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黑人处境探析——谢国荣《民权运动的前奏》评介发表时间：2018-11-26T17:09:11.94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1月中作者：彭凤林[导读] 本书全称为《民权运动的前奏—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研究》，作者谢国荣，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美国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研究，是当今国内美国种族关系史坛上最有颇具影响力的中年学者。

谢国荣先生在《民权运动的前奏》一书对于美国自新政时期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黑人问题发展状况，以及发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450000）本书全称为《民权运动的前奏—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研究》，作者谢国荣，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美国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研究，是当今国内美国种族关系史坛上最有颇具影响力的中年学者。

谢国荣先生在《民权运动的前奏》一书对于美国自新政时期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黑人问题发展状况，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谢郭荣先生将20世纪40年代视为黑人民权运动的起源这一观点为当代学者研究黑人民权运动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前瞻性的视野---“前奏”的铺垫本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印刷出版，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新政至二战时期黑人所处环境以及民权运动的发展：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战后黑人处境的变化以及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社会内部对该问题的回应，第三章主要内容为杜鲁门执政后总统民权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其所进行的一系列与黑人相关的活动；第四章主要包括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大选中所发表的民权咨文以及其反响；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对民权事业的进展进行了概述，以及民权运动的近期发展进行展望。

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利昂·F.利特瓦克曾说过“种族问题在美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怎么指出也不过分”。

在我国对美国黑人发展研究当中，大部分历史学家多着眼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斗争，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美国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状况，黑人的民权运动同样迎来了新的契机，在黑人民权运动史上，二战一会自以来被称为“被遗忘的年代”，在近年黑人民权运动史研究中，多数学者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黑人争取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之上，较少有人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杜鲁门总统执政时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激化与推动作用，詹姆斯·鲍德温曾说过：“二战期间给予黑人的待遇，是黑人与美国关系的转折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科技的发展，各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分支日益细化，但与此同时，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适应这一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门边缘学科几乎同时产生。

它们的出现对科学技术和思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多门新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系统论（1）什么是系统论？确切地说，系统论应当称为“一般系统论”，其创始人贝塔朗菲（L.Bertalanffy）是这样描述这一理论的：“一般系统论是一个逻辑----数学领域，它的任务是表述和推导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理，不论其组成要素以及其相互关系或…力‟的种类如何”。

“在所有领域中所涉及的是关于系统的科学时，就出现不同领域的规律性形式上的一致和逻辑上的…同一‟”。

“…在严格的形式中，一般系统论具有公理性质。

”对于“一致”、“同一”等概念，贝塔朗菲是这样解释的：“…出现了进一步普遍化倾向。

在生物学以及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很多现象已经应用数学表达式和模型了。

在不同领域中这些模型及其与异质同型的其他模式在结构上的类似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关秩序、组织、整体性、目的论等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般系统论‟的观念。

”由此可见，一般系统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说，它超然于具体学科之外，是概括各学科普遍具有的基本规律性的理论。

其目的是用一般系统论的成果指导具体学科的研究并通过开拓思维空间使具体科学的研究达到更高的层次，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这正是系统论的精髓所在。

贝塔朗菲成立的“一般系统研究会”的最初纲领恰好体现了这一思想：“研究各个领域中概念法则和模型的同型性，并促进各领域之间有益的转换；尽量减少不同领域中重复性的理论工作；通过加强各专家之间的交流来促进科学的统一。

”（2）系统论的基本范畴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系统论有一套完整的概念和方法体系。

本文所涉及的是其基本的概念：系统系统定义为“由定量测度Q1，Q2，……Q3标征的相互作用的一系列要素P1，P2，……P3”。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成型期作者：杜书瀛来源：《江汉论坛》2015年第01期摘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那时大都名之为“文学概论”，五十年代称为“文艺学”）基本成型的时期，此时大批重要理论著作出版，如雨后春笋，充满新气象、新观念、新思想。

其中许多著作，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们不是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学术范型同旧的“诗文评”的学术范型的论争和对立，而是现代文学理论（文艺学）、美学范围之内的论争和对立。

它们都是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文艺学）的组成部分。

在众多学派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最有生气，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久之后即在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现代文学理论；学术范型；成型期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1-0069-04一、大批论著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基本成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那时大都名之为“文学概论”，五十年代称为“文艺学”）基本成型的时期，并且在初步成型之后，著作如林，其现代的学术范型被进一步巩固和深化。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许多重要理论著作，如雨后春笋，充分地呈现出他们追求新观念、新理论的极大热情。

