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3
马冬玲
提要: 由于性别的差异,流动给两性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和认同。本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考察不同研究者解释流动对于女性的意义方面的不同视角、贡献及不足。文中将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划分为四种进路:一是以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阶级和阶层身份;二是以对父权制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三是心理层面的分析,探讨流动经验对女性的心理效应和女性的主体性;四是强调多元视角,探讨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交叉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 流动 身份认同
作者马冬玲,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0)
一、研究意义
身份/认同研究是文化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而以往身份/认同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尽管将流动人口/农民工作为一个焦点,但缺少对女性流动者的特别关注,或者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王春光,2001;王毅杰、倪云鸽,2005;潘泽泉,2007;等)。
事实上,女性的流动人数庞大且正在不断增长。诚然,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流动在一些方面意味着共享的经验,比如:在制度层面,城乡二元体制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流动者最多成为半/准公民;在经济层面上,无论男女流动者往往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在文化层面,流动意味着从熟人社会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尤其是这个陌生人社会是一个将他们/她们视作“他者”的社会,使他们/她们面临城里人-农村人的认同困境(王春光,2001,2006;魏晨,2006;王毅杰、高燕,2004;陈映芳,2005;吴玉军、宁克平,2007);流动也意味着传统农业社区内的一些价值观的丧失、无效等。
但是,性别身份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流动中又面临着不同的经验。对流动女性来说,迁移还意味着从传统父权制社会进入到一个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甚至合谋的社会。流动可能使她们面临更多挑战,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对性别关系和女性的主体性带来影响。因此,关注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既可以扩展我们对流动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和扩展身份/认同研究,对于从多方面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流动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文中所指的流动女性特指因就业、婚姻等原因由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而往往未能得到城市市民身份的女性;身份认同的定义很多,这里是指个体对自身社会身份(如阶级、性别等)和自我认同(心理层面)的
3本研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问题研究”成果之一。
感知情况。
本文将以已有对流动女性的研究进行文献分析,考察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是以什么样的视角解释流动对于女性的意义的?其不同的学术立场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不足?
二、研究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四种进路
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种进路:一是以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阶级和阶层身份;二是以对父权制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三是心理层面的分析,探讨流动经验对女性的心理效应和女性的主体性;四是强调多元视角,探讨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交叉性和矛盾性。
(一)资本主义与身份认同
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对流动女性来说,有着与男性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女性被看作是更廉价、顺从的劳动力,受到资本的“青睐”;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和性本身被当作可以运作、买卖的商品。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中,“阶级”一直是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身份”,其他所有社会身份都通过这个范畴加以调和。以上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使得不少劳动问题的学者侧重于考察流动女性的阶级认同和阶层认同。吕鹏对30年来西方社会学相关研究的综述显示,自女性主义介入到社会分层研究中以来,女性的阶级位置与阶级认同,一直是该领域内争论得最为激烈的议题(2007)。
中国流动女性是不是形成了作为工人阶级的统一身份认同?已有研究持否定态度。潘毅认为,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是模糊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打工阶级。她将打工女性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归因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促使又瓦解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户籍制度的存在密切相关。
不过,一些研究显示流动女性存在朴素的阶级意识。这正如李静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工人的阶级力量(class capacity)在市场发展快的地区较明显地弱化,但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在全国都明显地尖锐化。”潘毅认为“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高景柱,2007);杰华的研究表明,“在另一些情境下,她们(指打工妹)又将自己认同于跟‘老板’对立的工人”(2006:225)。
李春玲(2004)、周玉(2006)等人探讨了社会阶层、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不过,她们的研究对象并不特别关涉流动打工者这一范畴。李若建比较了流动女性形成的工人与非流动女工之间的差别,认为女工形成了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2004)。
由于社会性别分工,流动女性往往从事服务业等被看成“适合女性”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价值往往被贬低。一些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则面临文化中被污名的特殊困境,这种认同还容易被她们内化。
(二)父权制与身份认同
在父权制下,流动带给女性的特殊变化包括:一,流动女性从私领域进入了公领域。女性流动者在进入城市之前,活动领域往往被限制在家庭这个私领域,被分配以管理家庭等再生产任务。而男性流动者在流出之前,往往已经具有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经验;二,流动意味着在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要求和女性面临的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发展需求、价值观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时也意味着性别关系的变化;三,流动女性在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之时,同时便进入了当地的婚姻市场,而由于传统男强女弱的婚配观,绝大多数流动男性不会有此境遇。这些变化使流动女性在形成了与男性不同的经验,对女性的性别认同、婚姻/家庭、性别关系等产生了影响。
在这个研究进路下,一些研究者关注在流动女性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性别身份方面,研究者有争议。潘毅认为流动女性的性别认同是非常清晰的,而杰华则不认同这一点。潘毅认为,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有关(高景柱,2007)。杰华持相反意见,认为她访谈的流动女性“从不跟这个城市的其他流动女性认同,并且当她们谈及她们面临的困难时,更多的是作为农民工和外地人的困难,而不是作为女人的困难。……她们很少讨论在薪水和工作条件方面男性民工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也不将性别确认为她们经验中的一个要素。……在打工女性有关她们的认同和经验的表述中,以性别为基础的明确认同只起了非常微小的作用。”(2006:224-225)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关注的是婚姻、家庭,或者说,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与其身份认同的关系。流动使婚姻、家庭对两性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性别认同和角色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流动男性来说,婚姻“标志着他作为所在社区完全成员的身份获得”,意味着将农村老家作为他的认同以及所依据的持续关系和责任的主要地方。而对女人来说,婚姻意味着与原生家庭的断裂和认同的消失,特别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意味着农村女性
