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的博弈分析

农民合作的博弈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阶段。这两阶段体现的分别是合作与不合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现阶段农民合作主要是农民在农业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为了抵制中间剥削，加强自我保护，提高市场谈判地住，自发建立起来的联合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经济。农民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章通过博弈分析试图揭示农民合作、不合作的原因，指出农民合作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发展一系列难点问题的有效办法。

[关键词]农民合作；博弈；分析

一、农民合作“囚徒困境”的博弈

农民参加合作组织是非强制的自愿互利合作。农民在选择是否合作时，是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这便形成了“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所谓“囚徒困境”是说：无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不合作总能比选择合作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当双方都选择不合作时，其结果比双方都选择合作时获得的收益少。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从集体理性出发，博弈双方应当选择合作以谋求共同的长远利益；但从个人理性考虑，每一个人都有不合作的倾向以获取各自的更佳的短期利益。

(1)当农民甲选择合作博弈时，农民乙有两种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农民乙选择合作时，农民甲和农民乙均获得收益(3，3)；当农民乙选择不合作时，则农民甲受损，只获得0收益，农民乙则获得收益5，即选择(0，5)。

(2)当农民甲选择不合作时：农民乙选择合作受损，收益分配为0，即选择(5，0)；当农民乙也选择不合作时，两个农民同时受损，各自收益为2，即选择(2，2)。

农民选择合作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规避风险。农民的风险来自自然和市场两方面。由于农民作坊式的分散经营模式难以抗击这两种风险，农民由此产生合作“冲动”。二是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包括市场信息费、价格寻找费用、购买服务费用和交易谈判费用等。当农民产品交易达到一定规模，交易次数较多时，必然产生较大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为了改变经营的低效率，农民就有强烈的愿望要求合作，形成合作型的合作组织制度。

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导致农民持观望态度，合作出现挤出效应。专业合作组织的方式有多种，其中常见的方式包括“市场＋组织＋农户”、“基地＋组织＋农户”、“公司(龙头企业)＋组织农户”、“协会(合作社)＋农户”、“中介＋农户”。

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合作组织的建立，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前期投入大、或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或信用成本高使得农民对专业合作组织参与“热情”不高，等待和观望成为大多数农民的“经济”选择，较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农产品的特殊理化性质使得农产品具有典型的经验品成分，其质量信息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尤其当今社会科技进步迅猛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包装技术日臻完善，使得农产品更具有“经验品”特性，再加上农产品“不规则”生产和批量外销，对单个“经验品”的质量检测很不“经济”，其质量信息难以获得。这就使得农民在进行合作时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采取不合作——“背叛”行为。这样势必导致合作组织的带动性功能弱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分散的农业生产者，在无外界引力或压力的环境中，农民的选择是自由的、完全理性的。在共同利益驱动下，可能选择合作；当个人利益膨胀到一定时，即当个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则可能选择非合作博弈，也就是个人理性不会促进合作行为出现。

