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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防治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原位肝移植（ OLT ）已成为终末期肝病的金标准治疗。
虽然OLT的手术成功率已达90 % ~10 0% , 5年、1 0年生存率分别已达 70%~80%、 60%~70 %，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或不可避免，移植后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14%~55 %左右，直接影响了移植后的近远期生存率。
下面就 OLT 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防治作一简述。
一、肝移植术后外科并发症1．术后出血：（1）腹腔内出血：较常见，发生率 10%~20%，是术中和术后早期的主要死因。
原因有肝硬化致凝血功能差；后腹膜等侧枝循环创面渗血；移植肝小血管分支未被结扎出血；血管吻合口漏血；膈肌血管出血；供肝功能不良致凝血因子缺乏；外源性凝血因子补充不足；转流术中肝素的作用，转流停止后未作充分的中和；引流管出口处腹壁出血等。
常见出血部位为① 门脉高压后腹膜侧枝循环创面（如腔静脉后），②膈肌血管，⑧新肝韧带创面，④新肝活检处。
⑤ 腹腔引流管洞口等。
腹腔内出血一般多指发生在术后1~3d，除表现为持续性的引流管血性液体外，最常见的为高度的腹胀及进行性血压下降，部分病人因血块堵塞可致引流管无排。
若诊断为活动性出血，应果断进行剖腹止血。
我院25例OLT发生术后腹腔内大出血 1 例。
（2）消化道出血：多为胃十二指肠粘膜糜烂或应激性溃疡所致，曲张静脉破裂出血不多见。
供肝功能正常时，出血量一般不大，给予 H2 受体拮抗剂或泵抑制剂后均可停止。
2．血管并发症：肝动脉、门静脉及肝上、肝下下腔静脉四个吻合口均可出现相关的血管并发症，早期血管并发症的出现往往导致供肝的丢失，多与手术技术不当有关。
（1）肝动脉血栓形成：肝动脉管腔最小，吻合技术要求更高，最容易出现并发症，尤其是小儿。
原因常为吻合技术不当，肝流出道不畅，排斥反应，供肝血管较小和肝动脉变异，活体或劈离式肝移植等引起。
肝动脉栓塞后会出现以下结果：移植早期发生的主干栓塞往往导致移植肝无功能（PNF ）;分支血管的缺血引起胆管缺血坏死，出现胆瘘或胆道狭窄；肝局灶性坏死感染。
摘要：肝移植术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但术后感染是影响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本文旨在探讨肝移植后感染的诊断、治疗原则以及具体治疗方案，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一、引言肝移植术作为一种挽救终末期肝病患者生命的治疗方法，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由于肝移植术后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易发生感染，严重时可导致移植肝功能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合理有效的感染治疗方案对于提高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二、肝移植后感染的诊断1. 临床表现：肝移植后感染的临床表现多样，包括发热、寒战、咳嗽、咳痰、腹泻、呕吐、乏力、食欲不振等。
部分患者可出现局部症状，如伤口感染、胆道感染等。
2. 实验室检查：血液检查可发现白细胞计数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肝功能异常等。
尿常规、粪便常规等检查有助于发现尿路感染、肠道感染等。
3. 影像学检查：超声、CT、MRI等影像学检查有助于发现肺部感染、胆道感染、腹腔感染等。
4. 细菌学检查：通过血液、尿液、痰液、分泌物等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有助于确定感染病原体和指导抗生素治疗。
三、肝移植后感染的治疗原则1. 早期诊断：早期诊断是治疗感染的关键。
临床医生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进行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以便尽早发现感染。
2. 确定病原体：通过细菌学检查确定感染病原体，为抗生素治疗提供依据。
3. 选用合适的抗生素：根据病原体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4. 抗感染治疗与支持治疗相结合：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加强患者的支持治疗，如补充营养、纠正水电解质失衡、维持酸碱平衡等。
5. 定期复查：在治疗过程中，定期复查相关指标，评估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四、肝移植后感染的具体治疗方案1. 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1）万古霉素：0.5g，静脉滴注，每日2次。
