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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演变及启示一个城市的发展始终受到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推动，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与转换导致了城市发展出现的阶段性。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就是城市在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的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郊区化浪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新现象，也是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产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郊区化现象，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就中外郊区化进行了对比分析，但没有系统地总结国外郊区化发展的相关经验和教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大城市继续向郊区化阶段推进。
所以，总结国外大城市郊区化发展的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郊区化的顺利发展提供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过程根据国外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来看，其郊区化发展是城市工业大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市民环境意识增强等综合因素的结果。
一般而言，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主要过程。
首先是人口居住郊区化——“卧城”发展阶段。
西方国家工业化后期出现了“大城市病”，导致了一些富有阶层迁往郊区居住，他们白天到市中心区上班，晚上回郊区休息居住，这种郊区特有的居住功能被形象地称之为“卧城”，这是大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其次是工商业郊区化——半独立卫星城阶段。
这是20世纪中叶，郊区提供大面积廉价的土地供迁出企业扩建或新建以及灵活、快速、安全的汽车运输迅速发展的结果。
随着中心市区那些难以承受高昂地价和环境成本的工厂企业的外迁，促使与它们有联系的小厂也跟着外迁，从而掀起了工业郊区化浪潮。
紧随其后的是市中心商业以超级市场或购物中心的形式向郊区和居民地带延伸其服务范围。
国内外学者关于⼤都市的理论都市圈的概念1959年，⽇本经济学家⾼野在研究⼤城市郊区化和卫星城镇问题时，从商业⾓度提出了“⼤城市圈”的概念。
随后，⼀些国家和地区也从不同⾓度对城市群体现象进⾏了定义和划分。
但⽆论怎么定义，其中的⼀个核⼼思想就是经济发展载体系统的区域整体观和系统观。
⽇本关于都市圈的研究在60⾄80年代多集中在对都市圈内单⼀要素（如产业和⼈⼝）的分布演变和成因分析上。
80年代以后。
这⼀阶段的研究逐渐转向对都市圈空间结构变化的综合总结。
如京板神都市圈内部三⼤城市的⼈⼝和零售业分布和由此决定的城市中⼼性空间变化，得出在城市核⼼地区中⼼性降低的同时，都市圈⾛向均衡发展。
简⾔之，⼤都市圈(Metropolis Sphere)是指在⼀定地域范围内以经济较发达的中⼼城市为核⼼，以具有⼀定结构、功能的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城镇群体为中⼼城市的强辐射空间，所形成的⾼度城市化的经济地域。
因此，⼤都市圈⼀般应具备以下6个基本条件：(1)⼤都市圈内必须⾄少有⼀个经济较为发达并具有强辐射能⼒的中⼼城市；(2)中⼼城市必须有⼀定的辐射腹地空间；(3)⼤都市圈内应具备⾼度发达的基础设施束；(4)⼤都市圈内中⼼城市与基地城镇之间应有密切的经济联系；(5)⼤都市圈不是⾏政区的简单迭加，⽽是经济区、社会区、⽣态区的综合集成；(6)⼤都市圈内应有较⾼的城市⼤都市带的概念(国外，国内)“megalopolis”⼀⼀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
公元前4世纪，希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规划了⼀个机关报的城邦，他们希望其发展成为希腊最⼤的城市，故将其命名为“Megalopolis”。
赋予megalopolis以现代含义的是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特曼（Gottmann）1957年发表的著名论⽂《⼤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以及随后的⼀系列著作。
他使得“megalopolis”⼀词⽤来表⽰城市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都市带。
Gottmann关于都市带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1、都市带的特征：①从空间形态上看它是在核⼼地区构成要素的⾼度密集性和整修地区多核⼼的星云状结构。
城市群文献综述一、国外城市群研究阶段的主要成果与观点（一）国外城市群研究启蒙发展阶段(1915～1945)的主要成果与观点：英国学者霍华德(E.Howard,1898)最先从城市群体(Town)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citiesoTo-morrow)中的“田园城市”正是通过“组合群体”来协调和发展的。
20世纪初，英国的格迪斯(P.Geddes,1915)在《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中运用区域综合规划的方法，提出城市演化的形态：城市地区(City Region)、集合城市(Conurbation)以及世界城市(Word city),其中集合城市被看作是拥有卫星城的大城市。
之后的恩文(R.Unwin,1922)发展为“卫星城”理论应用于大城市如伦敦的建设与调整。
芬兰沙里宁(E.Saarinen,1918)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强调城市是有机的生命体,城市群体发展应当从无序的集中变为有序的疏散。
在这种“有机疏散”理论指导下他制定了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
