司法程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则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诸多难题。
通过国际商事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不仅能提升纠纷解决效率,而且能促进矛盾解决,有利于缓和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文化冲突,从而有利于各国更好更长远地开展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等方面加强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参与各国之间的民商事合作和争议也越来越多。
建立一套高效的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推动争议解决,促进合作共赢,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间民商事争议的特点和问题1.多元化:沿线国家间的民商事争议多属于多元文化、多元法系、多元语言的交叉。
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文化差异导致了法律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困难。
2.跨国性: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往往涉及跨国交易、跨国投资等,争议双方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这给争议解决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
3.信息不对称: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司法体系和法律文化不同,导致参与争议的各方对争议解决的规则了解不足,信息不对称。
4.执行难题: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执行力度不同,导致争议解决后的执行问题成为普遍存在的难题。
1.促进争议解决: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争议解决平台,推动争议双方达成一致,减少争议引发的不确定性和冲突。
2.保护当事人权益: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在争议解决中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公正、公平地处理争议,确保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3.规范合作秩序: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减少合作中的风险,建立起合作的规范和秩序,推动参与各方的合作品质和效益。
4.提升国际竞争力:一个高效的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吸引外商投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1.加强合作机构:沿线国家应加强合作机构的建设,促进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在各方面的沟通和合作。
2.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需要培养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包括熟悉多元文化和法律体系的专业调解人员。
3.制定共同标准:沿线国家间应制定共同的标准和规则,明确调解机制的具体程序和执行方法。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是专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司法机构,其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对于维护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商事纠纷的产生和解决也成为一个亟待完善的问题。
本文将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方向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一、现状分析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于2018年6月,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专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法院,其设立标志着我国在国际商事领域的司法保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对于我国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培育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目前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国际商事法庭在案件受理、调解、裁决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案件受理方面,国际商事法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国际商事案件,实行与当事人申请、合同约定或者法院裁定等多元化的受理方式,确保了当事人的诉权得到了保障。
在调解方面,国际商事法庭遵循自愿、公正、合法的原则,通过引导、促进当事人达成协议,有效减少了诉讼成本,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
在裁决方面,国际商事法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因合同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各类国际商事案件进行裁决,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存在问题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在完善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国际商事法庭的案件审理周期相对较长,有时甚至需要数月或数年时间才能作出最终裁决。
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影响了国际商事案件的解决效率。
国际商事法庭在跨境执行裁决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由于国际商事案件往往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域,当事人在一方法院取得裁决后,如何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效执行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际商事法庭的裁决结果不具备与公证处公证或仲裁裁决等效的特定法律效力,这也给跨境商事活动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贸易和投资中。
然而,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
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保障投资和贸易的安全可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商事纠纷的多种解决方式传统上,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分为诉讼和仲裁两种。
但随着国际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很多新的解决方式也逐渐出现:1.诉讼解决:诉讼是一种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的纠纷解决方式。
国内诉讼通常需要满足举证责任、证据采集、法庭审判、判决执行等要求。
在国际范围内,诉讼的执行还面临着具有挑战性的司法制度和文化差异。
因此,当事人需要谨慎考虑在哪些情况下选择诉讼解决。
2.仲裁解决:仲裁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
由于仲裁可以选择合适的仲裁机构和仲裁程序,因此常被选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首选方式。
仲裁的优势在于程序高效、保密性强、成本较低、决定具有强制力等方面。
但是,仲裁也面临着仲裁裁决难以执行、仲裁员独立性等问题,因此选择仲裁应该考虑具体情况。
3.调解解决:调解是一种在商事纠纷中常见的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的方式。
调解可以在诉讼和仲裁之前、之中或之后进行,可以减少争议的时间和成本。
调解通常需要有独立的调解员或专业的机构协助协商。
4.专业化协议解决:在一些特殊的行业领域,如能源、土地等,一些专业队伍或机构也会参与到商事纠纷的解决中来。
比如,由于石油领域涉及面广,纠纷的解决也有专门的仲裁机构和专业法官进行仲裁和判决。
效果分析以上几种方式都有其适用的情况和特点,具体的选择应该根据案件本身的性质、当事人意愿以及解决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
当然,商事纠纷的解决远不仅仅是上述几种方式,还可以结合利用当地法律、合同法规等多种手段。
除了上述各种方式,还有一种对未来来说极具探索价值的方式:网络调解。
这种方式的理念在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化技术协助纠纷当事人,加快解决的速度和减少附加成本。
2019年6月海峡法学Jun. 2019第2期(总第80期)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No.2 (Sum No.80) “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宋锡祥 ,田 聪摘 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争端解决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引发的纠纷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目前,沿线各国使用最多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国内司法机制和国际仲裁机制,显然已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需要。
