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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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元明时期的农业革命中国古代元明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农业革命。
农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元明时期的农业革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明时期的农业革命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上。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业主要依靠传统的农耕方式进行,农民们多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农具进行耕作。
然而,元明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人们开始探索新的农业生产方式。
首先,元明时期开始推广水利灌溉系统。
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可以解决农田的水源问题,提供充足的水源供农田灌溉,从而增加农田的产量。
这一技术的推广使得农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元明时期开始引进新的农业工具和方法。
例如,犁、耙、锄等农具的改进使得农民们在耕作过程中更加高效。
同时,元明时期还开始推广化肥的使用,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土壤的肥力,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此外,人们还开始研究农作物的良种选育和种植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农业革命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农业生产的提高使得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增加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
同时,农业革命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然而,农业革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的集中化和农民的剥削问题逐渐凸显。
土地的集中化使得富人的土地面积不断增加,而农民的土地则逐渐减少,这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农民的贫困。
此外,农业革命也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元明时期的农业革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农业革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注重解决土地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元明时期的建筑风格变迁研究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中包括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革。
在建筑方面,元明时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不同的文化和技术因素的输入,对于建筑风格的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对元明时期的建筑风格变迁进行研究和探讨。
元明时期建筑风格的传承与发展元明时期跨越了1271年至1644年,其中包括了元代、明代以及明末清初这几个时期。
在元代时期,中国建筑风格继承了传统的唐宋风格,但也受到了蒙古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等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元代建筑风格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的格局。
但是,随着明朝的兴起,中国建筑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的传统风格。
明朝时期以传统建筑为主,呈现出了一种具有清新明快、崇尚自然的特点。
此时期的建筑风格也开始向现代化和文艺复兴的方向发展。
明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时代的脉动。
元明时期建筑风格的主要特点元代建筑风格的特点元代建筑风格主要为汉传佛教建筑,同时也受到了西亚、波斯、中亚等地的影响。
元代建筑的特点是奢华丰富,装饰华丽,但也给人以压抑,沉重的感觉。
元代建筑主要采用了宝顶、塔刹等复式结构,以及以木构建筑为主的技术,同时也发挥了砖石建筑的优势。
此时期的中式院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推广,因此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也继承了这种特点。
明朝建筑风格的特点明代建筑强调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结合,因此在装饰上普遍采用了贴瓷画、大刀拼花、彩绘及雕刻等技术,使得建筑物具有非常强烈的装饰性和艺术性。
此时期的建筑形式主要为木构建筑,表现了民间建筑所具有的轻盈、灵巧和自由的特点。
此时期的建筑形式对于后来的明清建筑风格也有重要的影响。
现代人眼中的元明建筑风格如今,元明时期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显著的多样化特点,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和文化体验。
古建筑既具有历史的沉淀,又表现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在现代,古建筑成为了人们旅游观光的重要景点,同时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概述:我国古代书院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汉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书院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的中心。
本文将从书院的起源、发展和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
一、书院的起源1. 前期教育形式:在商周时期,贵族子弟通过家庭教育接受知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方式逐渐不再适应社会需求。
2. 学官制度的兴起:秦始皇统一我国后,建立了学官制度,选拔人才,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同时,为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书院开始兴起。
3. 两汉时期的书院:在东汉时期,书院开始成为一种常见的教育机构。
它们通常由有学识的士人组织,提供各种学科的教育。
二、书院的发展1. 隋唐时期的繁荣:隋唐时期,书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推动文化繁荣的中心。
