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

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1)论文摘要：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宣告了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

1986年上海长宁检察院探索建立我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标志着我国未检制度的创立。

20XX年是我国未检制度创立25周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未检领域试行了一些富有特色和价值的改革，合适成年人参与既是其一，检察机关是这一制度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

本文通过对该制度的浅析，以期深化对这一制度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认识，把已经取得的经验推广运用，以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正。

论文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未检改革合适成年人程序公正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世界上签字国家最多的公约，这一公约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目前该原则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自未成年人进入司法领域开始，一方是生理、心理发展都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另一方是行使着国家公权力并且在社会知识、经验、阅历上都很丰富的警察，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为未成年人提供特殊的保护，平衡力量对比，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在少年司法中得到实现。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悠久的尊老爱幼的传统，公众对未成年人有着天然的宽容和怜爱，一项制度率先在少年司法领域推行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少年司法改革也成为司法制度改革的先驱。

正如林纪东所说：“少年法之理论，与传统之刑事法理论，虽多距离，然对旧日之刑法，正有推陈出新之作用，刑事法之改正，将于少年法始肇其端。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起源和基本内涵合适成年人一词取自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

在1972年MaxwellConfait谋杀案中，上诉法院基于三名十多岁的嫌疑人是在没有任何独立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讯问的，而宣布原审法院对该三名未成年嫌疑人的判决无效，这一事件引起公众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广泛关注。

Fisher法官调查该事件后建议应该有一个委员会来平衡警方权力和嫌疑人权利。

1981年英国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菲利普报告》，强调“未成年人可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讯问的重要性或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并且可能比成年人更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

浅谈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作者：冯辉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4期摘要未成年人的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我国也不例外。

如何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有效的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也是学界、立法、司法部门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2013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特别加强了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内容上单列一章，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进一步完善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这一制度具体体现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贯彻落实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是，任何制度的制定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设立也有一定的局限，本文结合未成年人刑事工作的实践，浅谈目前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对策。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参与制度作者简介：冯辉，湘潭大学经济法学硕士，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干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48-02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基本内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在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给予特殊保护的重要制度，该项制度起源于英国。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涵义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指为了避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要求合适的成年人参与的制度。

该制度起源于英国的Confait案件豍，该案件后，英国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引入了该项制度，也称为少年司法制度。

该制度作为当今西方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保障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特别程序，它主要体现为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或者存在认识障碍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接受办案人员的询问时，应当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为他们提供帮助，监督违法行为，避免权益受到损害。

（二）国外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基本情况概述根据记载，英国最先开始实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浅谈适合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法律适用与监督论文摘要新刑诉法修改补充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和适合成年人到场制度，立法变更必然阻碍司法实践，因此准确地明白得和适用二个制度关于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未成年人案件时办理让适合成年人到场旨在让第三方介入诉讼进程，从而监督司法公正，并以一种救济的方式，帮忙未成年人明白得并完成诉讼活动，是一项切实立足于未成年人权益爱惜的特殊刑事诉讼制度。

新刑诉法第270条规定了适合成年人到场制度共有两种情形：法定代理人到场与其他适合成年人到场制度，符合我国青年司法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也顺应联合国青年司法准那么的要求，更好的保障诉讼权益。

一、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明白得（一）“法定代理人”的概念和范围司法实践中，常显现将“监护人”与“法定代理人”混用的情形，其缘故在于现行法律法规用语的不统一：《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假设干规定》均利用了“法定代理人”的概念，《未成年人爱惜法》那么表述为“监护人”，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用词更为混乱，对违法犯法的未成年人通知对象是“家人或监护人或教师”，而对未成年的证人、被害人，那么规定通知“法定代理人”。

依照我国《民法通那么》第1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可见，监护人身份是法定代理权产生的法律事实，而担任法定代理人只是监护人的职责之一。

应该说，监护人是实体法的概念，法定代理人是诉讼概念，二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称呼的领域不一致。

在诉讼中应当用诉讼代理人这一称呼。

咱们在具体实践操作中也发觉，“法定代理人”的范围欠明确。

新刑诉法第106条第3款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爱惜责任的机关、集体的代表。

但新刑诉法第270条规定的“法定代理人”是不是也应作上述广义明白得？笔者以为不然，从该条文内容来看，是将“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未成年人爱惜组织的代表”区别在“法定代理人”范围之外的，因此，此处的“法定代理人”只能作狭义明白得。

制度是一种组织、管理和约束的方式，通过制度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和规范行为。

合适的成年人参加制度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包括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个人成长和提高集体效益。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合适成年人参加制度的必要性和好处。

首先，合适成年人参加制度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

社会由人构成，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改变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当成年人参加制度时，他们将遵循公共规则和责任，这将促进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稳定。

通过参与制度，成年人可以培养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更好地融入社会并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其次，合适成年人参加制度可以促进个人成长。

参与制度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为自己的成长提供机会和平台。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兴趣，通过制度的参与，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水平。

同时，制度也提供了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成年人可以通过制度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启发和成长。

第三，合适成年人参加制度可以提高集体效益。

一个有效的制度可以使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通过制度可以实现资源优化和共享。

例如，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成年人可以帮助改善社区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参与职业培训的成年人可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制度的建立和运作也需要成年人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和集体利益。

最后，合适成年人参加制度还有助于培养社会文明素质。

制度是对人的行为和思想进行规范和引导的方式，它要求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尊重他人的权益和利益。

