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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时经常出现什么词语偏误？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人来说，成功地掌握汉语的阅读、写作和表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其中的困境甚至更加复杂，因为在学习过程中，许多外国人往往会出现一些词语偏误，其中包括发音上的差错，意思上的单一化、缺漏，表达上的语序偏差，以及文化方面的偏误等。
首先，在汉语中有很多拼音读音方式相对较为复杂，而外国人的语音习得容易出现发音上的差错，特别是像“拼音字母”这样困难的拼写方式。
比如像如今比较流行的“现代汉语拼音”中的“ü”这种读音就比较难以准确把握，外国人往往会用一个“y”来代替，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发音有明显的差别，如果不能正确发出，反而会引起误解。
而汉语中还有一些发音上的“音近似相Kuo”的单词，如“花/化”“活/或”等，往往容易引起外国人的误会，当他们去把这两个字的读音加以区分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发音不巧的混淆情形。
另外，外国人在句法上也容易出现一些意思上的单一化和缺漏，即句子中一个或几个语法现象从而影响整句意义的现象。
例如，在使用汉语时，外国人喜欢使用英语中的谓语形式，而忽略了汉语中的助词，或者会忽略汉语中的句子结构的语序顺序的要求，从而可能会出现语句本身毫无意义的问题。
此外，外国人学习汉语也容易出现文化方面的偏误。
汉语是一门很深的语言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蕴含着具有深刻艺术感染力的文化信息，因此，外国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若无关于汉语文化的正确理解，也容易出现文化偏差，例如，在表达情绪时，外国人有时会使用不恰当的文化视角，从而使表达的内容对对方难以理解。
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可能会出现许多不同的语言偏误，这一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语音、语法和文化方面，其实还包括一些文体的差异等。
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语言教育机构能够为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人提供更加完善的汉语学习服务，以便他们能在汉语学习中更好地取得成就，而不要再出现困惑而落入偏误的陷阱中。
盘点老外学汉语的崩溃
1.语音难题：汉语拼音和声调的复杂性让许多老外望而却步，经常出现发音错误或听不懂的情况。
2. 文化差异：汉语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与西方差异较大，很多老外无法理解或适应，例如礼仪、社交等方面。
3. 字形难度：汉字的独特形态和组合方式让许多老外感到困惑和挑战，尤其是繁体字更是难上加难。
4. 词汇量庞大：汉语词汇量庞大，很多老外需要不断学习和记忆，但是常常掌握不精或者忘记。
5. 语法结构复杂：汉语的语法结构相对于英语等西方语言较为复杂，很多老外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理解和应用。
- 1 -。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法常常导致偏误。
这些偏误包括词语的用法、语序和语气等方面。
本文将重点分析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一、造成偏误的原因1.母语影响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母语的语言习惯会影响到语法的学习和应用。
许多外国人的母语中，词语语序和汉语不同，因此他们很难正确地运用语法。
例如，英语中的主谓宾语语序为“主语+谓语+宾语”，而中文中的语序通常为“主语+谓语+宾语”。
2.语法规则复杂汉语的语法规则相对比较复杂，许多语言学者认为中国汉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因此，外国学生常常会遇到不同的语法困难，例如时态、语气和介词等。
3.文化差异汉语的语法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一些文化概念没有直接对应的英文或其他外语，所以外国学生可能很难理解或学习。
例如，“谦虚”和“尊敬”在汉语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在学习和使用这些词语时，外国学生可能会感到困难。
二、解决偏误的方法1.加强语法知识的学习学生应当加强对于汉语的语法规则的学习，例如词序、主谓宾语等。
了解汉语语法规则可以帮助外国学生减少使用汉语时的偏误。
学生可以阅读汉语语法书籍、参加语言学习班，并进行汉语阅读和书写实践。
2.注重语境理解学生应当注重语境的理解，句子的上下文有助于理解各种语言表达的含义和使用方法。
如果没有语境或文章背景，学生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词语搭配或用法。
例如，“我昨天吃的鱼很好吃”这句话中，如果没有上下文，很难理解“吃”的是“鱼”还是“很好吃”。
3.实际应用语言实际应用语言是很重要的。
学生应当在真实环境中使用汉语，例如和中国人沟通、阅读中文报纸等。
只有实际操作汉语，才能更好地理解汉语语法，从而更好地掌握汉语。
4.及时纠正错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如果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就能够减少其在日后学习中的影响。
