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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和革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思想启蒙和革新运动，其主要表现为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并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
五四运动自1919年5月4日爆发以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观念。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众多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包括民族危机、社会变革、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等。
这些问题对于当时正处于变革和矛盾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重大，是推动五四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运动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环，它始于北京，随后迅速扩展到其他城市，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
学生们秉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的口号，通过示威游行、声讨运动等各种方式发出了强烈的反抗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观念的限制，认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深层次原因，进而积极投身到社会和民族事业中。
在这些青年学生的思潮和呼声的带动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被启蒙和革新，进而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与文化。
在五四运动中，特别是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掀起了一场文化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化名人，在文学、哲学、政治、艺术等领域中发表了很多观点和作品，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潮流。
这些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强调科学、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等现代思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极大变革。
在五四运动中，社会运动也是重要的一环。
社会运动未像学生运动和文化运动一样明确，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者对抗争框架、反抗殖民统治和机构的期望。
此时期间，不仅有学生阶层与知识分子的投入，更有广大工人的参与。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群众在国家和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引起了更多的反思和关注。
总之，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基石，并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和革新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和翻新空间。
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场重要革命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这场运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和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思想解放和启蒙。
从“新民”到“立人”，正是五四运动中启蒙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新民”是五四运动初期所倡导的思想。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反对传统文化和思想束缚，主张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们认为，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只有推翻这种传统文化和制度的束缚，才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他们提倡要创立一个新的民族，即“新民”。
学生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义”的主张。
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关键在于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推翻封建制度，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
他主张要借鉴西方的科学、人性、民主和平等思想，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民”的思想主张，为五四运动后期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打下了基础。
五四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思想解放和启蒙逐渐转向“立人”思潮。
马克思主义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发展路径，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这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五四运动后期推动思想解放和启蒙的重要力量。
五四运动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并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家，通过起草《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提出了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制度。
他们强调必须推翻旧社会的封建阶级统治，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新中国。
“立人”思潮强调的是实践和人民的价值。
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思想，并试图找到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道路。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立人、立德、立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追求。
这一理念贯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终，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引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立人，是指对于个体的关注和塑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反对旧有传统礼教儒家思想的束缚，推崇新的自由、平等和人权意识。
他们呼吁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思考，强调对于人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他们强调知识分子应当是先进的思想领袖，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和群众的指引者。
立国，是指对于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赞赏和向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认为，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是中国在当代世界中获得地位和尊重的重要条件。
因此，他们努力引进先进的科技、文化、教育和知识，同时呼吁人们树立自信心和骨气，自觉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
总的来说，立人、立德、立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之一，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知识分子通过对于个体、道德和国家的追求，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当代中国，立人、立德、立国的理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启示，不断推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
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社会运动，其思潮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从五四运动的背景入手，探讨了新民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立人派文学的涌现，进而分析了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过程。
这一思潮注重启蒙，强调个体意识和社会责任，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结合对未来文学发展的影响，本文指出五四启蒙思潮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对中国文学的长远影响和未来发展的启示与展望。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不仅激发了一代文学家的创作热情，也为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传承。
