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_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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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解析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的文章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解析: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和适用问题日益凸显。
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与各个国家的国内法相互影响、制约与协调。
本文将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解析以及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1. 国际法的概念及特点国际法,亦称国际公法,是指调整各个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
其特点是普遍性、平等性和自治性。
普遍性体现在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涵盖全球各个国家;平等性体现在国际法要求国家彼此平等待遇;自治性体现在国际法是由国家主权自愿参与的独立法律体系。
2. 国内法的概念及特点国内法,指各个国家内部所制定和执行的法律规范体系。
其特点是地域性、主权性和管辖性。
地域性体现在国内法适用于特定国家的领土范围;主权性体现在国家有权自主制定和执行国内法;管辖性体现在国内法规定了国家对本国领土和国民的管辖权。
3.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关系并且相互影响。
国际法的规定和原则可以影响国内法的制定和解释;而国内法的规定和实践也可以影响国际法的适用和发展。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冲突解决机制来确保协调和平衡。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解析1. 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原则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法上的原则,国际法优于国内法。
这是因为国际法是由各个国家主权自愿参与的法律体系,各国应秉持国际共识和承认相互平等。
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法应当优先适用,以维护国际法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2. 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原则然而,在一些国家内部法律体系中,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原则被采用。
这是因为国内法往往是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国家法律制度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时,国内法的适用优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
3. 冲突解决机制的运用为了平衡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冲突解决机制,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国际法院等。
法律学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成为了法律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其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权威冲突、立法原则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协调方法等方面。
本文旨在探讨法律学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和理解。
一、权威冲突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权威冲突是指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哪个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在国际法视野中,国际法被视为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法律体系,因其涉及到各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然而,在国内法视野中,国内法被视为主权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内部效力的法律。
因此,在权威冲突问题上,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为了解决权威冲突,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协调可以通过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法律互动、宪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协定以及国际惯例与国内法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影响等途径来实现。
这些协调机制可以确保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权威关系得到平衡,避免了冲突的产生。
二、立法原则的冲突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中,立法原则的冲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立法原则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国际法注重保护人权和国际安全,而国内法注重维护国家稳定和治理。
这种立法原则的差异可能导致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立法原则的冲突,需要寻求合适的协调方法。
一种常见的协调方法是通过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诠释和适用来进行协调。
国际公约在国内法中的内部化和适用,可以确保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立法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
此外,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法制度也可以为解决立法原则冲突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三、司法实践中的协调方法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中,司法实践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院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时,需要运用适当的协调方法。
摩擦中前行——论我国对国际法的态度08本XXX区队二班XXX我们生活在一个边界相互渗透的世界中,因而思想能够也应当像货物和其他信息一样能自由流动。
思想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法律法规条文不能照搬照运,如果没有相似的土壤,其运作的长久性值得商榷。
亦如我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摩擦中前行,稍带民族优越感的部分接受。
我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部分接受的:第一,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具有我国国内法上的效力,无需国内立法的转化,即可直接适用,第二,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原则上居于优先地位。
光看这两点,似乎国际法被接受的范围很大,甚至是优于国内法。
但能对法治建设起推动作用的,往往是一些特殊的,而非原则上的,且我们所接受的也只是我们缔结了或参加了的国际条约,相对于浩浩的国际法来说,我国接受的应该是部分的。
在各国法律研究中,比较明显的常怀着傲慢态度的国家是“美国”和“法国”,这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的“民族优越感”。
我国虽然只是从新中国建设初才开始积极发展国际理论与实践,但中华民族的优越感是经历过几千年的积累的,即使我国建国初期没有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对国际法态度做出规定,到现在宪法也尚未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与地位问题做出一般性的规定,我们国家领导人还是凭借着刚柔并济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并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这些原则被规定在许多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之中。
因此,我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是隐隐的透着霸气,带有民族优越感的部分接受。
我国的国内法发展与国际法发展是在摩擦中前行的。
季卫东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国际磨擦与法律的作用――从中美撞机事件透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就这次撞击事件之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他表示与此相关的国际磨擦和法律抵触的确具有某种时代象征性意义。
