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之信托责任

浅谈法制化建设与信托责任在中国的意义[摘要] 信托责任在英美法系公司法中极其重要。

中国该不该借鉴英美公司法中的信托义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已具备某些制度环境时（比如说，有判例法制度以及具有相当商业法律经验的法官），它会起到一个很积极的作用，但如果条件不成熟，会使法院无视法律，为所欲为。

这种做法与法治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也不适合中国。

法制化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成功与否的基础保证，我国在推进法制化进程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抓住重点，解决好法制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与时俱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关键词] 信托责任论制度万能论法制化建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全球知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郎咸平教授素以敢于直言著称。

他的一些独特的观点每每在业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他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的内幕敢于直言和严厉指责，面对中国的众多学霸洋奴严厉也毫不畏惧。

这一点除了中国的左派，也只有郎咸平一人了。

郎咸平算哪个派？就今天的中国而言，他毫无疑问属于左派。

比如说中国国企改革其实是右派贪官们侵吞人民财产的“大业”，一直被左派穷追猛打之中，郎咸平出来批评通过国企改革侵吞人民资产，自然就被划入左派了。

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可以算是史无前例的严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郎咸平总体上有两个看法：1、信托责任论。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而西方有，所以西方的贪污情况少，他们也不会胡扯。

2、制度万能论。

中国贪污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制度问题，而西方的制度就很好。

这些问题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真的是问题的根源吗？说真的，制度万能论恰好是贪官学霸洋奴们天天鼓吹的，郎咸平也推崇这个就显不出自己的水平了。

比如说：中国的反腐败法律多如牛毛，反腐机构和反腐人员也远处不在，媒体也经常揭露，民主党派的数量比西方两党多很多，这些不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吗？怎么腐败就越来越严重呢？西方的腐败问题就好吗？比如说美国竞选，大企业一掷千金的赞助，这不是赤裸裸的腐败是什么？至于很多赞助者在竞选之后当上了官员，这不是花钱买官是什么？仅仅因为常见，仅仅因为穿上了“选举”的马甲，就不是腐败了吗？中国以前腐败没有这么严重，比西方好太多，是因为制度好吗？那怎么之后就变得这么严重了呢？好制度怎么就凭空变成坏制度了？怎么制度不万能了呢？下面再说说这个信托责任论。

郎咸平：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利益却少数人独享12月4日-5日，由《当代经理人》杂志主办的会议主题为“和谐成长——全球化时代的赢战略”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

新浪财经频道独家直播此次会议。

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主题演讲实录：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一要讲的讲题是和谐成长。

那么未来中国20年的积极政策走向，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那么这20几年的，无疑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经济社会，那么经济总量来讲，或者以GDP的总量来讲呢，都是雄居世界榜首，但是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才是值得我们更加关切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那么我们就谈经济本身，里面掺杂的水分就不谈了，此外，我们的企业里边有多少是由污染造成的，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持续成长所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的不和谐。

所以今年11月3号，孙先生在北京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国际和谐化以及国内和谐化。

我个人认为国内和谐化，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而且我认为是应该当成未来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

什么叫做国内和谐化？请问在座各位我们2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内各个经济团体之间更加和谐了吗？我们社会更加稳定了吗？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不是太肯定的。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思维上，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的超级强权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每一个经济实体都需要改革，这点是不需要讨论了，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改革的原则在哪里？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才是改革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可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这样吗？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简称国企改革吧，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论中国”孝”伦理思想与现代信托责任关键词：孝；现代信托责任；德育【中图分类号】g640一.问题的提出与现状分析近代中国自”五四”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敞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引入了诸如信托责任一类概念的现代西方理念，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长，理论上，丰富了现代理念的积累。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思想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和”等在西方的文化剧烈冲击下退缩一隅。

这导致了西方先进理念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畸形生长，同时也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变得有些不伦不类。

一方面是急于将发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信托责任立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合以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不甘心自己民族传统的丧失而流于形式地大力说教和复古。

面对当前中国”孝”伦理思想的逐渐消弭和匮乏以及源自西方的现代信托责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与其让两种文化彼此争斗，倒不如探求东西文化二者的融合点。

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中国历经对儒、释、道精神追求的变迁，但儒家伦理占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儒家伦理的基本原点是”孝”，而悌、忠、信等都是从”孝”延伸出去的。

因此，儒家伦理观是以”孝”为本的人伦一体观并有着视人如己的人与人的情感连续性，认为他人是与己相同而且可以认识了解的另一个自我，是自身的一部分。

孔子的”文、行、忠、信”[1]力图说明儒家君子行事的原则也就是家庭的孝悌伦理延展到社会上时需要如何通过在经典的学习（文）、社会的实践（行）中表现出忠与信。

在行事中体现出合理的人情尺度，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行为方式。

正如韩格理说：”正如顺从应如中国人所理解的一般，意味着某人对其生活中的分位所应克尽的责任之忠诚。

”[2]君子力图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儒家的伦理思想正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论证其独特的社会思想。

文化具有相似性，西方的信托责任同样起源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检验，尽管信托责任出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本意是职业经理人不可以只为了自己的私立而置股东的集体利益于不顾，利用便利和占有的资源窃取自己的最大私利，即使这样自己得不到最大的利益甚至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

国有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作为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总是与查明、考核、评价经济责任息息相关，总是与追究责任人经济责任相关。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我国实行了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其中就包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领导人员进行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这是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明确或解除其任期经济责任，从机制上预防、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