在这一时期,书院的规模逐渐扩大,教授的学科也更加丰富。
2. 宋代的进一步发展:宋代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
书院规模庞大,分为南北两派,分别以岳阳楼和白鹿洞书院为代表。
书院内部设有多个科目,注重经学、史学、诗词等传统文化的传承。
3. 元明时期的变革:元代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书院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明代推行科举制度,书院的地位受到了冲击。
但是,一些书院仍然坚持传统的教育方式,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
三、书院的影响1. 人才培养:书院为我国古代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成为了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2. 学术研究:书院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促进了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碰撞。
在书院中,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得以孕育和传承。
3. 文化传播:书院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书院中,人们不仅学习到了知识,还了解了我国古代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社会规则。
结论:我国古代书院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汉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书院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重要门类,起源于古代,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丰富的艺术风格。
以下是花鸟画的发展历程的主要阶段:
1. 古代绘画起步: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绘画就有了雏形,但真正的花鸟画起步较晚。
随着绘画技法的逐渐成熟,唐代(618-907)出现了一些描绘花卉的作品,标志着花鸟画的初步发展。
2. 宋代的繁荣:
-宋代(960-1279)是花鸟画发展的繁荣时期。
画家们开始注重描绘花卉、鸟类的形态特征,追求写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赵伯驹、徐渭等画家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杰出的花鸟画作品。
3. 元明时期的变革:
-元代(1271-1368)花鸟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画家们开始注重用笔法表现意境,有了更多的表现手法。
明代(1368-1644)的花鸟画有了更多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画面更为生动、多样。
4. 清代的传承与创新:
-清代(1644-1912)花鸟画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
画家如石涛、郑板桥等人在花鸟画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了不同的画风。
5. 近现代的继承和创新:
-近现代以来,花鸟画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绘画的影响,呈现出更多的创新。
中国现代花鸟画家如徐悲鸿、齐白石等人,将西方绘画技法融入花鸟画,形成独特的风格。
6. 当代花鸟画:
-在当代,花鸟画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画家们不仅在传统纸绢上进行创作,还通过多种媒介和技法进行实验和创新,展现了花鸟画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广阔前景。
花鸟画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绘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和创新,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编辑。
在世界文化史上,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长期以来,东亚各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兼通双方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材。
“象胥”、“译”、“典客”、“舌人”、“译官”、“译语”、“通事”等,均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
同样,口译人员也普遍存在于东亚诸族中。
东亚诸族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也使用“译语”这一术语。
考诸文献“译语”这一术语,在东亚诸国史籍中含义有三,一是指充当翻译的口译人员;二是指翻译之事;三是指互译语言[1]。
唐代,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原学习,日本人习称遣唐使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渤海、新罗等东亚国家的职官制度深受唐制影响。
政府中亦设有“译语”之职。
到了元明时期,随着编撰“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多种对译辞书的出现,“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互译之事和对译语汇这两种意义。
但同一时期的高丽则不同,据《高丽史》记载,在高丽“译语”仍指口译人员。
朝鲜王朝受明、清影响较深,也编撰了许多他国语和朝鲜谚文对译语汇。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考就东亚“译语”自唐宋、高丽时期主要指口译人员,到元明朝鲜时代,主要用来指他国语和本国语的对译语汇的演变过程。
一“译语”一词的由来“译语”作为口译官,在东亚诸国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渊源是十分重要的。
(一)《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
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
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
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
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
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
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
论元明时期的泰和圳上第一种说法:经多方考证和比对,元、明时由赣入湘几大姓谱载始迁地“鹅颈大坵”,均应系现与吉水县相邻的永丰县龙冈乡龙冈村的小山村——“鹅颈”自然村(即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役的主战场)。
据热心寻根人士实地走访,现在的“鹅颈”小村只有陈、李两姓10多户人家。
据该村老人追忆,古时的鹅颈村有很多其他姓氏族居,元末明初均因战乱陆续外迁,多入湘、鄂、川等地。