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婚后将以家庭这个私领域为考虑重点,意味着个人的消失(杰华,2006:161-162)。潘毅等的研究则考察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结婚生育、承担性别角色的要求带给单身打工女的困境,“打工妹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得不离开城市而回到农村结婚,转而承担母亲的角色”(高景柱,2007)。在这种要求下,打工女性的职业生涯以及她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所有向往都往往意味着中断。一些女性延迟返乡的时间,则面临大龄单身的污名和失嫁危机。乐观的研究者则认为流动赋予了女性对人生的重新规划,一些流动女性抗拒传统的父权制下的婚姻生活,生成了个人主义倾向(杰华,2006)。但另外的研究则表明,女性在流动地和城市生活中获得的积极性,在返乡后不久即被原先的社会环境所同化(郑真真、解振明,2004)。
有的研究者关注城乡差别对流动女性婚姻的影响。对未婚迁移妇女来说,进入城市或其他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进入了当地的婚姻市场。由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女性嫁入流入地往往被看作“上”嫁,且往往只能嫁给当地条件较差的男性。谭琳等人考察了移民媳妇的作为当地社区生活和作为婆家家庭生活的“双重外来者”的身份(谭琳、苏珊?萧特、刘惠,2003: 75-83)。户籍制度往往给她们的婚育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使她们感受到歧视(谢丽华,2002)。
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文化对流动女性的认同也有深刻的影响。杰华的研究显示女儿身份(孝顺女儿和叛逆女儿)影响了流动女性的打工决定和工作中的认同度、满足感(2006)。李静君则认为“女工的家庭主义,家庭职责界定了她们的身份与利益,而厂方控制策略也得从满足她们的家庭主义入手”。
(三)身份认同的心理效应和流动女性的主体性
作为打工者和女性,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给她们带来了哪些心理感受呢?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做了研究。
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性别认同对女性的影响,认为认同这些身份“反而会给女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矛盾的心理体验,而不是健康快乐的心理体验。例如自卑、边缘、不自信、厌弃自身的女性性别、无奈、放弃、自足,向往、高估而不是歧视男性特征和性别身份”(孟宪范,2004:158)。周玉认为,传统性别文化对不同性别价值取向和阶层意识的影响仍未消解,男权主义的性别文化及其相应的性别制度依然是导致女性较低自我评价、较弱成就动机和职业发展限制的根源之一(2006)。不少对流动女性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关注歧视对他们的心理伤害(谢丽华,2002;杰
华,2006;等)。
制度性要素及主流话语限制了流动女性的积极自我认同,然而,流动女性的认同并非都是负面的。主体性、反抗意识仍然可能在父权制的歧视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中生成出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迁移流动打破了农村妇女单一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使她们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她们积累着对城市生活的正面和负面感受和经验,并融进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和建构”(姜秀花,2004)。郑真真等人关于流动女性的研究也显示了这一点(2004)。
潘毅认为:“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们正在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着自身的生活道路。”在与社会的外力塑造相抗衡的过程中,打工妹群体逐渐确立了“自我意识”:“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她们的声音决不会轻易被任何主导话语(无论是知识话语还是政治话语)所湮没。”(2007)杰华也观察到了流动女性对主流话语的拒绝、改编和选择性使用。“她们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了改造,接受了其中一些含义和认同,排斥了另外一些。”有的与都市的话语建构联盟,有的则“试图为自己建构一种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06:245)。李静君认为“剥削同时带来反抗赋权的可能”。陈琼认为流动妇女在迁移到陌生人社会后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部分妇女能够在搬迁地通过自己的积极策略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尽管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有时候与政府设置的整套机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但她们能够在既定的框架内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对正规机构、制度产生影响,从而使社会的权威资源出现有利于她们的重新配置”(2007)。谭琳等人的研究也考察了作为“双重外来者”的媳妇为适应环境所采取的各种策略(2003)。
(四)多元视角下的身份认同
当代多元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身份认同认为,任何有关女性差异或女性身份的声明都会掩盖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人种女性的差异(蒋欣欣,2006)。基于此,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往往将论述的焦点转向差异,突出女性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和异质性。
在这一点上,已有研究强调较多的是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关联。在国外研究中,安娜?珀赖特(Anna Pollert)认为1970年代早期工作于布里斯托尔烟草工厂的女工们表现出矛盾的自我印象和矛盾的阶级意识,而这源自她们处于社会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结构中的同一位置,这一位置被隐含在统治阶级霸权意识形
浙江学刊 2009年第5期
态中的父权制假设所强化(戈登?马歇尔,2007)。和她一样,李静君强调性别与阶级之间的交叉性,认为劳资的阶级关系与女工的性别利益和身份认同互相扣连:“性别作为一种权力过程,它可有多样的定义,与阶级之间亦有相互构成的关系。性别不但引致不同的经济收入,也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经验。”潘毅也指出流动女工在阶级认同和性别认同方面的二元结构性,即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共存。
一些研究关注更加多元的变量,如杰华认为,“中国农村打工女性在城市的认同和经验,受到性别、阶级、本地人外地人、城市的/农村的以及认同与划分的区域形式这些复杂因素的交叠影响。”(2006)陈琼也强调了认同的多元化,“移民妇女在搬迁地的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已经多元化,妇女身份认同的显著性程度与经济利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家庭出身等因素相关”(2007)。
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年龄与社会性别认同之间的关联。何明洁对在酒楼打工女性的研究中,用“性别化年龄”(指涉及年龄问题的性别建构)这一概念探讨性别与年龄如何成为女性农民工看待自己工作及处理劳资关系的认知基础和行动源泉。她认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义综合了文化传统的要求,通过“性别化年龄”来界定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角色并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期望和责任,使劳动者对劳动关系、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的理解都配合不同年龄的女性角色而产生了分化。“性别化年龄”在劳动者中制造出了有差异的社会类别,并且得到劳动者自己的认可和响应,使得资本对不同年龄和婚姻状况的打工女性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手段(2007)。潘毅认为,“打工妹”的“妹”意味着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况下的性别身份,还意味着年轻的女孩儿,它不仅标示出性别,而且还表明婚姻状况:与“姐”相比,“妹”意味着单身、未婚而且比较年轻(2005)。
本质来说,这些研究实质上是关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给女性带来的特殊影响。不过,在避免将任何分类范畴本质化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提醒:要突出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重要性,避免在身份疆界中迷失了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方向(1998)。
三、研究贡献与不足、挑战
关于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的研究,显示了具有不同关注视角、观察不同研究对象的研究者如何不同地诠释了流动对女性的特殊意义。由于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强调不同,她们的结论也往往不同。事实上,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者共同型塑了流动女性对自己迁移、工作和生活的体验。
已有研究的贡献在于:这些研究关注了以往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中被忽视的一群人,丰富了流动人口和身份认同研究;这些研究受女权主义关于身份认同、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讨论的影响,与其他有关农民工/流动人员的研究相比,更注意多元探讨和流动人口的主体性。
然而,已有研究仍面临不足和挑战:
一是缺乏性别比较。已有研究往往只是将流动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来研究其身份认同,而缺乏性别比较,这就降低了其贡献。
二是缺乏关于身份认同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研究。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佟新,2002;魏峰,2006;王毅杰、高燕,2004;汪民安,2007)。而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所做的研究对此缺少关注。
三是已有研究仍有本质论之嫌,而将身份作为策略和位置/立场的视角有所欠缺。已有关于流动女性与身份认同的研究,仍沿袭已有的阶级、性别的分类框架,难免有将社会性别本质化之嫌。