据我和钱竞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初步统计，这个时段的著作，有近百种——我在该书《全书序论》列出了其中大部分书目；后来我看到张法等著《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所列《1911—1949文学理论著作统计表》，知道我尚有遗漏。

张法说，他们的统计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二书的基础上.查补近年文艺理论著作综合而成，可见是集众多学者之力而获得的成果。

读者可以参考。

这些论著，除极少数，如姜亮夫《文学概论讲疏》（北新书局1931年版），是循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刘永济《文学论》、马宗霍《文学概论》一路下来的旧模式而参进某些新因素之外，其余都是“现代模式”的。

复杂系统理论1 复杂系统理论概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系统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45 年奥地利学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宣告了一般系统论的创立。

贝塔朗菲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

系统有三项普遍和本质的东西:一是系统的整体性；二是系统由一些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要素所组成；三是系统受环境影响和干扰，并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

随后，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于 1948年发表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奠定了香农信息基本理论的基础。

1950 年，维纳(NobertWiener)出版了《控制论和社会》一书，着重论述了通信、法律和社会政策等与控制论的联系。

阿希贝(Ashby)1958 年发表的《控制论在生物学和社会中的应用》一文，认为可以运用非线性系统中的控制理论来研究社会系统。

但总的来说，那个时期的复杂性研究方法尚无实质性进展。

基于系统自身结构复杂性的状况可将系统简单系统、无组织的复杂系统、有组织的复杂系统三大类(韦佛(Weaver.W)，1958)。

复杂系统是相对于简单系统而言的。

有组织的复杂系统的特征是系统的元素数目很多，而且元素间存在着强烈的耦合作用，使得系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牛文元1987；Wilson，A.G.1，997)。

另有专家认为，复杂系统是具有中等数目基于局部信息作出行为的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的系统(约翰·L·卡斯蒂(John L.Casti)，1998)。

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最早大概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它是一大批新兴学科的总称，它们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但具有共同的特征，即系统都是复杂非线性系统，或非线性复杂自组织过程。

2 复杂系统的一些公认观点著名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2000年曾说过一句名言:我认为，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这句话高度概括了21世纪理论科学面临的任务是处理各种复杂系统，也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不同于过去的理论体系以面对21世纪的科学挑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摘要】：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 是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论流派之一。

文章试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关键词】：英美；新批评；传播新批评( The New Criticism) 是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文学研究应以作品为中心,对作品的语言、构成、意象等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

新批评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批评流派,而是文论史家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英美的一批文学批评家所形成的一种批评倾向的概括。

在英国,以I. A. 瑞恰兹、威廉·燕卜荪、F. R.里维斯等为代表;在美国,以J . C. 兰色姆、克里恩斯·布鲁克斯艾伦·泰特、罗伯特·沃伦、W. K. 维姆塞特、R. P. 布莱克穆尔等为代表。

“新批评”这一具体称谓则得名于J . C. 兰色姆出版的一部同名论著《新批评》(1941) 。

为了有别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之为英美新批评。

英美新批评是20 世纪影响巨大、专注于文本的文学阅读与批评理论, 新批评源出于英国,繁荣于美国,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不但在20 世纪前半期的英语世界风靡一时,而且在东方、尤其是在40 年代和80 年代的中国也甚为引人注目。

那套成形之后便“过于局限于英语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理论(韦勒克语)在东亚大陆影响甚巨,在20 世纪40 年代被迅速吸收并中国化。

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显著特点,一是传播时间早,二是时间跨度长,三是新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等人曾长期在中国讲学,特别是最后一个特点,其他西方文艺批评流派难以望其项背。

1929 年华严书店就出版了新批评派早期代表人物瑞恰兹的《科学与诗》,其时新批评派正在英国兴起。

探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作者：李唯一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8年第04期摘要：我们如今说的流行音乐，这是指一种深受大众热爱，并且通俗易懂，易于在当今社会流传的音乐体裁。

这种音乐实质就是抒发情感，引起现代人的共鸣，通常将人生感悟，恋爱经历，怀念往日，向往未来这些题材作为创作的思路。

流行音乐主要强调的是娱乐大众，具有很明显的商业效应在其中。

19世纪末上世纪初爵士乐兴起，并成为了世界性的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风潮也慢慢的挂到了中国，并且逐渐在中国乐坛发展生根。