（2）利奈唑胺：600mg，口服，每日2次。
（3）克林霉素：600mg，静脉滴注，每日2次。
2. 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1）头孢曲松：2g，静脉滴注，每日2次。
肝移植术后护理及并发症防治措施肝移植是一种治疗肝脏疾病的重要手术，当患者肝脏出现严重疾病或功能衰竭时，肝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
虽然肝移植的成功率逐年提高，但是术后护理和并发症的防治成为了重中之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肝移植术后护理和并发症防治的措施，以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一、术后护理1. 观察术后情况肝移植手术后，患者需要留在医院接受护理。
护理人员需要每日观察患者的情况，包括血压、心率、体温等生命体征，观察是否出现腹胀、恶心、呕吐等症状。
同时要观察患者是否出现感染、出血等并发症。
2. 给予适当的营养肝移植患者术后需要给予适当的营养支持。
在术后第一天到第三天，以胶体、葡萄糖为主，控制水分和电解质平衡；从第四天开始给予口服营养，如丝氨酸、天冬氨酸、硫酸软骨素等，并逐步增加能量，使患者尽早进食。
3. 防止并发症术后出现并发症会影响患者的恢复效果，因此必须及时防治。
如术后腹胀需及时排便、抗感染、预防肝性脑病等。
同时，医护人员也需要定期给予抗排斥治疗，以支持患者免疫系统。
二、防治并发症1. 感染肝移植术后患者容易感染，最常见的感染为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因为接受免疫抑制剂后，患者免疫系统功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在手术后期，患者需要定期复查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查，一旦发现感染要及时治疗。
同时，患者应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避免在人群密集处逗留，保持空气新鲜。
2. 肝性脑病肝性脑病是由于肝脏功能障碍所引起的病症，表现为意识障碍、手足不协调等症状。
肝移植后的患者，由于药物免疫抑制作用，容易出现肝性脑病。
因此，医生必须定期检查患者肝功能，及时发现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肝性脑病。
3. 血管血栓形成血栓是指血管内血液凝固形成的一种疾病。
肝移植患者术后容易出现血栓形成，特别是在静脉同用、腹腔内出血的患者。
因此术后需配合抗凝治疗，避免血液凝固，同时要注意定期检测相关的血凝指标。
三、生活上的建议1. 合理的饮食术后合理的饮食对患者的康复效果非常关键。
肝移植的术后处理一．肝移植术后的一般处理：1．饮食：在胃肠功能未恢复前应禁食水，但可经胃管少量药物管饲、如免疫抑制剂等，一旦胃肠功能恢复应尽早开始肠内营养。
2．体位：术后早期一般以平卧位或半卧位为主，坚持翻身拍背以利咳痰，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鼓励病人尽早坐起锻炼，下地活动。
3．吸氧：拔除气管插管后应给予鼻导管或面罩吸氧以维持必要的血氧分压，同时定时做雾化吸入治疗以湿化气道，以免痰液过于粘稠而难以咳出。
4．各种引流管的处理：（1）胃管：应定时冲洗，注意观察引流物的量和性状，并可经胃管注入药物，恢复排气及排便即可拔除。
（2）尿管：留置尿管期间要定时用生理盐水冲洗，争取早期拔除，降低泌尿系感染的机会。
（3）中心静脉插管、动脉测压管及Swan-ganz导管：除中心静脉插管可保留一段时间用来维持输液外，其他导管均应在循环稳定24小时后及早拔除，并将导管尖端送细菌培养。
CVP 管保留期间定期换药防止感染，一旦怀疑感染应立刻拔除，可留置PICC管用作补液通道。
（4）腹腔引流管：注意保持引流管的通畅，防止被血块堵塞。
引流量减少后应逐步拔除肝上引流管。
右肝下引流管应在T管夹闭后拔除。
（5）T管：肝脏移植术后留置T管，除胆道减压利于吻合口愈合的作用外，尚可观察胆汁性状，或经过窦道对某些胆道并发症进行治疗。
应定期行胆汁细菌培养。
术后1周行T管造影，确认无胆漏后可夹闭T管。
怀疑有胆道感染的情况下，应放开T管，观察胆汁质量，取胆汁标本行细菌培养，必要时行胆道造影检查。
T管拔除一般在术后3 - 4个月，拔管前应做T管造影。
为防止拔管过程中胆漏的发生，可在拔除T管后马上沿窦道置入一根中心静脉插管，将其尖端置于窦道汇入胆总管处。
留置一两天后，如未出现胆漏可逐步拔除。
5．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肝移植手术创伤大、时间长，术中液体的进出量多，对病人的生理干扰非常大，因此必须结合临床表现和多项监测指标决定补液量的多少。
