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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社会的“义理人情”与“集团主义”的关系日本社会素有“义理人情”与“集团主义”之称，这一特点与日本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在日本，人们注重“义理人情”和“集团主义”，这两者在日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日本社会的特殊风貌。
“义理人情”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是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之一，体现了日本社会对于亲情、友情、师生关系等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视。
在日本，“义理人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准则，能够指导人们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和行为。
日本社会也十分重视“面子”和“体面”，这也与“义理人情”紧密相关。
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中，保持面子和维护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义理人情”渗透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
“集团主义”也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
在日本，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往往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个人的利益通常服从于集体的利益。
集团主义强调团结、协作、共同利益，并重视集体意识。
在日本的企业、学校、家庭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和集体价值观，个人通常不会轻易违反集体规范和利益，以免损害整个集体的形象和利益。
“义理人情”和“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中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日本的“义理人情”文化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情绪的表达，渴望在人际关系中得到理解和尊重，这与“集团主义”中的集体价值观相辅相成。
日本人在团体中，常常愿意为团体的利益和集体意识而奉献个人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常常需要依赖“义理人情”来维系人际关系。
“集团主义”也为“义理人情”提供了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使得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时候更加依赖集体利益和团体规范，而非完全按照个人意愿行事。
“义理人情”和“集团主义”对于日本社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它们在日本社会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日本的家庭、学校、企业以及日常生活中，这两种价值观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
论日本社会的“义理人情”与“集团主义”的关系1. 引言1.1 日本社会的特点日本社会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
日本人民注重家庭、社交和人际关系，在日本社会中，人们通常会遵循传统的礼仪与规矩，重视和谐与秩序。
日本社会对集体意识与团体精神的重视也是其特点之一，人们习惯以集体的利益为重，而非个人的私利。
日本社会对待他人的态度也可以称得上是独特的。
在日本，人们注重“义理人情”这一传统概念，即强调应有的道义和人情。
人们会尊重长辈、对他人友善，保持公共秩序和社会规范。
这种强调人际关系和情谊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中被广泛接受和传承。
日本社会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人们注重团体利益、尊重传统礼仪和重视人际关系。
这些特点在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塑造了日本人独特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
1.2 义理人情与集团主义的定义义理人情是日本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它强调对他人的尊重、理解和关爱。
义理人情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尊重、互相帮助，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日本社会中，义理人情往往被视为一种道德准则，指引着人们的言行举止。
而集团主义则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强调团结、合作和集体利益。
在日本社会中，集团主义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念，人们往往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注重团队合作和集体荣誉。
义理人情和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中常常相互交织，相辅相成。
一方面，义理人情的价值观念强调个体间的互助和关爱，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集体的和谐发展；集团主义强调团队合作和集体利益，对个人义理人情观念的塑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义理人情和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个人在日本社会中需要在维护自身的义理人情观念的也要适应集团主义的要求，找到个人与集团之间的平衡点，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发展。
2. 正文2.1 义理人情在日本社会中的重要性义理人情在日本社会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各个方面。
浅谈japanese的集团意识摘要：众所周知，因为日本的集团意识，在战后短短二三十年之间，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自身的言行和矛盾，错综复杂，其各种各样的特性是日本人的复杂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形成。
国际化的现今，日本人对这种性格的应该宣扬长处，避开短处。