四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缺乏设计严格的尤其是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使我们难以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此外,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已有研究还相当有限,不仅缺乏对身份认同概念的统一定义,关于身份认同的动机、心理机制、影响等,也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同时,还缺少与西方前沿理论的对话,如分层研究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还是个人?“跨阶级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阶级认同有何差异与联系?这些讨论将扩展我们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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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东锋
浙江学刊 2009年第5期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申洁文 来源：《理论与创新》2020年第17期 【摘; 要】农民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作为继城市居民之后的产业工人的主角，他们却一直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为此，本文就学术界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解决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理论提供浅薄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文献综述;政策思路 引言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郑功成2002）在201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提到，全国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1.7%。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增长1.5%;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增长2.0%。大量的农民工是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主力军，但也成为了城市边缘化的一类人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若能得以解决，不仅能有效的释放人口红利，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相关问题的探究。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远远比中国的程度要高且早。Lewis认为，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二元经济体制中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无法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如果城镇能够提供比农业部门更高的工资待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则会主动转移到工资待遇好、生产效率高的工业部门。Perkinson和 Hills发现，外来人口由于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制约，在流入地普遍处于劣势，而且外来人员增加了当地政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支出负担。 2.国内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国内一直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上个世纪70年代始国家对人口和经济政策的放松，使得农村富余人口陆续进城务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人群的数量日益壮大，我国的学者也意识到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城镇社保制度发端于国企配套改革，城镇社保制度中统账结合、统筹层次低下、财政分灶吃饭、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郑秉文指出，在城乡相关政策的约束之下，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口其中包括
THE SOUTH OF CHINA TODAY 2009.11 今日南国2009年11月（总第139期） 今日南国 THE SOUTH OF CHINA TODAY NO.11，2009（Cumulatively ，NO.139） 一、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的一种新现 象，反映了当代时代的总体特征和主要 趋势。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 心、包含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 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自吉登斯提出了全球化的完整理论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此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学者关注的角度和程度都不一样。这 些研究所涉及的面很广，很少有学者对 这些研究进行整理，因此，本研究就这些 研究的一个方面进行整理是必要的。 二、文献搜索在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法。国内文献搜素中，首先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中以“全球化文化”为“主题”或“关键词”或“题名”，限定学科为社会学和统计学进行搜索。因为关于“全球化文化”的文章最早出现在1993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以搜索年限是从1990年以后开始的。由搜索的结果整理可以看出：各学科对全球化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年份的研究成果呈现上升趋势。三、研究内容在所学者对此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1.文化认同。认同就是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定位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即一种自我意识。文化认同即对自身文化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自觉和把握。文化认同表现在众多方面，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和观念凡同人类的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几乎都是文化的领域，因此都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在21世纪并不会随大流，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而是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在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显示出独有的地方性。麻国庆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文化的 选择性使得族群的认同、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跨国文化圈———华人文化圈的认同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下展开。民族文化的“无意识的传承” 传统，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种“生产”和“消费”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同 时，这一过程，也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领 域进入到地域共同体之中。 张卫东教授选择中国饮食和西方麦当劳在饮食目的、饮食的制作和饮食的 选择三个方面的碰撞和互动的案例，证 明了中国饮食并没有被西化，但是另一 方面也没有阻碍西方快餐。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文化认同，致使我国传统文化的丧失。吕传庭等学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提出由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侵入，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在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所获取的外来文化都是肢解的、片断的直观印象，并非是真正的文化内涵。2.文化冲突。刘晓研和胡永辉指出全球化已对各国的很多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同影响，尤其是西方霸权文化伴随这 一浪潮不断扩张，使人们的文化意识逐 渐“西化”。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在东西方 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失却自己民族身份的 作者和批评家。他们提出民族国家在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应坚持自己 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从历史来看，伴随经济、军事、政治而来的往往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会产生冲突。强势国家会借助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迫使他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 本身的异质性也是产生价值冲突的重要 根源。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对国家集体利益重视的差别，对人性善与恶的不同认识，对人的私利行为与利他行为的不同评价，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等不同的文化传统都隐含着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显示在社会风俗和社会政治制度层面，这标志着文化及其价值的异质性差异。 