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语文教材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逐渐兴起，这是对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追溯。

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秉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特点、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一、特点1. 继承传统文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在内容上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对诗词歌赋、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

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是培养学生语言感知能力、艺术欣赏能力的重要方式。

通过学习古文诗歌，学生能够领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引入西方教育理念：民国时期在教育改革中引入了西方教育理念，小学语文教材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西方影响。

教材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认知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体现了灵活多样。

通过课文朗读、背诵、演讲、写作等多种形式，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

特别是通过讲解文言文、新课文等形式，增加学生对不同文体的理解。

二、内容1. 识字、词语学习：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以识字和词语学习为基础。

通过学习汉字的基本构造，学生能够逐步认识和掌握更多的词语，提高阅读和理解能力。

2. 古文诗词：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学习古文诗词，培养学生的语感和文学素养。

学习古文诗词，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操和文化修养。

3. 经典故事和歌谣：通过经典故事和歌谣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爱国情怀。

这些故事和歌谣形象生动，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对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学方法1. 口头表达：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课堂演讲、朗诵等形式，培养学生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同时，通过词语解释、句子翻译等形式，培养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一、本文概述《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通过对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其教育价值、文化内涵以及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文章首先概述了民国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分析语文教材提供了宏观的历史视角。

随后，文章将详细梳理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编纂历程、内容特点及其教育理念，旨在揭示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还将对民国小学语文教材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其优点与不足，以期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历史价值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为当前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历经了多次变革与发展，其历程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也映射出教育观念的更新与演进。

从民国初年的新式学堂教材，到抗战时期的战时教育，再到解放前夕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初创、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初创阶段，民国政府在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着手编订新式学堂的教材。

这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以传统经典为主要内容，同时融入了一些新式的知识元素，如自然科学、社会常识等。

这些教材在形式上也开始尝试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抗战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呈现出鲜明的战时特色。

教材内容强调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为主要目标。

同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教材也增加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知识，如防空、救护等。

解放前夕，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国小学语文教材也迎来了其成熟阶段。

这一时期的教材，更加注重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学习规律，强调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教材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包括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知识素养。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

我围古代教育中，并无独立的语文课程，专门的语文教材是在１９０４年１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国文独立设科后才出现。

至于以单元组织课文，则始于民国初年。

１．１民国初年教材单元结构民国初年，谢无量以“编”为单位编《新制国文教本评注》。

如该套教材第一册共分五编：第一编论著之属（１８篇），第二编序录之属（１４篇），第三编书牍之属（１３篇），第四编传志之属（２５篇），第五编杂记之属（３０篇）。

每一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单元。

这种单元其实只是多篇课文的简单组合，课文是单元的绝对主体元件。

单元与单元以体裁为线索编排。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传统文选型单元结构的最初样式。

１．２２０世纪３０一４０年代教材单元结构这一时期，国统区无论小语、中语教材基本上都用单元形式。

文选型单元结构样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变化。

１、单元内部出现了选文和知识短文混合编排形式。

其原创者为傅东华。

在他编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六册）里编配了介绍语言、文章作法、工具书用法等知识短文。

２、单元之间开始按教学文体编排。

至四十年代，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已形成了所谓“三阶段”“两循环”模式。

所谓“三阶段”是：“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应用文。

””１高中又来一个循环，就是“两循环”。

３、有的单元之间尝试以“文章作法”为线索编排。

最初作出此番尝试的为孙假工。

他编的《国文教科书》初中第一册依次共设如下８个单元：“白描风景的技能底授予：描写天象季节的方法底授予；授予以人物底形态个性底描写法；授予以人物底内在生活底描写；授予以记载社会风俗底方法；授予以记事文中怎样应用感情怎样运用想象的方法；授予以记事文中掺入议论的方法；授予以书写杂记日记的具体的方法。

每个单元围绕本单元文章作法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范文，布置相关的作文题目，供师生教学训练选用。

”¨１显然，孙假工非常重视具体的写作技能技巧的授予。

他的《国文教科书》的单元可以说属于写作技能训练单元。

民国时期大一国文教材简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何二元注：所谓“民国时期”，其实是以民国时期为主，向前延伸至清朝末年，向后延伸至新中国初期。

