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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级制度与法制统一傅郁林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传时间:2002-8-13在本报（编者注：指《人民法院报》）３月２２日刊登的《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一文中，我谈到了现代西方国家审级制度赖以建立的理念。
在这些国家审级制度共同追求的多元价值目标（如司法的统一性、正确性、正当性、终局性等）中，司法统一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能否实现取决于一系列技术规范。
１．终审法院保持很小规模并实行集体主义决策机制。
因为法官和合议庭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出现司法意见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同时法官配置给个案的单位时间相对减少，因而出现疏忽、错误和冲突的机会增多，协调终审判决意见的难度增加。
因此，美国最高法院每年在近５０００件申请复审的案件中选择２００件左右作出实质性审理，并创制拘束各级法院的司法先例；德国最高法院对每年３０００多件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其中６００件左右获得实质性审查，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具有先例性效力；法国和意大利最高法院的法官则每年疲于应付２００００件左右的案件，法官只能把１．５％的注意力放在具有法律重要性的案件上，在创制判例和统一司法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
２．各级法院之间实行职能分层。
民事程序制度具有解决私人纠纷和维护公共法律秩序双重功能，审级制度在配置各级法院职能和审理方式时适用了洪水分流的原理。
一审法院以服务于解决纠纷的私人目的为主，注重事实认定并将现行法律正确地适用于认定的事实。
二审法院兼顾公共目的和私人目的。
不过，德国二审适用全面审查方式，侧重于继续完成一审的职能；美国上诉程序则适用有限审查方式，侧重于分解最高法院在解决法律问题方面的压力。
三审法院或终审法院则偏重于判决超越于案件本身的法律价值和公共目的，解决司法冲突和保障整个司法体系的统一。
法国和意大利的最高法院传统上是国会设置于司法机构之上、以监督法官为基本职能的“撤销法院”，三级法院之间职能层次受此传统定位的影响，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只要以违反宪法为由均可直接上诉至最高法院，而上诉程序却不能充分发挥监督一审审判的作用，出现所谓“瓶颈”现象。
判决书说理中的民事裁判逻辑——围绕《民事诉讼法》第155条展开傅郁林【期刊名称】《中国应用法学》【年(卷),期】2022()1【摘要】《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判决书说理应包括认定事实的理由和适用法律的理由,但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之间的关系所蕴含的裁判逻辑,不是"事实+法律=判决",而是"事实→法律→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示范的判决书说理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但在诉讼请求(A)与证据(D)之间是通过请求权基础(B)和法律要件(b)/要件事实(C)而形成逻辑链条的。
这一逻辑关系的断裂,在判决书中表现为"本院认为"的法律适用与"本院查明"的事实无关,在庭审调查中表现为以质证替代证明、以证据替代事实。
前者导致法律适用的恣意,后者导致了庭审功能虚化,并共同导致审判效率低下而错误风险增加。
【总页数】14页(P62-75)【作者】傅郁林【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相关文献】1.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2.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实证调查——基于900篇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3.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实证调查——基于900篇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4.基于反腐新形势的受贿罪量刑再探——围绕内蒙古自治区235份判决书展开5.围绕证据充分说理——加拿大民事裁判书中证据分析对我们的启示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先决问题与中问裁判傅郁林【期刊名称】《北京仲裁》【年(卷),期】2010(000)001【摘要】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请求裁判的争议事项必须以另一事项的先行确定为其裁判的前提条件时，则须先行确定的事项被称为先决问题／事项。
目前在我国仲裁法和国际私法领域，就先决问题作出的决定可适用中间裁判，但在国内民事诉讼中尚未建立中间裁判制度。
虽然在比较民事诉讼法视野中，美、德、法等国都有成熟的中间裁判制度，但各国中间裁判的定义、功能和适用范围都存在很大差异，并与其本国的诉讼理论和制度体系保持了逻辑一致性和自洽性，比如取决于各自的诉讼模式、裁判体系、诉讼标的和诉的合并、诉权及正当程序权利、既判力及禁反言等基本理论和实践。
鉴于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个性特别是裁判文书自成体系的现实，本文尝试从我国现行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先决事项的判定方式——出发，在保留我国独辟溪径的裁判形式分类（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自身逻辑和分类标准的前提下，以功能主义比较法方法将外国中间裁判所适用的事项划分为实体性先决事项、程序性先决事项、攻击防御事项。
然后按照我国的理论体系、制度逻辑和改革方向，对上述元素进行重新分析、剥离、定义、取舍和重组，据此建构我国中间裁判制度。
文章讨论了我国裁判文书体系下先决事项的解决模式和中间裁判的适用范围，特别是程序性先决事项与实体性先决事项的中间裁判形式的差异，肃清了我国中间裁判适用于实体性先决事项的两大理论障碍，比如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事人处分权对于先决事项成为中间判决裁判对象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中间裁判的效力和救济途径。
【总页数】30页(P1-30)【作者】傅郁林【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97【相关文献】1.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先决问题及域外法的查明——对安联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评析 [J], 李彤;张昕;孙超2.股东除名之诉中先决问题的司法判断 [J], 周建军3.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中的先决问题研究 [J], 陈磊;李昌超4.“教中问、问中教；学中问、问中学”的课堂教学方法的实践 [J], 侯利洁;刘兴来;崔文丽;杨艳;王建邦5.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先决问题及域外法的查明——对安联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评析 [J], 李彤;张昕;孙超;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一、问题分析在司法领域，审判是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环节。
