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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卓中国东北题材小说中的少年形象作者：柴红梅汤海美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7期摘要：本文试以三木卓的中国东北题材的《炮击的焦土上》和《破灭之国的旅行》这两部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傲慢与放纵、自私与冷酷、身份认同割裂以及苟且求生的少年形象，揭开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时期的丑陋面纱，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掩盖的历史事实，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进一步探索三木卓在小说文本背后的反战思想内涵。
关键词：三木卓；中国东北题材；少年形象；战争与殖民体验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东北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这片土地上一面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号，一面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很多日本人响应日本政府的号召，怀揣着梦想来到中国东北。
因此，出现了很多与中国东北体验相关的文学作品。
这些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比如说，有八木义德、水上勉等人根据自己的殖民体验书写出来的与中国东北相关的小说；有夏目漱石、德富苏峰等人因受关东军的邀请，来中国东北旅行，以游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像安部公房、三木卓这样或是出生在中国东北、或是在中国东北长大而后又经历日本战败返迁回日本的被称为“伪满洲少国民”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幼年经历写了大量与中国东北相关的文学作品。
本文试以三木卓的中国东北题材小说中的《炮击的焦土上》以及《破灭之国的旅行》为文本对象、进行研究。
一、三木卓的中国东北体验与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日本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三木卓，原名富田三树，193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次年，他的长兄因小儿结核夭折，同年两岁的三木卓便跟随从事新闻行业的记者父亲及其他家人来到中国东北，在大连、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度过了他的幼年及少年时光。
1945年，在其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这些曾是开拓团的战败弃民们也必须踏上返迁逃亡的旅途，结束他们在中国东北的一等国民生活。
洗澡王安忆行李房前的马路上没有一棵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
他已经将八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
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了，很有信心地骑在他的黄鱼车上，他徒劳地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
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退了半步，然后说:“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
”小伙子就说:“十五块钱。
”他说:“十块钱。
”小伙子又说:“十二块钱。
”他要再争，这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株树，树影团团的。
他泄了气似地，浑身没劲。
小伙子越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
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
”小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恩。
’小伙子接着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机关”。
“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也想含糊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洗，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
他很渴，可是心想:如果要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A.骑黄鱼车的小伙子虽然早已发现了生意，但他骑车迎上前时，却又后退了半步，表明他较有礼貌，也有些害羞。
B.如果“女人”没说过浴缸文明的那些道理，小说的主人公“他”就不会为是否让那小伙子洗澡问题如此犹豫。
C.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呈现出主人公曲折微妙、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这是本文最突出的手法。