作为我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并于12月5日发布了与之相配套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三项规范性文件,着手为“一带一路”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法律服务,其创新机制成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强大保障,契合、满足本阶段发展需求。
就长远来看,随着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合作的进一步扩大,纠纷数量也会随之增多,国际商事法庭将难以应付。
基于此,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只能算是“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初步阶段,这一阶段除了应注重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商事纷争、提高法官的职业能力以及增强判决和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力度之外,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还应结合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和分步骤地有效推进,并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争端解决模式。
关键词:“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司法保障中图分类号: D99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557(2019)02-0026-11一、“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需求评析以亚欧地缘为根本,服务于沿线各国经济互助与发展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消费与投资,创造需求和就业,为44亿人口和经济总量全球占比29%的沿线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活力。
“一带一路”项目情况较为复杂,商业目标和战略目标容易混淆,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较大、复杂程度较高,加之沿线国家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大型项目被推迟,成本高于预期,效益低于预期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决定着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不可避免且具有其自身特征,随之而来,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需求也变得迫切。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探究“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逐渐成为全球发展及交往的重要主题,中国积极推动其建设,已成功地将相关国家和地区纳入到历史为之留下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中。
然而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由于文化、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的差异,贸易纠纷难以避免。
因此,为了维护“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进行,解决国际经济贸易纠纷,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建立起多层次、多方式、有机结合的解决机制。
双边、多边机制是解决纠纷的常用方式。
二者各有优劣,双边解决机制的优点是能够快速解决问题,但容易一时性解决不了问题;多边解决纠纷需要多个国家和组织参加,对于多方面的合作和协调比较有利,但它需要时间、成本和跨文化交流等成本更大。
国际商事仲裁是一种新颖的解决方式,它充分考虑当事人自主性和机动性,当事人的利益获得了更好的保障,同时也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因此,建立起三者相互补充的纠纷解决机制,既能在时间和成本上有很好的双向补充,又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其次,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调解和硬制裁力度。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与许多国家之间相互交流和合作日益增多,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不断增多。
因此,在解决问题时,调解机构的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
调解机构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有用的治理工具,它成为纠纷解决的有利途径。
当事人通过协商和对话方式进行解决,能够有效的缓解不必要的纷争,促进合作交流。
与此同时,加强硬制裁力度也是有必要的,这可以对纠纷的一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以落实执行的方式,推进纠纷的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求同存异,减少合作的阻力。
最后,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的法律化和程序化。
由于“一带一路”对涉及到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因此,法律的差异不可避免。
为了建设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各相关国家和组织应尽最大努力,统一不同法律领域的准则和原则,进一步完善互相之间的解决机制。
第1期2020年2月政:主伦纟Zheng Fa Lun CongNo.lFeb.10,2020[文章编号]1002—6274(2020)01—149—12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薛源程雁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29)【内容摘要[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
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关键词】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程序法的国际化【中图分类号1DF974【文献标识码】A引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我国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商贸和投资争端。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西安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①司法解释提出,我国要建立由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组成的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这种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模式本身就是对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创新,在国际层面为跨境商事纠纷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向国际社会输出了体现中国智慧的法律公共产品。
⑷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设置在深圳和西安,深圳和西安都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试验区)。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1. 引言1.1 背景介绍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扩大,我国与国外的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
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范围和广度将进一步扩大,商事纠纷的处理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审理周期长、司法效率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国际商事领域的法治化和便利化进程,也制约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完善和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只有不断优化和完善国际商事法庭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国际商事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顺利发展。
【200字】1.2 问题提出问题提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作为我国参与国际商事领域的重要机构,其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当前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效率低下的情况,导致一些商事纠纷难以及时有效解决,影响了商事活动的正常开展。
法庭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事人难以预期结果,降低了商事活动的可预测性。
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专业性和国际化程度也有待提高,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商事纠纷形势。
如何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其效率和公正性,以促进我国商事领域的健康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研究意义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步伐加快,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纠纷也在逐渐增多。