然而，现实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些审判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与权威，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不良影响。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1. 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是指在司法程序中以暴力或虐待手段强迫被告人作伪证供述。
这种行为既违背了现代司法原则，也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逼供取证方法滥用，导致很多案件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尊严。
2. 审理时间过长审理时间过长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常常拖延时间，导致当事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并使得正义无法得到及时实现。
此外，长时间审理还会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3. 司法腐败在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中出现腐败现象并不鲜见。
司法腐败的存在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同时也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行为侵蚀了司法机关的威信，影响司法效果。
4. 不当使用刑事强制措施在刑事审判中，过度或不合理使用刑事强制措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以羁押为代表的刑事强制措施应当依据案情具体需要进行使用，但实际上常常滥用职权导致非法拘禁和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
二、对策建议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对策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审判制度。
以下提出几点建议：1. 严厉打击刑讯逼供行为建立健全相关立法，全面禁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的刑讯逼供行为，并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应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审查和监督，确保其依法履职。
2. 优化审判流程，提高效率加大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提高审判机构的办案效率。
通过合理分工、科技手段的运用和完善程序规则等方式，缩短审理时间，尽量避免过长时间的审理。
3. 加强司法监督与公开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体系，对法官和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进行严格专业培训，并加强他们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作者：傅郁林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出处：中国法学2002年05期正文：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主持、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8月8日至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应邀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的著名民事诉讼法学教授①以及全国各地的民诉法专家、学者60余人。
此次会议结合中国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紧迫需要，对几个具体程序制度进行了深入研讨，期冀为今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设性意见。
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一、关于中国民事诉讼程序及模式的研究国内学者根据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个中院的调查结果，对我国中级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程序运作的现状得出几个初步结论：建立较完整的庭前准备程序，作好准备后，一次性开庭即审结案件的两阶段诉讼结构，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已成为得到广泛支持的程序改革方向，但这样的结构尚未在审判实践中真正成形并稳定下来；在证据的收集与提出这一层面，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发挥其主体性并自行负责的原理，但在案件的实体形成上法官却仍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尽管在审理与结案方式上都已实现了从以调解到以判决为中心的转换，但是判决缺乏终局性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程序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相当有限；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已使某种新的模式在大体轮廓上开始形成，但许多地方却仍然处于与原有的模式交织融汇，处于一种模糊甚或混沌而不稳定的复杂的转型状态。
国外学者从各国不同经验表现出对审前准备程序正当化问题的一致关注。
二、关于“证据问题研究”有学者认为，程序法支配着证据法的样态，因而研究和建构证据制度必须与程序法的构造同步进行，为此专门介绍了作为英美国家诉讼法制度三大支柱性基本原则的对抗制、陪审制和集中制对证据制度的影响，以及大陆法系的职权制、参审制和间断制审判方式对其证据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这些对称性比较呈现出两大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基本区别；还有学者在“英美证明责任分层理论与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报告中也强调，证明责任概念与诉讼结构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证明责任必须与诉、诉的结构联系起来。
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中亟待改革的几大问题-我国现行上诉程序是二审程序也是终审程序（两审终审制），由于在同一级上诉程序中难以兼顾立法者所预期的多重功能，因而在技术结构上面临着多方面困境和缺陷。
在暂不变动审级制度的前提下，在现行二审程序改革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可能缓解这些困境。
