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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基于中国转型社会的分析【内容提要】作为阐释犯罪与文化关系的一种分析视角和基础理论，文化冲突在犯罪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
在我国，对犯罪之文化冲突理论的理解，长期以来停留在美国学者塞林所提出的文化冲突模式中。
由于时代不同、国情有异，这种认识需要获得修正，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亟待进行中国化。
在中国社会转型和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从文化规范性视角出发，主文化发生危机，犯罪亚文化大肆滋生，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形成矛盾和对立。
这种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构成了我国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深层本质。
【关键词】文化冲突/文化的规范性/主文化/犯罪亚文化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是研讨犯罪与文化关系时不能逾越的一道理论屏障。
随着犯罪文化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对中国本土犯罪问题和有关犯罪学理论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已不满足将认识仍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塞林根据美国国情所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上。
为深入体察中国的犯罪问题，文化冲突理论需要进行合理的中国化。
这种中国化既需要继承原有理论的精华，也需要理性反思原有理论的分析限度，本文以文化规范性的视角结合当代中国犯罪实践和社会情势进行犯罪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研究。
一、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及其分析限度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内容与意义文化冲突理论较早地受到了犯罪学家的青睐，尤其是美国学者塞林创立了解释移民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
1939年，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深入分析了移民犯罪的发生原因，并系统地提出了文化冲突理论。
塞林主张，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社会中必然存在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
因而，文化冲突易造成个人行为规范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过实证调查，塞林认为：“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
”“文化冲突主要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这些文化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第二，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第三，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
论文化冲突与犯罪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冲突/犯罪/文化融合内容提要：文化冲突必然导致犯罪，在于它能导致行为规范上的冲突，促进犯罪心理形成，弱化犯罪控制。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犯罪数量激增，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突十分激烈。
其中包括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突，等等。
面对激烈的文化冲突，必须提高文化融合能力，才能强化犯罪控制，并能减少犯罪。
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在文化与犯罪的关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所以，研究犯罪问题，应该特别关注研究文化冲突与犯罪的关系。
本文试就此略述管见。
一、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机制在犯罪学史上，对文化冲突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犯罪学家塞尔斯坦•塞林。
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冲突理论。
塞林的这一理论认为，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则是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K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产物；由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所以，遵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就必然会产生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①。
借鉴塞林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机制表现为：1. 文化冲突能导致行为规范上的冲突。
文明时代的人是高度社会化的人，文化是人赖以社会化的前提条件，人们创造了文化也受制于文化，其行为受到各种文化形式的限制。
文化承载着丰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取向。
一种需求的满足往往耍以抑制和牺牲另一种甚至数种需求为代价，当有人不愿付出此种代价时，就会冲破某种文化的限制，实施破坏该文化形式并且达到该文化形式下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的行为②。
行为主体实施上述行为，反映了其对待文化上的选择态度。
而不同的选择导致规范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往往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其中，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一方面受到冲突一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制约的强度越大，反制约的作用力也就越大，在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犯罪。
理论新探文化冲突与流动人口犯罪□陈上委（温州警校浙江温州325015）摘要流动人口犯罪高发，是当今我国客观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从“文化冲突论”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和预防机制。
关键词流动人口文化冲突犯罪中图分类号：D9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0-227-02流动人口是指流离其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是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独特群体。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急剧增长。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2107万，其中从乡村流出到城镇的8840万，占73.0%。
流动人口在不断融入城市并接受城市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同时，却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越来越高的犯罪率。
