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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孙文黄兴并称主帅二人的合作与分歧之路
导语：1912年(民国元年)2月15日，孙中山、黄兴、徐绍桢(前左四)、黄钟瑛(孙中山左)等革命志士们在明孝陵拜祭明太祖陵后合影。
在群星灿烂的辛亥先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5日，孙中山、黄兴、徐绍桢(前左四)、黄钟瑛(孙中山左)等革命志士们在明孝陵拜祭明太祖陵后合影。
在群星灿烂的辛亥先驱们的记忆里，人们一谈起辛亥革命，自然而然地会把孙中山与黄兴联系起来，还将“孙黄”并称。
尊崇孙文岂能冷落黄兴
当蒋介石率领国民军取得北伐的胜利，建立国民党的党国统治之后，为了全面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以孙中山的接班人自居，以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神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历史，还把孙中山打扮成“国父”，搞“总理纪念周”，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对不是“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系列的其他革命团体与骨干，要么贬低，要么淡化，就以孙中山的言行为中心，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活生生造出一个新的正统史观来。
如此强化的结果还真的奏效，久而久之，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成了孙中山的个人奋斗史，黄兴的历史地位反而受到冷落。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一文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时，说自己从1885年开始立志推翻清朝，直到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在这20年内，几乎就是他一人在革命，这话恐怕有点绝对化。
同盟会的成立，如果没有黄兴为首的华兴会骨干们的合作，恐怕会成不了气候。
黄兴率先搅动革命风云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厪午，又作庆午，后来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出身耕读之家。
黄兴5岁开始随父发蒙读
生活常识分享。
1930 1936年执教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黄际遇教授，被誉为民国数学教育界的泰斗和骈文教学的名家㊂这位一生学术行谊素为海内外学人推崇的教育名人，在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多端㊁新旧斗争激烈㊁内外战争交错的动荡年代，奔波于南北数所高等院校，因时因地创建了多所高校数学系，教书育人前后垂30余年㊂学界公认，黄际遇博综中外，擅数学㊁明经传㊁通骈文㊁工书法，乃至骑射㊁算卜㊁弈棋无一不精，是个尽瘁学术㊁志行高洁㊁士林共仰的才子型学者㊂一黄际遇，字任初，号畴盦，1885年6月25日（清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广东澄海（今汕头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㊂黄际遇少从家学，未冠已学完礼传章句，读书过眼成诵，记忆力尤过人，少有 神童 之誉㊂1898年，13岁的黄际遇考试粤东， 科试一等，入秀才，补增生 ，深受广东学政张百熙的器重，张以‘后汉书“见赠㊂这部书成为黄际遇日后研习中国古典的范本，直至晚年著文他仍喜用‘后汉书“的文藻和典故㊂随后，黄际遇入汕头同文书院，旋又转往厦门东亚同文学堂习日语㊂1903年7月，黄际遇由广东官派游学东瀛㊂1906年，黄际遇从宏文学校普通科毕业，继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专攻数学，成为中国最早以学习数学为主科的少数留学生之一㊂留日期间，黄际遇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活动㊂在日本，黄际遇与范源濂㊁经亨颐㊁陈衡恪㊁黄侃㊁曾刚甫㊁罗敦曧等交往甚密；他还通过黄侃向避居日本大冢村授徒讲学的章太炎学习‘毛诗“及文字声韵之学㊂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奠定了黄际遇文理兼通的治学路径㊂1910年5月，结束日本7年留学生活的黄际遇回国，受聘直隶高等工艺学堂任教㊂这一年他进京殿试，学部请旨授予 格致科 举人出身㊂翌年黄际遇应廷试，考取二等，授七品京官 分部补用 ㊂随着辛亥革命对新学师资的需求，黄际遇于1915年应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数理部主任，兼教数学㊁物理等课程，后升任教务长，一度代理校长职㊂其间，黄际遇发起成立武昌高师数理研究会，成为辛亥革命后高等学校以学生为主体成立最早的数理学术团体㊂1919年春，黄际遇写成万余字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黄际遇执教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时期治学行谊述略写在黄际遇诞辰130周年㊁逝世70周年之际翟广顺（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山东青岛266023）摘要：黄际遇是民国数学教育界的泰斗和骈文教学的名家。
革命党人书生章太炎作者：汪兆骞来源：《领导文萃》2016年第04期章太炎（1868-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
自幼痛愤满人统治中华，好读书，受顾炎武等人爱国思想影响，在西湖边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对经学、小学、诸子、佛学悉精心攻读，不应科举。
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
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
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
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20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至20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