一、建立附带上诉制度附带上诉制度是指未在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的一方当事人，因对方当事人的有效上诉而获得在期限外提起上诉申请的权利。
这是一种既充分保障合理上诉者行使权利，又抑制不合理上诉和轻率上诉的一种制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将解脱立法和实务中的两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当事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即当事人对于是否上诉心存犹豫，提起上诉则把握不大，放弃上诉又担心对方上诉而自己错过上诉期限，于是为了保险起见，特别是在一些律师的策动下，当事人只好将一些可上诉可不上诉的胜诉把握不大的案件提交上诉，在二审探听虚实之后再撤诉或接受调解。
这一方面增加了上诉案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案件的快速执行，还有可能因为纠纷解决的成本增加而加剧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情绪，或增加对司法结果的期待而因此产生对司法结果的不满，大量翻烧饼似的再审案件都产生于此。
建立附带上诉制度，可以使那些犹豫者由于有了安全感而放弃率先上诉，最终双方都可能自愿放弃上诉。
第二个困境是，二审程序的纠错功能与处分权主义对审查范围的限制之间的冲突。
现行法规定，二审审查以当事人请求的范围为限。
这一规定虽然体现了处分权主义的现代诉讼理念，但实践中面临大量超出上诉人请求范围之外的一审判决错误，无法坐视不问，于是最高法院在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进行了变通性规定，即二审程序如果发现一审判决违反法律，则可超越上诉人的请求范围予以纠正。
这一司法解释实际上使法典对于二审范围的限制基本失效，因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律”在法官那里可以作十分宽泛的解释。
随着司法改革对处分权主义的强调，最高法院在1999年的司法解释中对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的含义进行了限定，仅仅对于那些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一审判决错误，二审才能超越上诉人的请求范围给予纠正。
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摘要】现阶段的民事审判制度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和不完善之处，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民事审判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
在民事审判制度发展中凸显的主要问题有全国法院审结民事案件量迅速增长，司法资源相对匮乏、“同案不同判”现象过多以及法律适用上难以把握等。
引入民事指导性案例，以成文法为主，指导性案例为辅，将民事指导性案例适用的司法经验和制定法的法律规则相结合是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民事审判制度；民事指导性案例；同案同判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不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迅猛，民主法制建设也日趋完善。
总体而言，现阶段的民事审判制度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和不完善之处，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民事审判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一、民事审判制度发展中凸显的主要问题1、全国法院审结民事案件量迅速增长，司法资源相对匮乏。
最近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万件，审结49863万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174%和191%，审限内结案率82.4%；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558621件，同比上升7.3%，五年期年均增长速度为6.73%，民事案件收件量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了20.3倍，一些法院法官的年人均结案数已经高达140余件。
与之对应，2006年我国法官人数为19万，至2011年增至19.4万人，人数增长相对缓慢，现有司法资源极为匮乏。
2、“同案不同判”现象过多。
“同案同判”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核心要素，主要指同类案件（诉讼标的的种类相同或相近，或法律构成要件事实相同或相近）要获得相同的判决结果。
表现在同一法院在对同类案件的判决中必须统一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要统一适用法律。
审判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引言在司法系统中，审判流程是确保公正和公平的重要环节。
然而，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裁判员主观意识影响案件判决、审理时间过长等。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对策。
二、审判流程中的问题1. 裁判员主观意识影响案件判决在审判过程中，裁判员的主观意识可能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他们可能受到个人偏见、经济利益或政治因素等因素的干扰。
这种情况下，即使在证据明确的情况下，裁判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2. 审理时间过长当前司法系统中，一些案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审理。
这导致了司法效率低下和当事人权益受损。
特别是对于涉及民众福祉和敏感社会问题的案件而言，超长审理时间更为常见。
3. 司法资源分配不均衡目前，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司法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城市地区的法院通常拥有更好的设施和更多的人力资源，而农村地区则缺乏这些条件。
这种差距导致了农村地区审判质量低下以及许多案件无法及时得到处理。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1. 引入透明度机制为了减少裁判员主观意识对案件判决的影响，应引入透明度机制。
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开庭审和记录所有关键判断的理由来确保审判过程具备透明性。
另一方面，应加强监督机制，确保裁判员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和规范。
2. 推进司法改革，优化流程为了解决审理时间过长的问题，需要推进司法改革并优化流程。
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专门人员和设备来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必要情况下采用电子化审理等技术手段来简化流程。
3. 实现司法资源均衡配置在解决司法资源不均衡分配问题上，应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均衡配置。