在上世纪30年代变产生了在当时成之为“家庭爱情歌曲”或“时代曲”的作曲家，作品和歌星。

本文通过四个部分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

关键词：流行音；通俗易懂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1-0086-01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前期阶段我们中国的流行歌曲是从黎锦晖先生的创作开始起步的，当时为了歌舞的演出的需要，黎锦晖先生谱写出了例如《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妹妹我爱你》，《家庭爱情歌曲》一百首等最早的爱情歌曲。

黎锦晖先生所创作的流行歌曲其风格主要是以中国民间小调为基调来发展的，其旋律优美动听，富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在其作品用西洋乐队伴奏的时候其也借鉴了爵士乐节奏的特点，并且融合的十分和谐。

早期我国流行音乐的开拓者还有徐如辉先生，他先后创作了《永别了，我的弟弟》、《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夜月之歌》等等。

在那时还有许多著名的歌星，如我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首唱者黎锦晖的女儿黎明辉；当时“明月歌剧社”的“四大天王”之一的王人美，她的代表作如《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其他还有黎莉莉，薛玲仙，胡笳等。

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段的流行音乐结合了更多的听觉和视觉效果，特别黎锦光和陈歌辛这两位作曲家的创作，使当时的流行音乐十分丰富多彩，浪漫温柔。

浅谈 20世纪 40年代查理·帕克的Be-bop音乐特点摘要：Be-bop，又称Rebop，属于爵士乐的一种，并占有主导地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纽约Be-bop开始流行，奠基人是查理帕克（Charlie·Parker 1920-1955）等人。

本文Be-bop音乐风格的在爵士乐编年发展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是为爵士乐做出重要贡献的风格之一。

演奏Be-bop风格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查理帕克等人，他的结构分析通常是AABA的曲式结构来进行乐曲的主题旋律以及即兴创作，bebop音乐的特点首先速度通常为120以上的快板或急板，以八分音符互相串联为主，其次他的音乐旋律和节奏复杂变化的和声是它的又一特点，大部分乐曲使用7和弦和9和弦旋律复合的节奏拍子进行编排演奏，同时他的即兴演奏也是be-bop音乐中特别展现个人魅力。

根据当时许多著名曲目的和弦进行编创，旋律的处理和创作的结构，大量引用和借鉴了前一时期爵士音乐的艺术特点和手法。

查理·帕克对Be-bop音乐风格的成熟，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同时也主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Be-bop音乐。

关键词：Be-bop音乐，查理·帕克，Be-bop音乐的结构，旋律，节奏1.“Be-bop“简介Be-bop又称Re-bop是爵士乐的主要风格之一，也是爵士乐队的非常常见的形式之一，它是一种开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在当时看来Be-bop音乐是一种很极端的爵士乐新类型，Be-bop独奏乐手热衷于和声（而非旋律）即兴演奏，他们经常在第一段合奏（或副歌）之后就把旋律抛开一边开始进行一和声为基础的即兴演奏。

Be-bop这个词在实际中没有任何含义，它是乐手们在排练或者演出中，即兴哼唱出的一些没有词意的拟声词和音节，如“be”、“li”、“bop”等，这些没有词意的拟声词，预约手们即兴演唱的旋律相结合，逐渐在乐手们和演唱之中流传开，后来人们把这种风格用Be-bop来命名。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周仁政内容提要　20世纪京派文学的主体形态是审美乌托邦,感性自娱和精神狂欢的文学景观是海派文学的基本形态。

20世纪40年代,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在“新诗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放逐情感的智性化写作,使京派文学实践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审美乌托邦旨趣转向观照战争年代人类非理性的生命律动。

海派文学以张爱玲、钱钟书为代表,“公寓文化”和“书斋文化”的建构丰富了海派文学的文化内涵。

狂欢化成为一种普遍的都市生活景观和个体化的叙事策略。

一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纳入文化视野十分重要,这有利于对“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走向以思潮、流派为脉络作更深入、系统的多元化考察。

按照许多研究者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可以视为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的“三足鼎立”。

但对这一格局的解析不能仅仅依循传统文学史的思路,而应作出文化学意义上的深入探究。

就文化特征上看,左翼文学的社会理性主义、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主义和海派文学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决定着三种不同的文学流向。

文学是文化的现实。

今天看来,“五四”以后的30年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既表现为理性主义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以左翼文学为代表)与审美主义(以京派为代表)的重大差异,也表现在二者与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海派文学共有的区别上。

