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事件

鲁迅先生笔下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那一事件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开枪射击，用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

死者中有共青团员８人。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生刘和珍、杨德群和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在这场运动中牺牲。

在死难烈士中，有７个是中学生，最小的年仅13岁。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大沽口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立即掀起了抗议活动。

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群众的愤怒到了极点，提出“似此横暴，于斯以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望我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

3月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徐谦等13人组成主席团。

会后，代表分成两路，一路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去外交部请愿。

另一路由共产党员、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陈毅率领，去国务院请愿。

结果赴国务院请愿代表与临时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致使多人受伤。

3月18日，天低云暗，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国民大会准备情况，赵世炎、陈乔年等分别报告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口号，以及游行路线。

上午10时，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总会等140多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共计3万余人（另有10万人、5000人之说），冒着风雪，来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主席台上悬挂着前一天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旁边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醒目的大字。

大会首先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徐谦报告开会宗旨。

继由顾孟余、王一飞等报告并发表演说。

李大钊在会上慷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惩办大沽口事件的罪魁祸首。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18”惨案。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

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

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

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

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

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

三一八惨案名词解释三一八惨案，又称南京大屠杀，是指日本侵略军在1937年3月至1938年1月间，对中国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和暴行。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最为血腥残忍的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苦难。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当时的南京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

日本侵略军在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市民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

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和调查，日军在南京城内城外杀害了数十万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同时，大量的妇女被强奸，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城市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三一八惨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愤慨。

当时的外国记者、外交官和救援人员记录了大量的证据，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这些证据包括照片、文件、日记和口述记录等，为后来的审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南京大屠杀被列为二战期间的重大战争罪行，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残酷的一页”。

三一八惨案的纪念和教育工作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任务。

每年的12月13日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铭记历史、警示未来。

同时，南京市设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集、保护和展示与三一八惨案相关的历史资料和证据，向公众普及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历史意义。

三一八惨案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

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战争罪行之一，提醒着世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历史记录向世界传递了和平、反战的重要信息，呼吁人们共同努力，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三一八惨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痛点，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

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不忘记曾经发生的悲剧，珍惜和平，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和屠杀的世界。

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天发生了什么？1926年3月18日，北京80多所大中学校师生，60多个团体共约5000余人，汇集天安门，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当天，汇集的人群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临时政府门前时，遭到北洋政府当时的执政者段祺瑞卫队的枪击，最后造成游行群众47人死亡，132人受伤，40人失踪，史称“三一八惨案”，被作家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那么“三一八惨案”究竟是因何发生的呢？这还要从北洋军阀内部派系与日、英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说起。

1916年6月6日，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复辟失败，在忧惧中病死。

副总统黎元洪继位总统。

但当时身为陆军总长，掌握兵权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觊觎总统之位，于是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引发南方革命当掀起“护法运动”的序幕，最后以段祺瑞让步结局。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拉拢段祺瑞对德宣战，而美国拉拢黎元洪不对德宣战。

北洋政府“府院之争”由此发生。

段祺瑞和黎元洪几番直接博弈没有结果。

最后段祺瑞秘密联系江苏徐州的张勋，利用张勋驱逐了黎元洪，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

段祺瑞又打出“反复辟”旗号，联合直系将领曹锟驱逐了张勋，然后拥立了冯国璋当代理总统，实际上大权仍在段祺瑞手里掌握，《对德宣战》案自然也就通过了。

日本人也因此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段祺瑞仗着有日本人做靠山，又老调重弹，想废除旧约法，自己当总统。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正式掀起“护法运动”。

日本趁机又与段祺瑞签订不平等条约。

1918年8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但段祺瑞掌握着几个师的参战军及国会，仍对国家行政起着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段祺瑞反而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

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势力越来越大，引发直系、奉系的不满。

1919年秋冬之间，直系和皖系组织了反皖联盟，借口“清君侧”，攻击皖系干将徐树铮。

三一八惨案大背景北洋政府概述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

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对外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汉族官绅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实行舆论自由，在全国建立起自治化的统治。

北洋政府与北洋军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统治时期、直系统治时期、奉系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

