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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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现实意义《活着》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经历世事变迁,饱尝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
本文从苦难叙事的角度,分析《活着》在当代的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揭示这部作品在文学和社会领域的深远影响。
一、引言《活着》以福贵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变迁。
在这部作品中,余华运用苦难叙事手法,深入剖析了社会现实、个体命运和人性内涵。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苦难叙事,探讨《活着》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二、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1.反映社会现实:《活着》通过福贵一家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矛盾。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引发了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2.批判现实:在《活着》中,余华对旧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不平等和不公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意义。
3.激发思考:通过对福贵一家苦难生活的描绘,余华激发了读者对个体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
三、人文意义1.关注个体命运:《活着》关注了福贵一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个体命运,展现了他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的精神风貌。
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彰显了作品的人文关怀。
2.传承文化:通过讲述福贵一家的人生故事,余华传承了民间文化和价值观念。
这使得《活着》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3.彰显人性:在苦难中,福贵一家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弱点。
这种对人性的揭示,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内涵。
四、审美意义1.叙事手法:《活着》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
2.人物塑造:作品中福贵、家珍、有庆等人物形象丰满、鲜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人物形象,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3.艺术表现:《活着》以悲剧美学为基础,展现了福贵一家在苦难中生存的艰辛和坚韧。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摘要】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集中体现在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通过时间跨度的处理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深刻塑造让观众对主角的成长和变化有更深刻的体会;情节的紧凑布局让整部影片紧张感十足,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对历史背景的真实还原则使影片更加具有真实感和震撼力;影片的视听效果则通过摄影和音乐的运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和情感传达。
综合这些方面,在电影《活着》中,导演把握叙事艺术的多个层面,呈现出一部精彩纷呈、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电影《活着》,叙事艺术,叙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布局,历史背景,视听效果1. 引言1.1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是导演张艺谋的一项重要成就,通过细腻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成功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普通家庭的坎坷遭遇。
该片以陈寅恪的同名小说为基础,通过巧妙的叙事结构、深入塑造的人物性格以及紧凑布局的情节,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
影片对历史背景的真实还原和精准的细节刻画也让人印象深刻。
影片的视听效果也十分出色,音乐的运用和画面的构图都体现了导演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出色的水平,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感人又震撼的作品。
通过这部电影,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更能够深刻理解人性的复杂和坚韧。
2. 正文2.1 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活着》这部电影在叙事结构上展现出了巧妙的安排。
导演张艺谋通过将故事分为不同的章节来呈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每个章节都有着独特的主题和情节发展。
这种分章的叙事方式不仅使得故事更加清晰易懂,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影片还运用了反复回顾的手法,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和闪回来揭示过去的秘密和真相。
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张力和悬念,还让观众更加投入故事情节中。
而且,影片还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将主人公的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紧凑和引人入胜。
浅析余华《活着》的艺术特色关键字:浅析,余华,《活着》,活着,艺术,艺术特色,特色浅析余华《活着》的艺术特色本文为Word文档,感谢你的关注!摘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运用独到的“局外人”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在面对历史大变局下,以徐福贵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百姓一生中的坚韧和无奈、求生意识与苦难意识。