请看一组数字：?北京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中外来人口所占的比例，1980年是3．41％，1988年是23．3％，到1995年已高达50％；据江苏省公安厅1999年的统计，全省60％左右的重大恶性案件系流窜犯所为；在珠江三角洲某些城市，查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竟高达90％，深圳一度达到98％！①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城市社会治安的的心头大患，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犯罪防控的重中之重。
笔者试以“文化冲突论”作为理论工具对此问题作全新阐析。
一、文化冲突论——“让人肃然起敬的理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惯等在内的复合体”。
文化是社会成员的一种生存状态，而犯罪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犯罪基本上是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的产物”。
②“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
……据此，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
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冲突解决机制论文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冲突有其产生的土壤、空气和水，这些不是仅仅靠几部法律的出台实施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可以化解的。
犯罪学家李斯特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因而，本文中将侧重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如何加强文化融合力，以预防犯罪的发生。
论文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文化冲突一、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积极主文化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还很贫瘠，处于精神孤岛中，导致主文化的缺位，犯罪亚文化逐渐形成并大行其道，要建设积极的主文化来占领农民工文化的空间。
如把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纳入覆盖城乡的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体规划，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文化设施，影视场所、图书馆、社会区文化活动室和民俗广场等；在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区域，设立文化工作站、打工者俱乐部，设“工友活动中心”，不定期开展文体活动；设立“农民工活动日”，举办展播电影，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活跃精神文化。
为农民工文化生活搭建了多样平台，让他们逐渐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中。
二、消除社会排斥，建立和谐共生的文化氛围城市市民将新生代农民工划为“二等公民”，对新生代农民工怀有偏见和歧视，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被排斥之下，其交际圈比较封闭，这使得城市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很深隔阂，造成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完整接受城市文化，形成市民应有的规范和法制观念，产生不同程度身份、文化认同危机，成为潜在的犯罪动因。
（一）促进城乡文化互动，实现城乡文化观念融合农村文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传承性，相对而言传统的文化保留较多，与现代文明存在断层，所以，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存在“隔膜”，当从农村走进城市中，遭受如暴风雨般的文化冲突冲击。
除此之外，文化上的不理解导致城乡成员之间存在误解。
在新时期促进城乡文化互动，通过开展城乡文化结对交流活动，让农村文化接受城市文化的辐射，接受与植入新因素，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加强其接受城市文化的能力，减少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以文化交流为平台，拉近城乡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相互理解，助改变彼此的偏见，特别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
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青少年犯罪探析关键词：文化冲突；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一、“文化冲突论”解读文化冲突是指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交流和整合过程中，主体对不同价值的选择过程，从而造成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
文化冲突理论中主流观点大体就是规范文化冲突论、价值文化冲突论和集团文化冲突论三种：（一）规范冲突论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塞林在1938年出版了《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而这本著作奠定了他在犯罪文化冲突理论中的鼻祖地位，在该本著作中，他认为：“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规范意识与部分社会的规范意识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极易形成冲突，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条件中，对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来说，社会的文化冲突必然深刻的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扩大他的规范意识的冲突，从而引发行为人自我行为的矛盾，最终导致犯罪。
”（二）价值冲突论价值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柯布林，他认为，在犯罪频繁的地方，不仅住着很多不良青少年，也住着很多正常的青少年，正常少年可能长大后会犯罪，而不良少年可能会成守法公民，因此表明犯罪原因并不是犯罪频繁的地方的犯罪亚文化强于传统的合法文化，而是当地的居民同时接触犯罪的价值体系和传统的合法的价值体系，使得犯罪文化和合法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致使二者所附带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内部产生不安，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集团冲突论沃尔德，集团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理论犯罪学》中，构建了沃尔德“集团冲突论”体系，从而提出了以利益冲突为基础的集团冲突理论。
“犯罪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其理论的核心观点。
二、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解读（一）“青少年犯罪”概念界定法律规定的青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到25周岁的人群。
而青少年犯罪是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但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研究或在司法统计中经常使用的概念。