具体治疗上因人而异，容量超负荷易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和肺水肿，延长呼吸机依赖的时间，增加肺部感染的机会。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 ２３９７．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１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通信作者：郑树森，Ｅｍａｉｌ：ｚｙｚｓ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院士论坛·重视肝移植术后真菌感染的防治郑树森【关键词】 肝移植； 真菌； 侵袭性真菌感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ＺＨＥＮＧＳｈｕ ｓｅ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ｇｕｓ；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ｕｌｔｉ 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ａｎｄ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Ｅｍａｉｌ：ｚｙｚｓ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侵袭性真菌感染（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ＦＩ）的发生近年在肝移植受者中呈上升趋势，发生率在５％～４２％［１ ５］，多发生于移植术后３个月内，也有患者在术后３个月至１年内发生。
随着活体肝移植的广泛开展，急诊肝移植成为众多危重患者的选择，大大提高了肝移植术后ＩＦＩ的发生率。
国内外各移植中心报道肝移植术后ＩＦＩ造成的病死率为１０％～８０％，大部分报道的数据高于５０％［３ ４］，认为ＩＦＩ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ＩＦＩ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如何对其进行积极预防和有效治疗是临床医师面临的新的挑战。
１ ＩＦＩ的病原学与诊断肝移植受者发生ＩＦＩ主要与免疫、外科手术和围手术期管理等因素有关，其易感因素包括：术前肝性脑病、手术复杂、术中大量失血、术后大量输血、围手术期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时间长、术后剖腹探查、肾功能衰竭及血液透析治疗等［６ ７］。
肝移植术后ＩＦＩ的危害与感染真菌病原体类型和感染部位有关。
最常见的病原体包括念珠菌属、曲霉属和新型隐球菌［１］，其中念珠菌属和曲霉属感染占了绝大部分，念珠菌属感染占６２％～９１％，曲霉属感染占１０％［４，６］。
近１０年来，随着肝移植受者的增多，新型免疫抑制剂的问世和使用，对常见真菌感染治疗经验的成熟和术后抗真菌药物使用的增加，真菌感染谱已逐渐发生了变化。
目前的趋势是侵袭性念珠菌感染发生率显著下降，而非念珠菌属，如曲霉属、接合菌属及镰孢菌属等感染机会上升［１］。
念珠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也可以寄生于正常人体皮肤、口腔黏膜、胃肠道和阴道黏膜上，属于典型的条件致病菌。
肝移植术后侵袭性念珠菌感染中白色念珠菌感染约占２／３，非白色念珠菌感染约占１／３，包括光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和克柔念珠菌等，造成的病死率为１０％～７５％，也有报道为３６％［４，６］。
术前肝性脑病、术后细菌感染、血液透析和再次肝移植，均是肝移植术后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危险因素［６］。
侵袭性念珠菌感染多发生于肝移植术后３个月内，常见感染部位包括血液、腹腔和胸腔，造成念珠菌血症、腹膜炎、腹腔内感染和脓胸等。
非白色念珠菌感染的预后较白色念珠菌感染差。
诊断主要依据病原学检查。
曲霉也是存在于人体皮肤和黏膜的条件致病菌。
肝移植术后曲霉感染患者，部分表现为口腔黏膜等部位的浅表感染，需要引起临床医师高度重视的是侵袭性曲霉感染。
由于肝移植术后侵袭性曲霉感染发生率不断升高，对患者预后的不良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实体器官移植患者中，侵袭性曲霉感染的发生率为５％～１５％，病死率达３０％～７０％［１］。
肝移植术后１年内死亡的患者中，１６．９％与侵袭性曲霉感染有关［７］，其中最常见的是烟曲霉感染［１］。
术后肾功能衰竭、血透治疗、术后再次剖腹探查以及长期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是肝移植术后侵袭性曲霉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曲霉感染通常可引起支气管肺炎、角膜炎，也可引起手术切口感染、颅内感染和心内膜炎等，多发生于移植术后１００ｄ内［１］。
诊断主要依据病原学检查，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肺部曲霉感染的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ＣＴ可表现为多发斑片状影、球形阴影和实变影，可有空洞形成，曲菌球为其特征性表现。
我中心早期临床经验显示，在３５２例肝移植受者中发生侵袭性曲霉感染１８例，多为肺部、血液和腹腔感染。
其他真菌感染，如毛霉属、接合菌属和镰孢菌属感染，则较少见。
２ ＩＦＩ的治疗近年来，抗真菌药物由传统的氟康唑、伊曲康唑、两性霉素Ｂ等药物，扩大到棘白菌素类药物，如卡泊芬净、米卡芬净，以及新一代三唑类药物，如伏力康唑、泊沙康唑等。
棘白菌素类药物和新一代三唑类药物比较昂贵，但它们的出现为肝移植术后ＩＦＩ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氟康唑治疗大多数念珠菌感染效果较理想，但对于克柔念珠菌感染则效果较差。
