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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作品实际谈一谈你对十七年文学的理解认识。
十七年文学指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即1949年~1966年间的文学创作。
十七年——这是文学与政治相互交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人们歌颂祖国，歌颂党，文艺作品多有歌颂的色彩。
十七年文学时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等。
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周立波、等优秀作家，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十七年文学的特征：首先，十七年文学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色彩的。
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
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揭示了在阶级斗争、名族矛盾空前激烈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分化，表明青年人只有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是唯一的道路。
《青春之歌》是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党所领导的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的。
主人公林道静是三十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她曾经是一个有着小资产情调的知识分子，但在后来五四思潮的影响下，她蜕变，一步步的蜕变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小说歌颂的是革命力量的不可战胜和人们对革命力量的追求。
然后，十七年文学创作普遍追求重大的社会题材，追求文学的史诗效果，也就是表现大的历史进程，和对英雄人物的壮美性格的崇高，在题材内容上拓展较宽，开掘较深，且多重视影响社会生活的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
十七年文学的题材极具多样性，有对革命历史在现的题材，有农村题材的，有描写革命战争的，不论是《青春之歌》还是其他作品，都表现了一个大的进程，《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为历史背景，以林道静的思想飞跃为进程，以此也表现了社会的每一进程。
谈谈我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认识十七年长篇小说定义：十七年小说专指1949年到1966年里出版的中国大陆的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有多种分期。
最常见的就是三分法，按照政治来分期1949-1966（文革前）为十七年文学时期，1966-1976是文革文学时期，1978-？是新时期文学。
十七年文学时代风格政治色彩浓烈。
服务于政治，服从于政治。
十七年文学的说法本来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划分是以政治分期为标准的。
当时，中国的革命事业刚刚胜利。
毛泽东曾经总结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过，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文学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作用，被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中央十分重视文艺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9年后逐渐成为指导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文艺思想。
这时期的文艺路线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
文学别无选择的充当了生活教科书的任务。
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类型一方面出于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更重要一方面出于要符合当时的文艺路线，把政治与艺术统一。
此时的长篇小说的类型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统一的“两结合”型文学。
一方面从革命现实出发，但是另一方面在革命现实中展现的是美好胜利的明天。
所以此时一切批判、暴露社会黑暗，存在消极思想的文学一律没有生存的空间。
此时的文学体现的就是歌颂革命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美好的革命理想反应在作品中，让人们对美好的胜利的明天充满信心。
所以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从题材的摄取，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安排，细节的细节，直至创作的全过程，用革命理想来指导对现实发展的描写，以此来激励人们前进。
在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作品成就高，称作文学界用八个字来概括了这八个优秀经典长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三红一创”即《红日》（1957）、《红岩》（1961）、《红旗谱》（1957）、《创业史》（1960），“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1958）、《山乡巨变》（1958）、《保卫延安》（1964）、《林海雪原》（1957）。
小说创作流派1、“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由马锋、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作家组成的山西作家创作群落。
他们长期为农民文化所浸润，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质朴无华、幽默活泼，极富山西农村的乡土气息。
2、“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包括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等作家。
他们的小说善于以轻盈的散文笔调描摹时代风云，以简驭繁，白描传神，笔下常出现冀中平原和北方水乡的风景画、风情画。
★十七年文学特点1、题材：普遍重视重大题材。
文学服务于政治，产生了一批图解政治概念的作品；2、人物：塑造英雄人物，理想化、类型化；3、风格：出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但由于创作观念和方法的统一和一律，影响了作家个性的发挥和探索的可能性。
（二）十七年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一、历史题材（以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的小说数量最多、成就最大）“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1、解放战争（1）长篇：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红岩》（2）短篇：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百合花》2、抗日战争和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1）长篇：孙犁《风云初记》，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小城春秋》，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梁斌《红旗谱》（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2）短篇：孙犁《铁木前传》和《山地回忆》，王愿坚《七根火柴》和《党费》3、抗美援朝（1）长篇：杨朔《三千里江山》，陆柱国《上甘岭》（2）短篇：路翎《洼地上的“战役”》4、近代历史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李劼人《大波》（“大河小说”）5、古代历史（1）长篇：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2）短篇：陈鹤翔《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黄秋耘《杜子美还家》二、现实题材（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最为醒目）1、土改短篇：马锋《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登记》，谷峪《新事新办》，高晓声《解约》2、农村合作化（1）短篇：李凖《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农村散记》，马锋《三年早知道》，西戎《宋老大进城》（2）长篇：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湖南农村风土人情），柳青《创业史》（第一部）（具有史诗追求）3、农村合作化之后（1）短篇：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李凖《李双双小传》，马锋《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静静的产院》，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张庆田《“老坚决”外传》，西戎《赖大嫂》（2）长篇：浩然《艳阳天》，陈登科《风雷》4、其他三种类型（1）反映工业建设的长篇：周立波《铁水奔流》，雷加《春天来到了鸭绿江》，艾芜《百炼成钢》，周而复《上海的早晨》，草明《乘风破浪》。
从渗透到消退——论“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及改本中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从渗透到消退——论“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及改本中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的论文报告一、引言“十七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长河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长篇战争小说在这段历史中崛起，承载了时代的压力和对战争的思考。