霍志钊在他的研究中，阐述在乡村都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在发展中造成文化变迁二者所产生的矛盾，探讨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提出了文化自觉是文化保护的思想基础。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尽管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就社会学这一领域来说，对此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广泛，大多都是围绕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对待西方文化侵入的反应和表现，同时他们提出了应对“西化”的措施。但是却很少有学者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 其次，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在这些研究中，有少数的学者提到了休闲和消费文化，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研究得不够，甚至是没有。 最后，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上，大多都是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占绝大部分。 全球化仍然对各国各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怎样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地方性、本土性，这些都值得学者关注，以个人、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领域对此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参考文献] [1]韩勇.全球化背景下的青年社交[J].青年探索,2006,（4）. [2]王金宝.吉登斯全球化理论的深度解读及其批判[J].哲学研究,2007,(6). [作者简介]符琼（1985-），女，湖北恩施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社会学专业硕士。 文化全球化研究文献综述 符琼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国内外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本文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里 索所有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文章，对所有文章进行简单地梳理。在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两方面。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认同；文化冲突[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190-（2009）11-0236-01 236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述评 作者：赵亚夫;郭艳芬来源：外国教育研究发布时间：2006-1-23 11:06:40 1994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称《标准》）。这是美国历史教育史上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实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面对公众提出的诸多争议性问题，美国教育界和历史学界的专业人士又对《标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深入探讨，最终于1996年公布了《标准》的修订本。 一、研制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的由来 美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向来比较自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州和地方政府在课程的设置和处理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确保了州和地方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致使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历史教育有时会出现因地而异、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比如，有关美国内战的问题，南方各州和北方各州的学校就可能因历史因素而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于共享美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学生而言，这不利于他们得出全面而客观的判断，从而削弱了他们同为“美国公民”的身份认同。 除了教育体制的客观障碍之外，20世纪后半期社会史等新史学的兴起，成为推动历史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新史学提倡“从下往上看”的历史，主张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审视历史，将史学研究从体现政治精英人物活动的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扩展到平民百姓日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来，从反映政治精英人物活动的历史事件，扩大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上来。新史学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张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人口学、数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从而使史学研究方法得以丰富更新。就在史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的历史教育却仍在原地踏步，继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极大不满，历史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教育的滞后，不均衡、不合理的教学现象，最终引起了美国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重视，从而促成了“确保美国所有学生都享受同等优质的教育”的改革。 1989年8月，在弗吉尼亚举行的会议上，布什总统与各州州长首次想到并提议由联邦政府出面，研制全国性的教育目标，对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课程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学标准。 1990年，布什总统提出“需要给有教养的公民研制一份新的标准，我们的国民必须跟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信息灵通、有良好的教养、能干、善于发明创造”。“只有全社会共同致力于教育的复兴大业，美国才能迎接这种挑战。”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中心目标是：“到2000年，读完4年级、8年级和12年级的美国学生必须有能力挑战如下学科：英语、数学、科学、历史与地理，而且美国的各所学校都需要确保所有学生都知道如何极好地运用他们的头脑，从而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终身学习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能够高效率地工作做好准备。” 1991年4月，布什总统在综合性改革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呼吁：应该研制以上五门学科的“世界水平”的标准，并研制“美国成就测试”，以评价该目标的发展情况。这两个提议均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 1992年10月，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也宣称自己有义务去“设定世界水平的标准（尤其
BI YE LUN WEN （20 届） 汉语言文学 从斯嘉丽的女性意识觉醒角度解读其形象魅力
摘要：玛格丽特·米切尔在她的小说《飘》中，通过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揭示了美国内战前后南方社会中，男人从各方面压制女性，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通过塑造斯嘉丽这一形象来充分展示当时社会妇女的觉醒，女主人公斯嘉丽的形象魅力就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主权利的追求，而且这种魅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阅读文本，从斯嘉丽的女性意识觉醒角度深入解读其形象魅力。 关键词：斯嘉丽；性格特征；女性意识；形象魅力 “Gone with the Wind” heroine Scarlett Charm of Abstract:“Gone with the win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merican novels.It is written by American female writer Margaret Mitchell. This novel mainly describes the life of Scarlett who is Ta-la farmer’s daughter arou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Meanwhile with hint of a love triangle between Scarlett ,Ashley and Rhett ,the novel depicts a wide and prosperous picture of American in the South social lives. Among the different peculiarity roles, the figure Scarlett, is the most successful, out-standing one together with the conflict and complex. Key words :Scarlett; Gone with the wind;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