其中,左翼文学的社会理性主义既具有启蒙传统又禀承中国固有文化命脉,作为现代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主义则代表着一部分具有现代文化独立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反省“五四”后文学的政治化道路,依托现代大学体制和独立的艺术实践,在审美乌托邦的意义上完善了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自身的文化建构。

以非理性主义为文化命脉的海派现代主义文学显然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派”,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人”,实现了从传统市民文学向现代都市文学的历史性转型。

三论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科技的发展，各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分支日益细化，但与此同时，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适应这一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门边缘学科几乎同时产生。

它们的出现对科学技术和思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多门新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科技的发展，各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分支日益细化，但与此同时，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适应这一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门边缘学科几乎同时产生。

它们的出现对科学技术和思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多门新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系统论（1）系统论的概念确切地说，系统论应当称为“一般系统论”，其创始人贝塔朗菲（L.Bertalanffy）是这样描述这一理论的：“一般系统论是一个逻辑----数学领域，它的任务是表述和推导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理，不论其组成要素以及其相互关系或‘力’的种类如何”。

“在所有领域中所涉及的是关于系统的科学时，就出现不同领域的规律性形式上的一致和逻辑上的‘同一’”。

“…在严格的形式中，一般系统论具有公理性质。

”对于“一致”、“同一”等概念，贝塔朗菲是这样解释的：“…出现了进一步普遍化倾向。

在生物学以及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很多现象已经应用数学表达式和模型了。

在不同领域中这些模型及其与异质同型的其他模式在结构上的类似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关秩序、组织、整体性、目的论等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般系统论’的观念。

”由此可见，一般系统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说，它超然于具体学科之外，是概括各学科普遍具有的基本规律性的理论。

其目的是用一般系统论的成果指导具体学科的研究并通过开拓思维空间使具体科学的研究达到更高的层次，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这正是系统论的精髓所在。

贝塔朗菲成立的“一般系统研究会”的最初纲领恰好体现了这一思想：“研究各个领域中概念法则和模型的同型性，并促进各领域之间有益的转换；尽量减少不同领域中重复性的理论工作；通过加强各专家之间的交流来促进科学的统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经指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

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

半个世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核心问题。

美国的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的发展。

简单地说，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

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

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

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

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还重申美国在有关国际协议中的承诺，并称台湾已归还中国。

杜鲁门在声明中说美国“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

……”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

《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

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

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

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

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

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2月9日，美国务院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从未质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MING RI FENG SHANG 395社 会 视 野文|王珊珊浅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旗袍下摆的发展演变摘要：在中国女性服饰史上，旗袍是不可泯灭的一笔。

它是20世纪二十年至四十年代时期服饰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最具有中国风情的符号。

旗袍在几十年时间里，从清末的旗人之袍演变成民国流行旗袍，旗袍下摆有着明显的改变，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美观与舒适合为一体。

本文通过对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旗袍下摆的变化分析，使人们对这一时期服饰由更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旗袍下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旗袍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以及不断变换的图案。

突显出东方女性优雅含蓄的气质，样式上仍然不断地创新，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旗袍是以最地道的中国元素和方式呈现的。

旗袍有两个矛盾的个体，它一方面是保守的，有着东方独特的含蓄之美、娴熟之美和内敛之美。

能让人很深地感受到中国女性身上独有地传统优雅，温柔矜持。

另外一个方面，又是很奔放和性感的，这主要体现在旗袍地开衩上，在模糊中闪现出无边地魅力，突显出旗袍让人过目不忘地性感风韵。

旗袍，本意为旗女之袍，清末时仍为体宽大，腰平直、衣长至足，加诸多镶滚。

旗袍，基本样式是：立领，右大襟，全身较宽松，长袖，上下直线剪裁，下摆宽大，不开衩。

二十年代初，普及到满汉两族女子，袖口窄小，边缘渐窄。

二十年代末，受到外来文化地影响，缩短长度，收紧腰身，由此演变成为改良旗袍，但仍具有中国特色。

有很多面是改动的，其中之一重要的点就是旗袍下摆的变化。

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下摆皆为长及脚踝。

20年代初期的旗袍还是保留了初始特征：宽肥、平直，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

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

张爱玲所指的“严冷方正”，不过长度略有缩短，一般在腓部。

初期的旗袍宽肥而无需开衩，与旗女的燕服相近。

20世纪20年代前期袍身较长；下摆较大，不开衩，成宝塔形。

外国文学名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

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

尔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

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1829年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