这样的话，日本会更加顺利得在国际化的道路中不断前进。
关键词：集团意识日本日本人更强调自己与所属的组织的一体化，即使牺牲自己也要尽力为组织鞠躬尽瘁。
这样的组织的一体化，对组织的忠诚，一般被称为普通“集体意识”。
日本人的这种集团意识受日本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影响。
这篇论文是对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形成，优点，缺点等介绍。
另外，国际化的现今，一国的经济利益要与世界经济一起去考虑。
这样的话，日本的国际航线才可以延长。
1、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形成日本的集团意识的形成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是一万年以前在大陆和陆地人员来往密切，即使从大陆分离，也会根据大陆航海文明的摄取的盛行的地方。
但是，随着平安时代的到来渐渐开始形成独立文化，推进了大和民族的统一。
岛屿的环境优美，山清水秀，但是山地较多，平原狭窄，存在很多地震，火山爆发和台风等自然灾害。
民族构成来看，日本人除了极少数的阿伊努族，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8%以上，其民族性的纯度的高度是世界唯一。
而且，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地域文化差异很容易解决，大大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同一性。
民族单一性和文化的同一性又是日本人之间彼此的连带感培育酿造了有利客观条件。
生产方式来看，日本的民族生存主要是依赖水稻耕作和捕鱼。
日本是多山的国家，所以平原非常少，水稻种植而引水是在古代复杂的工程，所以只依靠家族的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几家相互合作是必要的；日本是传统的渔业国家，所以成为有名的“吃鱼的民族”。
特别是捕鲸业可以追溯到历史悠久的绳文时代。
这种独特的生产环境对日本人增强合作关系，统一意识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日本社会和家庭的组织也可以增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
日本集团意识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摘要】战后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在一片废墟上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促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日本人崇尚群体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体的和谐与统一的集团意识，在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人拟将从日本人集团意识的形成原因上，分析论述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从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利弊中，得到哪些启示和借鉴，以便更好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关键词】日本；集团意识；原因；影响一、形成集团意识的原因（1）“稻作文化”的产生。
“稻作文化”对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意识的产生有很大影响。
集团意识的产生与日本的历史背景有关系。
从弥生时代开始，“稻作文化”就对“稻作文化”产生影响了。
那时候，生产力低下，而水稻的收割期短，所以在水稻收割期结束之前，邻里之间必须团结合作，互相帮忙，因此养成了共同作业的传统习惯。
这就是最初的集团意识。
对于农村而言，现在也是如此，在水稻收割期依然保持者共同作业的习惯。
日本属于水稻文化圈，日本人长期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中以共同作业的方式培植水稻。
由于“稻作文化”劳动，日本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好，日本的语言习惯也好，日本文化也好都与从游牧业、畜牧业发展起来的西欧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又很大的差别。
因为水稻的培植每年都在相同的地方，不管是耕田还是灌溉设施都是固定的。
从古至今，日本人在耕地共有、耕地保护和灌溉设施上都是以集体作业为基准的农业共同体方式共同生活的。
就水稻耕作而言，从播种，插秧，收割等等都是需要共同合作完成的。
这样以家族为单位纵横结合形成村落共同生活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与和谐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尊重。
于是每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形成了稳固的地域社会关系。
就像一条河流，通过主流把所有支流都联系在一起一样。
紧密相连的村民便成了命运一体化、生死一体化。
每年年初，一起去向管理五谷丰收的神祈祷，大旱之时，一起祈求上天降雨，风调雨顺之时，一起开心的向神还愿表示感谢。
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与日本社会现代化集团意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熏陶,社会关系中处于集团内部的人们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素质。
作为一个社会存在,集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作为集团内部的人们的集团意识则依据其组织结构、功能及规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许多研究日本人“国民性”的学者都承认,日本人有一种“集团意识”。
所谓“集团意识”,大概就是说日本人总是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是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自己与这个整体息息相关,同命相连。
[1 ] (P10)所以,日本人常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工作单位、所属的组织、办公处或学校,而以“你家”、“府上”来称对方的工作单位、组织等,这种情形就反映出了他们的集团意识。
日本人把公司或企业叫做“会社”,“会社”这个词,就是集团意识的表征。
“会社”并不意味着许多个人被契约关系约束在一个共同企业里,而在思想感情上各不相干;相反,会社是指“我的”或“我们的”公司,是指一个人主要隶属的社会集团,因而也是其生活中占首要地位的事物。
可以看出,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公司似乎是自己的生命所在,自己的一切都系于公司一身了。
