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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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泽被后世之功”——解读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唐代中期出现文体文风改革的高潮,一方面缘于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即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
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
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
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逐渐明显。
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开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词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
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
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德古文理论。
古文和骈文是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两种基本语言表达方式,古文的名词是后起的,是针对骈文而提出来的,指骈文产生以前先秦两汉文章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的概念产生很早,汉人所说古文指先秦文献典籍,亦指先秦古文字,在六朝人说的古人,乃是泛指前代的文章。
这些均与唐人所说古文不同。
唐代古文提倡者所说的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文章那种与六朝骈文不同的、不讲骈俪对偶的单行散体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文,也可以夹杂少量骈偶句,但以自由的单行散体为主。
古文和骈文作为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应当是并行共存的,彼此也可以相互掺杂运用,事实上它们各自的发展都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骈文侧重于格式整齐的语言形式美,而且是一种绚丽铿锵、和谐对称的雕饰美;古文侧重于语言的自由流畅表达,讲究的是一种清新自然、生动简洁的本色美。
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 (1)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 (2)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 (4)3、攻讦“竟陵派" (8)二、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判的创新 (10)1、对公安派“性灵说”的创新 (11)2、对“竟陵派”攻击的创新,以气论诗 (14)3、转益多师,建立自己的诗文主张 (16)结语: (19)参考文献: (19)论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与创新摘要:钱谦益既是明末清初诗文的巨擘,同时也是一名出类拨萃的文学批评家。
他的文学批评与公安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使其文学批评主张的以充实、提高,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从而扫荡了明末的旧文风和开创了清初的新文风。
关键词:钱谦益;公安派;文学批评;继承;创新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有学集补遗》、《投笔集》,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对于诗文批评方面尤多独特的见解。
不过后人以其为《贰臣传》中的人物,难免予以轻视,甚至为文人士子所不齿。
所以他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每因其出处之缘故而被动摇贬低.然而,钱牧斋在明清之际的文坛,是处于“四海宗盟”的显赫地位的,他因为“挽回大雅”、“嗤点前贤”自任自许,成为该时期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给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牧斋在文坛上特别是在诗文批评上的贡献应予以重视,不能以人废言、以偏概全.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略加探讨就可以清楚发现,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无不与公安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确评价和认识钱牧斋的诗文批评主张,分析其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迈不过坎。
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公安派深受晚明革新思想的雾露滋润,这主要体现在其对阳明心学的接受上,尤其对李贽的倾倒。
古代文学批评史论文在汉语新文学界,文学评论一直得到足够的重视,几乎任何时代都有重要的文学评论现象出现并施展其一定的影响。
文学评论的建树也与文学创作的收获一样,纳入了各种文学史考察范畴。
这就说明,文学评论从来就不应该是从文学创作那里衍生出来的,文学评论在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上有着自己无可置疑的独立性。
然而,正因为这样的独立性,围绕着文学评论所暴露或衍生出来的问题便一向很多,并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的考察和论辩,而从文学评论的文体形态和主体意态这两方面论证,可以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前景提供一种理论探讨。
一、评论与文明的历史文学评论是一种批评的文明形态,而批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的体现。
人类文明有创造本能,也有议述功能。
所谓议述功能,即对于事物进行叙述,进行评议,以达到交流与评价的目的。
后来的各种批评,包括文学评论,都是这种议述功能的体现。
当然这是一种文化功能,不能说是本能,也就是说,议论和陈述往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产生的然而也是不可遏止的要求。
大家可以进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也可以进行审美批评和文学评论。
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比较,文学评论和审美批评超脱甚至可以远离一定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具有某种特别明显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某种自由性相伴而生,因而它的内涵会比较丰富,学理可以较为深入,作为批评文体可能也容易体现出批评的典型性,故而一般提到批评,都往往可以举文学评论的示例供言说。
批评可以看作是人类初期文明叙事的申述与概括,在文学意义上也是如此。