健全的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能够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声誉。
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还对于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促进国际贸易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只有建立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各国在贸易往来中的利益平衡和互惠关系,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相关的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加。
为加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国家于2018年成立了国际商事法庭。
该法庭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为解决国际商事争端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但同时,由于该法庭的具体执行细则仍需完善,因此仍存在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在分析该法庭的优点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之处。
一、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优势1.多元解决机制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政策和法律的不同,商事争端处理机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而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设置了多元的解决机制,其中包括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种方式,能够针对各类情况进行合适的解决办法。
2.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时,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
尤其是通过调解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纠纷,并且可以为各方提供开放、透明、公正的服务。
3.专业化的解决机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和仲裁员多为专业人士,具备丰富的国际商事和法律经验,因而处理起国际商事纠纷来更为得心应手。
1.完善体制规范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从体制规范上加强。
特别是在制定警示性文件、加强信息透明度、规范法律职业、优化流程等环节上,需要有更加严格、规范、详尽的制度和程序管控。
2.提高专业性专业性是国际商事法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在法官和仲裁员的选拔和培训上,应增加国际商事机制相关的教育、培训和讲座,提高相关人员的国际化视野、智库传承和法律综合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商事争端。
3.标准统一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应协调解决生产、销售、运输、国际支付等方面的国际贸易规则,以确保透明、公正的国际商事法律环境。
此外,在建立统一的案件积木、文件格式等方面,也需要进行规范和协调,以提高解决机制的标准化和精准度。
4.加强行政、立法支持最后,国家应加强行政、立法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为国际商事法庭提供资金、场地和法律依据等方面的支持。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探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与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纠纷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为解决这些纠纷,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
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有助于维护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稳定。
通过建立一个有效、公平、公正的解决机制,可以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增加各国间
的互信与合作。
在这个机制下,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能够更加顺畅地进行,国际贸易
的壁垒也能够得到有效地打破。
在建立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时,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是国际纠
纷解决机构的选择问题。
目前,国际纠纷解决机构有很多,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国际仲裁机构等。
在选择机构时,应该考虑到机构的公正、专业性和效率,以
便能够更好地解决纠纷。
还需要解决的是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执行问题。
一个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需要有良好
的执行机制。
只有当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能够得到各方的遵守与执行,才能够真正起到解
决纠纷的作用。
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以确保裁决的贯彻执行。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还需要充分考虑到沿线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与法律体系的不同。
沿
线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法律体系,在建立纠纷解决机制时需要充分尊重这些差异。
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符合各国法律体系与文化习惯的解决途径,以便更好地解决纠纷。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我国于2018年成立了国际商事法庭,致力于解决各类国际商事纠纷,为推动商事领域司法便民和市场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支持。
随着国际商事纠纷的增多和复杂化,我们也需要不断完善国际商事法庭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适应国际商事领域的发展需求,提升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竞争力。
一、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商事纠纷的趋势是多元化和复杂化的。
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在满足当事人需求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耗时长、成本高、判决结果不确定等。
国际商事法庭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专家评估等方式,以满足不同当事人的需求,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质量。
国际商事法庭还可以与国际机构、外国法院等合作,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为当事人提供更多选择,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
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国际商事法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其吸引当事人的重要因素。
为此,国际商事法庭需要加强与国际知名法院、仲裁机构的合作,与国际上先进的商事法庭和专业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创新。
国际商事法庭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标准化工作,为国际商事法庭的规则体系和机制建设提供国际范例和法律支持。
三、提高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化水平国际商事纠纷的复杂性要求国际商事法庭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团队和专业法官,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类国际商事纠纷。
国际商事法庭需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和专业培训机制,吸引和培养一批国际商事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国际商事法庭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国际商事法庭还需要加强与国际商事领域专业机构和专家的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理念,不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提高国际商事法庭的解决能力和水平。
四、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电子化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也逐渐向信息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国际商事法庭可以通过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电子化平台,实现纠纷解决的线上化和便捷化,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便利性。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建构与发展面向作者:杨博超李丹来源:《商业研究》2022年第03期内容提要: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所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以及“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创新。