他指出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中,有一些瑕疵,比如在国际法适用方面的技术瑕疵,并提出制定国内法需要国际法的视野。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一、概述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日益成为法学界和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焦点。
随着国际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不断扩展,各国间的法律互动与融合趋势愈发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全球法治建设、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与国内法作为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在性质、渊源、效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等,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而国内法主要调整一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其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具有地域性和自主性。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逐渐模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日益增强。
国际法的发展对国内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条约的签署和履行往往要求国内法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国际规则的要求。
国际法原则和精神也逐渐被国内法所吸收和借鉴,成为推动国内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国内法的发展也对国际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国国内法的完善和创新,有助于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法的变革和发展。
国内法在处理涉外案件时的适用和实践,也为国际法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经验。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互动与融合的趋势。
这种趋势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推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1. 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与特征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与特征,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议题。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全球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日益呈现出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特征。
跨国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交流等活动日益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
这种一体化趋势使得国际法在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际规则和标准在国内法中的转化和应用成为必然趋势。
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迅猛,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和互动更加便捷。
辩论辩题是否应该关注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正方辩手观点: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是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工具,因此应该受到关注和尊重。
首先,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准则,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库特·瓦尔德海姆所说,“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准则,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
”国际法律的存在和实施,有助于规范国家行为,防止国际冲突的发生,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其次,国际司法是解决国际争端和纠纷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维护国际公正和促进国际合作。
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存在,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公正的裁决平台,有助于化解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合作。
正如国际法院前院长罗伯特·尼科尔所说,“国际法院的存在和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公正、独立的裁决机构,有助于维护国际公正和促进国际合作。
”。
最后,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国际法律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有助于规范国际社会的行为,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国际司法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综上所述,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的存在和发展,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受到关注和尊重。
反方辩手观点: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是虚无缥缈的概念,不值得过多关注。
首先,国际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强制力和执行机制。
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导致国际法律的执行存在着严重的障碍。
例如,一些大国可以通过否决权来规避国际法律的制裁,使得国际法律的实施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其次,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往往受制于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缺乏公正和独立性。
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往往受到强权国家的影响,缺乏公正和独立性,无法有效解决国际争端和纠纷。
最后,国际法律和国际司法的发展并不能有效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当下国际形势中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争议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争议逐渐加剧。
国际法作为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体系,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和争议。
本文将探讨当下国际形势中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争议,并就此进行分析和思考。
一、国际法与主权原则的冲突主权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原则,强调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平等。
然而,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增加,国家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制约与干涉的情况,这就与主权原则存在冲突。
国际法的约束力在很多时候会挑战国家主权,引发争议。
例如,国家在开展国际合作时,需要遵守诸多国际法公约和条约,这可能涉及对国家主权的部分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与主权原则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二、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碰撞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要素,而国际法的规定往往无法完全满足各个国家的利益需求。
国际法所制定的规则与标准往往是基于各国共识和妥协达成的,它是在国家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和妥协的结果。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导致对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产生争议。
例如,在贸易摩擦等经济领域,各国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可能会采取一些行为,这与国际法所规定的自由贸易原则存在冲突,因此引发争议。