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村地区法院的经费投入，改善设施和人力资源状况。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招聘和培训计划来提高农村地区法官的素质，以逐步缩小城乡司法差距。
四、展望与建议对于审判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并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解决所有问题。
然而，通过引入透明度机制、推进司法改革和优化流程，并实现司法资源均衡配置，可以逐步改善审判流程中的问题。
法律改革背景下司法体制面临的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1. 简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法律改革成为了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议题。
然而，在法律改革背景下，司法体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问题。
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以帮助解决这些困难。
2. 面临的困难问题2.1 司法独立性受到挑战在法律改革过程中，司法独立性受到了一些挑战。
政府干预司法决策、司法腐败以及法官的不公正行为等问题，使得司法独立性受到了损害。
2.2 司法资源不足由于司法资源的不足，导致司法机构无法及时处理大量的案件。
长时间的审判周期和滞后的执行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和公正性。
2.3 法官专业能力不足一些法官的专业能力存在不足，无法胜任复杂的案件审理。
缺乏系统的培训和进修机制，使得法官无法保持专业知识的更新和提升。
2.4 司法公信力不高司法公信力的缺失是导致司法体制面临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不公正的司法裁决，以及对案件审理过程的不透明性，使得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3. 意见建议3.1 加强司法独立性保障政府应当尊重司法独立，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以保障司法独立性。
加大对司法机构的财政支持，减少政府干预，严惩司法腐败行为，确保法官的独立和公正。
3.2 提高司法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增加司法资源投入，提高法院设施和人员配置，缩短审判周期。
同时，借鉴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电子立案、电子审判等新模式的引入，提高司法效率。
3.3 加强法官培训与提升建立完善的法官培训体系，包括日常培训、进修、学术交流等。
加强对法官专业能力的考核和评估，提供更多机会和资源，帮助法官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
3.4 提升司法公信力增加司法透明度，加强对案件审理过程的监督和公开。
建立有效的司法评价体系，及时纠正不公正的司法裁决。
加强司法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司法的理解和信任。
4. 总结在法律改革背景下，司法体制面临着一系列困难问题。
然而，通过加强司法独立性保障，提高司法资源配置效率，加强法官培训与提升，以及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可以逐步克服这些困难，建立起更加公正、高效、可信赖的司法体制。
作者： 傅郁林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页码： 57-70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3期
主题词： 执行权 检察权 执行救济 执行监督 执行协助
摘要：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中执行难与执行乱这两大问题,检察权的介入成为司法界和理论界求助的一种解决途径。
但必须区分这两种检察权的不同性质。
虽然都是基于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但针对外部干扰执行导致的执行难问题所进行的检察监督是守法监督,在性质上是检察执行协助权或检察支持执行权范畴;针对法院滥用执行权导致的执行乱问题所进行的检察监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行监督。
两种性质的检察权介入从制度功能目标,到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权力行使的主体、客体、条件、程序和救济途径等等均不相同。
定义检察权和执行监督的概念,澄清执行监督与执行权制约、执行救济、执行协助等其他相关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实现检察权的正当介入在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方面的预期功能,而不是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江伟傅郁林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正文：一、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规范化问题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建设法治为目标。
而法治首先意味着有序——尽管秩序只是法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既是一个理想或目标，更是一个过程。
以“有序”为特征之一的法治目标在这个以实现这—目标所进行的改革过程中，恰恰受到来自以下两个方面无序或谓“不确定性”的挑战，从而显示出规范改革措施和坚持司法统一的必要性：首先是现代社会生活自身的不确定性。
现代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活的迅速变化即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具有确定性属性的法律去调整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我们不可想象所有的法律永恒不变，因此国家立法滞后于社会生活的状况不可避免，立法的弹性和司法机关大量行使自由裁量权成为现代立法的一个特色。
所以立法(包括最高司法机构的造法)只有以一种民主的、公开的、一贯的方式制定，司法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按程序执行，才能防止权力行使的随意性、任意性滋生蔓延，才能消除腐败或偏私，才能获得正当性而被心悦诚服地接受。
其次是改革对现行制度形成的冲击。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意味着依法治理念建构的新的程序制度与某些旧程序之间不断冲突和较量，必然造成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秩序动荡。
司法改革的无序性——民事审判改革不经充分的理论论证，超越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的程序规则本身未经法定程序统一制定和实施，就可能会加剧对制度的冲击和秩序的动荡，出现无序的状态或所谓“秩序真空”，这种状态本身恰恰是对法治目标的背叛。
合法性(或正当性)是司法判决获得当事人和整个社会承认和遵守的强有力因素，而司法程序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在于，审判权必须以可预知的方式来行使。