详解卓越女性领导力的发展之道 中国女企业家是职业卓越女性领导的重要群体，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卓越女性领导教育程度提高，中国女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将更加迅速，她们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 据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总数的20%，其中个体和私营经济中的女企业家占总数的40%以上，她们领导的中小型企业盈利面在97%以上，销售收入在1个亿以上的企业已占到13%左右，并已有近50%的女企业家走向国际化发展之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女企业家接近80%，年龄在30至50岁的女企业家占到总数的76%. 田雨筠（资深管理模型专家，中国管理实战实力派代表人物；天下伐谋高级合伙人，通用管理学院院长.） 田雨筠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学历。具有20年管理实战，30年企业管理研究经历。在IT、金融、投资、教育、机械、汽车、医疗、房地产、贸易、国防军工、HR研究、文化传播等多个行业领域（含世界500强企业，集团公司，上市公司）中担任企业中高层以上管理者。 田老师做事低调、务实、谦虚；擅长管理模型教学和实战现场互动；案例深刻、生动、解惑.。田老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模型、人力资源、管理运营、职业规划、思维训练。 为了让人们发掘自己的卓越性，并按照自己的意图去生活而提供支持的教练式领导力，才是当今社会卓越女性领导领导者最需要的领导力。领导特质就是基于普通素质、又按领导角色的特点和要求而形成或具备的、专门适合于履行领导职能职责或者从事领导活动的个体特征。换言之，领导特质就是充当领导角色的个体为胜任并履行特定领导职能职责、发挥其特定领导影响和领导作用所必须具备的自身条件，是领导者个人借以生存、工作、发展和做出贡献的内在条件和特殊本领。 卓越女性领导领导者所拥有的独特的细腻同温柔，往往令她们在管理实践中大放异彩。另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卓越女性领导管理者的协调能力比较好，更注重体察员工的心理需求。并且卓越女性领导做事认真、细心，稳定性强。”卓越女性领导管理者的韧性较强，在逆境中表现坚强。卓越女性领导善于沟通，比较容易说服别人。并且卓越女性领导处事细腻，决策慎重，企业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这些都是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 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成长和社会转型，组织中关于领导的观念和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体的潮流是从英雄主义的领导逐步转变为平民化的领导；由专权、复杂型的领导逐步转变为简约化的领导；由强权、刚性的领导逐步转变为柔性化的领导；由少数人的领导逐步转变为人本主义的“自我领导”；由显性化领导走向隐形化领导。与之相适应，组织对领导风格的性别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卓越女性领导性别取向所代表的柔性领导风格更加适合组织发展的需要。女企业家和卓越女性领导经理人在敏感程度、投入程度和其他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等方面所具有的柔性化技巧，会使组织表现出更具备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对组织内员工来说，女企业家和卓越女性领导经理人实施的柔性化行为管理机制也降低了因行为效果不确定所带来的收益风险。 传统的领导观念对卓越女性领导存有刻板印象，认为卓越女性领导比较人际关系取向、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研究综述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国家管理社会保障事业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总称。它涉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保障保障立法、社会保障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方法、机构设置及其职能权限、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监督、社会保障业务经办等。狭义的概念是指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权限的划分。1本文为了写作需要采取的社会保障管理的定义偏向狭义的定义，但也涉及到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内容。 从目前现有的文献来看，单独研究社会保障管理的文章相对比较少。主要是放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作为一个部分加以论述。 1、中国管理体制的发展及现状 1.1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发展 对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演变过程的划分说法不一，阶段的划分标准也各不相同，三、四、五阶段的都有。不过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公认的，即1978年是改革探索阶段的开始，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标志了中国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建立。 根据管理主体的不同来划分，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1951～1969年的工会管理，到1969～1980年代的企业自管，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多部门管理，直至1998年国务院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结束了社会保险工作多部门分散管理的局面。民政部门主管城乡社会救助事务。2000年国家又成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至此，形成了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2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机构设置，是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纵向机构设置，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地方和基层。横向机构设置，在从上到下每一层按照不同的职能性质设置包括行政管理机构、业务经办机构、基金运营机构和监督机构四大类机构。（见图1.1） 图1.1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3 从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来看，目前参与社会社会保障管理的机构主要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卫生部等。4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项目、农村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等管理。民政部门负责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管理。财政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预、决算。所有的机构统归国务院管理。 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管理的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如社会保障、财政学、管理学、法学的角度，不同角度如社会公平、效率，政府的责任定位，社会管理服务等来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管理体制的模式（政府在管理中的责任承担问题），管理的社会化、信息化，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和改进对策，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以及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等几个方面。 1康士勇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M），2003年8月第2版 2章晓懿：社会保障：制度比较（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3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部门设置，有各种不一的说法，在这里采用的是其中一种 4关于中央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能，也是说法各异，本文取其中比较统一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文献综述 近些年意识形态的研究已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但是探讨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关系方面的论著和文章在数量上还不是太多，相关问题的探讨还处于理论研究的层面。一方面缺乏对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系统性、理论性梳理，另一方面，对于在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有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挥意识形态对人及人的生活的积极影响和引领作用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只是在某些微观领域有所涉及，比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和建设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力求得出一些有建设性作用的成果。 关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经典著作可以推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了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后，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把意识及意识形态重新建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真正从现实环境和条件出发来研究意识形态，从现实的经济基础出发来研究社会的上层建筑。 