D.本文以写实的笔法，在貌似琐碎的叙述中，塑造了两个人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传达了作者褒贬分明的思想感情。
(2)小说多次写到“太阳”“树”和“知了”等，这样写有哪些作用?请概括说明。
(3)小说主人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请简要分析。
日本文学的《巴黎圣母院》———解读水上勉的《越前竹偶》董 青(浙江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摘 要:本文从人物特征、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出发,对水上勉的《越前竹偶》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开展比较分析,从而印证了日本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本民族艺术特质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越前竹偶;巴黎圣母院;比较;分析 日本著名社会派作家水上勉的代表作《越前竹偶》,于1963年在《文艺朝日》上连载,同年7月由中央公论发行,并于当年获得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奖。
作品讲述了日本越前竹工艺巧匠氏家喜助,将父亲生前相好的妓女折原玉枝娶回家,当作母亲奉养。
但玉枝遭到了奸商崎山忠平的侮辱并怀有身孕,在经历了欺骗和流产等种种打击与痛苦之后,玉枝凄然离世,之后喜助也饮恨自缢。
小说一经发表,即好评如潮,并得到了文豪谷崎润一郎的高度评价。
该小说还先后被改编成演剧、电视剧和电影等艺术形式,。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发表于1831年,作为闻名于世界文坛的不朽之作,小说讲述的故事已为世人所熟知: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靠卖艺为生,副主教克洛德对其心存邪念,指使奇丑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劫持少女,却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
在她与费比斯幽会之时,嫉妒的克洛德刺伤了费比斯,并嫁祸于她,使其被判处死刑。
行刑时爱斯梅拉达被对她心怀爱慕的卡西莫多救到圣母院,但最终还是被克洛德送上了绞架。
愤怒的卡西莫多将克洛德推下钟楼,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遁入墓地。
两部分别创作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个不同时代,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与写作风格的文学作品,从表面上看似乎亳无关联。
笔者试着从人物特征、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出发,对两部作品展开比较分析,以对《越前竹偶》加以深入的解读,并进一步印证日本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本民族艺术特质的发展之路。
一、人物特征(一)丑陋善良的男主人公作为一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敲钟人卡西莫多的丑,恐怕已经被描写得无以附加,只能用奇丑无比来形容。
2021年3月第2期（总第210期总第37卷）March,2021No.2Mar.No.210Vol.37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dong Youth L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充满“圣性”的“他者”——《孤独的盲歌女》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贺树红（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济南250100）摘要：水上勉诸多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均是社会主流文化边缘的“他者”。
在这些作为“他者”出现的女性人物身上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特点：她们虽然出生卑微、身世悲惨，身上却总是闪耀着诸如“隐忍”“献身”“救济”之类的“圣性”光芒。
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孤独的盲歌女》中女主人公阿琳的成长过程完整地展现了这些“他者”逐渐“圣化”的心路历程。
在该作品中，性欲的有无成了左右阿琳圣俗的砝码，其“圣化”的过程，也是其慢慢消解自身性欲的过程。
关键词：水上勉；《孤独的盲歌女》；女性；他者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8329（2021）02-0099-06水上勉（1919-2004）是日本昭和①时期的代表作家。
作为起于平民阶层的作家，水上生前一直关注着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他曾在一篇散文中如此描述自己同他们的关系：“世间有无数处于弱势地位之人、痛苦且终日烦闷之人、因病或身体残缺而深陷窘境之人、因贫而食不果腹之人、失业且不管如何努力仍不顺遂之人”“在尚未成为作家、辗转于各种职业之时,我就曾是他们的一员,如今即使成为了成功的作家,但我也仍然无法不与他们结伴”[1]。