其中,作者运用象征手法有力地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塑造、勾勒出历史背景下的世情百态以及留给读者探讨的多元化主题。
本文将以作者角度分析论证《活着》的艺术特色,并结合阅读感受与文本内容加以解读。
关键词:“局外人”视点;象征;主题多元一、“局外人”视角的独特作用在文学作品中,但凡拥有独特视角创作的作品都会在文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活着》则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视点对故事加以叙述。
小说中的“我”是一位民间采风人,偶遇到主人公老者福贵,客观地以“零度写作”的叙述方法再现其所述的苦难的人生经历:少爷福贵挥霍无度败光家产从地主变为贫农、气死父亲之后,心生忏悔继而发生转变成为了一个有醒悟与改变的人。
在他转变的人生中妻子、儿子、女儿、女婿以及外孙接连死去,而他则是以一个目送的姿态去见证世事变迁,不失坚忍地活着。
整个叙事的主导是福贵,他在用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的人生,而在叙述的关键处不时穿插“我”的见解与体会。
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地融入于这个故事,不至于产生单纯以福贵的角度叙事而出现的牵强与虚构之感,进而增加了故事本身的客观存在的特征。
此外,“局外人”的视角更有利于架构一种历史空间,让读者不至于产生一种疏离感。
进而在浓厚的历史感、时代感中深层探讨生与死之间,互为依存的复杂关系,以及发掘人物背后所蕴含的人性。
从而使作品所表现的人性内容更加富有底蕴、引人思考。
此外客观、冷静的叙事风格也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并可以此激发出悲悯这一主题。
“局外人”视角的另一个好处是以小见大,借一个时代的缩影来管中窥豹,以个体来展现整个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百态,而历史感也是由此而来。
《活着》叙事艺术简析《活着》是余华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败家少爷徐福贵由养尊处优到一贫如洗,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经历流亡、饥荒、疾病、妻儿老小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的种种苦难,最终在一头牛的陪伴下孤苦地活着的故事。
苦难如影子一般,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他几乎是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可哪怕是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也带着对苦难的深切感知,顺从地活了下来,既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来的力量,也没有咬牙坚持的愤恨,余华对福贵这一生的注解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渊源,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给了他灵感,这位在命运的无尽折磨下依然保持温良的老黑奴深深打动了余华,他也通过福贵的一生将这样的感动传达给读者,同时叙说着对生命朴实的认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样的认知让人明白活着本身就值得歌颂值得感恩,不抱有活着之外的任何期待,人的精神状态便能够在任何经历面前不致干涸,与命运和平共处,显示出最温驯亦最柔韧的力量,“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正是因为这种来自平凡之人的伟大生命力量,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深刻的灵魂,而这种力量的书写,也是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的高度体现。
余华坦白,这部作品最初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在难以为继时才在苦苦思索下转换为第一人称,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创作。
实际上,余华对叙述视角的构思之精巧,远远不止视角的选择。
故事是通过福贵对一位搜集民间故事的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推进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同时在讲述的推进中富有节奏地进行转换,共同构成了叙事的多重审视。
第一重视角,是福贵作为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无法到达的细致,不仅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种种苦难对福贵的沉重伤害,还能寻找到苦难倾轧下的福贵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珍贵温情,福贵的人生走到最后时,依然能感到安心和满足,才能令人真正信服,读者在福贵的讲述中自然代入,仿若亲身经历,心情由沉重哀伤到逐渐宁静,那份“活着”的力量,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声吟唱。
《活着》的艺术特色分析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之一。
其代表作《活着》,善于运用独特视角下的民间艺术语言,文中的内容并不是文学性的进行一系列的环境描写和人物方面的刻画,而是通过主人公福贵的回忆,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小说苦难情节娓娓道来,有着非凡的艺术效果,这是难得的一部将中国大跃进时期与先锋精神相结合,并且再现了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
余华的作品《活着》以小见大,能够将一个家庭经历的种种苦难放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洪流中。
福贵的一生经历起起伏伏,算得上是十分精彩。
年轻时的福贵确实是生活优渥,虽然本性不坏,却是自甘堕落,沉沦到吃喝嫖赌样样都做,那个时候的他无忧无虑,也像极了现如今的一些年轻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度日。
功利心在福贵身上还体现得并不明显,他是个没有理想抱负、只想过安稳日子的“富二代”,却在不经意的人生中屡次“遭遇”死亡,晚年的福贵是悲苦的孤单人生。
福贵身上的忍耐和宽容是中国农民普遍有的文化性格,它源于中国乡土文化的影响和积淀。
通过富贵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他们生活在苦难和困境中,然而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和战争,只要自己的生命还在,无论有多大苦难都能承受,因此他们是乐观坚强的。
正如余华所说,“活着就是忍耐。
他同时也有着相当乐观豁达的心态,家庭没落的痛苦、父母双亡的痛苦、战争中恐惧和死亡的痛苦、饥饿的痛苦、妻子儿女离去的痛苦、外孙和女婿死亡的痛苦,这些人生悲痛福贵承受住了,他一个人好好地活了下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震撼。
虽然《活着》这部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大跃进、文革等一些列特殊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下,但是小说立意的着重点却并不是将重心放在揭露社会问题,而是想展现人性在面对灾难时所闪现出的光辉,人性在那一刻所体现的闪光点将会在苦难的烘托下更显珍贵。
