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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答：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改革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2，为什么说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答：1、实行对外开放可以为我们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
2、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3、实行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
4、实行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直接了解世界信息，掌握世界跳动的脉搏。
所以说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3，为什么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答：1、“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在及时分析、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经验的结果.
所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科学指引作者：任平来源：《群众》2019年第01期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和重大意义，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郑重宣告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这篇讲话是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举旗定向、科学指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的时代纲领，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伟大觉醒与伟大革命：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如何看待40年前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的必然逻辑、又怎样恰当评价这一开辟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四个深刻”来阐明其历史逻辑，并用“一次伟大觉醒”“一次伟大革命”和两个“关键一招”来加以概括，论断精辟，意蕴深刻。
改革开放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根据，集中表现为“四个深刻”，即“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40年前，“文革”动乱刚刚结束，中国到底向何处去？是继续走老路还是创新路？这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
40年成功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光明之路。
改革开放对老路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就是对以往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既基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更是对苏联模式和过去老路教训弊端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成功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代之问的中国解答。
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思想哲学意蕴的三个维度作者：杨凡李向前来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03期摘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一环，新时代要发挥自我革命精神的关键作用，必须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哲学意蕴。
从理论维度深刻认识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历史维度深刻把握自我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继承，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展历程中深刻剖析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为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从实践维度要求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提升和净化党的政治境界、思想境界，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自我纠错、自我完善、发展自我、突破自我，才能永葆党的健康肌体。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党的建设;维度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3-00013-06“自我革命”一词，是新时代党建话语表述中非常有研究意义的高频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1]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哲学意蕴，从理论维度去把握什么是自我革命，就必须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视野去深度理解自我革命;从历史维度去把握为什么要自我革命，就必须深入了解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最早形成的依据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展历程;从实践维度深刻把握如何加强自我革命，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以及革命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一、从理论维度深入把握什么是自我革命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党在继承自我革命基础理论的同时也赋予了自我革命新的内涵，形成了更加丰富的思想成果。
而要从理论维度深入把握什么是自我革命，则要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来认识和把握。
（一）自我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认为革命的本质是先进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推倒反动派，用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取代旧阶级腐化的体系，通过对自身的革命来使旧社会形态转换为新社会形态，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更高阶段。
试题：如何正确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要求？【含3份答案】大作业说明1学生答题完毕后，可点击保存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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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可提交1次！2 .考生请在答题框内录入试题答案，不能复制黏贴，不能以附件形式提交试卷。
3 .答题要做到论述严谨、语句通顺，最重要的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字数不少于IOOO字。
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要求。
它的核心内涵和独特特点，是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指引，我们要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伟大建党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特品质，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
我们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
伟大建党精神，这是我们党的精神血脉，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是我们党的精神灵魂，是我们党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党的精神导向。
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党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正确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要求是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核心，对于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坚定政治信仰：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党的初心和宗旨，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党的初心，牢记党的使命。
这一精神对于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党员忠诚度至关重要，时代价值在于帮助党员保持政治坚定，不受各种诱惑和干扰。
2、扎根人民群众：建党精神强调党的根本任务是为人民服务，强调人民至上。
在时代背景下，这一精神要求党员干部要更加深入了解人民的需求和期待，积极回应社会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困难,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3、全面从严治党：建党精神强调党内政治生活要保持纯洁性，全面从严治党。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五重意蕴作者：高晓娟袁都来源：《学理论·下》2020年第08期摘要：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决于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旧离不开改革开放。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在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深层次、历史性的变革，我国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升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观点和要求，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
本文主要从政治保证、目标指向、价值取向、重点任务、核心要义五个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新时代;根本动力中图分类号：D616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8-0014-0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要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
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分析。
一、核心要义：既要做到“全面”，更要做到“深化”“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面深化改革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必须从整体出发，做到“全面”。
首先，“全面”体现为让全体人民受益。
1978年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从“挨饿”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再不久将实现“全面小康”。
然而，我国仍有部分人口没有摆脱贫困问题，特别是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农民以及农民工，他们急需享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
此外，新时代的人民需求更加广泛，期盼生活得有质量、有品位，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覆盖所有百姓，又要在各方面满足百姓的需求。
其次，“全面”蕴含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醒，全面深化改革不等于个别领域的改革，而是要在所有领域展开，这里的所有领域指的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方面。
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解
理解如下：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这两次革命，前者属于制度选择，后者属于政策选择。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而言的。
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自我革命精神是引领全面从严治党的灵魂*谭志坤(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思想引领行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将自我革命精神贯彻其中。
自我革命精神即是敢于以中国共产党自身为革命对象，勇于不断的自我纠错，它根源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精神保障。
缺乏自我革命精神的全面从严治党将因失去灵魂而难以为继，落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自我改良的窠臼。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并强化党员的自我革命精神，只有守住这一灵魂，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收到彻底之功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注入生机活力。
关键词：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精神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4641.2017.06.04“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1]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面从严治党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开展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要进行自我革命，首先必须具有自我革命之精神，它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灵魂所系。
这既是符合逻辑的理论推断，也是遵循科学的实践判断。
如果自我革命精神淡化或者缺失，那么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精神基础，反而可能因失去灵魂而演变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式的自我改良。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抓手，若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解与把握停留在纯粹的学术研究层面或者制度设计层面而不能赋予其以鲜活的自我革命精神，那么它必将因失去灵魂而迷失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
一、无产阶级政党视野中的自我革命精神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改良，无产阶级政党历来就具有自我革命精神。