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意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真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宋惠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郑永廷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朱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杨海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郭文亮的《加入WTO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就意识形态的内涵、本质、特征、社会功能、发展历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不同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本质、特征、功能、发展历史、当代的发展和生命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也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学者揭示了意识形态为人们认同和接受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如果不能为群众所理解、接受，也就是阶级的基本观点、原则、理想没有为广大群众所认同，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干瘪的教条，这个阶级或集团就会逐渐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只能无可奈何地在政治舞台上走下坡路。如果意识形态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将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阶级或集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得以实现。因此，执政的阶级或集团会有一个使意识形态为群众所接受的重要任务”。（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这些成果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科学的启示和重要的借鉴。 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赵继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第一次从思想关系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全书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理论体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丰富蕴含，归纳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知识借鉴，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划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阶段，提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基本矛盾，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基本规律，解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机理，透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方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评价的内容、方法和步骤，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问题的研究从思想关系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才能被人们接受。但是，该书重点是从理论层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问题，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述。 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的关于该主题的博士论文尚无，与此相关的硕士论文只有一篇，即吉林大学2008年徐伶俐的《消费?生活?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批
认知领域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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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认知发展领域研究综述 本研究报告中对学前儿童认知发展领域的综述从两个角度来阐述：学前儿童和早期教育。在学前儿童认知发展中，早期科学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本研究综述中也会把早期科学教育的研究成果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概括。 一学前儿童认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有关学前儿童认知发展的主要研究成果 1、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研究： 研究表明：个案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在两年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表现出较大的个别差异。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在两年中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中班上学期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得分高的儿童在大班末时得分仍然偏高。儿童的基数概念、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以及书面加减运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的儿童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如在学习兴趣、注意力、自控力与坚持性方面高得分组有明显的优势。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的儿童的家庭教育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周欣，黄瑾等，4－6岁儿童书面数符号表征和理解能力发展的个案研究） 2、儿童运算能力发展研究： （1）该研究表明，幼儿6岁时的加减能力比5岁时有显著提高；在5-6岁期间，幼儿解决三种不同呈现方式加减问题能力的发展速度不同，符号加减题的解决能力发展最快。幼儿园数学教育应改变以往过于注重技能训练与口诀背诵的教法，而更为重视幼儿数概念的形成与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许晓晖，庞丽娟，陶沙，韩小雨，不同任务呈现方式下幼儿加减能力的发展） （2）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大多数是关于测量估算和计算估算的研究。许多研究已分析了计算估算所使用的策略种类，也有研究已经接触到计算估算技能与其他能力之间的关系，但关于数量估算的研究很少。根据现有的研究，估算能力不是一种整体的能力，即不同类型的估算任务，如数量估算和计算估算似乎需要不同的能力，并且在各种估算任务之间似乎不容易进行能力的迁移或转化。一个好的计算估算者并不必然是一个好的数量估算者。估算任务的多样性和儿童在这些任务上的表现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赵振国，儿童估算发展研究综述） 3、儿童排序能力研究： 该研究发现，4－6岁幼儿的排序有一个不断精确的发展过程，其排序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幼儿的排序能力受到排序对象数量、正逆排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排序策略的运用及数字排序能力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戴佳毅，王滨，4-6岁幼儿排序能力发展特点的初步研究） 4、儿童数学问题解决研究： 从生态观的角度研究儿童早期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数学问题解决是儿童早期数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从数学问题解决的生态观来看，儿童早期数学问题解决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其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是认知加工与情感态度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提取与知识建构的共生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开放式的循环渐进过程。（魏勇刚，庞丽娟，儿童早期数学问题解决的生态观） 5、数感研究： 从数感的定义、教感的发展、数感的评佑及教学四个方面对国外学前儿童数感发展进行详细综述。（浦晓黎，国外学前儿童数感研究综述） 6、儿童科学、数学能力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家庭与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关系：该研究从近年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出发，进一步证明家庭对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父母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为孩子提供和