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1933)首次将区域内的城市群体系统化,其著名的城市群体组织结构模式，被广泛采用。
他的中心地理论更是城市群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
杰弗逊(M.Jefferson,1939)和哲夫(G.K.Zipf,1942)分别对城市群体的规模分布展开理论探讨，并且后者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群的空间分析。
（二）国外城市群研究丰富深化阶段(1945～)的主要成果与观点：二战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外城市群的研究在多学科交叉作用下，加上新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运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获得突破与丰富。
维宁(R.Vining,1942)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城市群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性。
邓肯(O.Duncan,1950)在《大都市与区域》中首次引入“城市体系”(UrbanSystem)的观点[1]。
国内外大都市区规划实践及对重庆大都市区规划的启示作者：冷炳荣，王真，钱紫华，李鹏来源：《国际城市规划》 2016年第6期冷炳荣王真钱紫华李鹏摘要：通过研究发现，大都市区是城镇化发展相对平稳、经济形态以服务业为主导时期的产物，是城市区域化的一种空间发展现象。
为科学编制重庆大都市区规划，深刻认识大都市区的发展规律，开展了国内外大都市区（或类似地区）的案例研究。
通过总结与梳理，发现大都市区在空间尺度、功能组织、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客运交通组织等五个方面具有共性规律。
以此为基础，结合重庆市的发展实际，为重庆大都市区遵循发展规律、科学布局提出规划建议。
关键词：大都市区；城市区域化；规划实践；启示重庆市规划局“2016 年度城乡规划和测绘成果推广应用项目”资助作者：冷炳荣，硕士，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lengbr04@王真，硕士，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钱紫华（通信作者），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李鹏，硕士，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引言城市是人类活动最为集中、使用强度最大的地区，城市中各种要素如土地、人口、建筑、交通、环境等错综复杂且相互联系。
城市空间是承载这些要素的重要载体，而这些要素的变化又集中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上，如空间扩张、功能调整、生态环境变化等，因而城市空间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同时期城市空间呈现不同的空间组织特征。
在快速便捷的交通体系出现以前，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独立，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规模有限，形成的城镇体系等级结构非常明显，解释这一区域空间形态的理论是以克里斯泰勒为代表的中心地理论[1]。
随着交通工具与技术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经济关联越来越紧密，促使交通联系越来越高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在一些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城市呈现连片发展的趋势。
到2030年建立20个大都市圈的设想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铁路平均运距不断缩短，而公路平均运距却不断延长，与此同时，各种区域城市联盟不断涌现，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目前已具有向各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的趋势。
伴随着这些现象同时出现的，是最近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断增多。
怎样认识这些现象背后推动力量，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发展要求的中国空间结构战略，已经迫在眉睫了。
以大都市圈作为中国空间结构调整方向的道理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为非农人口）为3.58亿人，当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3.25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为91平方米。
按城市建成区人均占地与城市间交通网络人均占地大体为6：4的比例计算，交通人均占地为61平方米，则2005年城市人口人均占地为152平方米。
到2030年中国将到达人口高峰，亦将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按人口15亿和80％的城市化率计算，将比目前新增约8.5亿城市人口，如果按2005年的平均城市化占地水平计算，将需继续占用1.9亿亩耕地。
东亚地区日、韩等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在500公斤左右。
若也按这个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需要消费的粮食总量是7.5亿吨。
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不可能像日、韩那样基本依靠国外农产品供给，可设想届时中国的粮食进口总量为1亿吨，即已进口了目前国际粮食贸易总量的一半，则国内还必须生产6.5亿吨，如果耕地继续占用4亿亩，生产这么多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
假设2030年中国的耕地为18亿亩，其中75％的面积生产粮食，则亩均产出水平必须上升到482公斤才能保7亿吨粮食。
这就要求单产水平要从1998年的粮食单产高峰亩均390公斤，增加92公斤。