正是源于与边缘群体的天然联系与自觉，水上才得以在其文学作品中成功塑造出了无数个令人同情的“他者”形象。
在这些由“他者”组成的世界中，众多的女主人公呈现出了一些共性：她们往往出身卑贱、身世悲惨，但同时身上总是闪耀着诸如“隐忍”“献身”“救济”之类的“圣性”。
关于此，日本评论家野口武彦曾评论说,水上作品中塑造的女性是“通过一味地受苦来寻求解脱的女人”,这些女人们“时而为娼妇，时而为顺从的妻子，时而为他人寻求母爱的对象，救赎着各种各样的男人”[2]。
《蒲柳人家（节选）》全解《蒲柳人家》是九年级语文下的一篇课文，通过对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描绘，展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下面是《蒲柳人家（节选）》的全解，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人物形象《蒲柳人家》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各具特色。
主要人物包括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何满子等。
1.何大学问何大学问是一个豪爽坦荡、仗义疏财的人物形象。
他爱打抱不平，为了帮助朋友，不惜冒险。
同时，他也非常热爱家乡，尽管在外闯荡多年，但始终心系家乡。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是一个典型的侠义英雄形象。
2.一丈青大娘一丈青大娘是一个刚毅坚强、勤劳淳朴的人物形象。
她身材高大，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
对待家人和邻居都非常热情和关心，是大家心目中的女中豪杰。
她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何满子何满子是何大学问的孙子，是一个聪明伶俐、好动顽皮的孩子。
他天真可爱，善于观察，有时会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在整个故事中，他是何大学问的得力助手，也是故事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故事情节《蒲柳人家》的故事情节紧凑，波澜起伏。
主要情节包括何大学问与一丈青大娘的传奇经历、何满子的机智表现等。
这些情节都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生动地展现了农村社会的风土人情和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得益彰，使得整篇小说更加丰富多彩。
三、语言特色《蒲柳人家》的语言特色非常鲜明，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作者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京东北运河一带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使得整篇小说具有非常强的画面感和立体感。
同时，小说中还运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和俚语，使得整篇小说更加贴近当地人民的生活实际。
此外，小说的叙述方式也非常独特，作者运用散文化的笔法，将几户普通人家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使得整篇小说更加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
总之，《蒲柳人家（节选）》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节选，它以生动的人物形象、紧凑的情节和优美的语言，展现了京东北运河一带的乡土人情和社会变迁。
水上勉作品中的沈阳人形象作者：郭丹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年第08期摘要：水上勉曾作为一名苦力监督见习在沈阳的北市场工作。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刻画了很多沈阳人形象。
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苦力形象和“小孩”形象。
本文通过对水上勉作品中的苦力形象和“小孩”形象的探讨，通过对他者视域中沈阳人形象的分析，反映了水上勉复杂而曲折的内心世界，揭示了隐藏在虚伪的“王道乐土”与“五族共和”口号下残酷的殖民统治，表达了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批判和控诉。
关键词：水上勉苦力小孩沈阳人形象战争批判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殖民势力入侵我国东北，大批日本人来到我国东北地区，在这里实行殖民统治。
伴随着殖民统治一起出现的，还有殖民地文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日本作家对中国都市和乡村的殖民体验的言语表达及其想象性叙述，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性的历史存在”（刘伟，2013）。
正因为如此，研究日本殖民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已不再是对个别文学形象的探究，而是对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是对日本殖民侵略统治残酷与罪恶的一种严厉控诉。