鉴于沿线国家具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倡议合作在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亦在争端解决法律实践上面临诸多挑战。
为对争端解决机制发展提出新的可行路径,本文进一步讨论厘清“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管辖权、法律地位、法律适用和“一站式”机制建构等四个方面;并在梳理我国涉外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历程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商事争端解决的体系建构的基础上,探讨仲裁、调解、仲裁在实践中的价值、互动模式和挑战,从而在司法可调试性、预见性、人才建设、域外执行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多元发展;“一站式”中图分类号:F8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2)03-0080-09收稿日期:2021-10-18作者简介:杨博超(1986-),男,哈尔滨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司法机构;李丹(1988-),女,哈尔滨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合作、国际金融。
一、“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商事争端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贸易总量的增加和商事争端数量的快速上升,使我国在新时代应对商事争端问题上产生两方面发展趋势。
一方面,对内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提升治理效能;另一方面,积极批准或加入相关国际公约,并同时探索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模式。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呈现抬头趋势,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原则遭受挑战、碎片化加剧,国际社会面临和平与发展两大难题。
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领域,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导致国际贸易和经济规则复杂多变,并积聚酝酿深刻调整。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全球性合作倡议,旨在加强和促进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
然而,随着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和企业不断增加,商事争端也随之增多。
为了保障投资者和商家的权益,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解决“一带一路”项目中出现的商事争端。
这个机构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仲裁机构,具备独立和公正的裁决权。
该机构应由各参与国共同建立,并由这些国家共同出资和参与管理。
这样可以确保公平和中立的裁决结果。
其次,这个机构应设立多个分支机构,以便更好地解决商事争端。
由于“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常会出现语言、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差异。
设立分支机构可以使当事人更加方便地进行仲裁,并确保仲裁程序顺利进行。
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用于调解和解决商事争端。
这个机制可以包括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种解决方式,并且要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解决方式。
在这个机制下,我们可以制定一套统一的规则和程序,以确保解决争端的效率和公正性。
同时,我们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基金,为贫困国家和弱势当事人提供经济支持,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商事争端解决过程中。
最后,要推动各国间的互信和合作,加强法律和法规的互认和互惠。
这样可以减少商事争端的发生,并为解决争端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途径。
同时,各国也应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研究和制定有关商事争端解决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
总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建立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和促进跨国商事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公平、独立和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我们才能为商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和可靠的交易环境,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贸易纠纷机制探析“一带一路”,也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新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充分连通了东亚和欧洲的经济圈,实现了中亚腹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上就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并且是受到了沿线国家的大力支持。
虽然“一带一路”在促进经济共荣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因此,为切实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发展,确保“五通”的全面实现,因此就必须建立起“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
一、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一带一路”所倡议的国际活动涉及诸多方面,通过对近年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贸易纠纷案件的研究发现,这些案件中不可避免就涉及了诸多领域,如知识产权、环保与不动产等等。
这些贸易纠纷事件的出现都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虽然我国也在此方面进行过一些尝试,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所掌握的相应解决机制并不能充分适用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特点,因此对此背景下的解决机制进行探讨极其必要。
二、“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贸易经济纠纷解决机制的影响因素当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出现纠纷时,其解决机制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如政Z、经济、文化、法律等,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这种特殊背景下,更需要做到对这些因素的充分把握。
(一)政Z虽然“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合作,但是政Z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有些国家内的政Z现状并不乐观,受其政Z方面的影响,其国家的经济活动长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由于历史及经济原因,有些国家之间会存在摩擦现象;再加上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会在一些经济大国的影响下市场发生变动,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
这些政Z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深度,也会限制经济合作的广度。
(二)经济作为可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0, 6(3), 33-41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0 in Hans. /journal/dshttps:///10.12677/ds.2020.63006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例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争端解决机制高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收稿日期:2020年8月30日;录用日期:2020年9月14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21日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之间产生的纠纷越发凸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了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争议应运而生。
其“一站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借鉴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模式,也具有中国自己的独创性。