【关键词】五四运动、背景、新民主义文学、兴起、立人派文学、涌现、启蒙思潮、形成、影响、重要性、中国文学、启示、展望1. 引言1.1 引言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运动中，新民主义文学和立人派文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化的新阶段。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封建专制体制的不满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
新民主义文学以批判现实、关注民生为主要特征，倡导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
与此立人派文学在五四运动后期逐渐兴起，强调个性解放、文学独立和神秘主义色彩。
这种批判性、实验性的文学风格与思想内涵，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五四启蒙思潮的推动下，中国文学走向了现代化道路，作家们开始转向现实生活，关注社会问题，探索人性与命运的复杂性。
这种思潮的形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
本文将探讨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启示，希望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重要时期的文学发展和思想变革。
2. 正文2.1 五四运动的背景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广大学生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之一。
其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论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国文学从传统文学走向现代文学，开启了新的文学历史。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的起源要追溯到19世纪末，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主，以改变传统观念为主旨，以改革教育为支点，这种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使中国的文学发展趋向现代化。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以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为代表，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中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由主义思想，还提倡把中国文学从传统话本体中解放出来，他的《故事新编》、《呐喊》等作品，为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内涵，使中国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的影响力不仅只局限于文学创作，它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为日后的文革和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的来说，五四启蒙文学思潮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推动了中国文学从传统文学走向现代文学，为中国
文学及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五四启蒙文学思潮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五四”精神及五四青年节的由来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
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青年节的来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918年11月11日，延续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等国的胜利和德、奥等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1919年1月，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
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
中华民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均遭拒绝。
会议竟决定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的各种特权。
对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华民国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承认。
消息传来，举国震怒，群情激愤。
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4日下午，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这一运动得到的工人和各阶层人士的声援和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或示威。
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世纪里，列强与中国签订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
外患内乱，封建王朝进入了最无能最腐朽最软弱的境地。
被迫向洋看世界。
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启蒙思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第一批知识分子出境之后的中西文化对比之中开始的。
我们以为近代到五四的启蒙主义发展也可分为几个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
从文化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上说，洋务运动是初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期，五四时期是晚期。
洋务运动是启蒙意识的非自觉时期，而五四时期启蒙意识则是彻底自觉了。
比如1840年新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对西洋各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但到了广州之后便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请专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这是第一个真正睁眼认真看西方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他的行为的意义在于，身处“前沿”的有着忧君传统心态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开始进人中西文化比较的初级阶段了，“文化痛苦感”己渐缓产生，“启蒙意识”开始于“痛苦”中孕育。
自比，中国历史应运而生出一大批可视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人物，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使其在历史上业己具有的第三世界“政治知识分子身份”，日益凸现在世人面柯。
他们一代接一代地拉动着开而复合合而重开的“启蒙”大幕。
梳理他们的文化活动和思想观点对把握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潮不仅是需要，而且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五四斗士们从这些精神资源中所受到的观念诱导虽是浅显的，但所获取的勇气、情怀及教训，则具有决定性意味。
魏源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认真比较中西文化优劣，以期借法图强的知识分子。
生于公元1794年，死于1857年，史有龚魏并称一说，两人皆为维新思想的先驱。
他一生跨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阶段，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
魏源是在康熙、雍正王朝时期西学输人中国时受阻的历史背景中走上前台的。
五四运动中国启蒙思潮的兴起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运动，不仅在政治、社会层面带来了巨大变革，更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启蒙思潮。
这股思潮如同一股春风，吹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传统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人们的思维方式较为保守，对于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程度较低。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而思想的启蒙则是变革的前提。
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成为了启蒙思潮的先锋。
他们充满激情和理想，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他们通过游行示威、演讲宣传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
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了新式教育，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他们渴望用这些新的理念来改变中国的现状。
在思想领域，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
民主观念的传播，让人们开始反思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
科学精神的弘扬，使人们不再盲目迷信传统的权威，而是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认识世界、解决问题。
这种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打破了旧有的思想枷锁，为人们的思维开拓了新的空间。