要做到可预知，就要依靠一套正式法律规章和诉讼程序结构。
在法律被合法修改以前权力的拥有者必须服从法律。
因此，在实行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强调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律的连续性。
当前民事审判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强调改革实践应当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进行，注意协调改革方案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实行改革方案规范化。
在由国家立法机构正式修改民事诉讼法之前，制定改革方案的主体只能是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试点应当有最高法院明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方案应当按照法律解释规范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具体化不能超越于法律规定；改革方案应当在试点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理论论证，进行统计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综合分析，再全面展开，以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和改革的成本。
例如，公开审判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立法中没有规定具体操作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公开的程序和公开的方式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
目前我国电视直播庭审的方式似乎已成为审判公开的同义语，审判公开与司法公正的正比关系似乎不证自明。
如此暴露司法全过程的作法即使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比也堪称前卫了。
我们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走别人的路，但重要的是，如果以现代西方制度作为改革措施的佐证，就一定要真正了解这种制度本身，全面了解国外关于司法公开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的理论，同时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深入研究我国的法律文化，比如目前司法尚未真正独立、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律师制度尚待健全，等等。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虽然在—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不规范的“改革”作法，但其中大量的问题也还有待论证。
如果等问题大面积出现才进行善后处理，势必增加改革的成本。
学术界应当充分利用理论上的优势，加强比较法研究和实证研究，增加理论成果对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和渗透能力。
二、审判权独立与审判权制约机制问题在我国寻求建立审判权监督机制，首先必须面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现实——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远未构成制衡，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权力相比显得微弱无力；诉权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尚未在宪法中获得确认；民事审判权功能的官方定位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长期以来在权力本位体制下生长的中国官员和百姓根深蒂固的法律文化，影响着诉讼和审判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过是对权力在国家机构之间的分配方式，国家权力总量并没有减少，国家权力向行使审判监督权的其他国家机构过分倾斜，必然相应削弱审判机关的权力，从而导致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进一步萎缩，司法监督不仅面临以权力制约权力体制下产生的“谁监督监督者”的古老话题，而且一味加强审判监督的力度，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的审判权制约机制。
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诉权、审判权、审判监督权为基本要素，形成诉权——审判权和审判权——审判监督权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
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取决于对诉权、审判权和审判监督权各自性质、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尤其取决于对民事诉讼制度目的和民事审判权功能的认识。
我们必须把民事审判监督与民事审判权独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通过对民事诉讼目的和民事审判功能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探索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审判权制约机制。
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以诉权制约审判权的制约及以审判监督权制约审判权的外部制约两套制约机制运行的成本和效益；讨论检察院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地位问题；发动再审的主体问题，等等。
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及案件繁简分流问题在司法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大量的民事纠纷，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这里有两个解决途径：充分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和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适用多元程序。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已成为与民事诉讼相辅相成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国家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都在与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配套进行。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也为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例如，民间调解与民事诉讼的关系、法院调解与判决的关系、诉讼和解问题，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各类仲裁)的关系等等。