三、国际法与国际安全的平衡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法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法旨在通过规范国家行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然而,随着全球安全挑战的不断出现,国际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稳定等问题上,国际社会常常需要采取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有时可能与国际法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存在冲突。
这就需要在国际法与国际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和平衡,寻求解决的最佳途径。
四、国际法与国际治理的挑战随着全球治理结构的不断演进,国际法所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然而,由于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涉及到各种国际参与主体,因此在实践中常常面临效力缺乏、执行难度大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国际治理的有效性。
国际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摘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在外交中秉持着一贯的和平发展理念,努力遵守国际法原则,为维护国际秩序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国际法的贡献体现在多边合作、国际安全等方面。
在法治理念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法治建设,注重规则和程序的遵守。
在法律依据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依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条约开展外交活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国际法原则的遵守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国际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紧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法治建设对国际社会具有积极影响,法治理念对国际秩序的意义不可忽视。
国际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际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法治理念、法律依据、国际法原则、互动关系、法治建设、国际社会、国际秩序1. 引言1.1 国际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国际法作为规范国家行为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密切相关。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有方式和理念,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致力于构建和谐、包容的世界。
国际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既是指导原则,也是行动准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尊重国际法的同时发展自身,促进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
国际法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平等相处、和谐共存的制度基础,规范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和合作机制。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定和实践,不断完善国际法体系,推动国际秩序的发展与进步。
国际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密结合,共同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了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深化和拓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2. 正文2.1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国际法》心得体会本文是关于心得体会的学习《国际法》心得体会,感谢您的阅读!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是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中国加入WTO,作为党政机关的干部,在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具备国际法知识,学会运用国际法这个武器,来维持和捍卫我们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所以说,学好国际法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
下面谈谈学习国际法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一、正确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即国际公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以国家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国际法和国内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仅有原则区别,而且有密切联系。
国际法是国家参与制定的,国内法是国家制定的,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密切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影响国家对国际法的态度和立场,也就是说,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必然要考虑其国内法的立场,而在制定国内法时,也同样要顾及国际法的要求,尽量使其一致。
一方面,国家应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得制定与国际法相违背的内立法,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任何国家不得借口国际法加以干涉。
另一方面,把国际法作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与国内法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了在国内实施国际法,国家根据具体的国际义务,分别采取立法措施,制定新法或修改现行法规。
国内法与国际法在一般来讲并无冲突,但美国1978年12月16日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却有意炮制了所谓的“对台关系法”,公然提出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但严重违反了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粗暴践踏。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公认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准则和平共处共处五项原则最初规定在1954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18、19日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先后重申了这些原则为指导彼此国家关系的原则,并希望其适用于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法治与国际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与冲突引言法治与国际关系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与冲突,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本文将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定义、协调机制和冲突解决措施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探讨如何平衡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维护法治与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定义与特征国内法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统治国内事务的特征。
国际法则是指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体系,涉及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组织的运作等。
国内法与国际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制定主体不同。
国内法由各个国家内部的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制定,具有国家特有的特征;而国际法则是由国际社会共同形成的,各国平等参与。
其次,国内法与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不同。
国内法仅适用于国家内部,旨在管理国内事务;而国际法则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最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强制力不同。