文学艺术领域也在五四运动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白话文的推广，使得文学作品更加贴近大众，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新文学的兴起，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们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的黑暗，呼唤人性的解放。
同时，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创新，融入了现代元素，展现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五四运动中的启蒙思潮还促进了教育的改革。
传统的教育注重死记硬背和应试，而此时开始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教育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创造了条件。
在社会风俗方面，启蒙思潮推动了一系列的变革。
封建礼教中的一些陋习，如女子缠足、包办婚姻等受到了批判和摒弃。
人们开始追求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社会风气逐渐变得开放和进步。
五四运动启蒙思潮的兴起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具有政治影响力，还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新生，这股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讨论五四运动启蒙思潮的兴起，并探讨其对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起因是中国对于巴黎和会上对德国割让山东的决定的不满。
然而，这场运动很快超越了外交纷争，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运动。
在这个时代，中国正处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动荡阶段，而五四运动则成为了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契机。
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对新观念的追求。
在思想上，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和进步的思想，呼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
文化上，五四运动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摒弃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推崇民族精神和个人解放。
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他们将思想的解放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热情和追求。
五四运动吸引了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这些年轻人对社会现象的独立思考和对未来的探索成为了一种潮流。
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对新观念的追求，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其次，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它强调个人解放、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
新文化运动鼓励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创新，推动了现代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的发展。
此外，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还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四运动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成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在思想上呼唤民主、自由、平等和科学，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为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总结起来，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是一股思想和文化的新生，它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摘要：“五四”精神就是启蒙。
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相较欧洲，五四运动只是一场局部的启蒙，只是发生在道德与文学领域的启蒙，起支配作用的是文化观念决定论。
关键词：五四运动启蒙精神后世影响有关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早概括见于运动参加者罗家伦在运动期间发表于《每周评论》的文章，被认为是“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大都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等。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许多人强调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以来，又相继提出爱国、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三种精神互相贯穿与互相联结”说，“爱国救亡、文化启蒙”、“变革社会”说，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说等新意见。
上述观点林林总总，笔者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致力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
“五四”的先驱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代表工业革命（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敞开思想的大门，反对愚昧，否定专制，追求个性解放。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以启蒙为己任，尽管由于内乱或外患，启蒙的进程屡屡被打断，但启蒙的话语一直不绝如缕，启蒙精神一直得到正面评价。
各个时代的守旧势力或统治者虽然竭力阻止或扼杀启蒙，但多半另寻借口，未敢正面理直气壮地否定，更无能力在思想理论上加以贬斥。
对五四运动的回顾使我们回想起欧洲历史上那场启蒙运动。
较早向中国读书界介绍萨伊德的张宽说：“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
”五四的启蒙是否是在传播西方殖民话语？启蒙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坚持启蒙，还是应该排斥启蒙？面对上述疑问，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
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弃旧图新、个人解放和民族存亡的问题。
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重申五四精神》之一节三经过辛亥革命之后的痛苦思索，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终于告别梁启超们的“新民说”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走上了现代启蒙主义道路：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为目的，为中国人象人一样活着而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努力。
在他们那里，人，成了最高价值尺度，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公民的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
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必再通过其他神圣的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需要通过人的自由和权利保障而获得合法性。
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也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
从五四一代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最高价值尺度。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主题是人的解放，何谓解放？陈独秀的回答是：“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
”[18]而具体的解释是：“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言从隶属他人之理。
”五四启蒙运动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实现这种现代人格。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空前的态度确立了对人的自信。
他们鼓吹个性自由，为孩子而呼唤，为妇女而呐喊，为平民而鸣不平，努力创建一个与过去的历史极不相同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他们称作“人国”或“人的世界”。
他们坚信：“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
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
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
……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19]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当时的中国人需要实现“最后的觉悟”，而“最后的觉悟”是伦理的觉悟。
因此，五四启蒙主义者首先着力抨击的是传统的纲常伦理。