Theory Research论理★★学★★浅析我国城乡文化冲突与犯罪的联系———以进城务工农民为视角张弛（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摘要：文化与犯罪的关系是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犯罪学时需要重点把握的。
城乡文化的差异与犯罪的关系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来就不断呈现出各种表现形态。
而我国当前城乡文化冲突与我国犯罪方面的联系又有其自身突出的矛盾和特点。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制障碍，以求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稳定、和谐。
关键词：城乡；文化；差异；冲突；犯罪；农民中图分类号:D F0-05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0-0098-02收稿日期：2010-03-17作者简介：张弛(1988-)，男，四川唐山人，从事法学研究。
一、问题背景分析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民进入城市进行了严格限制，并逐渐形成农村与城市在户籍、住房、收入、医疗、福利、子女就学等方面的两套管理体制，使得城市在各方面远远优越于农村。
20世纪末，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国民经济不断增添活力。
从这时起，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形成了一波巨大的进城务工的浪潮。
而如此大的城乡人口流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进城务工农民的犯罪更是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
进城务工人员犯罪问题之所以能为全社会所重视，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上的影响又必然更具有决定性、根源性。
当前，我国城乡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极大的矛盾与冲突。
而矛盾与冲突如果得不到良好的调节和缓解，就必定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如果矛盾与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并且层层叠加，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引发经济的不健康发展，甚至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2005年，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未成年人犯罪中，辍学和无业者占51.3%，其中农民工子弟、流浪儿童的犯罪问题尤为引人注目。
文化冲突理论（一）概述（1）冲突概念推导：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者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包括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物质实体上的具体化。
文化冲突则是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碰撞，这其中涉及种族、民族、经济、哲学、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文化不同对于人们的影响不仅停留在精神层面，更是通过价值观反映在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中，因此，文化规范的冲突也连带着行为模式上的冲突，而行为规范冲突的突出表现就是犯罪行为。
（2）现在文化冲突理论的概念文化冲突理论（culture conflict theory of crime）亦称“犯罪文化冲突论”、“文化越轨理论”、“文化传播理论”。
是指解释越轨和犯罪原因的一种社会学犯罪理论。
现今文化冲突理论主要有规范文化冲突论、价值文化冲突论、利益文化冲突论。
（二）规范文化冲突论索尔斯坦塞林是规范文化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曾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1935年8—1946年被聘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客座教授,曾出席第四届国际犯罪学大会,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第十二届国际刑罚与教养问题研讨会。
1938年出版的《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奠定了他在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研究中中的鼻祖地位。
《文化冲突与犯罪》是研究文化适应与犯罪行为关系的理论著作,其核心观点是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社会主流文化的主体是传统的中产阶级文化。
中产阶级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下层阶级和其他特殊种族群体也有其特定文化内涵,上述两种文化内涵的差异是冲突产生的基础。
刑法是中产阶级规范的体现,用以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而犯罪则成为下层阶级的文化。
（三）价值文化冲突论价值冲突论探讨的核心是不同阶层的价值差异,及这种差异与犯罪的关系。
1.科布林价值冲突理论。
科布林(S. Kobrin)生于1910年，是美国犯罪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法律文化中存在的冲突浅析一、法律文化冲突出现的原因(一)经济全球化是出现法律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英国学者赫尔德说，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有所创新的，这就是，它汇聚了跨人类的各种活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通讯的和环境的各种变化。
因此，经济全球化也就必要的影响着法律文化。
全球民族众多，任何一个民族或是国家的法律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和生产的土壤、根基，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法律文化类型内部，也会因主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同的法律文化碰撞到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彼此之间发生冲突。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同时也有许多外来的法律文化的进入，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现有的经济。
在新的法律文化没有形成之间，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不再适合的部分就会产生冲突。
(二)传统的法律观念是法律文化冲突的另一原因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是事物发展的必要规律。
当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产生质的飞跃的情况下，新的法律观念的发展必定会受到阻碍。
传统的法律观念在人民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对新的法律观念在接受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新的法律文化也会受到人民的质疑。
这个质疑的过程就使得传统的法律观念和新的法律观念出现了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新的法律观念和传统的法律观念之间出现了冲突。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现在的经济制度和发展程度上看，不是都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在人们的大脑里已经是根深蒂固，让人们摒弃掉一些儒家思想去接受其他的思想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外国法律文化导致了法律冲突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家之间在思想上的交流也更加的方便，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思想的融合。