所以,一般日本人是“以社为家”的,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类似家庭感情的纽带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在这里,日语“家”一词的含义,要远胜过英语中的household 或family 的含义。
因而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就表现为“家”的观念形态,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某个组合中的一分子,而这种浓厚的集团意识,使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集团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忠诚于集团成为每一个集团成员的最高准则。
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接受汉民族的习俗与儒学的忠、信、义思想熏陶的结果。
*日本的集团意识产生于11 、12 世纪武士兴起的时期,后经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战国时期,及至江户幕府,一步步深化,凝结成为日本人的普遍的心态。
在武士兴起时期,源赖朝为吸引众多的武士对自己的忠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御家人制”。
论日本的集团意识摘要：二战后，日本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集团意识作为日本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的集团意识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可磨灭的精神作用，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成员的潜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日本的这种集团意识，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利己的排他性，束缚了个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研究日本的集团意识的积极价值对我国的集体主义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集团意识；积极价值；局限性根据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尤其是在重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中，精神动力更是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战后，日本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除了其在政治、军事、教育、科技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外，集团意识作为日本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日本集团意识的概述所谓集团意识，就是以无比强烈的归属感为基础，由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集团内部的人们，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熏陶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是一种作为社会存在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根据其组织结构、功能及规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而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指日本人意识到自己总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自己与这个整体是利益甚至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1]。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从小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逐步树立起来，并成功地吸收了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个体因素，强化竞争意识，同时，这种集团意识也与我国古代的很多传统思想和观念相结合，创立了“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制度，增强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集团意识。
有位西方评论家把日本人比做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直到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这个队列，他们就调转方向朝相反的方向游去，但仍然队列整齐，成群游动[2]。
论⽇本⼈的集团意识与⽇本社会现代化论⽇本⼈的集团意识与⽇本社会现代化集团意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化熏陶,社会关系中处于集团内部的⼈们所形成的⼀种⼼理素质。
作为⼀个社会存在,集团是⼀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集团内部的⼈们的集团意识则依据其组织结构、功能及规范的不同⽽有所差别。
*许多研究⽇本⼈“国民性”的学者都承认,⽇本⼈有⼀种“集团意识”。
所谓“集团意识”,⼤概就是说⽇本⼈总是意识到⾃⼰是某个整体的⼀部分,这个整体是利益共同体,甚⾄是命运共同体,⾃⼰与这个整体息息相关,同命相连。
[1 ] (P10)所以,⽇本⼈常以“我家”来称⾃⼰的⼯作单位、所属的组织、办公处或学校,⽽以“你家”、“府上”来称对⽅的⼯作单位、组织等,这种情形就反映出了他们的集团意识。
⽇本⼈把公司或企业叫做“会社”,“会社”这个词,就是集团意识的表征。
“会社”并不意味着许多个⼈被契约关系约束在⼀个共同企业⾥,⽽在思想感情上各不相⼲;相反,会社是指“我的”或“我们的”公司,是指⼀个⼈主要⾪属的社会集团,因⽽也是其⽣活中占⾸要地位的事物。
可以看出,在⽇本⼈的观念中,公司似乎是⾃⼰的⽣命所在,⾃⼰的⼀切都系于公司⼀⾝了。
所以,⼀般⽇本⼈是“以社为家”的,在他们之间有⼀种类似家庭感情的纽带把他们联结在⼀起。
在这⾥,⽇语“家”⼀词的含义,要远胜过英语中的household 或family 的含义。
因⽽⽇本⼈的集团意识就表现为“家”的观念形态,他们认为⾃⼰只是某个组合中的⼀分⼦,⽽这种浓厚的集团意识,使他们把个⼈的命运与集团的命运结合在⼀起。
忠诚于集团成为每⼀个集团成员的最⾼准则。
从历史学的⾓度分析,⽇本⼈的集团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接受汉民族的习俗与儒学的忠、信、义思想熏陶的结果。
*⽇本的集团意识产⽣于11 、12 世纪武⼠兴起的时期,后经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战国时期,及⾄江户幕府,⼀步步深化,凝结成为⽇本⼈的普遍的⼼态。