以水上勉为代表的日本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反映出的是民族间的纠葛和国家间的复杂关系，研究他者视域中的沈阳人形象，更能真实反映那个殖民与侵略时代的谎言与罪恶。
一、水上勉与沈阳“奉天自唐代以来就一直叫做沈州，到了清太祖时期叫做奉天。
辽河支流浑河流经此地并向西北方向延伸，东边是肥沃的土壤，西边沿着铁路线由日本人建成了新的街区，从奉天站成放射状形成了两条大街，欧风建筑随处可见，是一个整齐的文化都市”（与谢野晶子，1979：343）。
沈阳，当时被称作奉天，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古老的城区与新兴的街市交相辉映，也以工业的发达而闻名。
不仅是与谢野晶子，众多日本作家到访过沈阳，如夏目漱石等，都记录了他们眼中这个城市的样貌，刻画了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形象。
水上勉却与这些大文豪们不同，他不是作为一名贵宾应日本当局所邀请而来到东北旅游的，他是在日本国策的推动下来到“满洲”这片土地工作与生活的。
因此他看到的奉天并不仅仅是一排排建筑的罗列，而是充满着生活气息。
在他看来，“奉天的街道被淡淡的雾霭包围着”，“街上到处是走路的和骑着自行车的中国人，街道并不是十分整洁，却很热闹”（水上勉，1989：76）。
1938年，19岁的水上勉在退学后心灰意冷之时，受当时风潮影响，成为京都府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一名工作人员，同年八月，他来到中国东北沈阳（旧称奉天），在北市场的国际运输公司做一名“苦力监督见习”，直至翌年二月他因病回国。
因此，他笔下的沈阳人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和全面性。
水上勉文学作品中的沈阳人形象，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苦力形象与“小孩”形象。
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苦力形象与“小孩”形象的分析，再现那个时代殖民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批判殖民统治的残酷与罪恶。
二、苦力形象许多来过中国的作家都曾写过中国的苦力。
夏目漱石于1909年坐船来到中国东北，刚一上岸，就看到“河岸上人头攒动，大都是中国苦力，单个人显得很脏，两个人凑在一起仍然难看，如此多的人挤在一起更加不堪入目”。
水上勉的《沈阳之月》中也有类似关于苦力的描写。
到了九月，早上和晚上都已经很冷了，苦力们干活仍裸露着粗糙的皮肤，真是叫人吃惊。
形容得拙劣点，他们和坐在当时还是清水寺的五条坡和三条坡的地上乞讨的无业游民没什么两样。
穿着皱巴巴的薄木棉裤子，上面缝着补丁，没有一个人系腰带，都用绳子系着。
上半身几乎是裸着的，能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就算好的了，没有一个人好好地扣着扣子。
胸脯上方的肋骨明显地突出，即使罩着稍微厚点的缝制的棉衣，都是手缝的，不像现在的带拉链的夹克。
此外，用拼布做成的衬衣像抹布一样破破烂烂的，从中连肚脐都能看见。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些男人毛发都不深，现在回忆起来，不禁让人想起伴随着悲凉起上鸡皮疙瘩的胸脯。
被晒黑的脸长满邋遢的胡子，干巴巴的脖子，像一周都没有洗过澡，粗糙的手掌，裂开和孩子的指甲一般大的口子，没穿鞋子光着脚，有那么一两个人穿着破烂的布鞋。
（水上勉，1989：89-90，转引自刘伟，2013）可以看出，不仅仅是水上勉，在很多日本人心中，苦力永远是肮脏、低下的代名词。
水上勉初到沈阳，在北市场的货物站工作，他周围的人都以蔑视、嘲讽的态度对待苦力，并且，在他的眼中，他认为苦力们与“乞讨者一样”，“就是供日本人使唤的”。
巴柔曾说过：“（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
”并且，“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
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心中，苦力的形象就是肮脏的，丑陋的，低下的，而苦力的形象也被置换成沈阳人的形象，甚至是中国东北人的形象。
而隐藏在这一苦力形象描写背后的，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无尽的偏见与贬低、欺压与侮辱。
自日本“脱亚入欧”走上现代化之路后，他看待我们东方大国的眼光就从从前的仰视变为了俯视。
周宁曾表示“西方现代性迫使陷于现代性自我认同焦虑的日本不断从肯定西方形象，否定中国形象的…文化势利‟选择中确认自身”。
当时的日本文学家们通过贬低中国人形象的方式，表达他们“脱亚入欧”的决心，证明他们是文明人的身份，肯定他们在中国作为“优等国民”的地位。
他们视中国人民为下等国民，甚至用暴力对待。
《沈阳之月》中就有一段在沈阳北市场的货物站，日本侵略者们对待中国苦力的描写。
“竹刀的另一个用途就是用来鞭打这些干活的劳工。
朝着手腕后背等这些露在外面的皮肤，使劲地鞭打，那力量，几乎可以立即将皮肤打肿。
我听到过很多次这些劳工的哭喊声。
一位像我父亲年纪一般大的40多岁的男子，无助地喊着…原谅我吧‟，我看后觉得非常难过。
”“（户波）一句话也不多说，抄起竹刀像演员一般挥起就朝着一个将近60岁的苦力的后背打去。
”（水上勉，1989：100，101）可以看出，当时在北市场工作的苦力们过得是多么辛苦与屈辱的生活。
每天都要扛着沉重的货物，挣着极其微薄的生活费，稍有不慎就要遭受毒打，这正是掩盖在“五族共和”与“日满亲善”谎言下赤裸裸的真实，这正是侵略战争的罪恶与残酷。
但尽管如此，沈阳人仍然是善良的，中国人依旧是热心的。
在看到“我”病倒后，“反倒关心起我的病情，以看自己儿子的眼光关切地问候着我，用不太顺畅的日语，询问着我家中的情况”。
这就是善良的苦力形象，是19岁的水上勉在沈阳真实体会到的来自异乡人的温暖与情谊。