改革开放25年中，中国的粮食亩均产出水平增加了110公斤，要求未来25年再增加92公斤有一定可能性。
以保住18亿亩耕地为前提条件，在到2030年前的未来23年中国就只有2700万亩耕地可以占用，即还可新增1.8万平方公里建设占地。
伦敦都市圈发展战略对建设武汉城市圈的启示武汉城市圈建设不仅是武汉及周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关系到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
目前国内外研究，从静态层面对城市圈的概念、特性、结构、功能等方面已经十分成熟和体系化，本文拟从个案研究着手，侧重分析伦敦都市圈处于与武汉城市圈同期发展阶段的基本状况以及所做出的发展策略，结合武汉城市圈现状进行比较研究，为其进一步发展探索对策。
、伦敦都市圈发展战略分析伦敦都市圈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由伦敦城和其他32 个行政区共同组成的大伦敦是这个都市圈的核心。
作为城市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模式，伦敦都市圈是世界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同时也是高新科技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国际信息传播中心，可谓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
1.基本概况伦敦都市圈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以伦敦一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了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占地面积约4.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8.4%，人口3 650 万，经济总量占英国全国的80%左右。
伦敦都市圈在空间结构上依然可以按照四个圈层来划分：中心区域称做内伦敦，包括伦敦金融城及内城区的12 个区，占地面积310 平方公里；第二个层次为伦敦市，也称做大伦敦地区，包括内伦敦和外伦敦的20个市辖区，总面积1 580 平方公里；第三圈层为伦敦大都市区，包括伦敦市及附近区的11 个郡，属于伦敦都市圈的内圈，总面积11 427 平方里；最终的区域划分为伦敦都市圈，即包括上述相邻大都市在内的大都市圈，属于伦敦都市圈的外圈[1] 。
2.发展阶段与其他世界同级别的大都市圈一样，伦敦都市圈在经济结构上高度服务化，其中伦敦市2009 年服务业产出占总产值的88%，就业人数占就业总量的90.2%，其中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二者产值合计占总产值的40%以上；作为次级中心城市的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是以服务行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国外大都市圈的空间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我国都市圈发展的启示作者：刘晓梅来源：网络添加日期：11年07月04日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以单个城市来参与，以一个或多个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逐渐成为提高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单元。
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其地域空间结构为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而不断调整和演变。
都市圈的空间发展规划是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都市圈内的城市空间结构决定着城市功能的分配，区域物质空间必须和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环境空间相和谐。
在我国目前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城市和地区选择了都市圈发展战略，然而目前我国都市圈发展尚不成熟，国外大都市圈的空间扩展实践应引起对我国都市圈空间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引言都市圈又被称为“大都市经济圈”或“大都市连绵区”，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都市圈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和界定的标准。
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Jean Gottmann在美国东北部沿海城市考察时首先提出了“Megalopolis”概念，认为该地区已具有大都市区的特征。
日本学者对都市圈也作了较早的研究，并提出了“大城市圈”的概念。
我国学者借鉴了西方的城市学、地理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也形成了不同的都市圈概念，但普遍认为大都市圈是指由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的核心城市，和与其保持紧密经济、社会联系的邻接城镇或地区通过互向流动而形成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区域空间组织。
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中心城和邻接城镇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结果，具有高度集聚性、高度开放性、高度协调性、高度自组织性（1）等主要特征，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约束，使空间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整合。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学者从人口规模、区域面积、基础设施水平、通勤率等来分析都市圈的特征。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推动下，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因而不仅仅要从人口规模、城市经济的集中度、城市功能指标和通勤率来阐释都市圈的特征，更应注重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综合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一体化联系和空间结构的整合网络布局。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空间发展模式选择根据组成结构的不同，都市圈可分为“单核心都市圈”和“多核心都市圈”两种。