据1985年版《永丰县地名志》记载:“鹅颈,在龙冈圩西偏北3公里山坡上。
16户、71人。
立村在鹅形小丘坳部,故名。
”经考证,元末明初,“鹅颈”村隶属于“永丰四十都”。
而,历史上吉水、永丰系一个县,前后多次析出、合并或易名,故增加了考证、寻根难度。
第二种说法:湖北与湖南的许多家谱,在确认江西入鄂、湘始祖时,均将江西省吉州府太和圳与鹅颈大丘圳列为从江西迁鄂、湘二地的祖望之地。
据考,吉州府系现江西省赫赫有名的井冈山旁吉安市。
而太和圳则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樟塘乡,曾称万合乡。
至于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十八都鹅颈大丘圳,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泰和县中龙乡。
一条名叫仙槎河的小河流经小龙、中龙、灌溪、樟塘三镇一乡13个行政村、在樟塘乡境内与仁善河、宁溪河相汇后在江北村注入赣江,而所以所谓“太和圳上”和“十八都鹅颈大丘圳上”实为相距不到30公里远的二个自然村镇,均属泰和县内。
所以即使是说江西省吉州太和圳与鹅颈大丘圳就是一个地方,也错不出几十里。
从鹅颈大丘搬出的家族江西吉水黄氏德阳,丰城五世,谱名保兴,均长子。
原籍丰城芫江,后徙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鹅劲大丘圳脚,成为吉水黄氏的一派始祖。
娶妻范氏,封贤德夫人,生四子:映壁、咏壁、辕壁、棣壁。
湖南绍邑黄氏始迁祖茂通公,洛公次子,字澄淮,原籍江西吉安太和县鹅颈大丘圳上永镇,镇上黄家出磁器处,上有李萧之祖,下有李劉两村,明建文时任兵部御史之职,后因次子伦授宝庆教谕解组同迁湖南宝郡诸地。
生子九:长曰任,次曰伦,三曰保,四曰明体,五曰均伯,六曰明用,七曰明月,八曰均爵,九曰俊。
高一历史必修一知识点难点总结5篇分享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历史必修一中,有许多难点需要我们攻克。
为此,本文将总结历史必修一中的五个知识点的难点,并以三个例子来说明。
一、夏商周的政治模式夏商周作为中国古代历史阶段的起点,在历史必修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其政治模式是历史必修一中的重要难点。
夏代开始,出现了“三公”、“九卿”等职位,开始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
商代时期,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基本形式,贵族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周朝时期,开始出现封建制度的萌芽,天子、诸侯与士民等等成为和谐共处的关系。
例如,周朝制度中的诸侯分封制度是历史必修一中比较重要的政治制度。
该制度起源于夏商时期,意旨一分天下,分封与分治。
而分封的最高领袖是天子,下面分为诸侯,再分为卿、大夫、士等等。
这个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历史必修一中也是一个难点。
这个阶段中,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分裂和势力的割据。
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跨学科性质的改革和变革,这些变革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例如,《墨子》提出了爱国思想,强调“兼爱”,认为天下是众人的天下,而不是个人或某个家族的天下。
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和其他的思想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唐宋元明过渡期的社会变革唐宋元明过渡期在历史必修一中比较特殊,因为它处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并且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也常常是一个比较含糊的地方。
唐朝前期,国家强盛,但后来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唐朝的崩溃。
而宋、元、明三个朝代,都在吸取唐朝和其他前朝的经验,试图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
例如,宋朝提出了“承平之治”的治国方针。
这一治国方针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先后出现了许多科技,如指南车、活字印刷。
这些科技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结:历史必修一中的学习难点非常多,无论是夏商周、春秋战国,还是唐宋元明过渡期,都涉及到了人物,事件,思想等等。
论明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概况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贵州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
明代贵州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和变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段:元明转型时期 (1368-1450)
在元明转型时期,贵州地区发生了许多变化和动荡,教育也随之受到了影响。
在这一时期,贵州地区的教育机构几乎全部被摧毁,教育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在明朝建立后,贵州地区的教育逐渐恢复并开始发展。
第二阶段:明初教育的发展 (1450-1570)
在明初,贵州地区的教育开始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贵州地区的教育机构得到了重新建立和整顿,新的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推广。
此外,明初时期贵州地区的教育还受到了皇帝和官府的大力支持,这也为贵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明中期教育的繁荣 (1570-1644)
到了明中期,贵州地区的教育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贵州地区的教育机构逐渐增多,各种教育机构也得到了改进和完善。
此外,贵州地区的士子们也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探索和实践,这为贵州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四阶段:明末教育的衰落 (1644-1662)
到了明末,贵州地区的教育再次陷入了低谷。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贵州地区的教育再次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此
外,当时的教育机构也逐渐减少,各种教育事业也逐渐停滞。
综上所述,明代贵州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和变革,其中既有繁荣期也有低谷期。
但是,无论是在何时何地,贵州地区的士子们都在不断地为了教育事业进行着探索和实践,这为贵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编明代文学绪论明代文学呈现波浪形态势,大致可分成2个阶段:一.前期作为元文学馀波和明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视为中古文学最后阶段;二.嘉靖(1522~1566)后,文学变革迅猛异常,步入近古新时代。
