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之屈原和楚辞

古代文化常识之【屈原和楚辞】古代文化常识之【屈原和楚辞】1、“楚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汉成帝时，刘向整理西文献，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代人仿效这种体裁所写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最早的楚辞集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2、教材认为屈原曾两次被放逐，第一次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地点是汉北一带；第二次在顷襄王十三年左右，地点在江南一带。

3、屈原的作品存在真伪之争，一般认定是屈原所作的是《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的大部分诗篇。

4、《九歌》之名来源很古，《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它是夏禹王的儿子夏后启从天上偷下来的，这是古代关于文艺起源的神话。

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出现很早的古曲。

5、对“楚辞”体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楚地的“巫歌”。

特别是《九歌》的写作同楚国的巫风有密切关系。

6、《九歌》包括十一篇作品，除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各有不同内容，也就是以祭歌的形式各写一神：《东皇太一》写天之尊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与《湘夫人》写湘水配偶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神，《大司命》写主寿命的神，《少司命》写主子嗣的神，《东君》写太阳神，只有《国殇》是写人鬼的，为悼念楚国阵亡将士而作。

7、《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

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多字，篇幅之宏阔，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少有的。

诗题《离骚》二字，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8、《九章》共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其中除《桔颂》一篇大约是诗人屈原早年作品外，其他各篇均是屈原两次流放时所作。

最晚的是他在死前所写的绝命词《怀沙》。

9、《天问》是一首非常奇特的长诗，“天问”二字，据王逸解释就是“问天”的意思，这篇作品以诗歌的形式，从头至尾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

10、《招魂》的写作目的，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教材中认为是屈原自己招自己的魂。

（完整版）屈原及楚辞第三讲、“楚辞”、屈原及其作品⼀、楚⽂化与“楚辞”1、楚国的地理及其风俗楚为南⽅⼤国，春秋之时，楚即兴盛于江汉流域，都城为“郢”（ying3今湖北江陵）。

楚占地千⾥，地⼴兵强，雄踞南⽅。

楚地⼈⾃称“蛮夷”，中原⼈也以“南蛮”、“荆蛮”相称。

楚地有江汉川泽⼭林之饶，物产富⾜。

所谓“楚、越之地，地⼴⼈稀，饭稻羹鱼，或⽕耕⽽⽽⽔耨（nou4），果隋（sui1）蠃(luo3)蛤(ge3)，不待贾⽽⾜。

地埶（艺）饶⾷，⽆饥馑之患”。

（《史记·货殖列传》，“货殖”是指谋求“滋⽣资货财利”以致富。

即利⽤货物的⽣产与交换，进⾏商业活动，从中⽣财求利。

翻译：楚越地区，地⼴⼈稀，以稻⽶为饭，以鱼类为菜，⼑耕⽕种，依靠⾬⽔就能除草，⽠果、⾁类、昆⾍、贝壳，不须同外地通商，便能⾃给⾃⾜。

这⾥的⼟地上能产出丰富的⾷物，没有饥荒这样的灾祸。

）因此，较之中原，楚国的地理条件优越⽽独特。

复杂的地理条件，衍⽣出楚地繁复⽽独特的民风民俗。

楚地风俗，民神不分，迷信巫⿁，重淫祀。

（淫祀：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记载：“昔楚国南郢之⾢，沅湘之间，其俗信⿁⽽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以乐诸神。

”不仅在民间，在楚国的上流社会，同样也是这样，据记载：楚灵王简贤务⿁，信巫觋（xi4），礼群神，躬⾃执⽻，起舞坛前。

吴⼈来攻，国⼈告急，⽽灵王⿎舞⾃若，顾应之⽈：“寡⼈⽅乐神明，当蒙福，不敢救。

”可见，楚地民神杂糅、⼈⼈都好祭祀，⽽迷信巫⿁、求神赐福，已经成为了楚地代代相传的民俗。

楚⼈操南⾳，歌南风，其语⾔、⾳乐极富地⽅特⾊，与中原⼤为不同。

例如在《史记·项⽻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夜闻汉军四⾯皆楚歌”，于是惊叹“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之多也！”更是“楚歌”别具特⾊的最好证明。

2、“楚辞”的定义楚⽂化与中原⽂化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交融，并驾齐驱。

中原⽂化以典重质是实为基本精神，楚⽂化则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征。

屈原与楚辞(三《离骚》和《九章》)
 《离骚》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

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

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

”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

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

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

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

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

屈原与楚辞一、屈原生平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

在楚国，他生活在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期，这是楚国历史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战国的大环境中，屈原又生逢“合纵”、“连横”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时候。

战国七雄中，秦、楚、齐三国国力最强（秦国改革彻底，军事力量最强；齐国滨海，最为富庶；楚之疆域最大），都具有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条件。

这三国中又以秦、楚斗争最为尖锐。

屈原的一生始终处在时代斗争的漩涡之中。

屈原年轻时颇有才干，“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再加上他出身于王室公族（当时楚国有屈、景、昭三氏同为公族），所以，大约在他23岁左右，被封为“左徒”之职，其地位仅次于“令尹”（楚相）。

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担负着楚国的内政改革和外交事务。

屈原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统一中国。

这使屈原受到楚王信任，努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图有所作为、实现“美政”的时期。

但是几年之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了。

怀王曾令“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这是说屈原受怀王重托，起草改革宪令。

而代表旧贵族集团利益的上官大夫想探知宪令的内容，屈原不告诉他，上官大夫试图抢夺，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

后来上官大夫到怀王那里进谗言，挑拨怀王与屈原之间的关系，怀王轻信上官大夫的话，疏远了屈原。

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包括屈原）对顷襄王和子兰当初鼓动怀王赴秦之约而导致怀王死于秦、楚国蒙受奇耻大辱之事，十分愤慨，对顷襄王和子兰颇有怨愤之辞。

于是“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被逐出郢都，放逐在江南长江及沅湘流域的荒野之地，过着长期飘泊愁苦的生活。

他沿江而下到过鄂渚（今湖北武汉市）、陵阳（大概在今安徽境内），再折返溯江而上过洞庭，到辰阳、溆浦（均属今湖南省），再过洞庭到达汩罗江畔，历时二十年。

屈原与楚辞(三《离骚》和《九章》)《离骚》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

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

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

”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

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

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

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

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

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恶的一方。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

而且，他们不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认为诗人受到重用阻挡了他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