在武⼠兴起时期,源赖朝为吸引众多的武⼠对⾃⼰的忠诚,在⾃⼰的势⼒范围内,实⾏“御家⼈制”。
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与日本社会现代化集团意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熏陶,社会关系中处于集团内部的人们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素质。
作为一个社会存在,集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作为集团内部的人们的集团意识则依据其组织结构、功能及规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许多研究日本人“国民性”的学者都承认,日本人有一种“集团意识”。
所谓“集团意识”,大概就是说日本人总是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是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自己与这个整体息息相关,同命相连。
[1 ] (P10)所以,日本人常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工作单位、所属的组织、办公处或学校,而以“你家”、“府上”来称对方的工作单位、组织等,这种情形就反映出了他们的集团意识。
日本人把公司或企业叫做“会社”,“会社”这个词,就是集团意识的表征。
“会社”并不意味着许多个人被契约关系约束在一个共同企业里,而在思想感情上各不相干;相反,会社是指“我的”或“我们的”公司,是指一个人主要隶属的社会集团,因而也是其生活中占首要地位的事物。
可以看出,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公司似乎是自己的生命所在,自己的一切都系于公司一身了。
所以,一般日本人是“以社为家”的,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类似家庭感情的纽带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在这里,日语“家”一词的含义,要远胜过英语中的household 或family 的含义。
因而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就表现为“家”的观念形态,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某个组合中的一分子,而这种浓厚的集团意识,使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集团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忠诚于集团成为每一个集团成员的最高准则。
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接受汉民族的习俗与儒学的忠、信、义思想熏陶的结果。
*日本的集团意识产生于11 、12 世纪武士兴起的时期,后经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战国时期,及至江户幕府,一步步深化,凝结成为日本人的普遍的心态。
在武士兴起时期,源赖朝为吸引众多的武士对自己的忠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御家人制”。
成为御家人的武士,必须宣誓对源赖朝的忠诚,源赖朝则保证武士原有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有功者还要依功劳大小授予“新恩地”。
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后,“御家人制”进一步完善,成为幕府的阶级基础。
御家人与幕府将军之间的主从关系,起初只是彼此经济、政治利益的一时需用的结合,而镰仓幕府以后,则引入了儒学的“忠”、“信”思想,即御家人对将军要忠,将军对御家人要信。
这种“忠”、“信”为基础的封建道德,后来贯彻到1232 年制定的第一部武士法———《贞永式目》之中。
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泰时曾明确地说,他主持制定《贞永式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
”室町幕府制定的《建武式目》,继续遵循这一中心思想。
随着幕府势力的衰弱,15 世纪中叶地方武士纷纷割地自据,出现了战国争乱。
战国大名们为了战胜强敌,相继实行领国内的整顿和改革。
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建立“家臣团”,使领国内的大大小小的领主与自己结成主从关系,纳入自己的统治体制。
家臣团的组织按照与战国大名的关系的亲疏,分设上层家臣和下层家臣。
上层家臣称“寄亲”,直接隶属于大名,下层家臣称“寄子”,隶属于寄亲。
这种家族式的军事组织,其核心思想就是臣者必须忠于君主。
这种君臣的关系犹如船和水的关系,君是船,臣是水,水涨船浮,水涸船难行。
战国时期的家臣制,到了江户时代发展成为幕藩体制。
幕府除直接控制常备军“家臣团”以外,还在全国设置260 余藩。
各藩既有地方分权的自治性,又必须受幕府的制约。
维护幕府体制的理论基础就是日本化的朱子学。
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说:“天尊地卑,天高地低。
如上下之有差别,人亦有君尊臣卑。
明其上下次第,即谓礼仪、法度。
”[2 ] (P213) 新井白石说:“臣以自君为天,子以自父为天,妻以自夫为天”。
还说:“除了三纲、五常以外,更无为天服务的途径了”。
水户藩曾对藩士作如下训示:“若要报答先君、先主之恩,除了对眼前的君、父尽忠孝外,别无其他方法”。
[3 ] (P34) 这样,把所有臣民都圈囿在大大小小的家族式的集团之内,臣民的言行不能违背大大小小的“君”、“父”的意志,违背者则悖逆于“君”、“父”,视为“不忠”、“不孝”,可咒,可斥,甚至可杀。
反之,忠于“君”、“父”,不惜个人生命者,则宣扬、嘉奖,视为“忠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从欧美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官方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日本是以皇室为总本家的一大家族,天皇既是一国之君,又是大家族的家长,国民以孝敬父母之心崇敬天皇,故而忠孝合一。
因此,这种业已成为民族心态的维护主君和国家、集团的意识却被保存了下来。
效忠天皇成为国民性的义理,从而使它从国家集团渗透到作为国家的单位的每一个家族集团。
被称为义理的这一心理关系,在明治以后日本独特的近代化过程中,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得到强化。
*二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显示出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明显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1 重视群体,强调个体归属群体。
*集团意识制约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重视群体的统一与和谐,群体具有高于个体的至高无上的意义。