学习时应该重视错误的处理，并找到正确的方法来纠正错误。
总之，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法偏误是一种常见的问题。
了解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语法，从而更好地运用它。
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被视为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
然而，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学习汉字往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拼音与汉字的对应关系、字形的复杂性以及词义的多变性等。
因此，外国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偏误。
本文旨在分析外国学生在汉字学习中常见的偏误，并探讨其原因及改进方法。
首先，一些外国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经常犯的错误是错误地理解或应用拼音系统。
汉字是由拼音和笔画组成的，因此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拼音系统是学习汉字的基础。
但是，由于拼音与母语语音系统的异同，外国学生往往会把拼音的发音应用于汉字的发音上。
例如，一些外国学生会把声母b读成/b/而不是/p/，导致发音错误。
其次，外国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关于字形的偏误。
汉字的字形复杂多变，一个字的不同字形往往会对应着不同的词义。
然而，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区分这些不同的字形并理解它们的词义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
他们往往会把字形相近的字混淆，从而导致对汉字的掌握出现偏误。
例如，“上”和“下”这两个字形相似，但意义完全相反，外国学生常常容易混淆。
此外，汉字的词义也是外国学生容易犯偏误的地方。
汉字的词义往往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一个字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词义，而一个词也可能由多个字组成。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理解和应用这些多样的词义是一项挑战。
他们往往会将同一个字用于不同的词义，或者把一个词的不同字义混淆，导致理解上的偏误。
例如，“朋友”这个词，外国学生可能只理解为“friend”，而没有意识到这个词可以用于形容家人、同事等其他关系。
那么，为什么外国学生在汉字学习中容易出现这些偏误呢？首先，拼音系统与母语语音系统的差异是造成拼音偏误的一个主要原因。
外国学生往往会直接将拼音的发音规则套用到汉字上，而没有意识到拼音系统与汉字发音之间的差异。
其次，字形的复杂性是导致字形偏误的原因之一。
相近的字形容易混淆，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不同字形背后的差异。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
然而，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词语偏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现象，探究其原因和影响，并提出解决策略。
学习汉语对于外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与许多其他语言存在显著的差异。
例如，汉语的声调对词义有重要影响，而印欧语系则没有；汉语的词汇中，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现象较为普遍。
汉语的语法结构与许多其他语言也不尽相同，例如修饰语和中心语的顺序、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等。
这些难点使外国人在学习汉语时面临诸多挑战。
词语偏误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它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词语偏误会导致沟通不畅，甚至产生误解。
例如，学生可能会将“不好意思”和“对不起”混淆，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意思相似，但在某些场合下，它们的使用是不同的。
词语偏误会影响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
学生可能会因为不知道某个词的正确用法而避免使用它，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表达效果。
词语偏误还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在考试中，学生可能会因为使用错误的词语而失去分数。
外国学生出现词语偏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母语干扰：学习者往往受到母语的影响，习惯性地使用母语的语法和词汇，从而造成词语偏误。
缺乏语境：在特定的语境中，学习者可能不知道某个词的正确用法，导致使用错误。
文化差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学习者可能不理解某些词汇的文化内涵，从而在某些场合下使用不恰当的词语。