都市圈地域空间结构可以看作是都市圈经济发展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空间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受到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产业布局、城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区域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必须以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
另一方面，空间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机制、城市功能定位、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产业空间选择、生态环境建设等又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
理论一般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下面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出发来分析城市群的三种基本空间发展模式。
(一) 点轴开发理论（2）与核心――放射状空间模式（3）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也就是指“点”与“轴”相结合形成的发展模式，是增长极理论（4）的延伸。
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出发，点轴开发理论重视培育“点”即增长极和发展“轴”即交通干线，主张建设重要交通干线以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创造区位优势和降低社会成本，吸引产业和人口沿交通干线聚集一“点”，形成经济增长极，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拉动整个经济增长。
这一区域经济活动反映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就是核心――放射状空间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核心城市为增长极，以若干交通干线为发展轴，空间呈放射状扩展，增长极通过辐射和吸引作用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从而使区域整体发展，其中核心城市必须具有区位优势、规模优势和功能优势，是一种初级的城市群空间结构。
（二）圈层结构理论与核心――圈层空间模式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空间布局呈圈层状逐步向外发展。
根据圈层结构理论可将城市圈层分为内圈层、中间圈层和外圈层。
内圈层即中心地域，人口和建筑高度集中，开发成本较高，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中间圈层就是指周边地区，居民点密度低，建筑密度小，以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一产业仍占一定比例；外圈层即市郊外缘的广阔腹地，农业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该理论的典型空间结构就是核心――圈层空间模式。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核心城市扩散效应逐渐加强，空间发展逐步由轴向扩展转为圈层扩展，在地域上形成圈层空间模式。
这种空间发展模式适合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区域核心城市综合功能突出，是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集中了管理决策职能、商业和研究创新职能，集聚了大型公司或集团总部，并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围绕核心城市而展开，增加核心城市的通达性。
（三）网络开发理论与多中心网络化空间模式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点与面之间的联系和区域的整体发展。
该理论认为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增长极（中心城镇）和增长轴（交通沿线）。
随着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等活动会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自由进行，进而构成由各节点组成的流通网络及交通、通讯网络，网络继续扩散外延，加强了增长极与区域外其他经济实体的网络联系，同时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流通效率得到提高，促使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加快了整个区域经济全面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多中心网络模式是都市圈发展到较高阶段所选择的模式，是建立在网络开发理论和圈层理论基础上的。
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中心城市的集聚不经济会产生一系列城市问题，为了疏散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促使区域城乡经济差异逐步缩小，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培育一个或几个规模、集聚和分散等功能较强的城市作为新的增长极和以增长极为中心的区域层次，通过建设发达的信息和交通网络，将几个中心城市有序联系成一个网络整体，促使城镇群体空间从带状走廊结构向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转化，形成一个“共生区域”。