一、在写作方式上以小见大,表达宏观的人道主义温情具体而言,《活着》的“死亡系列”情节,推动着主人公去进行蜕变,文中渗透出的生存意识与生命哲学的巧妙结合,体现了人的坚韧不拔与极限。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电影《活着》改编自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代表作,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姜武等人主演。
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背景,通过男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该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获得广泛好评,并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英国全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电影《活着》是一部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片,它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透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隐隐露出一股悲悯的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
影片中张艺谋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一、电影《活着》的叙事时间叙事时间在电影叙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媒介,电影主要从时间的顺序、长度和频率三方面来表述叙事内容,借助蒙太奇的手法,通过镜头的组接以及闪回、闪前等技巧的运用来叙述故事情节。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张艺谋也从时序、时长和频率三个方面呈现了作品的叙事时间特色。
(一)时序电影叙事中的时序一般可以分为顺时序和逆时序两种,它们常用来体现电影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顺时序是指在叙述故事时按照故事发展时间进行叙述,而逆时序则是指叙述时间违背故事发展时间的一种多种变形的线型时间运动,倒叙和预叙是逆时序的两种常用表现手法。
变化叙述的时间顺序是电影中用来叙述情节、表达主题的一个强有力的叙事手段。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张艺谋十分重视叙事时序的变化,他通过正时序和逆时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正时序来处理电影中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的同时,还适当将时间顺序打乱,穿插运用倒叙、预叙等时间倒错的逆序手法,对故事进行重新安排。
电影中,导演对故事的总体叙述采用的是顺时序的手法,影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叙述了主人公福贵的坎坷命运,通过在银幕上打出各个不同年代的字幕来按部就班地叙述极具年代感的故事情节,将主人公几十年来的生活变迁呈现在观众面前。
《活着》写作手法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其写作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叙事方式: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展现故事情节,增强读者
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2.真实写实:小说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以农民家庭的生活为切入点,真实展现
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变迁。
3.笔触细腻:余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通过细节展现
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4.叙事结构:小说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通过主线故事和插叙等手法展现了主人公的
成长和命运起伏。
活着》的人物、语言及叙事艺术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贵的人生态度及起由在《活着》中,作者对于主人公福贵的刻画,主要是通过描述他的生平遭遇来侧面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与其说《活着》是福贵的个人传记,倒不如说是他在生活磨难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精神史。
“富贵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层面上展开的。
” i正如余华本人对福贵这一角色的评价,“世界上对生命最为尊重的人”。
事实上,如果没有体会到生老病死的无常,如果没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残酷与真实,福贵是无法得出如此真切的体验的。
从青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业之后的妻离子散,从妻子被病魔缠身到儿女因意外而离世,最后再到与孙子相依为命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痛苦离开人世。
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压在这位老人满目疮痍的脊梁上,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堕落,当发现反抗只是一种无谓的挣扎,福贵最终选择了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承受生命之轻。
纵观《活着》全文,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余华在塑造福贵这个角色时,所暗含的一种黑色幽默意识,即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相继离世,甚至连自己的儿女、孙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还是“活着”,这是何等的无奈和讽刺。
此时,“活着”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的现实状态,它更体现了一种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为人的基本责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不得不改观自己对于生命与磨难的认识,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于苦难的态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断忍耐,不断追求精神的强大和坚强。
《活着》因为福贵这种温柔地忍难而变得沉郁、坚定,变得温情脉脉。
然而,对生命包容态度的形成,这里不得不提及对福贵影响至深的两个人一一福贵的母亲和妻子家珍。
