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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笔下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那一事件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开枪射击，用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
死者中有共青团员８人。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生刘和珍、杨德群和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在这场运动中牺牲。
在死难烈士中，有７个是中学生，最小的年仅13岁。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大沽口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立即掀起了抗议活动。
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群众的愤怒到了极点，提出“似此横暴，于斯以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望我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
3月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徐谦等13人组成主席团。
会后，代表分成两路，一路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去外交部请愿。
另一路由共产党员、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陈毅率领，去国务院请愿。
结果赴国务院请愿代表与临时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致使多人受伤。
3月18日，天低云暗，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国民大会准备情况，赵世炎、陈乔年等分别报告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口号，以及游行路线。
上午10时，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总会等140多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共计3万余人（另有10万人、5000人之说），冒着风雪，来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主席台上悬挂着前一天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旁边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醒目的大字。
大会首先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徐谦报告开会宗旨。
继由顾孟余、王一飞等报告并发表演说。
李大钊在会上慷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惩办大沽口事件的罪魁祸首。
鲁迅先生三一八惨案文章鲁迅先生三一八惨案是中国近代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931年3月18日，一群日本侵略者突入中国广东南澳县，发动惨烈的指挥官部落战火，大量残害百姓，十几万无辜百姓被杀害，数百村庄被焚毁，使当地居民深受其害。
鲁迅先生的文章《抗日神童》中就描写了这一悲剧，以深刻的笔触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百姓无辜之殃的怒火和决心反抗的愤怒。
根据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居民因惨烈的部落战而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情况，堪称可怕。
日本人突然出现，使人们感到震惊和恐惧，他们像猛兽般，放开手中的武器，以暴力行为惊吓百姓，他们破坏和烧毁村庄，杀戮无辜百姓，施暴破坏家园，让人们沉浸在无辜苦难中。
当时，日本人贪图财物，抢劫百姓，甚至还迫使当地居民去供养他们，还有一些甚至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使他们的家庭失去了保护。
穆斯林百姓的冤屈也被鲁迅先生揭露出来。
他们深受日本侵略者的难民，收获被烧毁，家禽被屠杀，洞穴中的尸首堆叠如山，收受损，动物急需用品，家畜被掠夺，穆斯林家庭深受日本人的凌辱，他们的孩子们被迫去当日本士兵的工具，他们还忍受着心灵的创伤，生活的折磨和财物的抢劫，他们甚至被日本人迫害至死。
三一八惨案不仅让无辜的中国人民受罪，更几乎伤害了中国的精神，让人们的思想深受摧残。
普遍的痛苦和遭受破坏的悲惨遭遇让鲁迅先生按捺不住，他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化为文字，用他滔滔不绝的文字，献给时代以记忆。
他希望能以此示戒百姓，使百姓明白，只有通过抗日神童，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免受侵略。
鲁迅先生的文章《抗日神童》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行径，把日本侵略者暴行的真相揭露出来，这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无数中国人在他们的歌声中发自内心地歌唱着中国人民的反抗之声，让抗日神童在中华民族史上获得了永恒的荣光。
今天，我们静静地追思那些十几万个抗日神童，妈妈，我们绝不能忘记鲁迅先生流血淋漓述说的那场惨案，静静地让它在我们心中永远留存，感谢英雄们，继承英雄们的业绩，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伟大带到更高的水平，把中华民族的荣耀带到未来的时代。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18”惨案。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
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
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
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
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
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
三一八惨案名词解释三一八惨案，又称南京大屠杀，是指日本侵略军在1937年3月至1938年1月间，对中国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和暴行。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最为血腥残忍的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苦难。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当时的南京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
日本侵略军在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市民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
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和调查，日军在南京城内城外杀害了数十万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同时，大量的妇女被强奸，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城市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三一八惨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愤慨。
当时的外国记者、外交官和救援人员记录了大量的证据，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这些证据包括照片、文件、日记和口述记录等，为后来的审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南京大屠杀被列为二战期间的重大战争罪行，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残酷的一页”。
三一八惨案的纪念和教育工作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任务。
每年的12月13日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铭记历史、警示未来。
同时，南京市设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集、保护和展示与三一八惨案相关的历史资料和证据，向公众普及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历史意义。
三一八惨案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