此外，我国的法院调解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在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却正在面临严重的挑战。
如何处理诉讼和解的程序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分歧较大。
我们对国外诉讼和解制度与审判制度的关系从内在法理到运作方式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从改革所推行的国外诉讼制度中寻找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参照系，对我国诉讼调解这一昔日称为“东方经验”，而今成为众矢之的的制度功能进行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评估，同时通过实施调查找出我国调解制度诸多弊端的症结和恰当的治疗措施，把诉讼和解摆在审判程序的适当阶段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繁简分流问题是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作为改革试点，针对案件数量多、标的额和繁简程度落差大、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采取的改革措施。
具体办法是，成立民一庭和民二庭分别处理复杂案件和简易案件，繁简案件适用不同的处理程序。
民一庭负责对复杂案件的审判，注重程序保障，确保案件按严格的诉讼程序审理；民二庭对简易案件进行快捷审判，侧重于追求诉讼效率。
繁简分流是兼顾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正确思路，也是各国在强大的案件压力下寻求程序保障的一条共同的途径，但各国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作法不同，效果也不同。
这项改革措施从案件分类的标准到具体的处理方式都突破了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建立了类似于美国的小额诉讼制度，目前运行效果很好。
我国应当通过考察国外的类似制度，对这一措施进行理论论证，使这—措施规范化，使之成为一项精致严密的具有普遍性的制度。
我们设想在未来的民诉法修改中，在现有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结构之外加上一个小额诉制度。
四、庭审程序改革问题(一)审前程序问题。
审前准备程序是改革中弄得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有的法院实行庭审法官与取证法官分开的作法，但由于在我国的现行司法管理体制下无法操作，采用书记员取证、执行员取证、甚至法警取证的作法，五花八门。
最高法院的规定有助于对这一现象的矫正，却回避了一个热点问题，即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切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具有效力，庭前程序由谁准备、准备什么、应当承担什么功能等等，都需要深入研究。
(二)证据制度问题。
(1)法官与当事人在举证责任中的角色分配问题。
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将法官作为一定范围的举证主体，这一规定受到改革的挑战。
但改革中理论界和一些法院提出完全由当事人方面调查证据的措施是否符合我国目前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已经引起实践部门的普遍异议，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现在这一改革措施许多地方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哪些是改革的“阵痛”，是制度变迁必须支付的代价；哪些是革除陋习时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制度变迁成本，理论界也持不同看法，尚待进行实证研究。
这一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法官与当事人及律师的职能分工，我们既要追求改革的长远利益——例如消极法官的职能有利于保障判决的公正，又必须综合考虑在我国特定的诉讼文化背景下，按照对抗制下的职能分配，对于我国社会整体诉讼成本和收益的现实影响。
对于审判人员确有必要调查的证据，司法解释已有一个具体限制。
但关于“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之规定的弹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明确限制的意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质证主体的问题，既然一切收集提供证据的人都应当就该证据取得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客观真实回答质证主体的提问，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法院保留收集、调查证据的权限和职责，则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质证和被质证的主体，那么保障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怎样才能不受影响，例如如何处理法官收集的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质证与避免庭审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发生辩论的问题。
关于处理法院调查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当事人不能提供的证据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规定削弱了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功能。
最高法院规定由人民法院调查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这涉及到对举证责任内涵的认识。
只有把举证责任制度放在整个诉讼程序制度的功能中进行系统研究，这些问题才可能获得合理的答案。
(2)认证规则问题。
我国立法中尚未确立西方证据法中普遍适用的自由心证原则，也没有认定证据的具体规则，这一缺陷是我国庭审制度运行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审判方式改革实践中采用“—堂清”、“事一证”等作法很混乱，不符合证据法的基本原理，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很大程度的怀疑。
比如合议庭可能通过质证确认某一证据的真实性及其与所证明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但证明某一事实的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却可能需要在辩论完结之后才能确定。
另外最高法院规定每次开庭后要进行小结，这种小结的效力如何，当事人不同意这种小结能否及如何向法院提出异议，等等。
我们需要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缝隙中尽快建立一套证据法规则，使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科学性。
证据法规则的技术性较强，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法研究直接从两大法系证据法中借鉴他们的一些成果，但也要充分考虑与上述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