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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整合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我国经历着划时代的社会大变革，这次变革纷繁复杂，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因此，需要多角度的去把握。
首先，它是经济上变革，经济变革是这一次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1、生产力：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增多。
2、生产关系上：春秋时期赋税制度改革促使公田转化为私田，到战国时期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已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
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耕作方式也由集体农耕转变为个体小农经济。
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此建立。
3、经济政策变革：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推行。
第二、它是政治上的变革。
1、政治制度上：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日益衰微，通过分封制形成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战争，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战国时，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由支配变成了兼并。
通过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以军功制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世袭制，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建立起来。
2、国家格局：顺应了走向统一。
3、民族关系上：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战争，各民族逐步融合，为后来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三、它是思想文化的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百家争鸣。
是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等因素在思想领域的反应，各家从各自立场出发阐述自己的主张。
二、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1910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
“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广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
首先、政治方面：1、政治制度演变上看：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在中枢体制上不再是三省制的“步骤精密”，而是中书门下体制，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宰相的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宰相政务官化。
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
1910年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唐代是中世，宋代为近世。
在后来的日本学者中，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其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内藤湖南的分期法，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
而唐宋变革轮就是内藤湖南根据他的分期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当然，他也提出了相关的证据和做了相关的分析证明，这种运用横向比较分析历史的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符合这个规律是值得商榷的。
就像在大的规律指导下，也还是各有各的不同，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下面，是几位中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1）进入21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
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
纵观20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
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
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
这两条线索在20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20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
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
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
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1. 引言1.1 概述唐宋变革论是研究唐代和宋代时期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主张认为，唐代和宋代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视角，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理念。
1.2 文章结构本篇文章将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进行阐述。
首先，在“引言”部分，我们将对文章的研究对象进行概述，并简要介绍文章的结构和目标。
其次，在“唐宋变革论的由来”部分，我们将探讨唐代社会背景以及政治变革带来的社会变迁，并重点关注学术思潮和文化氛围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然后，在“唐宋变革论的发展”部分，我们将讨论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所取得的拓展，以及学界对于唐宋变革论观点所存在的讨论和争议。
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将总结唐宋变革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并展望今后对该理论的研究方向和发展。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唐代和宋代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重要影响。
通过探讨学界对这一理论观点的讨论与争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演进过程。
同时，本文也将为以后对唐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演进与影响进行研究提供启示和参考。
通过全面而系统地探讨唐宋变革论，我们将能够更加丰富、准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中这一重要时期的巨大变革。
2.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2.1 唐代社会背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巅峰。
在唐代初期，天下大乱，隋朝的统一短暂破裂，各地出现许多割据势力。
而在唐高宗武德年间（618-626年），李渊发起起义，建立了大唐帝国。
此后，唐太宗、唐高宗等一系列有能力有雄心的皇帝相继登基，使得唐朝逐渐恢复稳定。
2.2 政治变革引发的社会变迁政治变革对于唐代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
随着李渊建立大唐帝国，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并且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吏。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一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 虽然从南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 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 1866-1934）。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内藤在1907年到京都大学任教, 1909年在讲授中国史时己初步提出唐宋变革论——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看法, 其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唐宋变革说。
再其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 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
近二十年来, 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 虽然出现新的变动, 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时期。
长期以来, 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 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
可是后来的事实, “唐宋變革”论保持沉默。
首先, 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 虽然提出甚早, 但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
“内藤说之受到重视, 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
”其次, 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 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 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 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
邓广铭先生说: “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 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 在今天看来, 尽管是不够恰当的, 但在当时, 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
唐宋变革论的提出唐宋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代表了唐朝向宋朝的过渡和变革。
这一时期的变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是对这一时期变革的总结和论述，它提出了许多观点和观察，并对这一时期的变革作出了解释。
首先，唐宋变革论提出了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
唐朝由于腐败、抑制社会发展、削弱地方统治、兵权过于集中等原因，逐渐走向衰落。
而宋朝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使得政权得以恢复和巩固。
唐宋变革论认为，政权更迭的原因在于治理能力的差异和政治体制的不适应，只有适应社会发展和治理需要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持政权的稳定。
其次，唐宋变革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朝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土地经济，而宋朝则强调内部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重要性。
唐宋变革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于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开放，只有合理的政策和开放的市场才能推动经济的繁荣。
此外，唐宋变革论提出了文化传承的重要原因。
唐朝以诗歌、文章等为代表的文化成就在历史上享有盛名，而宋朝则推崇士人文化和科技创新。
唐宋变革论认为，文化传承的原因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文化自觉的觉醒，只有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文化自觉的觉醒才能保持文化的繁荣。
此外，唐宋变革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观察。
例如，它指出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认为这是变革的表现。
它还指出了对外战争的影响，认为外敌入侵是政权更迭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
唐宋变革论还强调了统治者的作用，认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气。
总的来说，唐宋变革论是对唐宋时期变革的总结和解释，它提出了政权更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原因。
唐宋变革论的提出对我们理解和认识唐宋时期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变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唐宋变革论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宋时期的中国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革？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了“唐宋变革论”。
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
该观点在世界上和中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欧美学者称之为“内藤假说”。
而中国国内大部分学者逐渐认可了唐宋变革论，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多种的创新。
最新的高中历史教材也按照此观点将唐朝化为了两部分，唐朝前期和魏晋南北朝划在了一起，而唐朝后期又和宋朝划在了一起。
唐朝的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至于让人们不得不打断打破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王朝体系来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小编就试图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简单阐述一下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革。
内藤湖南一，政治上：官僚政治取代士族政治早在明朝时期，史家陈邦瞻就曾对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有所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代曾经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唐虞时代，第二次是秦汉时代，第三次是宋朝。
先进中国学者也大体上认同这种说法，只是在时间稍微有所变动。
在“五帝”时期，中国开始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这是第一次变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从贵族政治过渡到了官僚政治时代，这是第二次变革；唐宋之际，士族政治衰落，这是第三次变革。
什么是士族政治？这得从士族说起。
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确立，许多人通过军功授田、买卖土地等方式成为了地主。
发展到汉朝，地主通过兼并逐渐发展成为了豪强地主。
这些豪强地主不仅经济势力强盛，其政治力量也十分的举足轻重。
他们逐步垄断了地方官员的选拔，成为了累世公卿，让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为其服务的工具。
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称为部曲。
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发展成为了士族（世家大族），这些士族已经可以左右政局，到了魏晋南北朝，他们已经控制着了政权的各个方面。
如东晋王朝便是王、庾、桓、谢诸大姓士族所支撑的。
不过到了南北朝，士族终于有了点开始衰败的迹象，如许多皇帝开始重用庶族出身的将领。
唐宋变革论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以下转载李华瑞先生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以期大家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李华瑞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
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
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
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
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
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2]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
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
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
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人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3]。
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
（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
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
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
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
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
”[4]显然。
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
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
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
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
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
[5]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
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
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
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
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
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
[6]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
(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
(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
(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
(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
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
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
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
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
[7]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
……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
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8]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
这一说以仁井田升、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
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
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
(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
(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
(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
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
他们作为典型。
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
[9]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10]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