词语偏误的类型也有很多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同义词混淆：例如，“全部”和“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不能。
声调错误：例如，“大”和“呆”虽然看起来很像，但它们的声调是不同的。
词性错误：例如，“快乐”是一个形容词，但学习者可能会错误地将其用作动词。
语境错误：例如，“请勿打扰”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但学习者可能会在不适当的时候使用它。
文章标题：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误区未被推荐发表作者：0020112发表时间：2012-09-20 19:53:12 更新时间：2012-09-20 19:53:12一个非汉语环境下长大的西方年轻人要想学习汉语，之前大都会被告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东西方交流自16世纪就已开始，按常理，一种语言经过彼此四百多年的交际使用，对方应该能够掌握一些基本规律，入门的技巧也应被大家熟知并接受。
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汉语依然被大多数西方人认定是“最难学”的语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误区一：从宗教的角度考察汉语从16世纪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把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道德风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传统等一一介绍到欧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为此著书立说。
于是到了17世纪，欧洲掀起了第一股“中国热”，汉语自然引起欧洲人的关注。
然而这个关注的缘由竟然是他们要探究汉语这种完全异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是否是亚当的后裔修建巴别塔之前世界最初始的语言。
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而忽视汉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属性，很显然，他们走进了宗教的误区。
误区二：生搬硬套的汉语语法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基本规律，总结语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用较少的时间掌握该种语言。
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莫不如是。
但唯独汉语，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像是规律，但个别与例外又极多。
比如组词造句，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可以说“杯子”、“筷子”，为什么不能说“碗子”。
中国人谦称自己对客人的招待是吃“便饭”，外国人称赞中国人的盛情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么丰盛，真是一个大便饭。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加上一个“大”字就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文语法体系生搬硬套出来的。
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学汉语的第二个误区。
误区三：汉语拼音的缺陷至今在西方还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工具书，通篇见不到一个汉字，汉语语句完全是用拼音写成的。
外语学习是两种（母语和所学语言）语言文字和文化撞击的过程。
有的人会碰到头破血流，有的则融会贯通而水乳交融。
想了解外国人学汉语时常犯的毛病吗？“立本人”初学汉语的日本学生在自我介绍时，常常说：“我是立本人”。
日语中没有“zh”、“ch”、“sh”和“r”这样的卷舌音，所以发出这种声音对日本人来说十分困难。
明白他们说“七放”的意思吗。
对了，就是“吃饭”。
鬼老师和骂老师在学校与较低年级的欧美学生闲聊，你经常可以听到“龟”老师或“鬼”老师的说法。
原来，这里有一位姓“桂”的老师，一些欧美学生常把字词的声调混淆，以普通话听来就成了“鬼”老师，以粤语听他们招呼老师时，桂老师有时又成了“龟”老师了。
声调是汉语初学者经常面对的困难，把“桂”读成普通话的“鬼”或广州话的“龟”便是一例。
不是妈一名年轻的日本留学生看见了一只小狗，他问旁边的老人：“它是你的吗？”老人有些生气：“它是我的狗，不是我的妈。
”老人为什么生气呢？原来，这名学生把应该轻读的“吗”读成了“妈”。
在汉语里，轻声往往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不能忽视。
买了一只鞋一位法国留学生高兴地对朋友说：“我买了一只新鞋”。
朋友笑了：“那你就一只脚跳着走吧！”不妨先试试这个顺口溜：“一头牛，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鸭，五本书，六张画……”汉语量词外国人不易掌握，经常漏用或错用，或可试试这个方法来加强记忆。
高兴和高高兴兴Grace：“老师，我今天很高高兴兴。
”老师：“应该说‘我今天很高兴’，不能说‘我今天很高高兴兴’。
汉语中有些形容词可以重叠使用，如“高兴”可重叠成“高高兴兴”，“清楚”写成“清清楚楚”以加强语气。
但因形容词重叠（AABB）后，都有加强描写的作用，故不再接受程度副词如“很”、“非常”等的修饰，所以一般人都不会说“很地地道道”或“十分漂漂亮亮”。