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
”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
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
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
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
其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
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
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章太炎遭到老师没道理的痛骂，心中不服，不仅当面反唇相讥，回去后即刻写《谢本师》，公开与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
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革命军〉序》，一个月后章太炎又在该报头版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廷的重压下，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除陈范外，名列拘票者五人全部被捕，“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辛亥先驱章门天王——黄侃先生小记吴江龙一黄侃生长在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
早年他恨清廷之腐败，忧外患之频仍，哀生灵之涂炭，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
他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结识宋教仁、黄兴等民主革命志士，共谋反清大计，结果被校方开除学籍。
他在日本留学，和章太炎认识，加入了同盟会，并主持民报社，撰写《哀贫民》等一系列政论文章，指出老百姓贫穷啊，不是别的原因，是富人夺之。
在上个世纪初，他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先进的。
回国后，黄侃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宜轻动，建议继续做舆论工作，扩大革命声势。
黄侃返归家乡蕲春组织孝义会，到蕲黄八县，组织民众，办报纸宣传革命。
经常通过四处演说鼓吹革命，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的号召得到了蕲春周围数万民众纷纷响应。
他写《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短短217字反清檄文在《大江报》一经刊出，舆论大哗，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以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
三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响应，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
民国以后，黄侃目睹社会黑暗，痛恨大盗窃国，深感百姓困顿，他选择教育事业，欲寄希望于未来。
黄侃研治学术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认为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爱国热情正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
他家当时住在街上，两层楼。
有时他一做学问半个月二十天不下楼，每天吃饭都是夫人送上去。
因为黄侃先生向来不修边幅，佣人有一天从外面回来，以为他是个要饭的，差一点把他赶走了。
黄侃以做学问来救中国。
后来之所以学问做得那样精深，他是做学问和搞革命一样的态度来对待，非常严谨认真，他既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搞革命的学问家。
二黄侃治学，每有所得便立即开设新课，注意更新教学内容。
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经常教育门生，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因而师从他的学生多能刻苦自励，勤奋研读。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生活常识分享辛亥元勋黄兴的逸闻典故有哪些？导语：革命爱情黄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
19岁那年，经父母说合，与廖淡如(18731939)结婚。
后于辛亥革命前期，与辛亥革命女杰徐宗汉结婚。
徐宗汉，革命爱情黄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
19岁那年，经父母说合，与廖淡如(1873—1939)结婚。
后于辛亥革命前期，与辛亥革命女杰徐宗汉结婚。
徐宗汉，本名佩莹，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07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1908年，黄兴回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亲自领导了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并受伤，在战斗中被流弹打断了两个指头，徐宗汉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并为黄兴改装，掩护他到香港治伤。
当医生给黄兴动手术时，黄兴身边无一亲人，徐宗汉就假称是黄兴的夫人，在手术证件上签字。
黄兴出院后，二人便正式结为夫妇，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36]争论国旗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
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
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
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
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
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黄兴与孙文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