中国上古时代的诗歌《击壤歌》,其中歌吟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这确实来自于上古的先民,则这首歌典型地表现了原初叙述与批评(议论)的关系:前四句是一般叙事,最后一句却是申述和议论,具有某种传达价值观念的批评功能:“帝力于我何有哉?”表达了一种自尊、自由、自得的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对王权的批判和对自由境界的肯定,这样的人生观和意识情调,在人类文明的上古时代非常难得,代表着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自觉。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论文关键词: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
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学科。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
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
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
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
”…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
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
”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
《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体例之简介摘要:本文从《四库提要》所载诗文评中选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进行体例的简要介绍,并涉及三种诗文评各自的价值和现在流传的部分版本。
关键词:《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体例版本《文心雕龙》体例介绍《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而且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总结了前人创作的经验教训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又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有所发展,并使之系统化,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缜密的文学理论体系。
2008年下半年,熊老师条分缕析地讲解,并指导我们阅读了这部文学理论名著。
现将自己对《文心雕龙》体例的肤浅认识,略述如下。
《文心雕龙》的体例,主要是指全书的组织结构,并涉及到全书的理论体系。
刘勰在《序志》中对此已说得比较清楚了。
而《文心雕龙学总览》把《文心雕龙》的结构划为六种,即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
①其实,不管是何种分法,都是以《序志》为依据的,对《序志》一篇的理解又互有异同。
当我们把《文心雕龙》当成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来学习时,完全可采用以下的五分法。
第一部分是“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徵圣》、《宗经》、《正①参《文心雕龙学综览》,杨明照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纬》、《辨骚》五篇。
“枢纽”者,关键也,放在全书的前面,可见与作者的基本思想有莫大关系。
《原道》是刘勰论文的根基。
这里的道兼含儒家“炳耀仁孝”之道和老庄的“自然之道”两个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方面,但以儒家的思想为本根。
《徵圣》、《宗经》、《正纬》、《辨骚》四篇据涂光社《文心十论》言是“‘文之枢纽’的两正两奇之论”。
①《徵圣》要求作家“徵圣立言”提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的美学原则。
《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这两篇阐述儒家圣人和五经的博大精深,应为作家和作品的楷模,是为“正”。
人文学院 09级中文 64号邓伟月浅析曹丕的《典论·论文》摘要:《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他所涉及的内容要比过去任何文学论文都宽广的多,有些内容相当精辟独到,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明文学理论在当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论文》中涉及了文学界长久以来的“文人相轻”陋习,并首次提出了“文体”论和“文气”论,以及他把文章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人相轻“文气”论文体论“不朽”说《典论·论文》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
作者曹丕,字子恒,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魏文帝。
《论文》是一篇文学理论的专门论文。
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
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
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赋》、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其中,这些形式的文学批评,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
直到《典论·论文》出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才有了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因此,《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
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
它涉及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对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都做了广泛的探讨和论述。
·创作背景《典论》的写作时间在曹丕当太子不久后,大约在建安二十二年至曹丕即位的延康元年之间(217-220),此时建安七子皆以去世。
因此《典论·论文》的产生是有它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文学创作基础的。
《典论·论文》的中心是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联系着的。
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研究论文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研究论文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已经不是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或者杜撰,而是众所周知并且得到认同的一般知识。
这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就可以达到论证。