在法律文化上也就使得外国的文化逐渐的渗透到本国，以我国为例，清朝末期我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逐渐被打破，西方民主的思想逐渐的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仁人志士纷纷进行了起义。
论文化冲突与犯罪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冲突犯罪文化融合内容提要：文化冲突必然导致犯罪，在于它能导致行为规范上的冲突，促进犯罪心理形成，弱化犯罪控制。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犯罪数量激增，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突十分激烈。
其中包括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突，等等。
面对激烈的文化冲突，必须提高文化融合能力，才能强化犯罪控制，并能减少犯罪。
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在文化与犯罪的关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所以，研究犯罪问题，应该特别关注研究文化冲突与犯罪的关系。
本文试就此略述管见。
一、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机制在犯罪学史上，对文化冲突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犯罪学家塞尔斯坦·塞林。
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冲突理论。
塞林的这一理论认为，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则是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产物;由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所以，遵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就必然会产生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①。
借鉴塞林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机制表现为：1.文化冲突能导致行为规范上的冲突。
文明时代的人是高度社会化的人，文化是人赖以社会化的前提条件，人们创造了文化也受制于文化，其行为受到各种文化形式的限制。
文化承载着丰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取向。
一种需求的满足往往要以抑制和牺牲另一种甚至数种需求为代价，当有人不愿付出此种代价时，就会冲破某种文化的限制，实施破坏该文化形式并且达到该文化形式下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的行为②。
行为主体实施上述行为，反映了其对待文化上的选择态度。
而不同的选择导致规范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往往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其中，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一方面受到冲突一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制约的强度越大，反制约的作用力也就越大，在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犯罪。
例如，东方民族家庭中的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文化因素，同西方民族摆脱家庭束缚，男女平等以及爱情至上等文化因素毫无共同之处，处于这种文化冲突中的行为人，就可能直接影响自己的规范意识，当这种文化冲突表现在规范意义上时，就可能导致杀人、强奸、重婚等犯罪的发生。
又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观念与“只生一个好”的现代文化观念之间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由此导致了我国一些地方杀害计划生育干部的犯罪，等等。
事实证明，同一文化圈所发生的强烈冲突，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多种文化要素互不相容的特征，由此导致了犯罪原因上的反规范特征。
2.文化冲突能促使犯罪心理的形成。
文化冲突之所以能导致行为规范的冲突，是因为它能促使犯罪心理形成。
犯罪行为都是在犯罪心理支配下实施的，没有犯罪心理就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
所以，行为规范的冲突，仍是文化冲突对犯罪心理影响的反映。
文化冲突的加剧，会导致一些人产生多种不良心态，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不良心态就会转化为犯罪心理，并进而实施犯罪行为。
这些不良心态包括：第一，心理承受能力降低。
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人们都面临多种选择，因而造成心理冲突加剧，很容易形成焦虑心理，加之人际关系中严重的功利性和人情的淡漠，使有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低，特别容易激发不良情绪，稍有挫折就会产生激烈的反映，从而使其认识能力降低，控制能力减弱，特别缺乏理性思维、同情心、仁慈心和内疚感。
这是激情犯罪大量增多的重要原因。
第二，私欲恶性膨胀。
文化冲突能激发一些人的利己主义心态，造成其个人私欲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满足私欲就不惜任何代价，不择任何手段。
在这些人眼里，除了庸俗的贪欲、粗暴的物欲、对公有财物自私自利的掠夺，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干，也没有什么不敢干的。
这是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量增多、侵财犯罪大量增多的重要原因。
第三，畸形的补偿心态。
社会盛行平均主义，大家都清贫，心理平衡倒好维持。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加之社会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拉大，这就使不少人失去心理平衡，产生了畸形的补偿心态。
他们或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利用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漏洞，或钻法制建设中的空子，大捞特捞以进行补偿，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这是腐败犯罪大量增多、各种经济犯罪大量增多的重要原因。
总之，文化冲突造成各种不良心态，极易诱发犯罪心理，生成犯罪动机，促进各种犯罪行为发生，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3.文化冲突能弱化犯罪控制。
犯罪的社会控制，包括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外在控制，就是法律、制度、纪律的控制。
社会制定出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人们遵守这些规范，就能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
二是内在控制，就是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控制。
正确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能使社会成员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能最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
犯罪的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两者缺一不可。
而无论外在控制还是内在控制，都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都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转型期激烈的文化冲突，使这两个方面的控制都遭到弱化，因而使社会陷入失范状态，犯罪大幅度上升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文化冲突之所以能弱化法律控制，在于它造成了价值选择的迷茫。