1904年1月，清朝政府发布了“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施行的新式学制。

癸卯学制钦定的大学预科和大学“随意科目”都有国文课，这可以视为最早的大一国文课，当时的名称叫“中国文学”。

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1877～1922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可视为第一种大一国文教材。

林传甲有个说明：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今公共科亦缺此课，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

落款是“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朔侯官林传甲记”。

光绪三十年是1904，正是癸卯学制发布的那一年。

目前关于它是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尚有争论，然而说它是最早的大一国文教材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教材分十六篇：第一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第二篇古今音韵之变迁第三篇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第五篇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篇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第七篇群经文体第八篇周秦传记杂史文体第九篇周秦诸子文体第十篇史汉三国四史文体第十一篇诸史文体第十二篇汉魏文体第十三篇南北朝至隋文体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篇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与后世文学史体例不同，林本文学史杂糅了词章学体系，有人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史，但是，这是由当时的学制而规定的。

编者自言综合了“公共科”和“分类科”的需求。

按癸卯学制曰：“今……大学预备科章程，于公共课则讲历代源流义法，于分类科则练习各体文字”。

不过又有人指出，林传甲教授的其实是依《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而附设于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

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阶段：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以前共同修习，一年毕业；继而“分类科”，三年毕业；最后是“加习科”，供“分类科”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深造教育理法。

民国时期语文课本文言文选故中华民国时期(一九四九年之前)，国事纷扰，民生凋零。

彼时传统新学两立，赖国文教育有识之士，兼顾二者，编录文言文入课本，寓情理於文章，传知识於学童，教化国民，传承汉学，功莫大焉。

今日观之，其文笔优美，其道理质朴，可谓乱世之奇葩。

爱文言兹选期间文章若干，以飨读者。

父母之恩人初生时，饥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父母乳哺之、怀抱之。

有疾，则为延医诊治。

及年稍长，又使入学。

其劳苦如此，为子女者，岂可忘其恩乎?《女子国文教科书(初小)》第四册第二十四课，(清) 戴克敦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至二年订正版路遇先生余儿行路中，遇先生。

鞠躬行礼，正立路旁。

先生有命，儿敬听之。

先生有问，又敬答之。

俟先生去，然后行。

人皆称为知礼。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七课，(清)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至五年版自立凡物莫不有死。

草、木、鸟、兽、昆虫，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

虽有迟速，相去曾几何时?唯人亦然。

方其生时，劳之以所为，淫之以所好，汩之以所思。

其经营不已，若无复有尽期者。

及其气散而死，则然不能肉其白骨，与草木、鸟兽、昆虫之变灭何异乎?君子知之，故不以形体之有无为生死，而以志气之消长为生死。

吾今日形体无恙而志气已竭，斯为死矣。

吾志气配乎道义，发乎文章，且与天地同流，而奚有于形体乎?固简策所载古圣贤人，虽死已久矣，而其辉光常如日星之烂然，盖其人至今存也。

然则死而不死，亦在人之自为之而已。

士宜何如自立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二册第四课，(清)樊炳清、庄俞编辑，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年至九年版待外国人之道虎、狼，至暴也;鹰、隼，至鸷也，然不闻有自相食者，何也?爱其类也。

今夫人可以不爱其类乎?一家之人，吾类也，吾爱之。

积家而成国，则一国之人，皆吾类也，吾亦爱之。

积国而成世界，全世界之人，独非吾类乎?吾奈何独不爱之乎?未开化之民，往往以他国之人，言语、服饰之不同，风俗、礼貌之各异，以刻酷轻薄之行遇之。

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者：李斌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7年第02期1912年，民國成立后调整中学修学年限、课程设置及教学目的：中学年限由五年调整为四年；废止读经；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不再作为修身的惟一教学内容，修身也不再承担古诗歌的教学任务；民初虽有乐歌课，但任务是“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

乐歌先授单音，次授复音及乐器用法”[1]，也不承担教授古诗歌的功能。

课程调整后，中学生是否需要学习经部文献、儒家学说及古诗歌，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这是当时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1912-1913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要求中学国文教学任务集中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与“自由发表思想”上，并以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为辅助课程，且不承担清末经学和修身课的任务。