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作用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我国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增强其竞争力，国有企业就必须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引导，因此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就愈加重要。

（一）有利于强化国企领导干部监督手段，提高国企干部监督力度。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相对其他干部监督管理机关和部门而言，具有普遍性、强制性、深层次性、超前性和连续性的特征。

普遍性，就是审计机关对列为被审计对象的领导干部在离任前都必须进行审计。

强制性是指对离任前的领导干部进行审计时，被审计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不得拒绝。

深层次性是指审计机关对领导干部所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及其所在单位与本人的经济生活事项都要进行审查和核对。

超前性是指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可以发现隐蔽的和潜在的违纪经济问题和其他方面的经济问题。

连续性是指对离任的领导干部和企事业领导人员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并且将每次审计结果报告存档，作为其再任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有利于客观评价国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促进廉政建设，形成新的干部竞争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享受经营自主权，主要领导干部与企业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都相应在增大。

但有些领导干部只注重权力的行使，却忽视了责任的履行，甚至为达到个人经济利益和官职的欲望，无视法纪，挥霍国有资产、公款公物，挪用国家专项资金，利用权力和非法手段编制财务报表，虚报政绩。

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不仅能有效监督干部、抑制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更重要的是使“能者上，劣者下”。

郎咸平浙大演讲文稿我们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叫什么？叫改革，改成股份制，我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或者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全国各大小企业都争先恐后地改成股份制。

我想请问全国的观众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股份制？我再问你们一下，全世界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在哪里？当初为什么会有股份制？根据我和香港的大学同事杨耀辉教授的研究，发现第一个股份制的公司出现在英国。

公元10世纪，也就是说在差不多等同于中国的大宋王朝时期，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l000多年之前的欧洲是一个神权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对上帝的崇拜简直无以复加，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人犯了罪，死后是要下地狱的。

人们为了避免下地狱，只好在死前将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给教会。

到公元10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差不多有58%的土地是属于教会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教会不是公司，神父等人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更为严重的是，神父不能结婚，因而他们没有合法的后代，所以继承就产生很大的问题，逼得当时的教会不得已聘请了职业经理人。

这样，管理权跟所有权不得不分离。

为什么叫有限公司呢？那就是没有追诉权，我借了多少钱，我跑了就跑了，你不能向我个人来追诉，这就叫做有限责任制。

想一想，一个神权的社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企业，经营房地产，他有没有可能去借钱，当然有可能，借了钱如果还不上呢？如果债权人一怒起来，就到教会去大吵大闹，当时的神权社会允许这么做吗？惊动了教会的同志，那怎么得了，所以当时就讲清楚，同志，我向你借钱，我若还不上的话，咱们就此打住，你不要到教会去闹，闹不好咱们哥俩一起进地狱，有限责任制，不能再干了，再干下去侵犯了上帝，两个都不讨好，所以才会有有限公司啊！搞了半天，当时股份制之所以产生是一个不得已的制度啊！我们看什么东西都只看表面现象，以为在欧美各国出现的股份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大家哪里知道这个制度的来源根本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没有办法。

郎咸平，1956年6月21日生于台湾桃园县，祖籍山东潍坊，中国台湾学者、经济学家1974-1978年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

1986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起开始重点研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

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

郎咸平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

郎咸平，经济学家，1956年生于中国台湾，祖籍山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

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

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

源起导致郎顾直接交锋的是郎咸平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活动。

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郎咸平将矛头对准格林柯尔。

当天，郎咸平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

期间顾雏军通过“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手法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

郎咸平称，顾雏军的运作手段往往是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后，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进而压低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郎咸平在复旦的精彩演讲2005年1月24日，郎咸平教授在复旦大学做了关于信托责任的演讲：我再来复旦因为复旦是复旦，我的那个国有企业大讨论就是从复旦开始的。

今天我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要改变你们的一辈子，改变你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小时候很笨，大学毕业了考沃顿商学院，托福只考了550，GRE只考了1630，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年全世界招生１０个，可就只报了７个。

（全场笑）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我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引进现代制度时，不知道欧美历史。

第一个股份制在哪一年建立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是在西元１０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时代，神父们集中了５７％的地产，但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生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帮他们在管理和生产。

所以说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是不得已的。

你们知道“有限责任”是如何起源的吗？那也起源于神权时代，债权人不还债务人钱了，于是吵架了，不得不到神父那里去审判。

因为教堂是“保护上帝的殿堂”，所以为了保持“上帝殿堂”的安静，所以规定了债权人如果还不了债的时候，就不用还了。

然而现在，“有限责任”却变成了“保护上帝的罪人”的制度！一个不知道检讨和怀疑的民族是没希望的。

（之后又讲了会计和律师的起源，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欧洲，都有比较荒谬的背景。

这里从略）任何一个现代制度的起源都是荒谬的。

开始的原因是对上帝的崇敬。

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是起源于对上帝的崇敬和畏惧。

股份有限公司在诞生３，４百年以后，腐败了。

因为教会垄断了所有的财富。

他们开始花天酒地，甚至没时间来接管普通老百姓来捐献的土地了。

于是他们发行了赎罪券（让老百姓把土地卖了，直接拿钱来换赎罪券）。

后来他们又觉得拿赎罪券过来也太麻烦了，于是建立了一些“接口”来收集，这就是连锁店的由来。

宗教革命是如何来的呢？加尔文有一次去向教皇汇报工作，看到教皇正在床上做“龌龊”的事情，他很愤怒，拿起教皇的权杖，扔在地上摔碎，说了句名言：“我让你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