他们一齐对“三纲”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传统的伦理秩序进行了无情的颠覆。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慈幼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系列论文所论都是伦理问题。
所显示的伦理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的立场。
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都是从群体本位出发的，它致力于统治和秩序，而不考虑个体生命的价值。
为了君主的权威和他们的江山社稷，为了家长和祖宗，个体生命被扭曲和扼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胡适、鲁迅和陈独秀们的伦理学说却从个体生命出发而以个体生命为中心，因此，无论家庭秩序还是社会秩序，都应该建立在有利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标准之上。
他们揭示中国女人的不幸，指出节烈观的吃人本质，同情幼者的境遇，批判长者本位和家庭对个人的扼杀，充分显示了个体生命本位的道德论立场。
从个体生命本位出发，道德规范的建立只能从人的生命和自由意志出发，目的只能是保障人的幸福和自由权利。
判断道德与不道德的标准只有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如果一种道德规范给人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其功能不是保障人的自由权利而是剥夺人的自由权利，那么，这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面对传统的节烈观，鲁迅一再诘问：节烈难吗？答道，很难。
节烈苦吗？答道，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吗？答道，不愿。
既然如此，社会有什么理由要求女人节烈？所以，鲁迅宣布传统的节烈观再没有继续留存的必要，提出要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20]“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这是五四一代人的呼声。
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自由发展是最高价值尺度。
在五四一代人看来，是否承认这一点，正是“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的根本区别，也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根本区别。
无论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道德规范、文化传统，他们都以这一根本尺度确定取舍存废。
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21]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纲领和行动路线。
反礼教，反专制，反迷信，反奴性，非孔，非孝，整体反传统，张扬个性自由，鼓吹妇女解放……都可以在这一纲领中得到解释。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旧文明，整体地否定传统文化，至今为世人所诟病。
然而，考察他们与反对者的主要分歧，关键在于出发点与价值尺度的不同。
民族文化本位主义者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不顾一切，而五四启蒙主义者却决不愿意为了文化而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
他们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判断优劣和决定存废的唯一尺度就是人。
在世纪初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已不罕见。
有人指控其阻碍经济发展，有人指控其不利于国家富强，而在五四启蒙主义者的集体指控中，传统文化的根本罪状只有一条：“吃人。
”即漠视人的价值，扼杀人的生命，剥夺人的权利。
陈独秀把中国传统社会认定为宗法社会，认为“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无以异焉。
……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22]胡适提醒人们，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需要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
他认为“可惜我们中国禁不起这三层考察。
这三点之中，无论哪一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
”[23]面对中国女性的命运，他说：“‘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
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24]鲁迅的概括是集中而有力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25]“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
有更其直接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26]“人肉筵宴论”是对中国社会静态的考察和概括，“两种时代论”是对中国既往全部文明动态的考察和概括。
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鲁迅的指控都在于这种文明把人不当人，在于它践踏和剥夺人的权利。
在这里，人，成为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唯一价值尺度。
正是在这一价值尺度的衡量之下，中国传统文明才显示了其“吃人”的野蛮和残暴。
这就是五四一代人整体反传统的理由。
由于这种立场的获得，五四启蒙主义者终于彻底超越了维新派思想家的新民思想，走上了现代启蒙主义的道路。
长期以来，一些人往往错误地理解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人之举看作手段，而把救亡和强国看作目的。
这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严重曲解。
考察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根本区别。
包括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追随者，后来之所以背叛新文化方向而走上其他道路，也大都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新文化运动领袖集团所获得的那种坚定的立场，甚至对其没有起码的认识。
只要正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场景，对其目的和立场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五四启蒙主义者已经把人的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作为根本目的，而决不是象维新派思想家一样为强国而新民，也不象孙中山们一样为建国而动员民众。
当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因为“立人”而排斥“强国”，但是，他们决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国家主义者。
在他那里，人是目的，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价值核心，因而总是第一位的。
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国家只能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合法性。
因为人们之所以需要国家，是因为国家能够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这一切，或者国家本身就成了个人权利的侵犯者，这个国家就失掉了存在的价值。
因此，在他们那里，国家不是可以凌驾于人之上的目的，更不是可以剥夺个人权利的借口。
陈独秀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27]他又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
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28]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认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
”按照胡适的说法：“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29]按照鲁迅的表述：“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
”[30]直到晚年，鲁迅在《半夏小集》中仍然表现着对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和侵害个人利益的行为的愤怒，并且提醒人们：“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由此可见，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一种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
这一关系原则是与平等交换的市场原则相一致的，无论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个人与群体之间，都必须是自愿的平等交换，而不是野蛮的占有和掠夺。
这种关系准则正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从维新派的“新民”到新文化运动的“立人”，是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中就存在着三个主题：救亡、启蒙、翻身。
三个主题往往伴随着三种思想文化运动。
启蒙运动区别于救亡和翻身运动的主要标志就是以人为目的，以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
──────────────────────────────────注释：[1] 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即从1840年开始，萧●父与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则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
[2]《原强》，《严复集》第一册P27。
[3] 《康有为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