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
摘要：晚清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

与大刀长矛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不断遭受冲击。

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各阶层都提出自己的救国之策。

张之洞作为一名统治阶层的封疆大吏，更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尽全力。

而从京城清流派到地方大员的角色转化，让张之洞更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

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主张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简言之就是“中体西用”。

关键词：中体西用张之洞变革之道
一八九八年三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并印行出版。

针对康梁以古托今的改革方案及顽固派极力反对变法的态度，张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有调和意味的改革方案。

他主张变法，但是有自己的限度。

他认为守旧派与改革派都走进了极端“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本亡。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1]，因而社会思想被搅得一塌糊涂，旧者“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新者“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而新旧两派相互攻击“交相为愈”，各种学说使知识分子摇摆不定，“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由此使得上下不同心，可能会造成祸乱。

“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2]为使变法新政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使知识分子端正思想，他由此作《劝学篇》。

《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3]内篇9章讲“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等”，外篇15章讲兴学校，变科举，译书等以开风气。

全文的宗旨是通常所说的“中体西用”。

这一思想在近代广受争议，守旧派自大，不通外情，认为中国文武之道皆善，不必学习西方，因而反对他；激进者认为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是为维护纲常名教，阻碍中国的发展，《劝学篇》是历史的倒退。

然而作为一种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模式，“中体西用”并非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所是。

作为一个系统的学习西方的纲领，“中体西用”并非张之洞所创。

一八六一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这可谓是“中体西用”最早的出处。

此后士大夫在与西方接触中也得出与这一理论相近的观点。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提出“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一八九六年孙家鼐奉诏创办京师大学堂，他在奏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传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5]。

孙的言论即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在学习西方时的矛盾心理：他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又怕西方文化会冲击到中国传统文化。

这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看法。

张之洞作《劝学篇》也正是代表了这一类学者的共同心理。

张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救中国有
三：“一日保国家；二日保圣教；三日保华种。

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这是张之洞的终极目的。

针对保教他提出教民以忠，与民同心等，以使清王朝树立统治权威，以使其统治得以延续。

对于保国他提出兴学校，改革科举，发展经济等。

他曾制定中国学堂学习西方的内容“一日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绘，矿，医，声光电西艺也”[6]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失，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挽言……而其流行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7]。

由此张之洞与中体西用结合为一体。

虽然张之洞不是“中体西用”的首创者，但他却将此道阐发的更为详细。

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然下先以中学固其根祗，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8]。

他认为学习西方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天的学者，必须先通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及国情，然后才可“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

他不只是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技能，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

“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犹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

”[9]由此可见，张所提出的“西用”包括西方优良的制度，这正是他区别于洋务派最关键的东西。

张之洞是中国传统制度培养出来的精英人士，所以他的言行及世界观不可能离开儒学传统，而他又是清末社会的地方大员，现实的残酷性使他不得不考虑向西方学
习。

“中体西用”就是他所认为适合中国社会的学习模式。

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化的发展又不能简单地依靠创造与传承。

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在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同样都是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而晚清时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其产生的生产力是中国手工生产所无法比拟的。

但中国传统的文物制度，道德风俗早已深入人心，在普通老百姓的内心中形成强大的惯性，人们很难接受外来的文化。

况且我们是向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蛮夷之邦”学习，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内心深处难以接受的。

而“中体西用”则是这一特殊国情下的最佳产物。

近代以来，各传统国家在学习西方时无不以本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激进潮流，更有甚者主张引进西方人种来改良日本人种，以此来提高日本国民素质。

这引起日本国内传统势力的强烈不满，给改革中的社会带来种种不稳定因素。

于是在1882年，1890年日本修改其教育大纲，从教育入手回归传统，即举办“振兴忠义仁礼之风”的教育，以此来纠正全盘西化中造成的文化冲突，由此便产生了日本著名的“和魂洋才”的学习西方的模式。

“和魂”即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精神风貌，而“洋才”即是西方科学文化及政治制度，这与“中体西用”是极为相似的。

此外当时的朝鲜，土耳其等也都是如此。

由之可见“中体西用”的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并没有错。

那么中日两国采取的是相似的政策，而其近代化的结果却大为不同。

这又是应该要具体分析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对于外部世界的
了解远胜于中国，通过当时荷兰商人带来的欧洲先进知识，日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不断地更新；日本民间的商品经济比中国更为兴盛；日本民治维新的领导人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远胜于中国……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结果不同，而我们不能将其原因归结为“中体西用”阻碍中国的发展。

此后一次次学习的失败使得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更加激进，从器物、制度再到文化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不断遭受冲击。

张之洞晚年在清末新政中基本上也是以“中体西用”为遵旨进行变革的。

他在与刘坤一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主要精神就是中体西用。

张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在其主张兴办的学堂中，学习内容也是中西兼学的。

如在小学堂中规定四书必读，五经可选择读一二部，学生还要学习算学，格致等西学。

在高等小学堂中学习文法，策论，词章之学等中学，还要学习几何，算术，地图等西学。

在设文科的建议中，他提出遵旨是“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除经学”。

他在湖北新政中开办的近代学堂也是以此为遵旨的。

由于张之洞最大限度的引进“西用”，这对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客观的推动作用。

张去世两年后，湖北武昌发生了近代中国的大事件——辛亥革命，最终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正如时人张继煦所说“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功力也……以是之故，能成大功。

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

种豆得瓜”。

[10]张之洞为维护清王朝的努力没有成功，却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其杰出贡献，这是出人意料的。

针对当时要求设议院的提议，张认为中国没
有设立议院的条件。

他认为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众多，环球之大事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11]西方议院的设立是建立在民众较高的文化层次上的，这正是中国当时社会所缺乏的。

他认为等中国学堂兴起之后才可兴办议院。

“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不管其反对设议院的目的是什么，张对中国社会渐进学习西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张之洞《劝学篇》把“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从政治及哲学的高度说明了中国社会变法的必然性，并且提出变法的内容与步骤。

他极力调和守旧派与激进派的矛盾，希望“上下一心”，各种势力团结起来，拯救危局。

他希望采用渐进的方式学习西方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他的核心变革思想“中体西用”对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