19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

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

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

但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戴·赫·劳伦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二十世纪杰出的英国小说家，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出生于矿工家庭，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曾在国内外漂泊十多年，对现实抱批判否定态度。

他写过诗，但主要写长篇小说，共有10部，最著名的为《虹》（1915）、《爱恋中的女人》（1921）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1928）。

劳伦斯是个天才。

他的天才体现在他那充满诗情、灵性、生命力和想象力同时又不乏思辨色彩的作品中。

他的散文、随笔与他的小说一样，一如生命的激流，震撼人心。

果戈理果戈理（НиколайГоголъ,1809～1852），俄国作家。

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1852年3月4日卒于莫斯科。

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

1821～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并在业余演出中扮演过讽刺喜剧的主角。

1828年底，抱着去司法界供职的愿望赴圣彼得堡。

292时代论坛制度约束，若是发生健康档案上报不及时、丢失以及损坏等问题，无法有效开展责任追究工作。

档案管理中档案安全属于关键环节，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健康档案安全条例不足。

所以，政府需要对健康档案法律建设与优化工作加以重视，另外，还需要在法律法规中充分体现管理人员义务与职责、医疗机构行为准则等。

需要保证档案法规标准的精准性，做到规章有序、条理分明。

对标准进行精细化处理，能够有效控制人为主观差异，进而在相关法律保障下提高管理水平。

培养居民参与意识。

医务人员是卫生服务中健康档案管理的主体，然而社区居民是主要建档对象，所以要想保证健康档案活动顺利开展，应该让居民群众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开展工作。

社区人员若是选择上门建档形式，需要保证态度端正，将健康档案知识耐心地讲解给居民。

另外一些居民的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并不愿意向他人分享自己的病情。

因此，医务人员需要对居民情绪进行充分考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身工作需要，需要保证建档方法具有人性化与亲民化特点。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健康档案讲座活动，将健康档案作用普及给观众。

强化管理人员专业能力。

一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负责保管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然而其主要工作是医疗服务，在档案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所以需要不断强化医务人员档案管理意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档案管理业务培训班活动，保证工作人员可以借助学习不断丰富自身档案管理能力以及职业道德。

对于培训教育活动，应该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开展集中培训活动，邀请档案管理专家或是经验丰富的人员讲解相关知识，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网络学习活动，要求工作人员积极开展自学活动，在一定时间内必须提高自身档案管理能力，不定期开展考评工作。

制定激励机制，若是学员在学习中显著提高了自身素质，或是在工作中获得良好成绩的人员，可以采用荣誉或是物质方式予以奖励。

构建典型，将典型示范效能充分发挥出来，进而使其周边学员主动学习，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AO?CD"(PQ3RS)T朱　文　哲 历书作为物理时间社会化的物质载体，在构建社会时间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历书纪念日体系所构建的政治时间以及历注所构建的政治常识，是塑造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

抗战时期，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历书，并通过新华书店等发行网络将之推广到各个根据地。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①，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共各根据地发行的新历书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共如何重构历书的内容体系和发行网络，并逐步建立适应革命动员和民众需要的时间体系。

一、因时因地制宜：中共历书发行网络的建立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宣布以阳历为国家历法，推动了历书内容的现代转型。

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官定历书进行改造以扩大阳历在构建社会时间秩序中的影响，但由于旧式历书在民间的深远影响，效果均不佳，形成了历书使用上的官民分野。

为适应革命需求，中共创建的文明印务局早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就曾刊印过一种革命日历，“日历的每一页，都载有当日的革命史实的纪念文字”②。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编印了区别于传统民间历书和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历的《便农书》③。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既面临与日伪的残酷斗争，又要应对来自国民党的“磨擦”。

如何利用历书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进行革命动员，并构建良好的时间秩序，使根据地得以有效运转，成为中共的重要任务之一。

当时旧式历书“在民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听其自然流行，仍应该编制一些内容联系到抗战的旧历历本去供给民众”④。

因此，对这种影响广泛的文本内容进行重构，既是中共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根据地时间秩序的手段。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新历书。

从现存资料看，中共历书的编印兴起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１９４０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一年日历》⑤；１９４１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１９４１年日历》；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延安的中央印刷厂先后印制《农历———新编民国３４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历书》⑥；１９４５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六年日历》；１９４６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官定历书研究”（１５ＣＺＳ０３８）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上半叶，景德镇陶瓷雕塑在宗教雕塑和一些民俗雕塑以及比较著名的政治人物雕塑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尤其是丰城籍雕塑家曾龙升创作的孙中山雕像，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因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景德镇相对而言比较平静。