依照日本文化的规范,群体是现实存在,也是联结过去和未来的绵长链条在现时的表现形态,而个体只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日本极其重视的祖先信仰作为一种现实习俗反映了这种规范。
他们讲究祭祀祖先,特别重视这一仪式。
每个家庭都供有佛坛和神龛,祭祀的对象都是祖先。
盂兰盆节接神送神,神龛前祷祝神灵,其对象也都是祖先。
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认为:“他们祭祀祖先,同时相信自己死后也要受到祭祀。
为此,他们生活在世上时更其虔诚地祭祀祖先。
”[4 ] (P49) 而且日本人认为人神之间可以转换,人可以在死后成神,保佑自己的家族蕃衍和故土繁荣。
因此,依据日本文化,所谓自我的个体只是生命延续大河中的一个水滴,是从神灵祖先到子孙万代这一总体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环节。
这样,群体具有崇高的意义,是高于个体的存在,而个体只是群体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元素,必须归属于群体。
按照这一行为原则,群体整体的利益受到尊重,个体在行动中必须维护群体的和谐,按照群体的要求采取统一的行动,甚至有时要个体做出高度的自我制约和克制。
*当然,从根源上说,这一行为原则与长期以来日本民族的氏神信仰和祖先尊崇的思想关系密切。
在远古时代,氏神是氏族的保护神。
日本人信仰氏神,祈求它“镇守”一方的土地和自己的生活。
这种守护神往往是一个大部落或群体的守护神灵,因此它“镇守”这一部落和群体的整个领域,不仅与血缘有关,而且与地域有关,使血缘和地域两者结合起来。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守护神越来越与血缘关系密切,成为某一血缘群体的祖先的化身,“镇守”血缘群体,保护它蕃衍昌盛,成为整个血缘群体的象征。
由于此原因,氏神受到地域和血缘群体的尊崇,带有群体整体的神圣意义。
群体神圣化导致个体心理上对于群体的明显的归属感。
氏神所代表的群体既是地域集团,又是血缘集团,是个体生存的依据。
因此,个体感受到群体是其生息和生活的根基,意识到游离了群体,自己将无法得到氏神的保护,无法得到群体的庇护,从而对于群体有一种明显的依赖感情。
群体神圣,个体在群体中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而离开群体则意味着失去根基。
后来,当这种神圣化原则和现实的前近代宗法制度相结合时,个人对于家族的依赖,武士对于武士集团的归属就更成为一种世俗的道德而制约人们的行为。
*2. 重视“序列”,强调群体的和谐统一。
*古代日本文化就强调从整体观察世界,重视体系中的纵向序列关系,认为这是促使体系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则。
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与现实生活结合,首先是重视群体,再次则是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序列。
如前所述,个体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又要延伸到未来的群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实际意味着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
它是过去的终点,又是未来的始点。
这样,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个体只能在群体中占有相应的位置,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结成序列关系,上下尊卑,历历分明。
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文化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特别强调“名分”,就更加突出了个体纵式序列关系的重要意义,以此作为保持群体和谐统一的重要原则。
结果,讲和谐与守秩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规范。
*群体内部的“名分”、整合,具有家族组成的性格。
这个群体中有父有母,有兄弟也有姊妹,家长即上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部下按长幼亲疏排列有序,如同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同时也受到长辈的姑息和宠爱。
他们毕业年限和入企业的早晚限定了各自排列顺序的先后,即便仅早毕业或早入企业一年也决定了他终生处于“前辈”,居于“晚辈”之上。
不但企业如此,政党内部、各种组织内部,甚至茶道、花道的团体内部也是如此。
*从个体角度来看,群体中的成员极为重视自己与上司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协调关系,以便保持整个群体的统一。
上级或团体给予团体成员的温情与实际利益被视为“恩”,成员应该回报以“忠”。
与其他成员的交往也要和谐,力求一致。
日本人常常强调的行动要有“分寸”,表述了言谈举止须符合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的思维方式。
同时,个体成员也要约束自己,以维护集团和自己在集团中的荣誉。
* 所以,在自我与群体保持微妙而复杂的平衡方面起着杠杆作用的,不仅是“忠诚”意识,而且主要是“中和”意识,以和求存于群体之中,保持一体的大和,即以自我的和谐心理和群体的宽容态势来培养两者能够相互依存的能力,并形成一种和谐高于一切的准则。
这已成为日本人重要的心理特征,也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个人与集团不是对立、协调关系。
而是融合、一体关系,因为日本的自我不是掩埋在集团之内,而是具有集团水平的行为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就叫做“连带的自律性”。
正如滨口惠浚、公文俊平编著的《日本的集团主义》一书中指出的:“日本的自我之所以能够实际发挥集团水平的行为主体性,就是将他人和可以共感的感受性以及自我所属集团和自我同一化,自我的感情投入集团的倾向非常强烈。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可以通过集团的目标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5 ] (P288)*3.“缘结”制度,群体爱护个体。
*除了群体内部上下有序的纵式关系以外,在群体内个体之间的横向剖面上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以往日本社会生活中,它主要表现为村落或群体内多数成员———个体或家庭之间的交换关系。
它抑制纵式关系造成的个体之间可能产生的巨大悬殊,使同一群体内的个体具有一定程度相对独立的性质,并使个体在利益上不致遭受过多侵犯。
直到近代前期,日本村落中还存在一种关于相互承认互助过程中提供劳动的习惯,即日本人称作“缘结”的制度。
当某一个体或家庭为另一个体或家庭提供了劳动上的帮助时,“缘结”制度规定提供者必须得到相应的报偿———或是劳动,或是产品,形式多样。
这样,相互依赖的关系建立在提供劳动者和接受帮助者各受制约的基础上,可以抑制劳动互助关系的不平衡,建立起比较合理的协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