(一)明中叶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第一段。
(二)元明际社会动荡,形成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一批精神上较解放且富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浸透忧患意识,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游传》;南戏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
(三)明初经济复苏,士人忧患意识消蚀;思想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平添不安全感,知识分子转而欣赏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美:小说、戏曲创作受限,“台阁体”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倾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低谷。
(四)明中叶,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统治集团腐朽、思想控制松动、王阳明心学流行,嘉靖后文学复苏:1.文学创作随接受对象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高扬,突出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2.叙事文学全面成熟,向近代化变革:(1)《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问世;(2)戏曲:从《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等三大传奇问世,传奇定型和昆腔改革,到汤显祖写“临川四梦”,戏曲创作推向继元杂剧后的又一高峰;(3)诗文:继前七子在弘治年间(1488~1505)以“复古”开展文学革新运动后,相继出现唐家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
(4)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繁荣,(5)“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
3.明末天启、崇祯(1621~1644)间,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向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清文学思潮的转变。
三.明中期后,文学向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
第一节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一.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新读者群形成。
二.新内容与新形象:市民生活、市民情趣、市民形象。
2010年10月 古代文明 October,2010 第4卷 第4期 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4 No.4[帝制中国]论元明之间的变革李新峰提 要: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均认为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
本文从政治变革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塑造两个角度,探讨元明之间在国家地缘格局、制度来源与演变趋势、经济政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现象。
结论是: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
这项认识,或可丰富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关键词:历史分期 王朝变更 元明变革 明前期一、历史分期视野中的元明关系(一)历史分期与王朝变更自“唐宋变革论”提出以来,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表达这一整体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历史分期。
中国历史在民族、地域、语言、观念诸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长期连续性,政权则更替频繁并对各领域有相对明显的影响,所以王朝更替似乎是天然的历史分期标志。
但是,现代史学视野的拓展,使得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超越王朝视角的各种分期学说。
以“冲击——反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侵略”等认识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变革说”,认为中国历史演变缓慢乃至停滞,直到19世纪西方势力打破旧局面,1把“中国古代”视为“古代中国”,消解了王朝更替乃至历史分期的意义。
以“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为代表的“社会形态变革说”,认为中国遵循人类普遍的历史变迁模式,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或一直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对历史分期有所重视,但同样淡化王朝更替的意义。
这些认识模式与16世纪后欧洲文明主导全球历史的事实相呼应,却没有足够的理由阐释此前的1 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7—170页。
83中国历史。
即使是“唐宋变革论”那样从自身文化发展脉络方面强调中国历史独特性、认为中国比欧洲更早进入近世的解释,也不免使人有削足适履之感。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中国中心论”为号召的“内部视角”,对上述学说进行了革新与深化,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可以归纳为3类。
第一类可称“明中期变革说”,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郝若贝把唐宋变革改造为两宋转型,根据南宋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相对固定模式,以两宋之际为变革界线,而以1550年即明中期为终点,1即认为明中期是又一轮大规模变革的起点。
魏斐德认为,中国社会从明代中期以来发生了深刻变革,尽管一度被世界性经济危机、气候变迁和满洲入侵打断,此后仍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与延续。
2与此异同兼备的是,张显清、毛佩琦等把资本主义萌芽论改造为社会转型论,把考察重点聚焦到晚明,认为明代中期开始了全面近代化变革趋势,但又认为满清入侵中断了近代化,针对“清承明制”的说法提出了明清断裂说。
3陈支平折衷两家之长,确认晚明近代化趋势的夭折和清朝经济结构的局限性,又指出晚明多元经济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另外,李治安提出了“元及明前期”的概念,在其“南北制度分合”体系中,北制的优势在元朝达到顶峰,直到明中期出现南制复苏与南北整合,5明中期遂成为前后分期的标志。
综合可知,“明中期变革说”均以并未发生王朝更替的明代中期为历史界线,又以此为基准分别强调两宋、宋元、明清等王朝更替事件的历史变革意义。