这星期六还是下星期六小张邀请Daniel下星期六到他家吃饭，可是Daniel这星期六就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原来双方对“下星期六”的理解不同。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引言：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
汉语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语言，语法结构独特，对外国人学习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常见的语法偏误。
一、汉语句子结构的错误汉语句子的结构与英语等西方语言存在较大差别，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常出现句子结构错误的情况。
例如，他们经常将状语放在主语后面，导致句意不清。
正确的句子结构应该是“主语+谓语+状语”。
二、动词时态的误用外国人学习汉语时经常出现动词时态错误的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母语动词的时态用法与汉语不同，需要适应汉语中表达时间的方式。
例如，他们经常使用“了”表示过去事件，而不是使用正确的过去时态。
需要注意的是，“了”只是表示动作的完成，而不一定表示过去。
三、量词的误用汉语中存在很多量词，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往往容易出错。
他们经常使用错误的量词或者不使用量词。
例如，他们会说“我有两个猫”而不是“我有两只猫”，或者说“我买了苹果”而不是“我买了几个苹果”。
正确使用量词可以使句子更加准确和地道。
四、语序的错误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常常出现语序错误的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母语语序与汉语不同，需要适应汉语的语序特点。
例如，他们经常将疑问词放在句子的末尾，而不是放在句子的前面。
正确的语序应该是“疑问词+主语+谓语+其他成分”。
结论：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常会出现语法偏误，主要是因为母语与汉语的差异导致的。
要克服这些偏误，外国人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汉语的语法结构，并积极参与语言交流，不断纠正错误。
同时，教师在教授汉语时应注重帮助外国人解决语法问题，提供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练习材料，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汉语语法。
总结：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常出现语法偏误，主要包括句子结构的错误、动词时态的误用、量词的误用和语序的错误。
要克服这些偏误，外国人需要深入了解汉语的语法结构，并通过语言交流和教师的指导来纠正错误。
西方人学汉语的误区，一误400年何明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引世人瞩目。
随着中外往来领域的日益广泛和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地都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一个非汉语环境下长大的西方年轻人要想学习汉语，之前大都会被告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个瑞典留学生，他曾把学汉语的难度与学英语、日语相比较。
最后他说：“学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学汉语是哭着进去，哭着出来。
”我的思考在于：东西方交流自16世纪就已开始，按常理，一种语言经过彼此四百多年的交际使用，对方应该能够掌握一些基本规律，入门的技巧也应被大家熟知并接受。
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汉语依然被大多数西方人认定是“最难学”的语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缘于对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考察，我曾拜读过许明龙先生研究黄嘉略的文章，有所悟：所谓学汉语难，恐是西方人走进了一个误区。
误区一：从宗教的角度考察汉语从16世纪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把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道德风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传统等一一介绍到欧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为此著书立说。
于是到了17世纪，欧洲掀起了第一股“中国热”，汉语自然引起欧洲人的关注。
然而这个关注的缘由竟然是他们要探究汉语这种完全异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是否是亚当的后裔修建巴别塔之前世界最初始的语言。
因为据《圣经》记载，世人曾共同使用一种语言。
上帝为了阻止人们修建巴别塔，便故意把单一的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不能沟通，无法同心协力建塔。
至此，世界上便有了多种语言。