在德化从业的游长子辗转来到景德镇，利用景德镇材料进行陶瓷雕塑创作，影响了一大批景德镇当地的雕塑艺术从业者。

经过与当地艺人的相融相合，以这些老艺人为主体的两派雕塑从业者，逐渐从景德镇陶瓷材料方面找到了符合景德镇陶瓷材料和装饰技法表现语言的一个创新模式。

20世纪40年代左右，景德镇陶瓷雕塑基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窑厂不断萎缩，技术工人纷纷地回到原籍，或者改学其它技艺，这都是由于战争造成了人们流离失所，无所适从，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许多老艺人都是靠回乡砍柴、种田为生。

有的老艺人食不果腹，靠庙里的供果为生，处在非常艰难的生活境遇。

在1949年解放以前，景德镇陶瓷雕塑从业环境非常萧条，处于停顿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作者：游长子 年代：晚清民国初 福建会馆作者：薛长森 年代：民国早期 福建会馆近现代雕塑瓷发展掠影《时髦女花插》 年代：民国时期《斯大林》 作者：曾龙升 年代：民国时期《渔翁》 作者：曾龙升 年代：民国时期《座像》 作者：佚名 年代：民国时期（邓庆福供图）（邓庆福供图）（吴华锋供图）近现代雕塑瓷发展掠影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兴起，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成为当时陶瓷雕塑艺术表现的一个主流，其中代表传统表现题材的是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带了他的学生郑于鹤来景德镇，与景德镇当地的老艺人老雕塑家进行技艺的切磋，创作了一批戏曲人物题材的雕塑，他将泥塑转化成陶瓷雕塑，是景德镇陶瓷雕塑历史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事件。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中央美院雕塑系一批学生来到景德镇莲花塘，在刚刚成立的陶研所进行社会实践和作品创作。

这批学生有刘焕章，王克庆，周国桢，时宜，杨淑卿等等，这批作品由当时的雕塑系秘书潘绍棠主编，书名《瓷塑》，朝花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建设以来，第一本介绍陶瓷雕塑的画册。

一现代派（近代象征派）代表诗人、翻译家———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翘楚诗坛，誉满中外，已被人们所熟悉。

然而，他还是一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推动俗文学研究运动以及俗文学研究者，则是大家不熟知的事。

中国俗文学研究，可以说是晚清以后才得到划时代发展的。

此时，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仅敦煌石窟文物被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也随其地位迅速上升。

小说、戏曲之类等，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文献的发现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俗文学”一词据说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１８６８～１９４７）最早提出的，他在１９１６年《艺文》第７卷第１、３期上发表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

”１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材料成为中国俗文学之一部分的重要地位，也就从而被指出。

将“俗文学”引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仅大大拓展了文学史料的范围、畛域，也促成了人们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变革。

１９２８年６月５日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经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采用了。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

”２这或许是国内学者较早使用“俗文学”一辞。

１９２９年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利用早期敦煌文学的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戴望舒主编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关家铮DOI:10.13370/ki.fs.2008.02.001民俗研究２００８．２佚和研究成果，把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为“俗文学”，写了《敦煌的俗文学》３。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作者：栗荣郭若平时间：2012年11月21日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概念已被中国共产党大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

后来扩大到以“阶级意识”来分析问题，如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

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局势，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和党的革命理论发展的需要，“阶级”概念被扩大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具体阶层，及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

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因时局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多次改变。

由此中共逐渐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

同时，“阶级”概念扩展到党内，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

这样，“阶级”概念不但包含了实体性“阶级”本身，而且包含了“意识”意义上的“阶级”。

以“阶级”概念为分析起点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上法西斯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而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日益加深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时局下，通过分析和处理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关系，逐步形成一套以“阶级”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

这套理论的形成，将“阶级”概念由原来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含义扩展到了思想意识层面，其运用范围也从党外扩展到了党内。

一、“阶级”概念与“阶级意识”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分析概念，“阶级”这个外来词汇，在中国的清末民初才开始被国人使用。

中国本土化的“阶级”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指经济层面上的含义，而是指涉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联系，这是“阶级”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使用中的一个特点。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五号发表名为《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文章，以俄国的阶级状况为例指出：“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