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战争罪行之一，提醒着世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历史记录向世界传递了和平、反战的重要信息，呼吁人们共同努力，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三一八惨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痛点，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
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不忘记曾经发生的悲剧，珍惜和平，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和屠杀的世界。
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天发生了什么？1926年3月18日，北京80多所大中学校师生，60多个团体共约5000余人，汇集天安门，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当天，汇集的人群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临时政府门前时，遭到北洋政府当时的执政者段祺瑞卫队的枪击，最后造成游行群众47人死亡，132人受伤，40人失踪，史称“三一八惨案”，被作家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那么“三一八惨案”究竟是因何发生的呢？这还要从北洋军阀内部派系与日、英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说起。
1916年6月6日，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复辟失败，在忧惧中病死。
副总统黎元洪继位总统。
但当时身为陆军总长，掌握兵权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觊觎总统之位，于是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引发南方革命当掀起“护法运动”的序幕，最后以段祺瑞让步结局。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拉拢段祺瑞对德宣战，而美国拉拢黎元洪不对德宣战。
北洋政府“府院之争”由此发生。
段祺瑞和黎元洪几番直接博弈没有结果。
最后段祺瑞秘密联系江苏徐州的张勋，利用张勋驱逐了黎元洪，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
段祺瑞又打出“反复辟”旗号，联合直系将领曹锟驱逐了张勋，然后拥立了冯国璋当代理总统，实际上大权仍在段祺瑞手里掌握，《对德宣战》案自然也就通过了。
日本人也因此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段祺瑞仗着有日本人做靠山，又老调重弹，想废除旧约法，自己当总统。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正式掀起“护法运动”。
日本趁机又与段祺瑞签订不平等条约。
1918年8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但段祺瑞掌握着几个师的参战军及国会，仍对国家行政起着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段祺瑞反而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
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势力越来越大，引发直系、奉系的不满。
1919年秋冬之间，直系和皖系组织了反皖联盟，借口“清君侧”，攻击皖系干将徐树铮。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陈翰笙三月十七日午后，北京各种民众团体，因为大沽口炮击事件，遂派代表赴段祺瑞住宅要求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
执政府卫队竟以刺刀拒绝，杀伤代表数人。
四川代表团杨伯伦受伤最重，胸肩背各有伤口深寸许。
翌日民众在天安门前开大会。
会毕整队赴国务院请政府对八国通牒不要让步。
国务院前执政府卫队向请愿者突然开枪，当场击毙无辜人民五十一人，伤百余人。
因伤而殁于医院者复十余人。
此实中华民国空前的惨案。
我亲临其地，适逢其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因将当日目击的真相为读者作一简单的报告。
十八日早，“晨报”载北京一百八十余团体的公启，要召集国民大会，表示反抗八国通牒。
午前十点半钟，我赶到天安门时，约有三千余人环立讲台前面。
台上有两条白布。
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
杨伯伦的血衣亦高悬于台前。
主席徐谦报告开会意义后，有两三位主席相继演说，而两三位某某团体代表报告昨日与府卫兵冲突的情形。
报告毕，台上人向众谓警察总监李鸣钟已来函声明愿保护群众。
台上复有人报告“府卫兵曾经解除武装，府院防卫由国民军替接的。
”此时，贾德耀代表潘某登台向众说，“卫兵杀伤代表，总理心极不安，特派鄙人前来道歉。
”台下人声嘈杂，对潘表示不满。
潘说话不及三分钟即退去。
于是大会通过议案六条：（一）电促全国国民一致反抗八国；（二）电请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抗帝国主义；（三）请政府严驳八国最后通牒；（四）如八国不肯收回通牒即驱逐其公使；（五）督促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六）组织北京民众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散会时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声明先赴国务院，再定路线。
各团体高揭旗帜，排队东行。
过东长安街即转向北，自东单至东四约计不下二千余人。
我沿途散发反抗八国通牒的传单，遇着许多相识的学生。
传单发完我就追过游行的队伍，还看见有人高举天安门台上的血衣。
我比群众先到国务院（即海军部旧址）。
只见一辆一辆汽车陆续向西开去，大概是阁员散值或逃避了。
[键入文字]“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是怎样向学生开枪的？读者们大概应该都记得鲁迅那篇名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以及里面这段朗朗上口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的是1926 年3 月18 日，北洋临时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四十七名示威学生和群众的事件。
史称“三一八惨案”。
但是，北洋临时执政府卫队为什么开枪?这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没有对读者们讲明白的事情。
一个事件，如果隐去了前因，只留下后果，那么事件的是非性质，往往会发生扭曲、甚至会黑白颠倒。
刘和珍一案的真相，以及当天“三一八惨案”的内幕，首先要从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内战这事儿说起。
当年，日本扶持张作霖的“奉军”，而苏俄则扶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 年3 月，冯玉祥与张作霖两军正在华北作战，冯玉祥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岸上建造了炮台，而且在水道中布施了水雷。
日、英、美、法、意、比、西、荷等八国公使认为：冯玉祥在大沽口一带建造炮台等军事防御措施，违反了1901 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实事求是地说，冯玉祥在大沽口建造炮台一事，也许的确对《辛丑条约》构成了违约。
只是，这个违约行为，有没有正当性，则见仁见智，这个问题牵涉到“不平等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在此深入讨论。
3 月16 日，外国公使团向北洋临时执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如炮台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后果自负。
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激1。
三一八惨案大背景
北洋政府概述
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
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
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对外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汉族官绅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实行舆论自由，在全国建立起自治化的统治。
北洋政府与北洋军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统治时期、直系统治时期、奉系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
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
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
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