目前，肝移植术后越来越多地使用氟康唑预防真菌感染，但是有研究显示盲目地使用氟康唑增加了非白色念珠菌感染的机会。
Ｈｕｓａｉｎ等［６］研究显示，肝移植术后针对真菌感染预防性使用氟康唑，增加了非白色念珠菌感染的发生，而非白色念珠菌感染造成的病死率大于白色念珠菌感染。
对此，我中心的临床经验是对存在念珠菌感染的高危因素患者进行预防性抗真菌治疗，但目前尚缺乏进一步的临床数据来评估预防性抗真菌治疗在改善肝移植受者预后中的价值。
２００２年以前，两性霉素Ｂ是作为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首选药物，其抗真菌谱广，抗真菌效果显著，但肾毒性、发热以及与输液有关的明显不良反应限制了其使用的范围。
虽然两性霉素Ｂ脂质体对肾功能影响相对较小，但部分肝移植受者术前已经存在肾功能损害，或者术后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肾功能损害，均限制了两性霉素Ｂ的使用［４ ５，７］。
文献报道两性霉素Ｂ治疗曲霉的有效率为３２％，也有报道目前１０％的曲霉株对两性霉素Ｂ耐药［１，５］，推荐使用两性霉素Ｂ雾化吸入预防肺内感染。
棘白菌素类药物治疗念珠菌属感染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等同于氟康唑，患者耐受性高于两性霉素Ｂ，并在体内和体外被证实对曲霉属有效［４］。
棘白菌素类药物通过干扰真菌细胞壁的合成来达到抗真菌目的，因此对人体的不良反应相对较小，对肝脏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在肝移植患者中使用较为安全。
目前，新一代三唑类药物在治疗肝移植术后侵袭性真菌感染中占有重要地位。
文献报道伏力康唑和泊沙康唑治疗曲霉的有效率分别为５３％和５８％［１，５］。
三唑类药物作为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ＣＹＰ）同工酶抑制剂，会造成钙调磷酸酶抑制剂（ＣＮＩ）类免疫抑制剂的血药浓度上升，这是该类药物在临床上使用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伏力康唑的不良反应还包括转氨酶升高、胃肠道反应、视力障碍以及幻觉等［７－９］。
Ｈｅｒｂｒｅｃｈｔ等［８］进行的临床研究证实，伏力康唑治疗免疫抑制状态下患者的曲霉感染，患者生存率优于使用两性霉素Ｂ治疗者。
Ｓｉｎｇｈ等［７］报道早期联合使用伏力康唑和卡泊芬净治疗实体器官移植后侵袭性曲霉感染，患者９０ｄ的生存率高于使用两性霉素Ｂ脂质体组，尤其是对于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联合治疗组９０ｄ的生存率显著高于两性霉素Ｂ组，但２组间不同器官移植患者组成比不同，可能影响到２组的生存率。
我中心有１例肝移植术后肺部曲霉感染合并切口毛霉菌感染患者，予伏力康唑联合两性霉素Ｂ脂质体治疗，效果理想。
泊沙康唑为口服制剂，疗程较长，对非念珠菌属疗效较好，对曲霉有效率达５８％，而对念珠菌属感染效果似乎较差。
泊沙康唑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轻度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少数患者出现转氨酶及胆红素升高，因为主要通过粪便排泄，对肾功能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因为泊沙康唑只对ＣＹＰ３Ａ４有抑制作用，对其他多种ＣＹＰ无明显抑制，因此与各种药物的相互作用小于其他三唑类药物［５］。
３ ＩＦＩ的治疗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肝移植术后ＩＦＩ的发生与受者免疫抑制状态密不可分。
某些需要提高免疫抑制剂用量，或者需要调整免疫抑制剂使用方案的情况，如ＡＢＯ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发生急性排异反应的患者，因为免疫抑制治疗的加强，发生ＩＦＩ的机会较高。
根据真菌感染的临床症状与临床医师的经验判断，应适当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必要时停药。
另一方面，新一代三唑类药物抗真菌效果显著，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肝移植术后ＩＦＩ的治疗，但三唑类药物对ＣＮＩ类免疫抑制剂浓度的影响也很明显，文献报道４５％的患者使用伏立康唑后出现ＦＫ５０６或环孢素Ａ血药浓度的升高，使用泊沙康唑的患者中有１７％也出现了相同现象，上升幅度达１．５～６．５倍，部分患者需要停止用药以避免ＣＮＩ血药浓度升高所引起的不良反应［５，７］。
因此，当肝移植受者发生ＩＦＩ后，如何正确使用抗真菌药物和免疫抑制剂，应权衡利弊，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也是对临床医师的考验。
４ 总结临床医师应该对存在ＩＦＩ的高危因素患者保持高度警惕，密切观察临床症状，对患者血液、痰液和其他各种体液样本进行常规病原学培养，并结合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进行有创性检查，如组织活检，进行早期诊断，在病原学诊断不能提供证据时，进行疑似诊断也很有必要，早期使用有效抗真菌药物，适当减少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以减少ＩＦＩ引起的死亡。