第二类可称“宋元变革说”,认为与宋代的巨大进展相比,宋以后的中国演变缓慢乃至陷于停滞。
伊懋可认为,蒙元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在宋代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导致了当时和其后的长时期停滞,虽然明代后期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恢复继承了唐宋的成果,但清代经济落入了“高水平发展陷阱”,宋元之际的变革笼罩了整个明清时代。
6基于北方征服民族造成严重破坏的不争事实,萧启庆指出,金元的介入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全国社会,尤其是北方带回了几许中古风貌,中国近世社会的进展因而受到甚大的延宕。
”7这强化了对宋元界线的认识。
黄宗智从蒙元入侵导致的明清停滞出发,指出明清以来高度商业化与糊口农业并存、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停滞并存,清代经济有增长无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或导致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革,8强化了对明清停滞的一体化认识。
这类学说强调金元北方征服王朝的长远影响,相对忽略甚至否认明中期变革,也不甚关注那些同为王朝更替的元、明与明、清之间的变革可能性。
第三类可称“宋元明过渡说”,认为应首先从连续而非变革分期的角度去认识宋代以来的历史。
与加州学派对前近代中国经济的高度评价和“清代封建经济高峰”论相映照,史乐民、万志英完善了“盛清”在政治等方面的涵义,提出在两宋之间的第一次变革期和明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变革期之间,1 Hartwell, R.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2, pp. 365-442.2 魏斐德著,齐克彬译:《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载魏斐德著,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3 张显清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毛佩琦:《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4 陈支平:《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5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6 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7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历史系等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22页。
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9年,第385—393页。
84存在着一个从宋到清的连续发展过程,而非“宋元变革说”认为的转折和由此引发的停滞。
1这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承认变革、过渡、变革的三阶段说,但蒙元征服与明中期不再是表示突变的分界线,而是仅仅稍具转变色彩的变革期与过渡期的接合点。
与此相呼应,李伯重从经济史角度,根据江南发展连续性和对农业生产率等指标的分析,认为宋到清中国经济具有一贯发展的趋势,宋代以后的波谷、明清时期的停滞并不存在,2赵世瑜从社会史角度,以基层体制和族群关系的连续性为范例,认为宋元和明清可以整合进统一的研究框架,而宋元以来的趋势对明中期之后的影响不容忽视。
3这类学说认为,变革现象应置于连续的长时段经济社会史视野,去认识接续而非断裂作用。
上述学说分别对两宋、宋元、明清之间的变革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发,唯独对元明之间,有的论证其连续性,有的提到变革但置于较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默认连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元明的连续与两宋、宋元、明清的变革形成了颇为突兀的对照。
然而“明中期”这个唯一非王朝变更的综合变革标志,就发生在元明更替之后,这不能不令人对元明的连续性产生质疑:有无可能是“明中期”这个变革标志掩盖了元明之间的变革呢?在综合层面,元明之间到底是一种渐变的、继承性的关系,还是一种尚未明辨的、突变的、革命性的关系?元明之际处于宋元明清的中间位置,元明继承抑或断裂,对回答蒙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汉族王朝对社会的恢复改造程度、宋元与明清之间的历史走向区别、深层变革的迟滞到来等重大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参照基础,尚需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关于元明关系的学术史上述诸学说涵盖了论及元明连续的主要观点,其中宫崎市定的“帝国连续”与李治安的“综合连续”是直接讨论元明连续的代表;4约翰·达德斯、李伯重、赵世瑜、葛兆光则分别论述了元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对此问题有间接但明确的理论与史实阐发。
内藤湖南把近世分为宋元和明清两个各具特色的阶段,但并未像在古代和中世、中世与近世之间那样划出过渡期,5即不认为宋元与明清之间存在鸿沟。
宫崎市定认为,宋代以后的士大夫阶级制度并未因王朝交替而改变,明初新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只是暂时现象,而重武轻文、分封、重吏正是对元朝风气的继承,元明更替的政权交替色彩重于社会革命;即使明太祖一反元朝世界性帝国的规模,建立以民族主义为本、拒四夷于国境之外的保守国家,但不久明太宗迁都北京,四出征讨招揽,重建了控制四夷的大帝国,终明一代继承了元朝格局,元明之间以回归的方式实现了继承而非革命关系。
6明朝继承元朝的东亚大帝国性质,无疑是宫崎强调元明连续的首要证据。
达德斯从国家的制度理念层面出发,认为元朝终结了此前东亚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多国体系,明朝则延续了这份大一统局面;元朝的权相、宽纵现象为明朝提供了反面教材,使明朝采用强化君主专制、改行中央集权和以文制武等儒家政治理念,来解决与元朝相同的问题;另外,元朝依靠考试制度将道学转化为国家正统思想,延续到明清。
7这样,在最有可能体现元明断裂的国家制度层面,也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关系。
1 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 2003.2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1—96页。
3 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4 另有李晓婧:《对明初承袭元制的思考》,载《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从政治体制、陵寝、社会生活角度论证明承元制,但有效论证比较匮乏,今暂不取。
5 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6 宮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载《宮崎市定全集》第13冊、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第40—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