1914-1915年，总统袁世凯、教育总长汤化龙在《特定教育纲要》却规定中学国文教科书“明道统之源流”、“养成政治知识”等。

[2]这体现了政府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究竟要承担何种功能，内部看法并不一致。

一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除请许国英将林纾、吴曾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重订出版外，还请许国英编辑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由商务四大“开国元勋”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担任校订。

1913年8月，许国英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共四册）开始出版，1914年2月起，许国英为该套教材编注的评注本陆续问世。

民初崛起的中华书局，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对教科书市场的垄断局面。

中华书局进入市场的标志是武昌起义后组织人力迅速编撰而出的“中华教科书”，刘法曾、姚汉章编辑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共四册）作为其中之一，于1912年8月开始出版，这是民初第一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

两年后，谢蒙编辑的中学用四册《新制国文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不久后，《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本也由朱宝瑜编注，姚汉章、张相校阅出版。

这样，在1914年的教科书市场上，至少同时流通着林纾、吴曾祺、许国英、刘法曾、谢蒙编辑的5套中学国文教科书。

开明国语课本普通文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生活故事父母之恩人初生时，饥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父母乳哺之、怀抱之。

有疾，则为延医诊治。

及年稍长，又使入学。

其劳苦如此，为子女者，岂可忘其恩乎？《女子国文教科书（初小）》第四册第二十四课，（清）戴克敦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至二年订正版记叙文记叙文普通文路遇先生余儿行路中，遇先生。

鞠躬行礼，正立路旁。

先生有命，儿敬听之。

先生有问，又敬答之。

俟先生去，然后行。

人皆称为知礼。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七课，（清）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至五年版自立凡物莫不有死。

草、木、鸟、兽、昆虫，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

虽有迟速，相去曾几何时？唯人亦然。

方其生时，劳之以所为，淫之以所好，汩之以所思。

其经营不已，若无复有尽期者。

及其气散而死，则然不能肉其白骨，与草木、鸟兽、昆虫之变灭何异乎？君子知之，故不以形体之有无为生死，而以志气之消长为生死。

吾今日形体无恙而志气已竭，斯为死矣。

吾志气配乎道义，发乎文章，且与天地同流，而奚有于形体乎？固简策所载古圣贤人，虽死已久矣，而其辉光常如日星之烂然，盖其人至今存也。

然则死而不死，亦在人之自为之而已。

士宜何如自立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二册第四课，（清）樊炳清、庄俞编辑，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年至九年版蜗牛之教训童子自校归，默默然若有所思，母怪而问之。

童子曰：“今日习算，我答数未合，同学皆笑我，号我为钝人；我思此钝人之名，胡独加诸我者？”母曰：“钝何害！汝不见墙上之蜗牛乎？其行甚迟，而奋进不已，卒造乎其极。

汝苟以蜗牛为法，则勤必有功，虽钝何害！”童子闻言，遂勤学。

无何，童子学大进。

每试，辄冠其曹。

向之号为钝人者怪之。

童子曰：“此蜗牛之所教也。

蜗牛缘壁行，虽纡缓而行不止；吾见而感之，因力学不倦，遂得有今日。

使非蜗牛，吾无以致此。

龙源期刊网 19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作者：李斌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7年第06期我们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找到1927-1939年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出版的冠以“国文”或“国语”名的初中教科书39套，列表如下：由上表可见，30年代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四家出版社共出了19套教科书，占当时同类出版物数量的一半左右。

这39套教科书，都是文言白话混选，文言文数量按年递增，且按是否分单元，课后是否附语法修辞和文学知识的不同，这些教科书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

按照它们各自预设的教学内容的不同，上述教科书可分三类。

第一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

第二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具体篇目和所体现的趣味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已经大不相同。

第三类教科书呼应了20年代中期舆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评，以文章作法为主要内容。

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通最广。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四大教科书供应商在一番摸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道上来。

一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版了至少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以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色，以傅东华《复兴初中国文》影响最大。

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编辑思路上却变化很大。

《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陆续出版。

相比于此前出版的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的“新尝试”，在于它的课后“说明”。

“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

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

但《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

“这些说明虽然散在各篇，合之自成系统，便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分散开来，具体地灌输给学生知道”；同时，“中国及世界文学上最粗浅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名字，及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们认为在初中时代已有逐渐灌输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目的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预备将来欣赏文学的基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