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
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07。
中法关系回顾与思考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成为与中国建交最早的西方大国，从此中法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
但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法关系正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
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多角度多层次对中法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法关系民族文化一、中法关系源远流长中法两国的最初的接触在13世纪中叶。
1248年和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两次派出修士隆儒麦尔和德·卢布鲁克到蒙古。
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也传到了法国。
他描述的东方这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使欧洲人惊讶万分，几乎动摇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
1610年，法国耶稣会士尼古拉·特里高来华传教。
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增派5名文化造诣颇深，精通天文数学的传教士，他们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器重。
在18世纪，有100多法国传教士在华活动。
他们通过书信、汇报等方式向法国介绍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动。
到18世纪初，中国大量工艺品也逐渐传人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历时数十年的“中国热”。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强行侵人中国腹地，使中国陷人一个世纪的混乱和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受到极大限制。
1964年，戴高乐总统不顾西方反华势力的阻挠，并实现中法建交。
两国关系史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1964—1988年，中法关系快速发展在两国领导人打破两极格局、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不受制于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顺利发展，双方高层交往增多。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法关系进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
1989—1993年，在此期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
当时的法国领导人误判形势，认为中法关系已失去战略意义。
一系列的不友好行为随之出台，诸如向台出售武器等，使两国关系曾一度变冷。
北洋军阀史文献述略北洋军阀史的文献，由于研究工作开展较缓，资料储存比较分散，致使搜求与使用有一定困难，给教学与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
我在研究北洋军阀史的过程中曾接触了一部分文献资料，大体可分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中外论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八个方面。
现述其大略，或可备参考。
一、历史档案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它形成于机关、部队、学校、工厂、企业和某些个人的活动记录中。
历史档案属于档案的重要部分。
它具有涉及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罕见、新颖，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比较可信。
北洋军阀史的国内档案主要集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它所藏档案数量浩繁，号称十万余件，包括有北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群众运动、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等各个方面。
早在1957年，该馆就编印了内部油印发行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后一度停顿，直至七十年代后期又重新开始。
现正整理编辑并陆续出版与北洋军阀史有关的档案资料有两套：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自1979年起分辑出版，第一辑为《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四辑为《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1917 —1927），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按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群众运动等大类分为若干册。
另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按重要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和企事业机构等分专题编辑出版。
现已出版的有《白朗起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善后会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等。