二、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选择合作是为了集体受益

从集体受益而个人支付成本的意义上讲，合作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那么，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合作何以可能?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小农的愿望出发，他们是最希望个人发家致富，也有能力和可能发家致富的。但是，自土改以后，国家实行的许多经济政策却越来越不利于中农和富农的个体经济。当时，为了扶持贫雇农的互助组及其后的合作社，各地对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民都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倾斜，以便抽走农民单干的一切好处。因为，以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分散、落后，个体农户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规模很小，不能有效地使用土地，实行合理耕作，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小农经济不仅极易走向两极分化，而且也难以实现工业化建设对大量农产品的需要。政府希望通过农业集体化，通过对一家一户“小生产”的改造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支持国家工业化：从工业原料的供给，到原始积累的提供，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食品保障。通过集体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在耕地的整备、水利设施的兴建和道路建设等方面都会容易得多。实行集体化之后，粮食和其他产品的处分权将从个体的农民手中转移到合作社里，这样政府在征收农产品时将大大减少与农民的交易费用，与农民的直接冲突也将会大大减少。农业集体化的善后处理并非农业生产自身的需求，而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总而言之，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国家机构渗透到农村社会基层，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等所有领域进行合乎目的的控制和管理。由于人民公社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产权模糊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丧失了发展的动力，给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仅处在糊口的状态，不少地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国家和农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三、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民选择不合作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扬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户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确立了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集体化时期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效率低，农民存在搭便车和偷懒行为，集体生产的监督成本高。如果一个农民逃避合作的成本而仅仅分享他人的努力，其状况将变得比别人更好。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农户获取了剩余索取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而且使农民有了剩余产品的处置权，突破了个人只能占有生活资料、消费资料而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的老框框，使家庭有了积累的功能，农民有了自己的资产，有利于一部分能工巧匠、善于经营管理的能人实现先富起来，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具有活力的微观基础。家庭是建立在血缘和姻缘基础上的社会细胞，互相间的关系最紧密，具有生产、消费、生育、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同时，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还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这些都特别适合于经营农业的种种特殊要求。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特别根深蒂固，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家庭经营的传统农业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即使在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农业中，家庭经营的自留地作为一点小小的补充，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仍然充分显示农民自觉的劳动态度、干劲和创造才能，与“公有”经济中懈怠、不负责任和消极，成为鲜明的对照。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不仅在于家庭经营这种古老的形式最有利于发掘现有的生产潜力，而且由于它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变为一种新型的经营形式。可以说，家庭承包体现着合作经济内部的一个层次。通过合同，家庭作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在高一层次经营主体的控制和协调下进行独立的经营活动，对上一层承担经营责任，并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因此，它与合作化以前的个体小农经济有根本性的不同。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支持合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最深的基础，将长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农村用包产到户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突破了单一公有制，探索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这种全国统一的、单一的经济组织形式也仍然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集体”缺位。名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空壳。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在性质上都不能代表农村“集体”。同时，将它们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交置、重叠在一起，是政经不分的体制根源，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增大了这一组织形式的制度成本，使效率受损。二是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地经济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是为了消除农业集体化时期生产的低效率。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很大的提高。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以个体单干的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限，那就是个体家庭的生产规模较小。而根据一般的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是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只占总人口2％的农民可以生产如此巨大数量农产品的原因了。而我国现在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由于规模太小，无法发挥出其规模效益。三是农业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之间的矛盾。四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转移途径不畅的矛盾。另外，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比较分散，因而缺乏大规模公共建设能力，同时，抗风险能力也差。

四、现阶段农民自愿合作是农业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中国农民需要合作，合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认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选择不合作收益大大提高，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空前强烈，这使得道德说教更加苍白无力，村民之间联系迅速减少。乡村经济市场会进一步促进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传统组织的衰落，这将使得农村必要的合作变得更为困难。农村社会治安、乡村道路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也必将更为艰难。这种说法并不成立，现实生活中的农民仍然存在合作，在农村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社区内部，在红白喜事、农忙生产期间，农民都存在合作。合作是农民自我的选择，是致富的手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民之所以分分合合，取决于他们的饥饿逻辑和过好日子的逻辑。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合作更多是“包办婚姻”，采取的是政社合一的形式，通过外部的强制力进行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从农村吸取资源，国家目标是合作的终极目标。这显然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合作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服从，弱化了农民自我组合的能力。今天，我们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期，国家要支持农村的发展，就需要发育农民组织。我国的农民合作经历了一个分散——统一——分工——合作的过程。农民合作已进入了跨地域的层次。我国上世纪中叶的集体化运动是一种社区内部的合作，大家共同过穷日子的合作。许多农民之所以怕提合作社，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历史记忆。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种与我国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并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把合作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搞活了农村经济，家庭这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开始发生裂变。农民不再按计划任务而是按市场需求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逐步突破本乡本县的局限，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造成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了横向联系与非农产品的发展。农业集体化带来的是农村经济的合作，是社区内的合作，而当前的农民合作是社会化的合作，是在市场化大背景下的合作。农民的利益延伸到哪，农民的合作就发展到哪，这是一种共同过好日子的合作，它可能跨出社区延伸至全国。这种合作不排斥分工，它是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但有农民参加，还可能有更多的要素和资本补充进来。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按照“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创办，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进入与退出自由；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运行机制，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对内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维护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合作成功是否的关键。合作经济组织是以服务农民、满足其经济和社会需要为宗旨。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不仅仅是提供技术、信息和产品销售服务，更重要的是要开展深加工领域的合作，让农民的产品获得增值，让农民充分享受产后环节带来的巨大利润，提高合作组织和农户的整体经济效益。在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农民在基础设施、农技推广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合作，农民从中获得了很好的回报。只有当合作活动存在着巨大潜在收益时，农民才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合作行为来获得这种潜在的合作收益。分散的农户难以改善农村农田水利设施，提供类似于乡村道路之类的公共产品，难以抗衡较大的自然灾害，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缺乏与市场广泛联系的中间环节，因此，特别需要各种合作社或农协。它们在农产品的加工、运销和农用生产资料的采购、推广农业科技、展开农业教育及组织生产协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都可以有所作为。农民合作对推动农民的集体行动，整合有