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

直奉第二次战争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张作霖部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积极推行其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

奉系军阀也尽力扩军备战，准备再次与直系争夺中央政权。

在政治上为了对抗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张作霖，广东军阀建立了三角同盟，广东军阀对直系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渗透收买工作。

而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对奉系进行了大力扶持。

可以说，在战前，直系已经陷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

其中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收受张作霖贿赂军费300万圆，接着又收“奉币”1200万圆作为倒戈费，冯以120万转收买胡景翼，然后发动“北京兵变”，软禁曹锟，逐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

三一八烈士墓主题教育活动三一八烈士墓，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西南角，新建的九州清晏景区内。

1929年，为纪念1926年“三一八”惨案牺牲的47名烈士而建。

中文名三一八烈士墓景区级别AAAA级所属地区北京海淀区建设历史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

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基本资料三一八烈士墓在海淀区圆明园遗址西南角。

1929年，为纪念1926年“三一八”惨案牺牲的47名烈士而建。

墓碑坐北朝南，5米高的六角形纪念碑，矗立在60平方米的墓基上，碑身正面镌刻“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四周铭刻刘和珍、杨德群等烈士的姓名和籍贯。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陈翰笙三月十七日午后，北京各种民众团体，因为大沽口炮击事件，遂派代表赴段祺瑞住宅要求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

执政府卫队竟以刺刀拒绝，杀伤代表数人。

四川代表团杨伯伦受伤最重，胸肩背各有伤口深寸许。

翌日民众在天安门前开大会。

会毕整队赴国务院请政府对八国通牒不要让步。

国务院前执政府卫队向请愿者突然开枪，当场击毙无辜人民五十一人，伤百余人。

因伤而殁于医院者复十余人。

此实中华民国空前的惨案。

我亲临其地，适逢其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因将当日目击的真相为读者作一简单的报告。

十八日早，“晨报”载北京一百八十余团体的公启，要召集国民大会，表示反抗八国通牒。

午前十点半钟，我赶到天安门时，约有三千余人环立讲台前面。

台上有两条白布。

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

杨伯伦的血衣亦高悬于台前。

主席徐谦报告开会意义后，有两三位主席相继演说，而两三位某某团体代表报告昨日与府卫兵冲突的情形。

报告毕，台上人向众谓警察总监李鸣钟已来函声明愿保护群众。

台上复有人报告“府卫兵曾经解除武装，府院防卫由国民军替接的。

”此时，贾德耀代表潘某登台向众说，“卫兵杀伤代表，总理心极不安，特派鄙人前来道歉。

”台下人声嘈杂，对潘表示不满。

潘说话不及三分钟即退去。

于是大会通过议案六条：（一）电促全国国民一致反抗八国；（二）电请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抗帝国主义；（三）请政府严驳八国最后通牒；（四）如八国不肯收回通牒即驱逐其公使；（五）督促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六）组织北京民众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散会时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声明先赴国务院，再定路线。

各团体高揭旗帜，排队东行。

过东长安街即转向北，自东单至东四约计不下二千余人。

我沿途散发反抗八国通牒的传单，遇着许多相识的学生。

传单发完我就追过游行的队伍，还看见有人高举天安门台上的血衣。

我比群众先到国务院（即海军部旧址）。

只见一辆一辆汽车陆续向西开去，大概是阁员散值或逃避了。

纪念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即指1931年9月18日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侵华事件。

该事
件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进一步升级。

事件始于日本军队在沈阳发动的一次爆炸，后来演变为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

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

三一八惨案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成为中国人民勇敢抵抗侵略的象征。

每年的三月十八日，中国人民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

通过纪念三一八惨案，我们希望提醒人们珍惜和平、警惕侵略，同时也向历史教训汲取力量，坚定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

[键入文字]“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是怎样向学生开枪的？读者们大概应该都记得鲁迅那篇名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以及里面这段朗朗上口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的是1926 年3 月18 日，北洋临时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四十七名示威学生和群众的事件。

史称“三一八惨案”。

但是，北洋临时执政府卫队为什么开枪?这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没有对读者们讲明白的事情。