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综述 【摘要】：人际传播作为传播类型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可以说在传播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以来被专家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各自学科的研究中，甚至将其作为学科与学科间思想交流的纽带。人际传播作为人类最本能最直接的社会互动方式，满足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信息需求，成为个人社会化的基本条件。随着肢体交流到语言交流到文字交流，再到现如今以网络为依托的信息交流，人际传播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本文通过查找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和知识点，梳理出一条关于人际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介绍国外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积淀以及国内对于人际传播的研究现状，通过对比研究方向，对未来中国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人际传播发展脉络研究综述 人际传播最直观的解释是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作为一门学科，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却源远流长。人是生活在传播世界中的，人的一生都摆脱不了传播关系，人类的交流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方面。在后工业社会，人际关系成为生活世界的主要矛盾，研究人际传播，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困境，更好的实现与他人和谐相处，有重要的启示。 人际传播有着许多学科的背景，所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先对人际传播逐渐理论化、体系化的过程进行梳理，再列举一些代表性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对人际传播的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国外对于人际传播问题研究的理论积淀 纵观人际传播的发展演进，我们可以发现人际传播是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的。正如传播学者A·哈特对传播媒介的分类一样:首先，人类经历了语言、肢体等面对面传播的“示现的媒介系统”。其次，传播者需要借助媒介进行交流，诸如文字等“再现的媒介系统”。最后，人类正在经历着“机器媒介系统”，像电影、电话等传受双方都需要借助的媒介系统。人际传播的发展也遵循着这样一种规律。 人际传播的知识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谈论修辞或作为参与市
文献综述（5000字——6000字）要求 要写明以下几点：（顺序可以变化，定义要有权威的论文、博士论文或者教科书上为准）一、女性消费意识研究 “消费”(Consumption)是现代商品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卷四中对它的定义是“物品和劳务的最终耗费”。一般来看，广义上的消费是指所有购买和使用商品的行为，狭义上的消费是指购买商品之后的后续行为，即使用或享用商品的行为。[1]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以及物质文化的空前繁荣，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消费意识也逐步形成。消费意识（李媛菲，2009）是指消费取代了生产而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式。也有人将消费意识解释为消费观念，即一个消费群体集体信赖的思想，共同达成的协议，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2] 而女性消费者作为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购买群体，根据2009-2010年女性消费报告统计分析，女性消费者已经成为市场中最为活跃的主角，社会购买力70%以上掌握在女人手中。所谓女性消费者不是指全部女性，而是指在实际市场上有购买能力的女性。通常包括青年、中年女性消费者，年龄段从18—55岁左右。 广义上的女性消费(Jean 1998)是指女性进行消费的全部过程，其中女性扮演了一个或多个消费角色，如消费的决策者、购买者、使用者等；狭义上的女性消费则是指女性使用消耗物品并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过程。女性作为消费者，其消费意识相对于男性往往更加趋于感性，属于冲动型消费。 鲍德里亚认为，女性通过消费表现自我，寻找着主体性和获得解放的途径，但从中能真正获得完全解放的女性寥寥无几，更多女性同时不知不觉成了被操作控制的利润机器，成为了商家赚取利润的客体，处于被看与被改造的客体地位。[3]西莉亚.卢瑞认为现代社会，在消费文化中，女性很难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竞争力，而在消费实践中，女性也很难获取与男性相同的经济文化资源。因而，使得女性的消费意识更加强于男性，她们也更加希望以不断消费强化自己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消费是女性满足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之一。[4]王宁则将符号互动论中的核心概念“认同”及其理论方法运用于消费的研究，是一个有新意的研究角度。他以个人形象中最为重要的“脸”为例，指出女性在化妆、美容、整容等方面的消费，是为了维护或创造一张社会所认同的“好看”的、使人喜欢、不让人讨厌的脸，以此形成良好的个人形象资本。“脸对自我认同的形成的重要性决定了对脸部进行维护、加工和美化的重要性。”[5]
她时代的女性领导力发展 2012年07月24日10:32 来源：《培训》2012年第7期作者：顾邦友申小玉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15 “她时代”的女性领导力发展。女性领导力发展现状如何？阻碍女性晋升管理层的原因是什么？企业应该如何培养女性领导人才，并帮助她们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当今全球成长最快、最猛的力量是什么？ “不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而是另一个群体——女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领导行为实验中心主任、米其林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教席教授李秀娟博士如是说。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亚洲协会联合发布的《上升到顶端：亚太地区女性领导力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亚洲协会会长丁文嘉（Vishakha N. Desai）在报告中就指出：“亚洲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女性力量也在崛起。在过去三十年里，其他任何领域都没有像她们一样发展得如此之快。” 不过，尽管女性在健康、教育、就业等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她们仍然落后于男性。 那么，女性领导力的发展现状如何？阻碍女性晋升管理层的原因是什么？企业应该如何培养女性领导人才，并帮助她们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素描：全球与中国的女性领导力现状 《上升到顶端》报告中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董事群体主要集中在特定领域。若以至少拥有3名女董事为评估标准，媒体（19.8%）、保险（18.3%）、银行（17%）、零售（16.7%）是女性董事占比最高的几个领域，汽车与配件（3.8%）、化工（3.8%）、工业产品与服务（3.9%）等领域最低。在亚太地区的公司董事会中，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为8.5%；澳大利亚最高，约10%；日本最低，仅为0.9%（见图表1）。 尽管男女不平等的差距正在缩小，但职场“渗漏管”问题依然存在——面对从中级管理层向高级管理层晋升的选择时，很多职业女性主动放弃升迁，以免在社会上显得过于强势。日本女性退出中高层竞选的比例最高，超过70%，中国大陆次之，约为53%（见图表2）。
模块一：研究概况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而又敏感的理论课题。在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理 论文献中，以及我们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想、观点的争论、斗争始终存在，因此，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及其功能问题，是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一批有影响的论著相继问世，为创立独立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总体来说，关于社 会发展规律的讨论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学者们普遍对传统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概念提出了疑问，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二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特征。学者们分别提出了“二特征说”、“四 特征说”、“五特征说”和“六特征说”。三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许多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归纳起来，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社会整合功能；合法性功能；经济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和控制性功能。四是关于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模式。学者们根据对意识形态定位及阐释角度的不同，将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四种模式：意识形态革命论；意识形态批判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五是关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是理论界长期争论未决而又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是否是科学的争论，这一争论直接涉及到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值得注意 的是，一些学者虽然不正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但在具体阐述一 般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关系时却对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