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效力，要依赖于人们现实的价值选择。
然而，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冲突中，给人们的行为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整个社会生活失去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因而使人们的行为找不到唯一的解释标准，这就使人们赖以解释自己行为的文化根基发生了分裂。
比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是法律领域唯一的解释标准，然而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由于权力关系、亲情关系、甚至金钱关系(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经济文化的表现)的渗透和干扰，这一价值标准往往失去规范效力，以至于人、权、法、情、钱的关系仍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所以有人讲，如果说价值选择的迷茫，过去主要表现为选择机会匮乏，那么现在却表现为价值尺度的遗失。
这种情况，会使有些人淡化法制观念，无视法律权威，从而弱化法律控制的效力，犯罪必然得以泛滥。
文化冲突之所以又能弱化道德控制，在于它造成了人格崇拜的迷茫。
道德信仰的心理基础是崇拜，没有心理上的崇拜，道德信仰便不可能发生。
而心理崇拜的渊源是人格，所以，道德信仰离不开人格崇拜。
人格是可塑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塑造出理想人格，才谈得上人格崇拜，道德信仰才有坚实的基础。
有了坚实的道德信仰基础，才能充分发挥道德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
如果人格无法塑造，人格崇拜就无从谈起，道德信仰必然发生危机，道德对犯罪的控制作用就会大大弱化。
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人的本质又是社会性的，所以，人格中最基本的矛盾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
由于处于激烈冲突中的多元文化，对于个人、社会及其关系各有不同的看法，导致其在人格塑造上各有自己的主张。
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主张“以社会群体为本位”，忽视乃至否定个人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个性解放”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现代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种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和路径的分歧，实际上是人格塑造的分歧。
这种分歧造成的后果，就是使不少人找不到可信的人格，造成了人格崇拜的迷茫，从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道德信仰，由此弱化了道德控制的效力，促进了犯罪的泛滥。
二、引发犯罪的文化冲突在我国转型期的具体表现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化冲突剧烈而复杂，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犯罪数量激增、恶性案件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引发犯罪的文化冲突正从不同的层面展开。
具体表现为：(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
由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差别，成长的文化生态环境更不一样，所以，它们汇集在一起，必然发生多方面的冲突。
1.集体至上与个性张扬的冲突。
几千年来，我国本土文化都以人群为基础，其组合方式或以血缘关系，或以宗亲关系，或以地缘关系，或以业缘关系进行，并把个人与家庭、地区、国家融合在一起，代代相传，形成一种牢固的群体文化意识。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提倡和弘扬革命战争年代创立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全党服从中央的高度组织纪律性，这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体文化。
这种文化以集体至上为主要特征，追求理想信念，排斥个性张扬和功利。
由于它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因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主张个性的充分发展，崇尚以个人为中心和独立意识，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成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主张个性张扬的文化，似乎更能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因而必然与主张集体至上的本土文化发生尖锐的冲突。
冲突的结果，使有些人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却严重忽视了个人的义务，即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而一个人社会责任意识丧失，就会使其漠视社会规范，失去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这就势必导致犯罪。
西方犯罪学中的“不同机会论”认为，犯罪是由个人对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和非法机会的不同接近程度决定的，当个人不能以合法机会谋取成功时，就会以非法手段达到目的。
而一个人以非法手段取得成功，正是其社会责任意识丧失的结果。
2.节俭与高消费的冲突。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本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
靠天吃饭是农业社会的最大特点，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自然具有一种浓厚的节俭意识。
人们为了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自然灾害，不能不节衣缩食，量入而出，从而形成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这种传统观念在物质匮乏、商品短缺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难能可贵。
西方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丰富，因而自然养成高消费的习俗，追求享受和生活质量是其消费文化的最大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生活方式自然渗透进来，它所推崇的高消费必然与我国本土文化中的节俭观念发生剧烈的冲突。
冲突的结果，使有些人形成一种病态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是物欲型犯罪的重要心理机制。
实践证明，消费观的变态必然产生越轨行为，并最终导致犯罪。
其基本特征是：第一，消费行为有盲动性。
病态的消费观，不根据正常需求进行消费，而是违背消费规律盲目攀比，搞“你有的，我要有，你没有的，我也要有，一定要超过你”，往往由此债台高筑。
为了解除困境，就会不择手段谋财，走上犯罪的道路。
第二，消费动机有炫耀性。
病态的消费观认为，消费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要面子”，往往用高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和地位，并大摆“财大气粗”的派头。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而不惜搞坑蒙拐骗，走向犯罪之路。
第三，消费方式有享乐性。
病态的消费观视享乐为消费的第一要义，往往为了追求享乐，不惜假公济私，不惜贪污受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