国内法具有强制性,违反者将受到国家的处罚;而国际法的强制力较弱,依赖于各国的自觉遵守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监督。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机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非常重要。
各国通常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
首先,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
这种方式被称为内在化。
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修改宪法等方式来适应国际法的要求,确保国际法能够在国内得到正确执行。
例如,某个国家通过立法来禁止跨境走私活动,以满足国际法中关于打击跨国犯罪的要求。
其次,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法的解释与适用来保证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
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存在冲突时,国内法的解释与适用应当尽可能与国际法保持一致。
国家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行政部门的裁决等方式来解释与适用国内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国际法进行协调。
这种方式被称为协调性解释。
最后,国家可以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和参与国际组织等方式来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
国际条约是各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跨界河流争端司法解决方式面临的困境思考发布时间:2021-09-24T06:18:11.585Z 来源:《城镇建设》2021年第13期第5月作者:闫美青[导读] 世界上跨界河流众多,对跨界河流的开发利用意义重大,但是开发利用行为使得跨界河流闫美青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摘要:世界上跨界河流众多,对跨界河流的开发利用意义重大,但是开发利用行为使得跨界河流争端多发,司法解决的方式一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对司法解决方式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国际法院跨界河流争端完善跨界河流各沿岸国发展目标、重点各不相同,不可避免的产生冲突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之间合作的加深,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更倾向于正规化和法治化,因此增加了选择司法途径的概率。
但是司法解决方式的普遍适用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跨界河流争端司法解决方式的困境(一)主权国家对国际法院持消极态度目前很多国际对于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庭等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跨界河流争端存在不信任的消极态度,很多国家认为,国际法院是处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将跨界河流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机构解决不仅难以解决争端,更不利于维护本国的利益。
1、主权平等原则使司法方式受限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作为国际法中的基本原则,其发展却导致跨界河流争端解决中司法方式的适用受到了极大地限制。
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之下,国际法的发展要求主权国家能够弱化主权,通过让渡主权的方式,来确保国际法院能够拥有相应的管辖权,妥善的处理跨界河流争端。
但是一方面在主权国家之间,绝对主权的观念仍然占主流,并且伴随着主权的不断强化,当流域内国家因跨界河流的利用、开发产生争端的时候,当事国并不愿意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解决,另一方面,国家主权不断地强化,使得主权国家更愿意选择政治方式,因此法院也被迫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即国家主权原则客观要求弱化,但是在实践中却日益强化。
也正是由于主权国家不愿意让渡部分主权,使得出现争端的时候国际法院没有办法进行强制管辖,使得司法手段在解决争端的的适用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2009年第2期 山东社会科学 No.2 总第162期 S HANDONG S OCI A L S CI E NCES General No.162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①姜世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 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出现了“扩散”的趋势,但中国至今仍然置身于这些司法机构之外,其根本原因是大国情结使然。
大国情结还使我国三十年来的国际法学研究表现为只注重短期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缺乏主体性意识,丧失平和的心态和科学态度,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等弊端,这些都是需要反思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驱除的。
[关键词] 大国情结;国际法院;国际法[中图分类号]DF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2—0033—04 一、国际司法的繁荣与中国的冷漠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随着众多弱小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多极格局的形成,使国际间的对抗日趋缓和,诸多国际共同问题解决的日益迫切,使全球和地区间合作不断加强,国际法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不仅国际法在数量上的发展令人瞩目①,而且也有质上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从只有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发展到10余个国际司法机构。
这些机构既有全球性的,如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等,又有诸多地区性的,如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初审法院、欧洲法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比荷卢经济联盟法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法庭、马格里布联盟法院;美洲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安第斯法院;非洲人权法院、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法院、非洲公司法统一组织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等;还有为解决特定问题而成立的临时法院,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
这里且不说地区性法院(庭)因各成员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依赖性和地缘性趋近而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有效性,就全球性公约而言,国际参与性也越来越普遍。
以下仅就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一简单考察。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虽然以自愿为基础,但接受其强制管辖的国家到2004年7月已经达到65个,法院从1947年5月到2008年2月,已受理案件137起,其中近半数是在冷战结束后提起的。
在国际法院2006-2007年度报告中,法院感叹“2006-2007司法年度是繁忙的一年,有5个案件在同时接受审理,2007-2008司法年度也将是非常充实的。
”②而且法院“采取若干重大步骤,以提高效率,使自己能够应对稳定增加的工作量。
”③有学者将中国对国际法院的态度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把1978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开始重视国际法院的作用并且积极参与国际法院的活动,但从总体上说仍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①收稿日期:2008-08-20作者简介:姜世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副教授。
①据联合国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1月,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保存的国际条约的数量达到158,000个,2,200卷;多边法律文件截止到2006年1月1日超过517件,内容涵盖人权、裁军、商品贸易、难民、环境和海洋法等诸多领域。
而且,这些条约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
(参见联合国国际法网站:htt p:///English/overvie w.as p,2008-2-28) ②《国际法院报告(2006-2007)》(中文本),第21段。
③同上,第22段。
33辖权保持消极态度;从1989年到2001年这十年间,中国在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上进展缓慢。