直奉第二次战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张作霖部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积极推行其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
奉系军阀也尽力扩军备战，准备再次与直系争夺中央政权。
在政治上为了对抗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张作霖，广东军阀建立了三角同盟，广东
军阀对直系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渗透收买工作。
而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对奉系进行了大力扶持。
可以说，在战前，直系已经陷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
其中1924年
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收受张作霖贿赂军费300万圆，接着又收“奉币”1200万圆作为倒戈费，冯以120万转收买胡景翼，然后发动“北京兵变”，软禁曹锟，逐溥仪出
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
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违诺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已经无
军又无势的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临时执政”。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并与帝
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
”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
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
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
”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
”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
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
2000万卢布的外汇。
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
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l8门以及药品等等。
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
任该团领袖。
三一八惨案的小背景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
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
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7国公使，于16日以公使团名义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
以武力解决。
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
因为
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进行规定。
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
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的简介：
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是1924年春就已开始担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女士。
杨荫榆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小名申官，1907年杨荫榆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
范学校学习，杨荫榆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
191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
1918杨荫榆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
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荫榆
任女师大校长期
间，竭力维护北洋政府的专职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
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依仗权势打击和排挤进步教师。
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
迅也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1925年8月，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武装警察，并批准了杨荫榆的辞职，免去了她女师大校长的职务。
女师大风潮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
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
”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
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受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
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
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
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
但在处理具体学生时，却没有做到公正、公平。
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3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
这一显
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
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
5月7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
5月9日，杨荫榆即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刘
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
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
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
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7月底杨荫榆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
8月1日，她又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强行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等4个班。
8月10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
22日，坚守女
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拖出校
门。
在女师大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鲁迅为首，以女师大国文系教员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了对抗。
鲁迅甚至因此被
开除了教育部的职位。
鲁迅写了大量的文章，对杨荫榆、章士钊等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强力的批判。
在这些文章中，
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就如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
讥讽嘲骂。
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
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
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
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非而不如。
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
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