散藏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的北洋军阀史资料也为数不少，如天津档案馆所藏商会档案从清末到解放保存得完整无缺，其中有与北洋军阀有关的资料，现已整理分册出版。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有相当数量的北洋档案，如经过整理发表的《吴景濂函电存稿》〔1〕，是关于南北议和的南方文件，共367件，从中可看到南北双方对议和的基本态度、南北各派军阀、政客的内部斗争、滇桂军阀与北方军阀的勾结等等内容，尤以所附《人名录》、《字号索引》将函电和文件中的人名、字号都作了索引，对研究者使用所辑资料提供了方便。
第一张幻灯片：鲁迅先生曾经这么评价他，…….念PPT，让大家猜猜这是谁第二张PPT，第三张，先让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章太炎先生第四张，五六下面来让我们从各方面来了解章太炎先生，首先是政治思想，章太炎先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生经历了剧烈动荡的社会变迁。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直到“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在每个历史时期，他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都有其特色，且发生过许多变化，他的思想，就是每个历史时期的一面镜子。
他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七八排满思想……章太炎的排满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开始，章太炎本着传统的春秋大义思想和对满清政府的刻骨仇恨，主张排斥一切满人。
在这里，章太炎没有抓住要害，认清事物的本质。
清政府之所以腐朽，应该推翻，是因为它奉行封建专制主义和对帝国主义实行妥协主义注意政策，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满汉两族本非一家。
章太炎为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需要，竭力论证满汉不同种，满洲人不是中国人，而致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东北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于不顾，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章太炎的排满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主张是在出狱后，他开始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开始把排满同排王权、反对封建专制联系起来。
但他真正将排满的意图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完全等同起来，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
武昌起义时，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当时满洲留学生，惊恐万状。
有人主张向日本借兵扑灭革命。
章太炎闻讯立即向他们说明革命军的立场，劝告留日学生，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件发生。
至此，章太炎排满思想的真諦，真正回到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各民族共兴中华的路上，从而达到了其排满思想发展的顶峰，而这也正是他排满思想结束的时候。
九民主建国思想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体制的国家，怎样去建国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本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出谋划策，不断四处奔走。
这一时期他提出不少民主建国主张。
从杨度、蔡锷和章太炎给黄兴的挽联中看黄兴挽联是哀悼死者，祭祀治丧时的专用对联，挽联不同于对联就在于他的真实性，是真实的评价逝者一生功过的对联。
我们往往能从挽联中看出写挽联的人对逝者功过的评价。
本文要讲述的是黄兴。
黄兴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孙中山的第一知交，辛亥革命又叫孙黄革命。
黄指的就是黄兴。
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黄兴于上海病故。
按照当时的传统，他的一些朋友或者熟悉他的人要送上挽联以表达他们的哀思。
黄兴剧照被称为帝王之术最后的传人的杨度给黄兴写下挽联：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杨度与黄兴在日本是同学，日后孙中山和黄兴的结合还是杨度从中穿针引线的结果，而杨度是君主立宪派，黄兴是革命党，他们的政见分歧极大，但是抛开政见还是挚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黄兴和杨度的品质，政见归政见，情谊归情谊。
下联写的是黄兴是一个革命实干家，作战勇敢。
孙中山应该是属于思想家，先行者，具体操作还是要看黄兴的。
但是命运多穿，由于各种客观因素，黄兴指挥的战斗大部分失败。
杨度剧照重病中的蔡锷在得知黄兴去世后，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幅挽联不仅写了黄兴的勇，而且写了黄兴的品格之高，黄兴一生从不与人争名夺利。
蔡锷还联想到了自己的卧病之身。
不久，蔡锷也因病去世，二人同葬于麓山。
蔡锷和小凤仙骂人无数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对黄兴也是赞誉有加，他写下挽联：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章疯子章太炎这是对黄兴的极高评价。
可惜，我们今天的高中历史课本几乎见不到黄兴了。
黄兴章太炎交往述略作者：李吉奎来源：《粤海风》2014年第06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黄兴与章太炎均是标志性人物，二人秉性不同，学殖各异，事功有差。
他们曾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但中道龃龉，形同陌路，最终，却正是章太炎为黄兴写《遣奠辞》和《墓志铭》，对这位早年战友与政见歧异者予以高度评价，并挽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人世混沌，约十年间，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过节，本文拟分三个时段，加以探讨。
一黄兴是两湖地区革命党领袖，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任同盟会庶务，总理不在时，代行总理职务，成为该会的二把手，世人以孙黄并称。