初心的差异决定了两者的价值取向迥异。
自我改良固然含有改善、改进、完善之意蕴，但本质上仍是维护既得之利益与既有之现状；自我革命是不同的，它本质上是要实现世界的革命性变革，追求的是彻底的社会发展与充分的历史进步。
革命,建设,改革革命、建设、改革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史和近百年现代化的三条主线，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三者的辩证关系。
从时间维度看，这三者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不能割裂；从空间维度看，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
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统筹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
“革命”“建设”“改革”是目前学界和新闻媒体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三个范畴。
作为时间范畴，它标识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相对独立的三个历史时期，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三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
但仅把这三个范畴当作时间范畴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它忽视了革命、建设、改革在三大历史时期的共时性特征，即三者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交互性。
因此，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化史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厘清革命、建设、改革三者的关系，准确把握近百年中国变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必须协调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革命、建设、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社会变革的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历史，从微观视角可以细分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从宏观叙事的视角，则可以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在新世纪以来已经逐渐成为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
从党的文献看，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多次使用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个表述，三者前后相继，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蕴；三个范畴并列起来，又有同时共存的含义。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革命、建设和改革”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并以此将我们党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
随后“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范畴作为时期范畴逐步进入学界的视野，逄先知在《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中、欧阳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求是》2009年第19期）中、李捷在《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中都表达了与党的文件相同的观点。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意蕴解读摘要：马克思在对进化与革命关系科学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邓小平将改革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二次革命”，深刻剖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范畴，并就改革的“革命性”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做出相关论述。
关键词：改革；基本范畴；第二次革命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17-02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范畴（一）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可能性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经典表述。
在这里，马克思在对进化与革命关系科学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然而，正如“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句话所揭示的，社会革命既不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永久性方式。
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发生，但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生产关系本身的发展和变革作为一种量的或部分质的变化，它不是社会革命，而是社会改革，是贯穿于全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基本形式。
历史上，由“血缘家庭”到氏族公社，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大变革，均是在原始公有制范围内发生的具体制度的重大变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英国为例，在夺取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后，1932年开始进行国会改革，1841—1846年降低了1 035种商品的关税税率，1849年则废除实行了近200年的航海条例等社会变革。
对此，恩格斯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缺乏力量的变革。
”在这里马恩把每一种社会制度都看作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变化的，各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又通过自身的发展创造着消灭自身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社会革命的阶段性来说，社会改革是迄今为止任何社会形态的必经阶段。
（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辩证的发展观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而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不断变化意义上的变革，如马克思所说的，是贯穿于一切社会的一般共同点，但这也只为社会主义社会改革提供一定的可能，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更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统一。
首先，从社会革命的理论方面来说，一场革命变革必有与其相适应的形式，而在革命内容决定革命形式这一前提下，并不排斥同一内容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具体采取哪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1]暴力革命，这是在阶级对抗历史条件下革命的一种普遍的必然形式。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宣告：“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而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主义开始了“和平”发展时期，因此马克思在坚持暴力革命必然性的同时，也更多地探讨了革命的和平形式问题。
1872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讲中就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其后又提出“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设想。
当然，在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虽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但是坚决反对放弃革命的改良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逐步消灭，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任务“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造成党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2]。
因此正像邓小平会见外国友人时所说的那样：“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
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
”“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3]134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革命背景下，社会改革显然更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上层建筑，也会在不断的改革中自行消亡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改革也就构成未来社会发展进化的基本方式和直接动力，成为社会主义时代条件下的必要范畴。
其次，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就已经科学地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理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基本矛盾做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形式入手，深入分析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情况，认为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在政治体制方面，“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这些弊端“同社会化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须对传统的体制进行改革，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这里邓小平通过对各种具体矛盾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性，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和深刻性。
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随后，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时提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那么究竟从何种意义上，可以将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呢？首先，就改革的“革命性”来说，其一，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论及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3]370其二，社会主义改革就其深度和广泛性来说，是一种“革命性变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率先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新的经济体制，随后社会主义改革向城市推广，其间邓小平不失时机提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3]237。
而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必将“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内的改良，而是体制层面的根本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
其三，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革命的突破口都在人民利益。
邓小平认为革命是阶级社会中依靠政权的力量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来调整和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阶级斗争，也即对人的革命也正是人们为利益关系而进行的博弈。
而社会改革作为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来改变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革命，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
”[3]142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其次，就改革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就改革的对象来说，社会主义改革开拓了由“制度革命”向“体制革命”转变的新方向。
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4]社会主义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革命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放生产力，扫除的障碍是剥削阶级和腐朽落后的旧社会制度，而第二次革命则是以重新选择政策、重新构建体制的方式解放生产力，扫除的障碍是旧政策和旧体制。
第二，就改革的形式来说，社会主义改革采取了由“急剧变革”向“渐进式推进”的转变。
革命主要运用行动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思想上针锋相对的论战，而改革则主要运用制定方针、政策、法律法令等形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我国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其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又转移到城市，与此同时，又开展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就改革的目的来说，社会主义改革迈向了由“走向社会主义”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在“走向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扫除社会主义的发展障碍，而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3]241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强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3]23这就告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4.[2]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56-60.[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09.[5]康文斌.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j].晋阳学刊，1986，（1）.[6]c.п.阿加耶夫.潘培新，译.从社会革命历史经验角度看改革[j].国外社会科学，19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