通过参与制度，成年人可以学习尊重和容纳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培养合作精神和相互理解。

例如，参与政治选举的成年人可以学习公正和民主的原则，尊重他人的政治权利和意见，避免偏见和歧视。

总之，合适成年人参加制度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很多好处。

通过参与制度，成年人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个人成长、提高集体效益和培养社会文明素质。

同时，制度也需要成年人的参与和支持才能顺利运作和发挥作用。

浅谈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具体适用的研究作者：齐钦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8年第04期摘要：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源于英国，是西方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在修改刑诉法后再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纳了这一制度，在“特别程序”第270条予以明确规定，体现了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本专题调研就镇平县公检法司会签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刑事诉讼实施办法（试行）实施四年多来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以期能够客观反映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提出完善建议，进而推动此项制度的健康有效运行。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保障机制一、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的落实情况（一）合適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总体情况目前，我国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对侦、捕、诉、判各相关阶段合适成年人参与讯（询）问都作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普遍适用，基本实现了预设功能。

（二）镇平县落实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基本情况为了更好地落实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2013年4月12日，镇平县公、检、法、司，四机关联合会签了《关于专业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实施办法》（试行），对合适成年人的条件、权利义务、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本县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工作的开展发挥了规范和指导作用。

在此文件基础上，四机关经审核又确定发布了21名专业合适成年人名册，便于司法机关在需要的时候通知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

并对到场合适成年人的行为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和要求。

该制度运行四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具体运行情况如下：1.合适成年人人选情况，从2013年4月26日镇平县公、检、法、司四机关审核确定发布的合适成年人名册来看，入名册的合适成年人共有20人，其中男性15人，女性5人，分别来自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律师团队、政府机关、民营企业中的优秀人士，做到了区域的全覆盖。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第一篇：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内容提要】修改后刑诉法所确立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观念与制度上的限制,应当在全面准确把握和落实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实践机制和路径,以国家监护人的角色承担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职责、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以刑事检察职能为依托构建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有效运行机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刑事检察未成年人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一项旨在维护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的确立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司法实践探索的肯定,更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落实尤为关键。

笔者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未检工作)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内涵、价值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工作机制的完善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该制度的实践运行有所裨益。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实证分析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在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时,应当有包括其法定代理人在内的合适成年人在场,以保证未成年人在合法、公正、舒适的情况下理性对待调查。

自1999年开始,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就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从该院近五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来看,年均办案数为50件96人,占该院办理的刑事案件总数的5%左右。

在所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讯问时无法到场或不宜到场的案件占总数的20%—30%。

无法到场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法定代理人外出打工,无固定居所或联系方式;法定代理人离异或与子女感情不和或系聋哑人,因而拒绝到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及时到场等等。

不宜到场的主要原因包括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共犯、案件的证人等情况。

试论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论文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做了详细规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的一项新制度，但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尚不够完备，各地对该制度的贯彻落实方式及程度也不尽相同。

文章选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工作的实践为基础，从该制度的适格主体选任以及该制度中的存在程序简化与制度完善两方面为切入点，提出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到场少年司法未检工作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于1984年在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正式确立，该制度设立的是为了涉罪未成年人及有精神障碍者的权益保护，给予其建议并协助其与警方沟通，同时对讯问全过程进行监督，这项制度在英国仅适用于审前讯问程序。

目前，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做了详细规定，正式引入这一制度。

突破了此前我国相关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的以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人员为权利本位的监护人到场权，而建立了侦查、公诉和审判程序中的这种以未成年人为权利本位的合适成年人在场权，立法旨意在于打破刑事案件讯问过程的封闭性与紧张感，确保涉案未成年人在较为缓和的情绪及环境下正确理性对待刑事诉讼程序，并监督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公正合法，防止涉案未成年人陷入刑事程序中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司法人员，涉案未成年人除了有常人皆有的戒备心理，抵触情绪，更多有一种畏惧心理，与司法人员的沟通较为被动、机械；此外又因为其对基本法律程序的不了解，容易错失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时机。

合适成年人在场，对未成年人心理上以来，其说服教育比承办人员的疏导更具影响力，一方面有助于案件审理进程速度加快，另一方面更有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一制度设计所带来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对于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理解与适用，笔者想试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谈谈一些拙见。

一、合适成年人的适格主体（一）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享有的优先权所谓刑事程序中的“法定代理人”，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3款（即新《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刍议【摘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有关人员到场制度（以下简称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予以确定，但规定的较为原则，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一些细节问题未予明确。

本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意义，理清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选择和选任标准，呼吁对合适成年人进行专业化培训，阐述了检察机关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法律监督职能。

【关键词】起源；意义；选任标准；监督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制度立足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的特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关成年人参与提供咨询建议，并对刑事诉讼进行监督，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国家机关办案人员沟通，为其所面临的刑事诉讼营造一个相对轻松、理性的环境。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含义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规定于新刑诉法第270条。

该项制度溯源于英国的费肯特案件，主要是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司法机关讯问时，应有合适的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

该项制度是保护未成年和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90条对上述规定作了细化，主要包括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通知到场人员的范围、到场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到场人员提出意见和阅读讯问笔录的权利、女性检察人员的参加、一般不得使用械具等几方面重点内容。

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与修改前相比，一是将原来的“可以通知”改为“应当通知”；二是夸大了到场人的范围，设立了一种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由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替代性措施；三是明确规定了到场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