1906年6月，因“苏报案”牵连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孙中山派人至沪迎至日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
从1906年9月5日出版的第七号起，迄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四号（至此被日本当局封禁），除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号因章病由张继、陶成章接办外，均由章太炎主编。
1906年秋至1907年2月，孙黄与章太炎等人在东京研究制订《革命方略》，以应国内革命之需。
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同盟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
1906年12月2日，在由黄兴主持的神田锦辉馆《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到会者五六千人，黄兴发言说：“今天孙先生说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条理；章先生所说的，是革命实行时代的政策；各位来宾所说的，是激发我们革命的感情。
”他进一步要求与会者负起革命的责任。
[1]此时党内高层关系也比较融洽，但过此，情况便开始发生变化。
1907年1月11日，此时《民报》已出刊十号，在历次与《新民丛报》论战中，梁启超深感穷于应付，便请湖南人徐应奎出来调停，建议保革双方停止论战。
宋教仁未置可否，章太炎则说可以许其调和。
宋找到孙中山和胡汉民，二人均不以为然，调和未成功，两派论战进行如故。
[2]宋教仁未记及黄兴的态度。
章太炎《自定年谱》讲道：“湖南徐佛苏来道卓如意，欲为调停，克强不许。
”他还说，任《民报》编辑后，“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
”[3]这里不但表示孙黄意见一致，且章氏还改变了胡汪等人所持的对康梁辈的严厉批判立场，显示同盟会高层的态度差异。
2月，同盟会本部又发生国旗式样争论的事件。
孙中山将1895年兴中会策划广州重阳起义时陆皓东绘制的青天白日旗挂在墙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
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
‟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
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
未几，复还。
”[4]此事在《宋教仁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并记事在28日，谓“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按又作廑午，黄兴字）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
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
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
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
时诸人均在，皆劝之。
”宋又称：“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是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
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5]黄兴为人笃实宽厚，连他都被逼得要退会，诚如宋教仁所指陈，原因固非一端。
如果他退会成为事实，同盟会必然分裂，必定引出许多纠纷。
黄兴冷静下来后，给孙的亲信胡汉民写信（当然是写给孙看的）：“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先生（按指孙）何定须执著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6]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未必是这种旗式有什么伟大意义，而主要是想用兴中会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统，这从他日后厌恶十八星旗、五色旗做国旗，必定弃之而后已，可以看出来。
在国旗式样问题上，本应集思广益，从容选择，孙的做法，岂止专横跋扈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取何种态度，未见明白表示，从其所记，明显同情黄兴。
据《宫崎滔天年谱稿》，3月9日，宫崎在凤乐园宴请黄兴，出席者尚有宋教仁、章太炎及张继，据认为可能是因旗式争议及离日饯别问题引起的冲突进行调解。
孙中山是3月4日离开日本的，走后，东京同志又为饯别问题引发更大的纠纷。
东京及海外革命党势力的壮大，引起清廷的恐慌。
1907年2月8日，直督袁世凯上奏“拔本塞源”四策，其第一策即为对日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
随后，庆亲王奕劻致函伊藤博文，请予处理。
伊藤接受内田良平建议，采用当年礼送康有为出境的先例，由外务省赠予一笔款（7000日元），让孙自行离开。
于是有2月24日赤坂三河屋（酒店）花1000元多人买醉之事。
孙中山还接受了日商的赠款（一万日元）。
他仅交给章太炎2000日元做《民报》经费，其余则由孙带往南洋。
谭人凤记述：“后章太炎闻中山得日赂，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颇不平。
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
”[7]据孙自述，他仅得一万四千元，用作惠潮起义经费。
不论钱款多少，孙中山这样擅自处理金钱的行为，都是不妥的。
潮惠起义相继告败，加上上述日款处理问题，到了7月，东京同志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宋教仁、谭人凤、田桐等人，攻击孙中山（张继还将孙的肖像从墙上取下扔在地上用脚乱踩，此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党内蔓延有关），要求代理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孙选黄为总理。
黄兴当时在河内准备钦廉发动，他接到彭邦栋自香港转来的刘揆一的急函，即行回复，告以“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8]这些话，光明磊落，掷地有声。
在黄兴严正表态下，东京的倒孙风潮始告平息。
在1907—1908年间，黄兴参与策划或亲自参与了西南边境，如钦廉、镇南关、河口等处的起义，但都告失败。