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最初是陈世骧先生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上提出的,但是随着近年来文学史学的发展,学术界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慢慢地从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抒情传统到对此做出研究,而且进行概括,探讨抒情传统的规律等。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却并不是唯一的,应该还存在着批评性的抒情传统,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益。
所以目前要做的不是将中国存在着文学抒情传统这一理论推翻,而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并且研究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用中国文学批评性传统去补充和充实单一的抒情传统说,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发展趋于完整。
一、谈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从我国文学史上学者的许多观点来看,中国文学中存在着抒情传统,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作评论、风格论、批评论以及其他的方面,但是关键是文学以情志为核心和以抒情言志为创作宗旨观点的抒情传统。
翻开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参考资料,就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文学抒情的文言,比如,“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等。
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起源和性质的经典性与核心性言论,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情感思路、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决定了文学价值判断的准则、文学发展的意义等等。
随着后来历代的发展,文学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轴心进行了阐述或者批评。
其实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写心,即要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为主导,而外物或者事象只是使人产生感性和借以表达感性的前因和工具,表达内心情感依然是处于主导的位置。
在文学创作中学者也并不是一味地不知道叙述,既客观地将身边的事物或者身外的景象进行描述,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主导理论的影响,只能将叙事放在为抒情服务的地位,认为在文学表达中只有抒发主观的情感,才是抒情的本分工作,也是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对于其他的描述手段,即使描述得再妙笔生花,也不能够体现文学抒情的主导理论。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之审美(一)真情流露的本色之美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之美在于,对图书内容以真情评介,以抒发自我情感为主,做到了以情唤情。
比如,针对于《玉茗堂批评焚香记总评》,汤显祖谓之“其填词皆尚真色,……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
”可见,批评的内容为真情所致。
在《(太霞新奏)序》中,冯梦龙也表达出“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的看法,主张批评要以“真”为要则,做到真情流露。
明代批评家在“真情”理念的支持下,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
在明代批评家而言,“真情”并不仅仅是指实情感,更多的是对自然物的追求,可谓是对宋明理学的对抗,也突出了明朝通俗文学中倡导人性解放的一面。
(二)寓教于乐的娱情之美明代通俗文学批评所强调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更多地体现为教育性,但是却具有娱乐色彩。
比如,在对《隋炀帝题辞》批评中,委蛇居士提出了文学批评不仅要“振励世俗”,还要“娱悦耳目”。
但是,在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会从主观的角度出发进行评述,根据文学作品的性质选择批评的侧重点。
批评家如果对于文学作品以娱乐定位,在批评论述中就会以风趣幽默的语言阐述。
比如,在《水浒传叙》中,汪道昆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通俗小说的特点是大众化、通俗易懂,因此为“太平乐事”。
佚名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对于通俗文学的定位是“以豁一时之情怀”,可见明朝时期小说的娱乐功能是浓重的[2]。
娱乐是手段,教育是目的,这就是明朝通俗文学的特点。
因此,明朝文学批评的主要作用是教化。
二、明代商品经济将通俗文学批评推向繁盛明代通俗文化的重要支撑者是市民阶层,随着城镇经济的壮大,人们开始注重精神追求,但是基于通俗审美情趣的定位,所喜爱的文学既不倾向于经济,也不像儒生那样附庸风雅,而是以文学为乐,陶冶身心的同时,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明朝的商品经济推进市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静雅的文学作品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特征,更为被市民所接受的责任娱乐性强的作品。
叶燮的《原诗》有关(摘自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P16)重“才、识、胆、力”,强调“诗内功夫”,认为文学创作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对作家主体的要求,可以用“才、识、胆、力”四个字来概括,而以“识”为主。
叶燮认为,世上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尽管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但都是“理、事、情”三者的统一体,“三者缺一,则不成物”。
所谓“理”,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就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情”,就是事物存在时所呈现出来的音声状貌。
此三者,就是文学创作赖以进行的客观条件。
作者本身的主观条件,必须具备“才,识,胆,力”四者。
所谓“才”,指作者的文学创作才能,包括观察,想象,分析,审美鉴赏诸方面的实际能力。
所谓“识”,指作者本身所具有的学识、见识、阅历、思想水平、艺术修养、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
所谓“胆”,是指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敢于破旧创新的胆量和气魄。
所谓“力”,指作者的“诗内工夫”,即富于创造性的笔力、驾驭语言的能力、新颖熟练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等。
这四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而起决定作用的是识,无识,则其他三者就无所寄托。
叶燮认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文章。