本文将从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的角度探讨“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及改本。
二、长篇战争小说在“十七年”中的渗透和发展1. “十七年”时期社会和文化背景2. 长篇战争小说的产生和发展3. 代表作家和作品分析三、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1. 作家主体意识的变化2. 作品中的主体塑造3. 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四、长篇战争小说改版的背景和意义1. 改版的原因和过程2. 改版后对作品的影响3. 长篇战争小说的审美变化五、作家主体特征在改版中的不同呈现1. 作家自我塑造的改变2. 作品主题与深度的变化3. 文学价值的差异六、结语长篇战争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十七年”历史背景和人文精神的机会。
本文探讨了从渗透到消退的历史过程，阐明了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
同时，也对长篇战争小说改版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作家主体特征在改版中的不同呈现，希望能为文学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一些启示。
七、参考文献八、致谢九、附录1. 引言：本段主要介绍“十七年”时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长篇战争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为后文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的探讨提供背景和基础。
2. 长篇战争小说在“十七年”中的渗透和发展：此部分主要分析长篇战争小说在“十七年”中的渗透和发展过程。
文中将会介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并对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分析，解读其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特点和内涵。
3. 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此部分将阐明“十七年”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变化，作品中的主体塑造，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作家主体特征及其变迁的方向和着力点。
当代文学名词解释马原：马原是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马原的小说采用“元叙事”的手法，带来所谓的“裸露的叙述”。
另一特点是所叙述的故事不追求事件的逻辑联系，也没有情感和情绪的联系，他把故事结构分解重组，时空关系不断跳跃，背景氛围有意抽空，造成阅读的陌生化，显示着小说观念的根本变化。
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
韩少功：韩少功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
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逢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他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执笔含有大量史料的传记《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
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
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思潮，其特点一是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自我。
从政治生活转向对文化的关注，受到拉美文学爆炸的启发，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
作用代表作家：阿城韩少功郑义知青小说：知青小说是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
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真实面目，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
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凝重而奇特的组成部分。
内容摘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小说内容、人物刻画、叙事模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特征。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形成类型化，主要是因为时代的要求、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家的自觉追求以及文艺政策和文艺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成因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小说已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并形成了类型化创作热潮。
仅长篇小说而论，十七年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320部，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其中的主力军。
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短短十七年间曾掀起两次创作热潮，无论是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模式化。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时代社会和读者阅读的要求新中国建立之初，首先要稳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对内要肃清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及敌特分子的破坏，对外还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了巩固政权，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规范。
而任何时代，文艺活动都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文艺创作自然也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联系，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因此作家创作必然围绕新政权的建设，围绕新的道德规范创作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是时代的要求。
为了树立典型、形成规范，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体现了政治的要求。
李英儒就说过作家“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
而时代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
[1]为了表现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勃勃生机的新生活，解放初文坛掀起了颂歌浪潮，歌颂新中国，歌颂英雄人物，歌颂劳动生产成为颂歌的基本内容。
要让子孙后代“从那些可歇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2]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
”[3]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钢》、《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
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在缅怀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时，懂得珍惜幸福生活，热爱党，热爱人民，努力工作。
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纪念建军30周年和建国10周年的征文活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也在广泛征稿，这一切都推动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
某一类型小说的流行，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还有广大读者阅读的需求，“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望”。
[4]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空前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它以其强烈的政治情感，赢得了当时的公众，尤其是青年的共鸣。
人们在阅读中陶冶了情操，得到了审美享受。
这从其发行数量可窥一斑。
十七年文坛，像《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的发行量和阅读热潮自不必说，1965年出版的《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首印即达到10万册。
而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潮流形成，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学需求所造成的。
当时的理想是要求人们舍已为人、大公无私，通过了解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文学作品无疑是较好的传播平台。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也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就生产而言，它的主体是作家的创作，就流通而言，它的主体是出版方的经营操作，就消费而言，它的主体是读者的阅读。
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文学的能否发展，能否盛行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