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借助利玛窦的材料，于1699年发表了《从历史论证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初始语言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广泛争论，争论了一百多年，一直到18世纪末还未有定论。
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而忽视汉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属性，很显然，他们走进了宗教的误区。
误区二：把汉字部首当作学汉语的“金钥匙”三百多年前，一些欧洲人发现汉字有部首的特点，他们把汉字部首当作西语的字母来使用，认为找到了进入汉语天地的“金钥匙”。
可是，这把钥匙并没有给他们打开学汉语的大门，倒是让今人看到了他们制作这把“金钥匙”的初衷。
17世纪初，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现了汉字有部首的特点，就写文章向欧洲学者介绍这些部首。
1667年，德国学者米勒(A.Mülle)就根据从传教士著述中获得的214个汉字部首的知识的启发，向欧洲学界声称他找到了读通汉语的“钥匙”，称其为Clavis。
但他又迟迟不公布这所谓的“钥匙”是什么。
在学界的一再催促下，七年后他又发表了《汉语奥秘》一文，再次声称只要掌握了这个汉语的“钥匙”，欧洲人只需一年时间就可以读通中文和日文。
但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是仅仅谈了谈汉字的五个声调，就是不公布他所发现的“钥匙”。
著名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曾专门向米勒询问这个“钥匙”，他尤其希望米勒翻译几页中文文献，用以展示“钥匙”的效用，但米勒没有搭理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
原来，米勒想据此获得当局高昂的报酬。
由于条件一直没有谈妥，他也就拒不展示他的“钥匙”，直到离开人世。
对汉语部首的客观认识，法国人直到19世纪才纠正过来。
1811年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慕沙指出：“214个部首并非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体系，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体系。
《康熙字典》虽然基本上采用了214个部首，但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包括494个部首的体系……一部名为《玉篇》的字典总共收入了260899个汉字，分别列为445个部首。
……尽管汉语字典多种多样，但由于三部最佳的汉语字典《字汇》、《正字通》和《康熙字典》都采用214个部首，所以自傅尔蒙以来，这个体系最为欧洲人所知。
”误区三：生搬硬套的汉语语法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基本规律，总结语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用较少的时间掌握该种语言。
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莫不如是。
但唯独汉语，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像是规律，但个别与例外又极多。
比如组词造句，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可以说“杯子”、“筷子”，为什么不能说“碗子”。
中国人谦称自己对客人的招待是吃“便饭”，外国人称赞中国人的盛情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么丰盛，真是一个大便饭。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加上一个“大”字就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文语法体系生搬硬套出来的。
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学汉语的第三个误区。
在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黄嘉略与学者傅尔蒙、弗雷莱合作编写《汉语语法》时，身为中国人的黄嘉略并没有西文中的元音、辅音、格、时态等语法概念，所有的语法知识均来自傅尔蒙、弗雷莱两个西方学者，甚至很多行文均出自弗雷莱之手。
就好比两个西方学者拿着西文语法的瓶子，让黄嘉略往这个瓶子里装汉语的语料，其结果可想而知。
傅尔蒙在1728年将《汉语语法》编写完毕，要求出版，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和负责住房、工艺和制造的大臣昂丹公爵都全力给予支持，甚至筹措到了印刷资金。
但此时已对汉语研究失去兴趣的弗雷莱听到傅尔蒙编译出《汉语语法》的消息时，便致函国王印刷局巡视员封斯马涅(Foncemagne)明确表示反对匆忙出版傅尔蒙的汉语著作，并建议因法国无人懂得汉语，在出版之前把书稿送到罗马或者中国，请一位懂得汉语的传教士仔细审阅和鉴定。
正当负责人准备抉择之时，1729年9月2日，傅尔蒙收到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马若瑟来信，信中告知他新近编了一部汉语语法书，取名为《汉语札记》，已托法国商船送回，不日将送到傅尔蒙的手里。
比尼昂教士得知该消息后，表示不如将傅尔蒙的著作与马若瑟的语法书进行比较后再出版也不迟。
为了避嫌，比尼昂教士建议傅尔蒙把他的书稿交由自己来代管，以防马若瑟书稿到巴黎后给傅尔蒙带来抄袭的嫌疑。
1730年1月1日，马若瑟书稿随同几包中文书籍寄到巴黎后，傅尔蒙建议比尼昂教士找人把两部书稿进行对比鉴定。
但是，比尼昂教士自己不懂汉语，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承担此项任务，于是无奈之下只得要求傅尔蒙本人进行对比和鉴定。