文章、诗歌、小说、戏剧,凡文学艺术之作,都是作者“才、识、胆、力”与客观事物的“理、事、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与“物”、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活动。
批评家对创作主体最独特而又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才情超乎,如千里神骏;文思敏捷,如涓涓泉涌。
】清人徐增《而庵诗话》指出:“诗本乎才,而又贵乎全才。
”他从创作主体出发,认为“诗本乎才,而又贵乎全才”,并且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例,指出无论是天才、地才、人才,都各有所长,只有“合三人之所长而为诗”,才能“无愧于风雅之道”。
这种要求无疑是合理的,说明批评家在创作主体方面的人才观,但像徐增这样对人才的要求如此之高,也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要求。
中国⽂学批评史阅读论⽂中国⽂学批评史阅读论⽂第⼀章⽑诗⼤序1.《四库全书总⽬提要》卷⼗五,《诗序⼆卷》序。
2.郑振铎:《读⽑诗序》,见《中国⽂学研究》上册,《郑振铎全集》第四卷。
3.顾颉刚:《⽑诗序之背景与旨趣》,见《古史辨》第三册。
4.陈允吉:《<诗序>作者考辨》,《中华⽂史论丛》第13辑。
5.赵敏俐:《<⽑诗序>作者问题辨说》,《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16.汪春泓:《关于<⽑诗⼤序>的重新解读》,《北京⼤学学报》1999.67..[韩]洪瑀钦:《论<诗序>中的“志”之⼼态》,《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章曹丕《典论·论⽂》1.陈伯海:《曹丕的⽂学批评标准及有关问题》,《古代⽂学理论研究丛刊》第⼆辑,1980年7⽉。
2.[⽇]岗村繁:《论曹丕的<典论·论⽂>》,见《周汉⽂学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3.杨明:《曹丕⽂⽓说考》,《中国古典⽂学丛考》第2辑,复旦⼤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4.张少康:《中国⽂学观念的演变和⽂学的⾃觉》,《庆祝徐中⽟教授九⼗华诞⽂集》,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5.朱晓海:《魏晋时期⽂学⾃觉说的省思》,《古代⽂学理论研究》第22辑,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6.涂光社:《“⽂学⾃觉时代”泛议》.《古代⽂学理论研究》第23辑, 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7.赵敏俐:《魏晋⽂学⾃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2。
第三章《⽂⼼雕龙·序志》1.王运熙:《说<⽂⼼雕龙·序志>的⼀段话》,《⽂⼼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2.涂光社:《<序志>篇的⽣命意识----追求不朽的刘勰》,《⼴东民族学院学报》1997.1。
3.张少康:《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论<⽂⼼雕龙>的研究⽅法》,《学术⽉刊》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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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批评与公安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使其文学批评主张的以充实、提高,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从而扫荡了明末的旧文风和开创了清初的新文风。
关键词:钱谦益;公安派;文学批评;继承;创新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有学集补遗》、《投笔集》,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对于诗文批评方面尤多独特的见解。
不过后人以其为《贰臣传》中的人物,难免予以轻视,甚至为文人士子所不齿。
所以他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每因其出处之缘故而被动摇贬低。
然而,钱牧斋在明清之际的文坛,是处于“四海宗盟”的显赫地位的,他因为“挽回大雅”、“嗤点前贤”自任自许,成为该时期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给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牧斋在文坛上特别是在诗文批评上的贡献应予以重视,不能以人废言、以偏概全。
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略加探讨就可以清楚发现,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无不与公安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确评价和认识钱牧斋的诗文批评主张,分析其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迈不过坎。
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公安派深受晚明革新思想的雾露滋润,这主要体现在其对阳明心学的接受上,尤其对李贽的倾倒。
阳明心学是公安派甚至整个明代文学革新思潮的源头活水,其强调个性解放,把自我放置到凌驾一切的高度。
与此同时,作为时代代言体的文学也开始了变革运动,坦露真情、弘扬自我成为该时代文学的主题。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继承了阳明心学人性平等的思想,宣扬“安身立本”,他强调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进一步叙述了个体的生存尊严与权利。
李贽是王艮的再传弟子,其思想在泰州学派上又突破了一大步,成为晚明最激励的思想家,他的叛逆思想将“人”的价值、欲望扩大到极致,是人的解放最热情的歌颂者。
其在文学批评的独到见解,即在一篇《童心说》(《焚书》三)。
他宣扬“童心者真心也。
”“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这些话是从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转变而来的。
而他要做“真人”,存“真心”,就要冲破蹈常习故,陈陈相因,所以他不得不作狮子吼,一醒世人之耳目。
他提出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正是公安派中最明显最痛快的主张。
“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于水火”,这正是公安派人常说的“一段精光”。
他们认为必须有这一段精光,才是天下之至文。
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长的时代正是李贽思想扩布天下之时。
李贽堪为青年袁宏道的精神领袖,袁宏道曾往拜访李贽,亲自聆听教诲并与李贽惺惺相惜,成忘年之交。
李贽曾赞誉宏道:“盖谓其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
”与李贽的交往中,袁宏道思想“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未有涯也。
”以自我为中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成为宏道人生与作文的信仰准则。
钱谦益了解李贽有一个过程,他先是“少读李卓吾之书”,由此知其端倪,后识李氏“高足弟子”的袁中道等人,特别是听了袁中道对李贽的褒扬之后,才进一步“如见卓吾之声音笑貌。
”(《初学集》卷三十一)于是钱谦益在与“皆卓吾之徒”的公安派主将的往来中,对李贽的思想也自然地会耳濡目染了,最终发展到倾心的向往。