开题报告 新时代女性领导力拓展：概念，维度及提升策略 一、立论依据 1.研究意义、预期目标 1.研究意义 有句话说得好--“展望未来，推动摇篮的一双手一定能够推动整个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解放，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政治，企业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领导者。在中国商业史上，“她力量”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汹涌澎湃的存在。30年前，伍淑清和她创立的航空食品开启了国内合资企业的先河。10年来，谢企华以掌门的身份叱咤钢铁业，并成为《中国企业家》惟一登上“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排行榜的女性企业家。而中国几个千亿级企业背后，更活跃着“铁娘子”身影。 2009年，2010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相继推出两届“年度商界木兰”，把聚光灯打在这些女性企业家和女性领导者身上，她们的积极，热情，坚韧，稳健、锋利，强悍、活力，魅力以及她们所独有的女性领导魅力，让人惊叹连连。 2.预期目标 学术界在高度关注领导力的同时，尤其关注中国新时代女性领导力。本文以新时代女性领导力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发展现状，对新时代女性领导力的概念，特质，发展优势和发展障碍以及提升策略进行深入探究。 本文综合运用女性心理学，社会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多学科多领域，通过文献阅读，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出新时代女性领导力的概念，较男性领导其所独有的发展优势；结合现实社会，从女性个人，家庭，组织和社会三方面入手，探究限制女性领导者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从而深入探究中国女性领导者该如何突破“玻璃天花板”，全面提升女性领导力，成为独具魅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时代女性领导者。有句话说得好：“成功是别人对你事业的认知，幸福是自己对生活的感知”。“真正的女性领导者要有魄力、能力、潜力，要有求知欲和上进心，不断完善自己”。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男女性格和领导方式差异的研究 在(Schein,1973)和(Schein,1975)的男女性格特征调查中显示，一些被认为是中层经理的性格特征里,大多与一般男性的性格特征相吻合。因而,相比于我们对女性的行为期望而言,我们对男性行为期望更类似于我们对领导者的行为期望。 女性角色与人们对领导认知之间的矛盾带来描述性和说明性偏见(Burgess和Borgida,1999,Eagly和Karau,2002;Heilman,2001)：描述性的偏见在于女性角色与领导力模式之间缺乏匹配，由此推导出，女性不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去承担领导者的角色；而说明性的偏见在于女性运用了男性化的领导力模式，违背了社会对她的性别角色期望。而Eagly和Karau（2002）提出“角色一致”理论，
社会保障文献综述 10级劳保二班刘海波1090201023 近些年来，民生问题有关民生的公共政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可以说一个关注民生且中锋是民生的时代已然来临。然而在轰轰烈烈的讨论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出现了，即何为民生，并没有达到广泛共识。岳经纶认为，民生概念的混乱，归根结底，在于政府公共管理和施政理念缺乏社会政策思维（参见注释1）。简言之，民生概念的模糊就是源于社会政策理念的缺位。讨论民生问题，离不开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旨在确保能够促进公民福利和福祉。社会政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我们准确把握民生问题的政策内涵和社会意义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我国的民生事业和社会建设需要构建清晰的社会政策途径，以社会政策来指导民生事业和社会建设，调整公共支出格局，从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和谐社会。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经济危机下美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美国的加里·贝特里斯从财政危机出发，探讨了在经济衰退期美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变化和反应（参见注释2），虽有中西差异，但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亦有一定得借鉴意义。文章首先对美国经济情况做了初步介绍，特别是分析了经济衰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当然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其次，讨论了美国政府对于经济衰退采取的措施，重点关注国会通过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对社会保障网络产生的影响。最后对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作了简要评估。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主要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常规社会保障系统，早在国会和当前政府采取特别措施应对经济危机以前就持续发挥其安全和稳定作用；二是在2008年2月获得国会授权的特别措施。这两类政策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保证公民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享有社会保障权益。 其实民生问题任重而道远。民生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国计民生”的说法充分证明了民生问题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参见注释3）。而如今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也或多或少的蕴含着危机（参见注释4）。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社会保障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保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人口老龄化压力，医疗保健费用的黑洞与非想的公平性，失业率居高不下，计划的成熟加重社会保障负担等；二是对社保批评的观点。保守派认为社会保障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也会使失业率剧增。激进派认为社保未达到原设计的社会目标。还有就是欺诈现象使基金损失严重；三是现收现付制度本身的危机。 而我认为，在社保面临政府承担责任的必然性与作用的有限性、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适度选择、需求的无限与资源的有限、公平与效率这样的困惑（参见注释5）之下，我们应改革社会保障。在制度模式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减少国家责任，重新评估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关系；重新审视现行的运行机制；寻求资金缺口及解决办法；同时也可以转移一部分，从政府公办转到部分民营企业办理。在管理技术方面：改变现有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保障依法运行机制，使管理，经办和监督分开，权利制衡；改革管理技巧，改变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比例；调控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管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立法，及时调整社保立法的结构与内容。 此外在农村，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拓宽社保覆盖面；逐步提高农村社保的社会化程度；健全农村社保体系，力求项目完备化及多层次；使用科学的管理体制；确保基金保值增值；以及加强立法等。
《搜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研究方法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二、《搜索》作品简介 三、《搜索》中表现出的女性社会地位现状 （一）男权社会的不平等 （二）社会现实中女性的无奈和悲哀 三、《搜索》中女性形象的解读 （一）陈若曦 1.自信果断 2.具有自我解放意识 （二）叶蓝秋 1.善良弱小 2.具有反抗意识 （三）莫小渝 1.男权社会下典型的女性形象 2.女性意识的觉醒 四、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二次成长 （一）陈若兮的成长 （二）叶蓝秋的成长 （三）莫小渝的成长 五、结束语 参考文献
摘要 陈凯歌作为一个有着高追求和极度理想化的导演，内心极其丰富。他拍了一部贴近群众生活，反应社会现象的《搜索》。电影中的故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三位女性所表现出不同的形象，让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回味无穷，总能看到熟悉的影子。如今社会女性早已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再不是以前需要完全依附于男性的存在，对于爱情、事业、家庭有着不同的认知，因此，通过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分析让我们来重新认识新时代的女性。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自古以来，女性处于两性关系中弱势方，一直被男性所打压，不管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总会收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本文通过对电影《搜索》中三位女性形象的解析，展现出当代女性的不同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通过对三位女性形象的探析唤醒社会对女性的重视。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电影是艺术加工的产品，植根于深厚的生活土壤，影片中展示了很多我们不曾留意重视的细节。电影以一种艺术的手法描绘出我们生活中真实的现象，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麻烦远远要比电影中的还要多，电影中三位女性面临的问题在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通过对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来诠释生活中女性的生活现状，让大家对“职场女强人”、“家庭妇女”等女性形象有新的认识和改观。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观察法，观看影片《搜索》，了解故事背景、情节梗概等基本信息；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同类电影或同类型女性角色，分析影片中女性角色的情感、内心等；通过描述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描述三位女性角色在影片中所处的环境和面对问题时所作出的反应。通过以上方法对电影《搜索》中的女性角色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电影《搜索》是国产影片，因此国外对其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国内的一些影评对电影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根据不同的出发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