当然，自己鉴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其后果。
两周后，比尼昂教士首肯了傅尔蒙的意见：马若瑟的著述不如傅尔蒙的更适宜欧洲人学习汉语。
但马若瑟的手稿却从此下落不明。
后来有学者把傅尔蒙著述与1831年才在马六甲出版的马若瑟著述相对照，发现二者有很大的雷同部分。
但对于出版傅尔蒙的汉语语法著述，主管此事的另一位昂丹公爵依然不放心，要求傅尔蒙将一篇汉语文献翻译成为法文，以证明他的汉语研究水平。
但傅尔蒙迟迟未能交稿，并强词夺理，以没有一部汉语字典为由宣称无法翻译，至于何时能有适用的字典，要等他编出来才可以。
昂丹公爵大为不悦，限令他三个月必须交出译文，否则撤销一切出版资助。
万般无奈之下，傅尔蒙转而请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审阅他的书稿。
当这部手稿辗转到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对汉语造诣颇深的传教士纪有刚(Antoine Guigue)手中时，这位传教士以教训的口吻写道：“傅尔蒙先生从未到过中国，不享有学习汉语的便利，黄先生是他与之交谈过的唯一中国人，可是他并未充分利用与黄先生的谈话。
他本应该向学生那样向黄先生学习汉语，学用毛笔写字，一笔一笔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他还应该学习《三字经》或者《千字文》，……他若按照中国人的方法学，无须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只要三四年就可以了……可是他不但不走先易后难的路，反而不当学生就当老师，他刚从黄先生那里学得一点东西，立即就想编写语法……一句话，他把终点当成了起点……我希望他好好读几本中文书，真正懂了以后再做别的事。
”传教士纪有刚这段可谓直言不讳的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17世纪、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方法，与中国私塾里发蒙儿童的方法并无二致，并没有用什么所谓“汉语语法”；二是这段话还道破了西方文化的“病根”——自负和傲慢，愿意当先生，就是不肯虚心当小学生，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东西，很难放弃固有的文化视角平等对待。
今天看来，不独18世纪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如此，此后的历史中此现象也一再重现。
误区四：汉语拼音的缺陷至今在西方还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工具书，通篇见不到一个汉字，汉语语句完全是用拼音写成的。
说到汉语拼音，还要说到黄嘉略在1711年—1716年间编撰的两部汉语字典：一部是以汉字部首为序列编撰的，一部是以拼音为序列编著的。
先说汉字部首检索的字典。
黄嘉略在按照汉字部首的检索编写字典时，依据的母本是《字汇》。
这是一本把《说文解字》以来的各种部首大幅简化到214个的字典，同时还按照笔画多少排序，是一部具有重大开创性的工具书。
黄嘉略从《字汇》收录的33179个汉字中选出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高频字5210个，舍弃大量冷僻字、异体字，按照欧洲人初学汉语的需要，增添了许多《字汇》中没有的内容，按照欧洲人的理解水平逐一注解。
比如对“中”的释义有十几条，从“中央”“里面”的意义到引申义“能”“可”“赞同”“正确”等，到“中国”“中华”“中州”“中旬”的详解，再到“中人”“人中”的内涵，约有上千字。
还增加进了大量的地理、历史或民情风俗有关的专用名词解释。
按照许明龙先生的评价，在黄嘉略编写汉语字典之时，世界上尚且没有一部用西文释义的汉语字典，而黄嘉略的工作堪称创举，不啻为当时最好的面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小百科全书。
如不是继承黄嘉略遗稿的学者傅尔蒙虚荣自负，这部书稿会帮助西方人早认识中国300年。
但是因为接管遗稿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对汉字部首一直抱有错误的认识，以为只要掌握214个汉字部首，就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其余的汉字。
再加上他的德行与才能均有欠缺，恣意贬低黄嘉略的工作，认为黄嘉略省去了中国《字汇》书中的绝大部分汉字，导致这部书稿此后一直尘封在图书馆中。
直到100年后的19世纪，法国依然没有出版一部帮助法国人学汉语的字典。
1800年，拿破仑执政，决定尽快编一部汉语字典，但人选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1808年选定小德经(L. J. de Guignes，1759—1845)为主编，这位小德经就是傅尔蒙的学生。
他在传教士叶宗贤(Basile de Glemona)以拉丁文释义的《汉字西译》抄本的基础上，略加补充，加上法文注释，在1813出版《汉—法—拉丁字典》。
这部书稿虽然装祯豪华，开本很大，书中还印有汉字，但整体水准无法与100年前黄嘉略的书稿相比。
再说黄嘉略按照拼音编写检索的字典。
在黄嘉略之前，西方的很多传教士编过类似汉语学习的工具书，比如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斯(Mardin de Rada，1533—1592)早在1575年就编写了《华语韵编》，这是一本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词汇书，学界通称为“汉语拼音的西班牙方案”。
1605年，利玛窦与人合编了《西字奇迹》，这是一部词汇书，他还与人合编了《葡汉词典》，这是所谓的“葡萄牙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