当福贵败光祖产祖业,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剐了你,阉了你,剁烂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ii 。
此时此刻,福贵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连自己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单纯地想要去逃避父亲的惩罚,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亲却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诉了怎样好好地活。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活着〔余华作品〕》是一部同人类型网络小说,作者是余华。
本站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摘要】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表达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
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表达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
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表达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余华;《活着》;叙事语言【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22〕10―0125―1.5《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
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表达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
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
《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
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
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
浅谈《活着》的艺术特色《活着》是先锋小说作家余华在9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余华创作由冷漠血腥向温情转型的分水岭。
它向我们讲述了在中国近百年的动荡背景下,主人公福贵一生经受过的生活磨难,亲人离逝的无奈,最后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悲惨遭遇。
这些苦难与伤痛把主人公福贵历练得更加坚强,让他历经人世沧桑,看清人情冷暖,从而懂得活着的意义。
本文将从叙事技巧以及语言特色两方面作为切入点来浅析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
在叙事角度上,小说以“我”为第一视角进行回忆,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拉近了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
“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游荡在充斥阳光的乡村,在夏日的池塘边遇到了已是老人的福贵,同时十年前“我”的悠闲自得与福贵年轻时的不幸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是一个叙述者,福贵又是另一个叙述者,作者采取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来拼凑出福贵悲剧的人生,通过双重叙述视角使得主人公福贵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增添了作品的代入感。
在叙事手法上,小说采用“以轻写重”和重复叙述,用平淡的语言掩藏内心的悲伤,以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为内容进行重复叙述,让读者产生最直接的生命体验。
比如主人公福贵只是通过热度的消失来描述妻子家珍的死亡的场景,这样轻描淡写的重现妻子的死亡,在他那平静的语句中仿佛看不到一丝悲痛,殊不知背后隐含的却是生者对于死亡的无奈。
而在面对丧子之痛时,福贵只是对县长春生说了三句话:“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要去看儿子了”、“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我吧”。
从这三句短短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失去儿子的可怜父亲,在用这种平平淡淡的语句努力的压制着自己的内心悲痛与无助。
故事中接连不断的苦难和死亡在福贵平静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惊,但平淡的叙述却加强了故事本身的情感冲击力,把苦难和温情的主题向读者展露无遗。
此外,小说还采用以顺叙为主的基础上穿插倒叙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使小说增添了许多戏剧化的波折,让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2011.12.22下一篇| 返回私密日志列表编辑删除转为日志字体:中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时间:2009-6-3 作者:胡国威浏览次数:1031
摘要:针对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复兴”和蓬勃发展这一现象,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表明《活着》不仅主题内涵深邃,而且在叙事策略上,余华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活着》;叙述者;叙事情境;叙述时间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于1998年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的最高奖项,这部小说不仅以主题思想的深广感人至深,而且在叙事艺术上的特色也十分突出,本文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叙述者的双重设置和转换
“任何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的叙述者。
这是叙事作品区别于其他艺术和文学种类的最基本的特征”[1]158。
《活着》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该小说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作者对小说叙述者的设计。
传统小说多采用全知叙述者,在这类小说中,“叙述者对事件明察秋毫,以权威的口吻对事件发表看法,进行评判,将道德信息明确地传递给读者”[2]。
而《活着》却独出心裁地设置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第一叙述者“我”(一个民间采风者)和第二叙述者小说主人公福贵。
第一叙述者“我”充当叙事的引入者,同时在叙事过程中不断“现身”,发表感想与评论,推动叙事不断向前深入。