他曾高度地评价李贽: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青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人知卓老为柳下之不恭,不知其为伯夷之隘也。
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
狮子送乳,香象绝流……遗山《中州集》有异人之目,吾以为卓吾可以当之。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贽对伪学的抨击指责,对钱谦益思想的启发大有裨益,这从钱氏的文学主张和思想观念中能找到传承的线索,而公安派无疑是钱谦益接近李贽的桥梁。
第二,钱谦益视李贽为“异人”,明末时期时人称李氏为“异端之尤”,李氏本人又以“异端”自居,才高气傲的三袁兄弟把他当做老师,以弟子礼恭而敬之。
将以上的这些综合观察,公安派的成员与钱谦益有直接的接触,他们的气息相通,兴趣投合,又共同深受李贽思想的濡染,也正是他们,同心戮力,参与并领导了明末文学革新运动。
具体到钱谦益身上,他主要通过公安派而吸纳阳明心学,并最终成为了一位革新派的作家。
钱谦益读李贽的书,与李贽的弟子袁中道交往,最终也视李贽为“师友”,成为李贽的思想的崇拜者之一。
这可以从他的《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看到: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骂。
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盯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
已从袁小修游,备悉其为人慈样易直,疏节阔目,约略如吾辈盛壮坦率未曾学问时。
然吾辈一涉世故,少知学间,枝叶烦纤,不能遂其本怀;秃翁老而好学,涉世日深,素心远性,未尝少改,斯其所以异也。
《有学集》卷二十一钱谦益的诗文批评也因为间接地从公安派那里继承了李贽思想的精粹,所以,他的思想观念、文学主张受到公安派的熏润陶冶,打上李学的烙印,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就反对文学复古来看,钱谦益是继承了公安派批判前、后七子因袭模拟的主张的。
面对前后七子“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陈滥之辞”的复古拟古文风,造成文坛一片“剽贼佣积”的恶劣文风,公安派的核心人物袁宏道感到无比的痛心疾首,于是他提出“性灵说”以反抗这种风气,其实“性灵说”也就是“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主张由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借品评弟弟中道的诗歌在《叙小修诗》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佳者,尚不能以粉饰蹈悉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积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优劣论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
”(《袁中郎全集》一)可见,公安派的“性灵说”是强调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正常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为古人所拘,不为古法所囿,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独创精神。
为了反抗前后七子的复古潮流,公安派提出了诗文要重视“变与真”和“韵与趣”。
特别是其“变与真”的思想,尤为值得我们重视。
公安派本于历史的演变以反抗当时的复古潮流,袁宏道在《与丘长孺尺牍》中说:“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在《与江进之尺牍》中也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亦势也。
”他为何要这样重在变呢?盖即所以存其真。
“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这就是存其时之真。
“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这又是存其人之真。
所以他在《与江进之尺牍》又说: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乎?所以必变才能见其真。
值得注意的是,袁中郎不反对复古,而反对赝古,反对剿袭为复古。
他认为变则有其真,袭则亡其真,所以他视心而不师法,“心”,其实就是公安派宣传的旗帜。
可以看出,公安派所倡导的“真与变”即翻尽窠臼,自出手眼。
所以他继续强调: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若只同寻常人一般只见,一般度日,众人所趋者,我亦趋之,如蝇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行径矣。
(《袁中郎全集》二十四,《答李元善》)正因新奇变态都需要从自己胸中发出,所以亦步亦趋,随波逐流,不能真,也便不能变。
这样才能“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雷思霈之序中郎《潇碧堂集》)他的诗云:“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见”可窥见他是要顶天立地从己见出的。
因此,公安派对“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着,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的前后七子给予了无情的攻击,对他们的诗文批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诘难,为晚明剽窃雷同、佣积沉闷风气正盛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了一种昂扬的活力,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前后七子的宗古拟古的流风余韵,对诗坛荒芜、文苑衰落的局面起到了补救的作用。
钱谦益的诗文批评理论继承公安派,仍是强调以“性灵”为主,这是对抗复古主义最有力的武器。
与公安派的成员一样,钱牧斋诗文批评理论的重点也是旨在抨击复古派的弊端。
他举出三条,即“曰僦”、“曰剽”、“曰奴”。
钱谦益认为这些最大的病根就是“伪”。
他说:“诗文之缪,佣耳而剿目也,俪而斗叶也。
其转缪,则蝇声而绷窍也,牛鸣而蛮语也。
其受病,则皆不离乎伪也。
”(《初学集》卷三十一《刘咸仲雪庵初稿序》)显然,“诗文之缪”,甚至“转缪”,其根本就是“伪”。
钱谦益这些切中要害之论,明显继承了李贽等人反对“伪”、“假”,抵挡“闻见”、“道理”侵入童心的观点,而受公安派的影响也包括其中。
为了补救诗文处于“缪”和“弊”的境地,钱谦益从治疗病根“伪”开始,把倡导“真情”、“真情”放到突出的位置。
他说:文章途辙,千金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华夕槿也。
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
(《有学集》卷三十九《复李叔则书》)由此可见,“真”在钱谦益观念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具体到诗文领域,钱谦益正是继承了公安派的批评理论,不遗余力标举“真诗”。
公安派作家,特别是袁宏道,在继承李贽诸人注重“真文”、“真诗”的时候,更倾向于做“真人”,到了钱谦益那里,作家的“真”,即“真人”与作品的“真”,即“真诗”、“真文”得到了更为有机的统一。
从而对把诗坛文苑变成森严恐怖的鬼域魔国的前后七子作出最有力的的挞伐。
他直接把矛头指向罪魁祸首李梦阳、王世贞。
他在《王元昭集序》这篇序文中,表达了其对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态度: 古今作者之异,我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