一个事件，如果隐去了前因，只留下后果，那么事件的是非性质，往往会发生扭曲、甚至会黑白颠倒。

刘和珍一案的真相，以及当天“三一八惨案”的内幕，首先要从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内战这事儿说起。

当年，日本扶持张作霖的“奉军”，而苏俄则扶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 年3 月，冯玉祥与张作霖两军正在华北作战，冯玉祥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岸上建造了炮台，而且在水道中布施了水雷。

日、英、美、法、意、比、西、荷等八国公使认为：冯玉祥在大沽口一带建造炮台等军事防御措施，违反了1901 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实事求是地说，冯玉祥在大沽口建造炮台一事，也许的确对《辛丑条约》构成了违约。

只是，这个违约行为，有没有正当性，则见仁见智，这个问题牵涉到“不平等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在此深入讨论。

3 月16 日，外国公使团向北洋临时执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如炮台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后果自负。

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激1。

三一八惨案的背后隐情是什么藏在背后的事实又是怎么回事本文导读：上述是惨案的表象，藏在背后的事实是：冯玉祥封锁大沽口，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的延续。

苏联出钱出枪，武装了吴佩孚，对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不无挑衅之意。

而冯玉祥封锁大沽口，正是为了对付日本支持的奉系。

因此，大沽口事件表面上是冯奉之争，实际是日俄之争。

苏联本想武装的在华代言人是吴佩孚，因为二十年代初，吴佩孚是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也是民望最高的政治家(在当时的影响力绝对高于陈独秀等人)。

但吴佩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苏联因此才转而支持孙中山和冯玉祥。

因此，1924年的冯玉祥倒戈，实际上也有国际因素。

而吴佩孚屠杀罢工工人，实际上是反苏，因为这些工人中确实都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因素。

此时的北京政府，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的政府，也就是冯奉共掌北京的局面，段祺瑞是夹缝中的俘虏，虽贵为执政，但实际权力远不能与他此前任国务总理时相比。

而北京的防卫是由冯军主要负责的，具体而言是鹿钟麟。

因此，射杀学生的责任未必就在段祺瑞。

如北大的傅斯年等人就很愤怒地表示，要与鹿钟麟断交。

当时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是总理贾德耀等人，但学生的口号是巴黎公社式的，是要开天辟地的。

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

当段祺瑞听说此事后，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发誓要终身吃素来表示忏悔。

后来他果然做到，在1936年，蒋介石接段祺瑞去庐山疗养，颠簸成病，又吃了凉食，从此一病不起，医生要求开荤以增强体力，段祺瑞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日逝世。

当时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对列强让步。

列强抛出的最后通谍，是根据《辛丑条约》的。

但执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辛丑条约》中只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封锁大沽口炮台，却并无禁止中国军队封锁海岸线的条款，于是就此进行反驳。

在整个事件中，段祺瑞执政府没有进行过一点让步。

而此时，学生们已经声震云天了。

很显然，沟通方面出了问题，但群众的不理性也是问题。

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女师大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情节，我们倘一翻阅《华盖集》的正续编，对于当时的一些人物，如杨荫瑜、陈西滢、章士钊之流，以及这个事件的真相，大抵可以了然。

鲁迅在这一次，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使敌人望风披靡，弃甲曳兵而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翻不过身来。

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

学生们其始不过想对自己的学业有所提高，对学校措施有些不满；倘使接受这些正确的要求，风潮本可避免。

但既属于反动一面，他就会产生出一套反动的办法：嗾使貌作旁观、置身事外、其实是同伙的一批人，在外大说“闲话”，如陈西滢；大放流言，如现代评论派；颠倒黑白，如《甲寅》周刊与老虎总长章士钊。

鲁迅在旁随时看出敌人的弱点，立即给以抨击，不使敌人野心得逞。

杨荫瑜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段、章，利用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

于是与教师、学生、群众为敌。

１９２５年，在反抗杨荫瑜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３月间在北京逝世。

正值人们痛悼之际，杨荫瑜竟然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公妻”，不许学生去追悼，因而群情大愤。