时代的需要、读者的渴望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所以才会形成类型化创作潮流。
二.作家创作群体的变更和自觉的创作行为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也受创作群体的影响。
因为十七年文坛主要创作力量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作家的经历、知识、创作和审美观念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的盛行。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聚集一堂，形成了人员众多，来源广泛的作家群。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
十七年文坛主要有以下几类作家构成。
一是国统区的小说家。
如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张恨水等。
二是解放区的小说家。
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柳青等人。
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培养的大批作家。
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作家：如杨沫、罗广斌、杨益言、梁斌、峻青、茹志娟、王愿坚、李英儒、知侠、吴强、马识图等人。
有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李准、王蒙、刘绍棠、宗璞、刘心武等人。
有从工农兵中培育出来的作家。
如曲波、陈登科、高玉宝、郑成义、胡万春、刘章、李六如等。
也有少数民族作家。
如马拉沁夫、朋斯克、李乔等人。
然而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国统区文艺就已经成了解放区文艺的陪衬，在这次大会上，突出介绍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进一步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而在茅盾的报告中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的代表作均未提及，更不用说新月派、现代派等作品。
而京派作家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则被大会拒之门外。
因此当代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创作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一时期，颂歌文学，写革命战争和英雄典型是主流。
而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表现工农兵生活，成了来自国统区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为此，1950年以后，“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
[3]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钱钟书建国后自动放弃了小说创作，转向其它研究领域。
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诗人、海派作家，或被打入冷宫，或者丧失了创作权力。
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虽然在十七年仍然活跃，但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建立后，茅盾走上了领导岗位，未写小说；老舍转而专攻话剧；巴金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但艺术上未见突破。
而在国统区、解放区均受过洗礼的丁玲、萧军等人，则在文艺斗争中中断了文学创作。
因此，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战争中成长起来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作家则成了文坛的主角。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了人民当家作主，做出了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但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创作观念、文化氛围仍在延续。
不仅如此，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这是作家本身自觉的创作行为。
虽然国家有倡导、读者有需求，但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创作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技巧，而且文学来源于生活，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实践，否则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所以，艺术家要有生活体验和创作动机。
而回忆则是生命体验的形式。
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作者大多是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体验的，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通讯员、记者或部队领导。
如吴强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曲波做过团指挥员，峻青参加过武工队，知侠和铁道游击队员一起生活战斗过。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就有敌伪斗争的经历，《清江壮歌》的作者马识图就做过地下工作者，多数作者都是战争的亲历者。
当新中国诞生之时，隆隆的炮声似乎还在耳畔响起，战场上的硝烟还在眼前闪过。
所以这些亲历者们要倾诉，他们要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歌颂革命，缅怀战友。
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
因此自觉地加入了创作者的队伍，创作了战斗英雄群体。
马识图在创作时“一种情感、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欲罢不能”[5]。
曲波认为：“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
”[6]可见，作家创作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追求。
三.文艺政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从文艺政策来看，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文艺创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以载道，突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得到了延续。
“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
[7]而五十年代文艺界爆发的三大批判运动，集中体现了政治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强制干预。
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以及1956年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争鸣上升为政治斗争，把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受命于时代和政治的需求。
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来说，主要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影响。
早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再到“左联”时期，文学创作就存在一些问题。
如创作服从于政治，文艺对政治的机械图解。
在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作家创作条件都发生极大的变化。
面对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纷纷走向乡村和抗日前线。
不仅如此，随着战争的发展，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从启蒙转向抗日救亡，这使得文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随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短小快捷、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歌曲等。
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尤其如此，《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要表现工农兵生活，要用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形式，宣传革命，刻画英雄，鼓舞斗志。
这一时期解放区文艺除农村题材外，战争题材作品较多，传奇色彩、民族形式比较突出。
如马烽、西戎的《吕粱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表现传奇故事和传奇英雄（雷石柱、牛大水）。
而英雄人物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人物，敌人总是狡诈、阴险毒辣，但摆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
英雄神话、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已经形成。
而这些类型化特征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如《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等作品无不如此。
加之战争题材更易于表现敌我斗争，突出英雄人物，更能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所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就成为十七年文坛的创作主流。
可见，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既是文艺政策推行的结果，也是文学传统的延续和读者的消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