这是三种基本的都市圈空间形态。
受城市地理条件影响，城镇群体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还会表现出同心圆圈层组合式、平行切线组合式、定向多轴线引导式、放射长廊组合式等多样化空间组合模式，但这些空间组合形态也都是三种基本模式的演进和拓展。
三、国外大都市圈的空间发展模式实践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应根据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征，与经济空间、城市功能空间、环境空间保持高度协调。
国外大都市圈的形成发展过程也是其空间发展模式的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
（一）东京大都市圈：多中心的分散型网络发展模式东京大都市圈既是日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是世界级大都市圈。
由于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制度，东京大都市圈的规划是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配合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而展开的。
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总体上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六、七十年代抑制大城市的过度发展阶段，七、八十年代逐步培育多核心城市群阶段，20世纪末期起的构建分散型网络结构。
东京战后的经济复兴和人口的恢复增长使得日本人口和大企业纷纷向东京集中，日本的国土构造形成了“一极（东京都）一轴（太平洋沿岸轴）”结构。
后来由于中央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进行适度引导，太平洋沿岸的过度集中现象有所缓解，但仍没有改变“一极一轴”结构，这种“一极”结构导致东京功能过度集中、城市过度拥挤而且无序蔓延，城市竞争力下降，东京的空间规模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向外扩张。
因此为了抑制城市规模无限扩张，控制人口、产业和城市功能向中心区继续集中，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由传统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向多中心城市结构转变，成为大势所趋，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设施的完善，为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受1944年大伦敦规划影响，1955年首都建设委员会制定了东京大都市圈规划，设定首都圈的城市结构分为内圈市区地带、近郊地带和周边地带，在周边地带培育以已有城市为核心的卫星城市。
1958年开始进行第一次首都圈总体规划，基于考虑首都圈的功能体系调整，在1968年和1976年又分别出台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首都圈总体规划。
三次规划配合“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展开“地区据点式开发”扩大了都市圈规划范围，提出构建“区域多中心城市复合体”的设想，强调建设多中心城市，培育综合性副中心，并试图建设绿地带来阻止建成区的无限制蔓延，在绿带外围规划建设13座卫星城以分散首都功能，形成“多核多圈型地域结构”。
80年代，针对中央政府的“迁都”计划，引发了当地政府的“展都”构想。
1985年，规划部门提出把东京一极结构转变为多极、多圈层的结构，推进“展都型首都机能再配置”。
（5）在1986年的第四次首都圈总体规划提出建设环状交通基础设施和推进都市据点开发，形成自立性较高的城市群。
1999年的第五次都市圈总体规划中仍然实施构筑“多核多圈型联合都市圈”结构，进一步构筑功能互补、结构有序和整合优化的“分散型网络结构”。
由于以往东京的经济发展空间已经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生活空间，目前，通过据点开发建设，修建新干线、高速公路等交通通讯网络，大东京都市圈正在努力构建中心——副中心——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构成的多中心网络型的城市空间结构。
东京大都市圈已逐步改变了原有的单中心模式，减弱了以往对东京都等中心城市的过度依赖，各级中心城市发挥自身特色，进行分工，承担不同职能，同时又强调合作，互为补充，有效弥补了在建设世界城市中经济空间对生活空间的破坏，共同发挥出整体集聚和联动效应。
（二）巴黎大都市圈：轴线引导的多中心空间扩展模式19世纪初，巴黎就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19世纪中期巴黎得到蓬勃发展，然而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在巴黎过度集中，引发了交通拥挤、住房短缺、郊区扩散、区域蔓延等城市问题。
巴黎面临严峻的挑战，展开了积极的区域规划探索，并把城市发展规划调整作为保持巴黎国际城市地位的有效措施之一。
1958年规划部决定在城市轴线西端紧邻巴黎城的近郊区拉德方斯建设新的商务区，并加强娱乐、居住等功能，使巴黎城市发展沿轴线自卢浮宫小凯旋门——协和广场方尖碑——凯旋门伸展到拉德方斯大拱门向西延伸。
1960年巴黎地区规划部出台《巴黎地区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在城郊划定4个近郊城市极核，建成“多中心巴黎”，重新整合无序蔓延的城市化空间。
1965年和1976年的《巴黎地区城市发展与管理总体规划》在空间布局上主张沿交通干线开发8座新城，形成若干发展轴线，总体上体现了轴线——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布局。
20世纪90年代的巴黎空间规划仍然延续了70年代的思想和原则，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发展潮流，作了适当的调整和完善。
在1994年的巴黎大区总体规划以及巴黎大区整治计划的引导下，将大区划分为建成空间、农业空间和自然空间，强调实施战略措施保护自然空间，建立绿化带，确立自然保护区，制定城市扩展计划，使三类空间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