５月７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定二十一条的一天，杨荫瑜利用人们必然踊跃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的爱国热情，企图偷梁换柱，把国耻纪念大会，变为替她洗涤污垢的场所，从而达到回校办事的目的。

同学们有所违抗，即加以捣乱国耻纪念会的罪名，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亦在教育部供职），威胁刘和珍和我代表大家向杨认错，否则有几个人要被开除学籍。

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且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

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荫瑜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清晨挂在墙上。

大众看见，知是预为布置的阴谋，更加愤不可遏。

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

鲁迅先生对三一八惨案的评价
鲁迅先生对三一八惨案的评价是极其悲痛和愤怒的。

他在《华盖集·三八节集外篇》中写道：“这一天的悲酷，让我回忆起古今中外的一切屠杀……它不仅仅是一个‘外围事件’，它是一座强大的台阶，可以让我们看到整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夜半枪声’和‘血和灰烬的故事’。

”
鲁迅先生认为，三一八惨案彰显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集中表现，是中国民族受到侵害、被奴役的可憎行为，掩盖不了其罪恶本质。

在鲁迅先生笔下，三一八惨案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血腥和残忍的一页，也成为了人民需要铭记的痛苦历史。

三一八惨案800字随笔三一八惨案800字随笔【第一篇】：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可有可无又可怜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今天，我们品读民国史来透析1926年三一八惨案真相，可以折射出当年一群伪君子们的真实嘴脸，可以颠覆人们脑海中固有的善与恶。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中弹身亡的刘和珍开追悼会的那一天。

鲁迅独自在礼堂外苦闷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点什么？”。

鲁迅说：“没有”。

她就正告：“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写的文章”“正告”的百度词解是严正地警告。

因手里资料十分有限，而图书馆中的鲁迅许多书籍又被下架，所以一直没能查找出这一位程君的真实身份。

但总觉得“正告”的背后还存在着二种含义：一是必须去写的威胁；二是内心中对鲁迅有着难以抑制的憎恶。

或许是正在患病的刘和珍走上了街头，而同为学生领袖的许广平却很听话的留下来“抄书”。

其实，鲁迅在三一八惨案的当晚就写下了一篇《无花的蔷薇之二》。

文中绕来绕去，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向世人解释他并非是一个“苏俄卢布买收来者”。

后来，自己也觉得“当我写出上面无聊的文字时，正是许多青年在受弹饮刃”。

之前的鲁迅，对于一些所谓的爱国运动是冷嘲热讽，甚至是谩骂“无知的学生和流氓无产者”。

他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组织策划者玩的是民气，而激发出来的反帝浪潮，恰恰把苏俄肢解蒙古所引发的愤怒全抹干净了”。

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里，尤其面对刘和珍的惨死，鲁迅欲说不能。

最后在“正告”的威胁之下，于四月一日写出了谎话连篇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墨写的慌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赤色恐怖。

中国政府为了防止赤裸中华，1918年1月1日“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命令张作霖封锁中俄交通，断绝两国邦交。

1919年8月24日公布了《海参崴宣言》，并且派遣二个步兵营进入尼科利思克。

10月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于11月17日一举收复蒙古及唐努乌梁海。

三一八惨案演讲稿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为了向大家介绍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三一八惨案。

这是一起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我们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将以此为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背景、原因和影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起事件的历史背景。

1931年3月18日，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发动了一起假旗事件，即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这一事件被日本军方利用，借口中国军队袭击日本驻沈阳的事实，进而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

这一事件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其次，我们来探讨一下这起事件的原因。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根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日本当时试图通过侵略中国东北地区，获取资源和领土，以满足其对亚洲的扩张野心。

而中国政府在面对这一侵略行为时，表现出了软弱和无力，未能有效地保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为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最后，我们来谈谈这起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也使得中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了保卫国家领土和民族独立的紧迫性。

这一事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尊心，促使他们更加团结一致，抵抗外敌侵略。

同时，这一事件也加速了中国人民对国家现代化和强大的追求，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和国家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三一八惨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起重大的悲剧事件，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努力学习，不忘国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