三、“小孩”形象“…小孩‟其实是指一种职业。
这些…小孩‟的母亲通常是这些日本家庭中的佣人，而这些孩子也跟着自己的母亲一起到这家帮佣，争取一点生活费。
这种事情，在奉天很常见”。
由于日本在华实行殖民政策，中国人民生活艰辛，一些孩子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赚钱以维持生计。
可以想象，这些“小孩”的生活十分辛苦，甚至是没有尊严的，雇主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每次喊一声“小孩”，就要让这些少年们跑前跑后，端茶倒水。
本应是自由自在享受父母宠爱的年纪的孩子们，却要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异国人的帮佣；本应是在教室中上学念书的年纪，却要被富家太太们差遣使唤。
是战争，使他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处境；是战争，使这群孩子不得不过上如此艰辛的生活。
水上勉在沈阳北市场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几个“小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岁的水上勉初到中国东北，异国他乡，“周围的日本人对我并不亲切，工作也并不很顺利，而且与中国人一块工作，我并不会说汉语，因此感到很不安”。
但是对于初到东北仍是少年的水上勉来说，在北市场工作的与他同龄的“小孩”成为了他心灵上的伙伴。
《小孩》这篇文章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位少年。
这个小孩姓刘，“大约13、14岁的样子，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头很大，眼睛很明亮，相貌端正，长得很好看……每当我们喊他时，他都会大声地回答…是‟，然后快速地跑过来”。
看到“我”初到东北，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和工作，“小孩”让“我”呆在他的房间里休息，安慰我不安的心理。
但是，对于依旧善良年幼的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们受到日本殖民者们的欺辱。
“日本人总是冲着中国苦力大喊，语言也很粗暴。
刘因为是小孩子，对他说话时，语气上多少有些缓和，但是，刘毕竟还是少年，看到这样的日本人仍是心有不平，但他只能把这份心情埋在心里，并不能在脸上显现出来。
每当这时候，他只能低下头，默默地跑前跑后不断干活。
”（水上勉，2012：268）试想，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要为日本人做牛做马；明明是自己国家的资源，却要为日本人制做军需用品来伤害自己国家的国民。
这就是殖民侵略给这个少年所带来的无尽的伤痛与苦楚，同时也赤裸裸地揭示了殖民战争的罪恶与丑陋。
在沈阳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日本国民，以“一等国民”的身份自居，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描绘出的中国人形象，可以反视出他们内心中的优越感和歧视中国人民的一种殖民意识。
同时，这种对异国形象的刻画，也更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殖民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殖民侵略的丑陋与罪恶。
四、结语在水上勉的笔下，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两种沈阳人形象——苦力形象和“小孩”形象。
这两种形象都属于近代日本殖民文学中的沈阳人形象，是基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产物，是殖民侵略在文学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这些鲜明的形象，都反映出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复杂的民族关系，体现了在虚伪的“五族共和”“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口号下所掩盖的赤裸裸的殖民侵略的真相，表达了近代沈阳人民对侵略战争的批判与控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北都市空间与日本作家殖民体验的文学书写”[13BWW020]的阶段性成果，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日本殖民文学中的辽宁人形象研究”的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1]刘伟.殖民体验与他者镜像[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2）：20-25.[2][日]与谢野晶子.金州以北记[A]，志贺直哉等编.世界纪行文学第十一卷中国Ⅰ[C].东京：ほるぷ出版，1979.[3][日]水上勉.沈阳之月[M].东京：新潮社，1989.[4]夏目漱石著，王成译.满韩漫游[M].北京：中华书局，2007.[5]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J].天津社会科学，2011，（5）：101-160.[7]水上勉.小孩[A]，浅田次郎等编.满洲的光与影[C].东京：集英社，2012.（郭丹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 116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