同时,中国政府指出,除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外,对于中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一般可以不作保留。
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中国也未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
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4月11日成立,截止2007年10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已有139个签署国和105个核准国,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性最强的国际司法机构,其宗旨是惩治国际上公认的最为严重的国际罪行,包括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
中国自始至终参与了《罗马规约》草案的谈判,但因规约在五个方面不符合中国的意志,中国没有核准该规约①。
至于国际海洋法法庭,中国虽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向该法庭指派了法官,但中国并没有同意该公约所确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至今中国也没有接受过国际海洋法庭的管辖。
上述事实说明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国际立法的态度应当说是十分积极的,但对于国际法所建立的通过司法机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则始终保持着谨慎和消极态度,甚至对于以惩治大规模严重侵害人权行为为宗旨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持观望态度,这是否显示着中国国际正义价值的迷失?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发现“超级大国”美国也对该公约保持了高度警惕,至今没有核准该公约。
这是为什么呢?我国有学者似乎给出了正确答案:大国从来就不喜欢国际司法。
文章认为,除了司法程序固有的缺陷,如程序繁复漫长、文化心理障碍、高成本、偏爱外交手段、处理范围狭窄等以外,最为重要的是,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样态是国际秩序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司法方法解决争端只不过是追求实现最大利益的手段,而大国完全有实力通过外交手段满足最大利益,当国际司法体制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它们就会漠视之。
这种分析坚持的显然是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理论正在由现实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转型,三种理论的鼎足之势已经形成。
仅仅从传统现实主义出发无法解释国际法和国际司法机制的迅速发展,只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才更有解释力②。
因此,这种结论是片面的。
事实是,不仅国际司法机制发展迅速,而且,大国也并非都游离于国际司法机制之外,且不说W T O争端解决机制,就是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所管辖的案件也不乏大国身影:在国际法院迄今所受理的137个案件中,涉及美国的21件,前苏联4件,英国13件,法国13件,德国6件,意大利3件;国际海洋法法庭迄今共受理案件15起,其中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都以原告或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再看国际刑事法院,虽然目前美国暂未核准《罗马规约》,但舆论认为,美国不会游离于体制外太久,因为美国已经做好了核准的准备,美国已通过谋求与他国订立不移交美国国民给国际刑事法院的双边协议和订立《美国武装人员保护法》的形式,以及在《程序和证据规则》中插入程序要求使得美国国民获得彻底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一揽子豁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国际司法的发展以及大国态度的转变,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冷淡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情景是不是值得我们反思?或许正是我们以大国自居的姿态,并本着大国比小国更有控制力的现实主义心态,我们才可以悠然地游离于国际司法体制之外?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对该问题进行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剖析,笔者的目的是意欲从此问题切入,反思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国际法学的研究能提供什么,提供了什么,应当提供什么。
二、大国情结使国际法学术过于注重被动的应时性研究,忽略了积极的前瞻性研究自1978年中国国门洞开,中国人立即感受到了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于是,中国的强国梦再次惊醒,奋起43①②时任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也是当年参加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外交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光亚大使在1998年7月就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可大致概括为:第一,中国不能接受《罗马规约》关于普遍管辖权的规定,认为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因而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第二,中国对《罗马规约》中的“战争罪”包括国内性武装冲突中战争罪行为这一点持严重保留意见,认为该定义超出了习惯国际法的范畴;第三,中国代表团对《罗马规约》有关安理会作用的规定持保留意见,认为侵略罪是一种国家行为,应由安理会首先判定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第四,中国对《罗马规约》检察官的调查权有严重保留,认为检察官或法院的权力过大可能成为干涉国家内政的工具;第五,中国对《罗马规约》中“反人道罪”的定义持保留立场,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反人道罪”的适用范围应该只限于战争时期。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概况,可参见秦亚青为[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合著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一书所写的译者前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和创新。
直追,只争朝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迅速发展,然而,单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我们很大程度上失却了良好环境和社会公平。
中国似乎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强国”,在世界上却已招来了“中国威胁论”。
这样的一种政策选择不仅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了中国形象,也影响了中国法学研究。
中国面向世界就必须直面世界的规则,国际法的研究三十年来总体上是以我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实际需要而展开的,我称之为“应时性研究”,这本来无可厚非,不仅是国际法部门的研究状况如此,整个法学研究也大致如此,甚至这还是有关部门为法学研究所确定的基调。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研究,预示着国际法学的研究似乎总是被动的,缺乏的是积极的超前性研究。
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国际法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理论先行”的先进理念没有形成。
比如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就没有很好地对接①,这严重影响了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法研究队伍知识结构的单一。
另一方面,要说我国国际法研究忽视理论研究,似乎大量的著述又都是理论文章居多,缺乏真正的实证研究,我们的研究很少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
举例说,在研究国际法院的作品中,我们缺乏像美国学者汤姆・金斯伯格(T o m Ginsburg )那样,在研究国际司法造法时,不是仅进行空洞的理论陈述,而是建立在充分的数据调查基础上②。
第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极为单一,国际法律制度的引介占据了国际法研究的主流。
这并不是说制度的介绍不重要,中国不仅需要了解国际制度,而且还应精通它们,了解这些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产生过程。
笔者这里仅以近来基于个人研究需要自国家图书馆复印的几本英文国际法著作为例加以说明:(1)马库斯・伯格斯泰勒(M arkus Burgstaller )著《遵守国际法的理论》:该书从哲学基础、规范法学、类型学等不同角度对欧美关于为什么各国遵守国际法的各种理论进行分析批判,该书内容全面,分析深刻,理论色彩浓厚;(2)马蒂・科斯肯尼耶米(M artii K oskenni 2e m i )著《从辩护到乌托邦:国际法律论证的结构》:该书从后现代视角,从国际法的学说、渊源、国际秩序的变革等方面解析了国际法;(3)杰克.L.戈德史密斯(Jack L.G olds m ith )、艾里克.A.波斯纳(Eric A.Posner )著《国际法的局限》:该书用博弈论方法对国际法的法律效力的有限性作出了解释,解构了国际法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