本文通过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机构设置,规制法条的优势和弊端的分析,探讨真正适合“一带一路”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目前的路径选择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Taking the China InternationalCommercial Court as an Exampleto Explore the Dispute Settlement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of the “Belt and Road”Qi Gao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Received: Aug. 30th, 2020; accepted: Sep. 14th, 2020; published: Sep. 21st, 2020高琦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has emerged to resolve investment disput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one-stop” dispute set-tlement draws on the model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it also has Chi-na’s own original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at is truly suitable for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current path selection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ts regulations.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ne-Stop” Dispute Settlement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licenses/by/4.0/1. 引言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以官方文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阐明其宗旨与目标是:“积极实现各国间贸易畅通,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1“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其在吸引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发布了第二批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产生的案件类型越来越复杂化。
2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欠缺一个有效的化解争端机制。
2. “一带一路”下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背景概述(一) 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满足“一带一路”争端需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并选择将争议提交给第三方仲裁机构来解决。
其中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下文简称ICSID)受理了最多“一带一路”投资争端案件。
“‘一带一路’66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选择了在ICSID 解决投资争议,所占比例达到95.45%”[1]。
3然而,这一普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首先,沿线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并非ICSID 缔约国,可见由ICSID 解决争端并非是可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普及的做法。
其次,ICSID 是以发达国家为首成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其总在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投资的方向中,倾斜性的保护投资母国,也即发达国家中投资者的权利。
而“一带一路”的1参见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 最后浏览时间:2019.5.27。
2参见中国法院网https:///article/detail/2017/05/id/2863082.shtml 最后浏览时间:2019。
5.253参见莫雪《“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重构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第39卷第3期,2018年3月高琦原则是“共商、共享、共建”,若在争端解决中倾斜性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可能会引发投资母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
最后,ICSID所设置的仲裁规则也存在固有的弊病,在ICSID的仲裁员名册中:“沿线国仲裁员所占比例很小,‘一带一路’国家被诉的案件量占总量的43%,而其国民被委任为仲裁员、调解员和临时委员会成员的比例仅占总数的17%。
”4这显然不利于公平公正的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争议。
因此,ICSID作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首选的争端解决方式,并不能满足沿线国家的需求,也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原则的实现。
所以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能够契合“一带一路”投资需要的争端解决机制。
(二)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实证分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如火如荼的推进,因为投资而产生的争端日益增多。
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需要也越发迫切。
1) 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案52006年2月28日,北京城建集团承包了也门机场航站楼建设项目并签订建设合同。
然而,由于后来北京城建施工人员被当地政府组织进入施工现场,无法按时完成工程建设,被主张违约。
北京城建认为,若非也门政府的阻挠,自己本可以按时完成合同。
因此,2014年11月4日,北京城建集团向ICSID 提起仲裁。
2017年5月31日,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仲裁庭认为北京城建可以向ICSID提起仲裁。
2) 伊佳兰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6作为中国政府被外国投资者诉于ICSID的第一案,本案的裁决对管辖权之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SMCAC是伊桂兰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根据SMCAC与海南省政府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该公司对一块面积900公顷的土地享有使用权(期限从1993年到2063年) [2]。
”7伊桂兰公司认为,海南政府于2004年收回SMCAC土地使用权构成征收,应予以征收补偿。
根据ICSID官网信息,该案目前已经结案,没有进行实体审理程序。
3) 安城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仲裁案8江苏省射阳县允许安城公司建造并运营一座高尔夫球场并承诺分两期提供3000亩土地用于其建设。
然而其未能提供第二期的土地。
最终安城公司无法实现盈利,并将球场低价转让。
2014年11月4日,安城公司根据2007年的中韩BIT向ICSID提交仲裁申请。
2017年3月9日该案仲裁庭做出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诉请,并依据ICSID仲裁规则第41条第5款终结所有程序。
由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周期长,对劳动力需求高,往往需要东道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及投资环境。
以我国为例,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却常常因为文化差异、劳动争议、环境保护等问题面临仲裁或者诉讼,因为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使我国很多企业面临高额的赔偿,也打击了我国潜在对外投资企业的信心。
例如“在墨西哥的坎昆龙城项目,由于中国企业触犯了当地的环境保护法,被迫停工。
在非洲乍得的石油开采项目中,中石油违反当地环保法将大量原油倒入Koudalwa油田周围的矿坑中,最终中石油为此支付了4亿美元的赔偿金”[3]。
9“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对外投资法律制度不稳定,征收现象频频发生,甚至一些国家还处于战4参见The ICSID Caseload Statistics (Issue2017-1) [EB/OL]. [2017-05-10]. https:///en/最后浏览时间:2019.5.27。
5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ICSID Case No. ARB/14/30.6See Ekran Berha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 ARB/11/15.7参见漆彤《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4年01期。
8See Ansung Housing Co. Lt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 ARB/14/25.9参见王淑慧《“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障碍分析》,《法制与社会》2018年1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