国内同道应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高肝移植术后侵袭性真菌感染治疗的有效率，改善受者的预后。
参 考 文 献［１］ＳａｎｃｈｅｚＡ，ＬａｒｓｅｎＲ．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０７，１２（６）：５７９ ５８４．［２］ＺｈｅｎｇＳＳ，ＷｕＪ，ＬｉａｎｇＴＢ，ｅ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５２ｃａｓｅｓ．ＷａｉｋｅＬｉｌｕｎｙｕＳｈｉｊｉａｎ，２００２，７（２）：１２８ １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郑树森，吴健，梁庭波，等．肝移植与感染（附５２例肝移植分析）．外科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２，７（２）：１２８ １３０．［３］ＳａｎｅｒＦＨ，ＯｌｄｅＤａｍｉｎｋＳＷ，ＰａｖｌａｋｏｖｉｃＧ，ｅｔ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ｕｌｔ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ｎｏｒａｎｄｃａｄａｖｅｒｉｃ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８５（１１）：１５６４ １５６８．［４］ＳａｎｅｒＦ，ＧｅｎｓｉｃｋｅＪ，ＲａｔｈＰ，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ｕｓｅｏｆｃａｓｐｏｆｕｎｇｉｎａｎｄｃｙｃ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ｅｏｒｔａｃｒｏｌｉｍｕ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３４（６）：３２８ ３３２．［５］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ＪＲ，ＤａｌｙＪＳ，ｅｔａｌ．Ｐｏｓ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ｓｓａｌｖａｇ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８６（６）：７９１ ７９６．［６］ＨｕｓａｉｎＳ，ＴｏｌｌｅｍａｒＪ，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ＥＡ，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７５（１２）：２０２３ ２０２９．［７］ＳｉｎｇｈＮ，ＬｉｍａｙｅＡＰ，Ｆｏｒｒｅｓｔ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ｒ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ｎｄｃａｓｐｏｆｕｎｇｉｎ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ｏｓｉ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Ｔｒａｓ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８１（３）：３２０ ３２６．［８］ＨｅｒｂｒｅｃｈｔＲ，ＤｅｎｎｉｎｇＤＷ，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Ｆ，ｅｔａｌ．Ｖｏｒ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ｖｅｒｓｕｓａｍｐｈｏｔｅｒｉｃｉｎＢ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ｏｓｉｓ．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２，３４７（６）：４０８ ４１５．［９］ＳｉｎｇｈＮ，ＷａｇｅｎｅｒＭＭ，ＭａｒｉｎｏＩＲ，ｅｔ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７３（１）：６３ ６７．（收稿日期：２００９ ０１ ０５）（本文编辑：金建华）《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名单顾 问 马亦林 王永炎 王陇德 申正义 刘 平 刘克洲 庄 辉 沈倍奋杨胜利 杨景云 陆道培 闻玉梅 姚光弼 翁心华 徐道振 游苏宁斯崇文 虞福亮 黎介寿 黎磊石名誉总编 钟南山总 编 李兰娟副 总 编 王宇明 魏 来 胡必杰 陈 智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马伟杭王建设王明贵王英杰（美国）王贵强王福生王慧芬甘建和卢洪洲白雪帆宁 琴田德英成 军华 伟刘 沛刘维达李太生李存江吴尚为（美国）沈周俊余 海张跃新李智伟陈永平范上达（中国香港）罗光汉孟庆华周建英郑树森郑铭豪（澳大利亚）俞云松赵龙凤施光峰赵连三侯金林娄国强项春生唐 红高志良郭利民袁杰利席修明梁百安（中国台湾）盛吉芳黄建荣曹武奎黄祖瑚曹雪涛谢 青蒋佩茹缪晓辉廖家杰（中国香港）谭德明樊代明潘 晨Ｊｅｒｅｍｙ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英国）Ｒｏｇ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