1908年夏天，黄兴回到东京，发现同志意见分歧，组织涣散，部分同志还组织共进会，另树旗帜。
章太炎当面对黄兴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小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对此责问，“克强未应”。
章又讲到黄不与宋教仁计事的问题，黄宋间似有误会未解，章说：“谗间之言，何所不至，遁初诚狂，嫉君则未也。
”“克强乃稍与遁初计事。
”[9]从这则记述判断，此时黄章之间虽有歧见，但仍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不过，总的情况并未好转，至1909年9月，在东京与南洋，有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鼓动的第二次倒孙风潮的发生，逼得黄兴不能不再行表态。
先是，1907年7月，国内发生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的事件，章太炎称，“其党会稽陶成章时在日本，与余善，焕卿亦不熹逸仙。
而李柱中以萍乡之败，亡命爪哇，焕卿旋南行，深结柱中，遂与逸仙分势矣。
”至1909年，“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
”[10]今按，章太炎此处所记，较为含混，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事在1910年2月，即第二次倒孙风潮事定之后。
当1909年夏天陶成章因筹款无成，归怨孙中山，从南洋返抵东京时，带回与李柱中（夑和）等人所拟的《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残贼同志”“蒙蔽同志”“破坏全体名誉”罪状三种十二条，要求东京总会“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11]黄兴拒绝其要求，且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致公函与李柱中等人，逐条为孙辩证。
但陈威涛在爪哇刊印《孙文罪状》，被保皇党《南洋总汇报》等报章转载，影响极为恶劣。
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黄兴立场十分明确，始终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图避免党内分裂，凡此，从陶成章函件中可以看出来。
陶致李柱中函称：“公函（按指《孙文罪状》）已交克强兄。
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
”又称：“公函交与克强公而后，并不发布与各分会看，均留克公处。
”陶致胡国梁函称：“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号召不尽，全由一两小人妄诞无耻，每事失信，以至如此耳。
”“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又以信责弟，以神圣孙恶，而隐隐以弟谓授（受）政府之指使。
”[12]对于《孙文罪状》的诽谤，孙本人利用巴黎《新世纪》刊物自辩，与之配合，黄兴在1909年11月7日复函孙中山，揭露陶成章、章太炎等在东京的破坏活动，指出章太炎在《日华新报》所刊《伪〈民报〉之检举状》，“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
现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
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
”黄兴认为与章陶关系虽无可调和，但仍主以大度包之。
[13]又因牵涉到章太炎与端方联络事，“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
[14]如果说黄兴对《孙文罪状》的表态，反对的主要是该件起草人陶成章的话，那么，因《民报》续出第二十五号而引发的冲突，黄兴反对的却主要是章太炎了。
《民报》在1908年10月被日本当局封禁。
1909年秋，在东京主持同盟会工作的黄兴，筹备恢复。
因对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
考虑到日本当局的干涉，便托名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
这样，与《民报》编辑无关的章太炎，在1909年12月间二十五号出版后，便“忽发简驩之牢骚，妄肆诋諆，骂为伪《民报》。
”“且章氏彼文登《日华新报》者，有无端离间黄觐午君，以私恨坏公益，直已病狂，黄君已明白斥其造孽。
”[15]《民报》第二十六号于1910年2月1日发刊，仍在末页附《本报谨白》，就章太炎污蔑之词予以评论。
《民报》至此结束，双方均已他顾，不复交绥，但章氏与黄兴结下的梁子，延续到武昌起义仍未解。
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原清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
但黎不孚众望，武昌党人热切希望黄兴回鄂指挥。
武汉三镇虽经光复，但清军冯国璋部进逼汉口，形势岌岌。
10月28日，黄兴抵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军事后，被推为总司令，即日渡江赴汉口前线督师。
民军与冯部血战四昼夜，终因众寡不敌，至11月2日，败退汉阳。
是日，黄兴在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军情，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
次日就职后，即赴汉阳，开始汉阳保卫战，并伺机反攻汉口。
17日，反攻汉口失利，退守汉阳。
27日，冯国璋部攻陷汉阳，黄兴辞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赴上海。
章太炎《自定年谱》称：“未几，汉阳陷。
余方在尧化门观军，归次镇江，闻耗。
东人报言，晡时黄兴当来过此，因留待之。
舟过，遣同志往候，克强疑不敢见。
”[16]是否如此，别无佐证。
据章太炎自述，当黄兴在汉阳时，“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章，章“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
”[17]关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孙中山说是一个老官僚最先提出来的[18]，似不准确。
除了上揭章氏言论外，他还有几处提到，而且都与黄兴有关。
如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载：“日前章炳麟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云：…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