第二叙述者福贵是叙述的主要承担者,向第一叙述者“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两个叙述者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
第一叙述者“我”既是小说中的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在小说中实际上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一是“我”十多年前在乡下采集歌谣,遇
见福贵,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二是福贵的故事。
虽然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前一层次的故事缺少情节,似乎并不构成“故事”,但事实上“我”的“故事”同样参与了这部小说主题意义的生发和建构。
小说开始,“我”这位民间采风者,整日游荡于乡间收集民谣,听老人唱曲,晚上撞见野合的男女,差点与一赶鸭的女孩恋爱,“我”看到了正在赶牛耕地的福贵,并对一条牛拥有那么多名字发生了兴趣,于是,“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3]6。
福贵一生命运坎坷,从早年的无知荒唐,一步步走向他不可思议的命运变迁,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死亡,同时也感受到人生的温暖和幸福。
为了更真切地传达这个百感交集的生命旅程,作者让福贵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但作者并没有让福贵的讲述一贯到底,而是采取两个叙述者交替转换的方式把福贵的叙述分割成了五个部分,在福贵回忆完一段往事后,第一叙述者“我”便从幕后走到前台,通常是对福贵的讲述发表感想或者与福贵进行简短的对话,然后福贵继续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
福贵首先讲述了自己早年吃喝嫖赌耗尽家产而导致父亲气死妻子被岳父接回的系列事件,这
时福贵的叙述中断,第一叙述者“我”重新露面,在发表了一番简短的感想和评论之后,第二叙述者福贵继续讲述自己在意外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在经历了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后重新回到家中并且感受到幸福生活的召唤。
福贵的叙述出现了第二次中断,第一叙述者再次出现,与第二叙述者进行简短的交谈。
福贵接着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有庆的死亡,叙述第三次中断,第一叙述者“我”插入叙述现实中女人们的谈话,第二叙述者向“我”阐述了为人的道理,然后继续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整部小说中福贵的叙述一共出现了四次中断,每次中断都是两个叙述者角色的交替转换,这种叙述方式颠覆了读者传统的线性阅读习惯,打破了小说叙事的历时性,使得文本产生了一种交叉跳跃式的叙述结构。
由于双重叙述者的设置和两个文本具有了更大的叙述张力和阐释空间,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
2叙事情境
叙事情境是由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三项,即叙事方式、叙事人称、叙事聚焦”[1]164。
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把它分为作者叙事情境、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三种。
作者叙事情境基本特征是叙述者外在于人物世界,采用外部聚焦,叙事采用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基本特征是叙事者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内部聚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人物叙事情境两种,一种是将聚焦点限制在某一人物身上,自始至终利用他的视角来传达信息;另一种是交叉使用多个人物的聚焦,造成多重聚焦的综合效果。
《活着》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方式,第一人称叙述很容易拉近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使读者能够探视和了解人物内心的想法,有时甚至是感同身受,因而极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增强小说叙述的力量。
余华曾说:“《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故事。
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活着·日文版自序》)[3]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4]。
前者为“叙述自我”,后者为“经验自我”。
《活着》中的这两种自我有时是对立的,有时是统一的,如写凤霞难产而死,“我”(福贵———引者注)和二喜抱着孩子回到家中的一段话: “看着孩子这副模样,我和二喜都笑了,家珍是一点都没笑,她眼睛定定地看着孩子,手指放在他脸旁,家珍当初的神态和看死去的凤霞一模一样,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家珍的模样吓住了我,我不知道家珍是怎么了”[3]17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经验自我”,它表明福贵在经历事件时面对孩子和家珍的瞬间心理反应;另一个是“叙述自我”,由“当初”、“当时”这样具有标志性的词表明叙述者福贵正采用追忆性的眼光回顾当时的情形和自己的内心反应。
《活着》并非只单纯地使用第一人称这种叙述人称,而是根据需要转换叙述人称,这样就突破了第一人称在叙述上的限制,扩大了作品的时空广度,同时使叙述更为生动、自由。
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的转换能拉大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更为生动的表现叙述对象,例如:
“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3]37。
这段第三人称的叙述画龙点睛式地揭示了福贵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意义。
《活着》通篇基本上是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但有时根据叙事的需要,又采用作者叙事情境,例如:“我睡着以后,家珍一直没睡,不停地往火上加树枝,后来桶里的水快煮干了,她就拿着木桶去池塘打水,她身上没力气,别说是满满一桶水了,她提起来才走了五六步就倒在地上,她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又去打了一桶水,这会她走一步歇一下,可刚刚走上池塘人又滑倒了,前后两桶水全泼在她身上,她坐在地上没力气起来了,一直等到我被那声巨响吓醒”[3]95。
这段话出现在福贵的第三次自我叙述中,但家珍拿着木桶去池塘打水最后摔倒的事情是发生在“我(福贵)睡着以后”,福贵不可能见到事情发生的经过,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民间采风者)更是无从知晓,这里的叙述者像全能的上帝那样观察事物,不受任何限制,这是由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向全知全能的作者叙事情境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